李宝宝

(商洛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商洛　726000)



试论中苏分裂中的美国因素

李宝宝

(商洛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商洛726000)

[摘要]在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中，美国因素始终影响着中苏关系的发展走向。从美苏缓和战略的实施引发中苏在对外战略上互不信任，到中苏大论战使中苏分歧进一步加深，最后到中苏之间爆发严重的边界武装冲突并最终葬送其盟友关系。其间，美国因素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

[关键词]中苏关系；边界冲突；美国因素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同盟关系的正式建立。中苏同盟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最为重要的同盟关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基于战后的冷战格局，中苏结盟也引起美国的仇视，美国试图通过多种方式分化、瓦解中苏同盟。

一、美国政府对中苏分裂前景的期待和预判

期待中苏之间出现某种裂痕是美国政府多年的夙愿，但这种可能性在20世纪50年代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微乎其微的。直到1958年8月，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备忘录里仍然认为：“最近的一切迹象都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同苏联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而不是相反。”[1](P401-402)1959年，美国康伦公司提交的一份题为“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的研究报告认为：“中苏同盟通常是基于根本性的共同利益，它压倒了其中可能存在的消极因素。中苏同盟将不会因为一些不重要的问题分裂，可能会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但是，共产党中国与苏联长期巩固的关系绝不是一成不变的。”[2](P20-21)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之间停止了论战，代之以持续升级的边界争端与冲突，并一度走到战争的边缘。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给美国以极大的鼓舞，此时美国认为再也不用惧怕中苏同盟的威胁了，时机已经到来，可以放手去分化瓦解这对昔日的盟友，直至其分道扬镳。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同盟彻底破裂，中美关系出现缓和，中美苏三角关系开始形成，这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冷战格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中苏分裂中的美国因素

中苏同盟关系的形成、发展、再到破裂的过程，始终伴随着美国因素的影响。中苏结盟是两国在冷战格局之下面对共同敌人的战略抉择，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以及对苏联的遏制是促进中苏同盟关系不断发展的外部因素。同样，当中苏两党关系出现某种裂痕的时候，也正是美国利用此间隙，迅速在中苏之间打入分裂的“楔子”，并不断设法扩大这种裂痕，直至中苏关系完全破裂，出现有利于美国的战略格局。

(一)“三和路线”的出台和实施导致中苏对美战略上的互不信任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赫鲁晓夫加快推进同美国缓和战略的步伐，突出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为了尽快实现这一目标，赫鲁晓夫不惜以牺牲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代价迎合美国，这使得中苏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深。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针对当时的冷战格局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并重申“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1958年8月，为了打击美国企图分裂中国的嚣张气焰，毛泽东在没有明确告知苏联的情况下命令炮击金门，以此作为对杜勒斯“战争边缘”政策的回应，此举引起了苏联的强烈反对，埋怨中国给苏联“制造了困难”，甚至暗示中国可以策略性地让台湾独立，以便“创造一切条件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根绝战争”[3](P115-116)。在遭到中方严正拒绝后，赫鲁晓夫污蔑中国“像公鸡好斗一样热衷于战争”，并认为这些举动是对其缓和战略的挑战。这些反映出中苏两国对美战略步调上的不一致和战略上的互不信任。

进入1959年，中苏之间战略上的不信任进一步发展。赫鲁晓夫为了制造戴维营会谈的气氛，加快推进苏美缓和战略，不惜向中国施压。此举诱发两个重大事件。第一，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以苏联正在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试验的协议、赫鲁晓夫正在准备同艾森豪威尔的会晤为由，暂缓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同时，苏联专家也借口回国休假，一去不返。第二，从1959年3月起，中印边界纠纷不断升级。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不断挑衅滋事，中方被迫发起自卫反击，中印边界战争全面爆发。对于中印边界战争，苏联不顾事实真相，偏袒印度，联合印度反动派及美帝国主义批评中国，此举将中苏分歧公开化。

这两个事件，都发生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苏联在这两个事件上的态度意在向美国表明其已经同“好战”的中国拉开了距离，为赫鲁晓夫顺利访美奠定了基础。但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赫鲁晓夫在这两个事件上的态度，是不惜以牺牲盟友的根本利益为代价主动讨好美帝国主义的行为，所谓的“戴维营精神”，不过是赫鲁晓夫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4](P6)。

针对这一系列变化，美国认为分化瓦解中苏同盟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并迅速调整对苏政策。艾森豪威尔为了迎合赫鲁晓夫的对美缓和战略，于1959年7月12日向赫鲁晓夫发出访美邀请。赫鲁晓夫喜出望外，加紧筹备访美计划，并最终于1959年9月15日以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身份成功访美，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友好会谈”，并于9月27日发表了《苏美联合公报》。

戴维营会谈是赫鲁晓夫“三和路线”实施的关键一步。对于“三和路线”，美国虽然表面上表示欢迎，但实际上却包藏祸心，因为美国非常清楚，“三和路线”的提出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以及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这必将引发中苏之间在国际共运及处理同美国关系方面的又一轮争端，可以借机削弱中苏同盟。

(二)中苏大论战使两国分歧进一步深化

中苏两国战略利益上的冲突引发同盟关系的破裂，而且这种战略利益上的矛盾冲突很快演变为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1959年9月30日至10月4日，中苏双方在北京进行会谈，双方各持己见，会谈的结果令彼此大失所望。赫鲁晓夫想劝服中国领导人放弃“冒险主义”路线，并纳入到苏联的战略轨道。当然，这个要求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随后，赫鲁晓夫在中国政府举行的国庆招待宴会上，还明确谴责中国政府不要试图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赫鲁晓夫粗暴地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致使双方发生激烈的争论。赫鲁晓夫此行备受打击，提前回国，其在归国途中还含沙射影地发表了一些攻击中国领导人的言论。

苏联的这些举动和言论实际上是想向世界、尤其是向美国表明，苏联并不同意中国在一些重大国际事务上的立场和做法，同时表明与美国共同主宰世界的决心和诚意。但在中国领导人眼里，苏联这种不惜以损害盟友利益为代价来取悦美国的做法，是苏联想通过控制中国以达到增强与美国讨价还价砝码的自私目的，这简直就是一种向美帝国主义主动示弱的“投降主义”行为。1960年4月，中方接连发表数篇文章，借指责南斯拉夫之名，行批评苏共二十大以来的国际路线及理论之实。揭开了中苏公开论战的序幕[4](P6)。

从1960年初两党关系破裂到1963年中苏论战爆发，中苏双方经过多次交锋，相互指责、批评，在一系列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包括1960年中苏双方各自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表述以及在世界工联会议和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争吵。这种争论到1963-1964年升级为通过报纸和电台展开的公开性政治大论战[5](P173)。

随着中苏两党在对外战略上的分歧日益扩大，苏联最终在1960年7月16日以苏方专家在中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为借口，单方面撕毁合同，并在一个月内召回了正在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建的1390名专家。此举在当时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国防工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6](P10)。有鉴于此，毛泽东开始调整中国的对外防御战略，将苏联视为除美国之外对中国国家安全威胁最大的假想敌。与此同时，苏联在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陷入僵局的同时将中国视为觊觎苏联领土的扩张主义者。中苏之间由互不信任变为彼此防范，中苏同盟关系破裂不可避免[5](P173)。

(三)边境武装冲突频发，致使中苏同盟破裂无可救药

中苏作为两大邻国，边界线绵长而曲折。自1689年中俄签订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以来，两国时常发生边界领土纠纷。进入20世纪，中苏边界问题一直是存在于中苏之间的历史悬案。中苏同盟关系建立以后，由于两国拥有共同的信仰理念和战略目标，亲密无间，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代替或掩盖了国家利益的差异性。此时，中苏两国间的这种“不分你我”的友好关系使两国的边界问题得以暂时搁置，两国边界基本上处于“有边无界，有界无防”的状态。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分歧的日益加深，两国间的边界纠纷重新浮出水面，冲突不断。根据中国方面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从1960年8月到1964年10月，中苏之间共发生了1000余起边界纠纷[7](P206)。苏联还在1963年7月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针对中国的边防合作协定，向外蒙古南部与中国接壤地区派驻大量苏军，加强对中国的军事震慑压力。为了尽量减少边界冲突的爆发，从1964年2月开始，中苏之间进行了数轮边界谈判，但可惜的是直到同年8月谈判结束，双方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紧随其后，苏联决定向中苏边境线附近增派军队，此举动在中苏存在争议的边界地段埋下了引发更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种子。

1966年1月15日，苏联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在蒙古取得了合法的驻军权。从第二年4月开始，苏联应蒙古政府的“请求”，开始向蒙古境内尤其是中蒙边界地区派遣大量的军事作战人员，此举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对。根据中国方面相关统计数据，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中苏之间总共爆发了4189起边界纠纷，是此前的4倍[7](P207)。1968年8月20日苏军入侵盟国捷克斯洛伐克，此事件促使中国领导人从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思考苏联对中国形成的军事威胁，并召开紧急会议，严厉谴责苏联的侵略行为。同时《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将苏联定性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称苏军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是“美苏勾结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结果”。有鉴于从1964年到1968年中苏间边界冲突的不断升级以及苏军对盟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中国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此次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在面临美苏从南北两个方面威胁中国的安全时，将中国的国防战略重点从在南部主要防御美国逐步转向在南北两个方向同时防御美苏。随后不久在1969年先后发生的美越和谈与珍宝岛事件又促使中国安全战略从南面防御美国为主向北面防御苏联为主的转变。至此，中苏关系转向公开对抗，中苏同盟彻底瓦解。

随着尼克松1969年入主白宫，开始着手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并提出了以“缓和”和在亚洲收缩战线为主要内容的“尼克松主义”。美国政府开始重新考虑在中苏严重对抗、同盟关系走向破裂的情况下，如何调整对华政策。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估计“由于害怕莫斯科进行一次先发制人的进攻，或者是进行一次全面战争，中国人希望找到一种对抗苏联压力的反威胁力量”。所以，尼克松认为美中之间有了相互接近的机会[8](P284)。从此，尼克松开始加快试探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步伐，并以现实且灵活的外交战略思想最终决定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实行“联华制苏”政策。

[参考文献]

[1][美]杜勒斯.杜勒斯言论选辑[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2]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伦公司研究报告[M].何慧,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3]韩念龙.当代中国外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4]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J].党的文献,1998(2).

[5]沈志华.冷战的再转型[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6]栾景河.《苏联从中国召回苏联专家的原因及后果》评介[J].中共党史研究资料,2003(1).

[7]牛军.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1995)[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薄刚]

Discussion on the American factor in the Sino-Soviet split

LI Bao-B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Shangluo University, Shangluo 726000,China)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the rupture of Sino-Soviet alliance, the American factor had been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tente strategy which had caused a mistrust on Sino-Soviet foreign strategy, Sino-Soviet debate had further exacerbated the gap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until had broken out armed conflict which had ruined the ally relationship.Meanwhile, the American factor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Key words:sino-soviet relation;border conflict;the united states factors

[收稿日期]2015-12-07

[作者简介]李宝宝，商洛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战后国际关系史、冷战史。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6)02-014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