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新营

陈丕显和胡耀邦都是从中央苏区走出来的“红小鬼”。他俩在1933年初相识于少共中央（即共青团中央）儿童局。半个世纪后，他们又一起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在漫长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岁月里，虽经历了许多风雨，但他们的战友情谊仍历久弥新，初衷不改。

儿童局里初相识

1933年初，陈丕显由少共福建省委儿童局书记调任少共中央儿童局书记。不久，胡耀邦也从少共湘赣省委儿童局书记的岗位调至少共中央儿童局工作。陈丕显时年17岁，胡耀邦仅比他大4个月。当时的少共中央儿童局由陈丕显、胡耀邦、赖大超、李秀英4人组成。他们朝夕相处，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即使后来胡耀邦到少共中央局任职，儿童工作仍然是他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少共中央儿童局时，陈丕显与胡耀邦同住一室，他们经常一起到下面巡视检查工作。他们还曾有过相同的境遇。当时，中央苏区大肆抓捕AB团分子。胡耀邦被作为AB团嫌疑分子，受到严厉审查，此时刚刚被解除审查分配工作。陈丕显的堂哥之前则被当作AB团分子杀掉，他自己也曾被作为社会民主党嫌疑人，一度被关押。共同的坎坷经历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情。

胡耀邦上过中学，文字能力较强；陈丕显也很重视儿童工作的宣传。他们在少共中央机关刊物《青年实话》上发表过不少关于儿童工作的文章。经过陈丕显、胡耀邦等人的积极努力，1933年10月5日，少共中央儿童局机关刊物《时刻准备着》正式出版。陈丕显、胡耀邦为办好该刊倾注了大量心血，经常为之撰写文章。该刊还经常发表胡耀邦为苏区儿童们创作的歌谣，歌谣里洋溢着儿童们活泼可爱、蓬勃向上的朝气，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该刊栏目设置新颖别致，版面编排生动活泼，文字通俗易懂，简洁明快，生动有趣，发行量最高时达八九千份。

1933年10月，少共中央儿童局发起了十月儿童入学教育活动，采取举行“儿童周”“突击月”的方式，宣传儿童读书识字的好处。陈丕显、胡耀邦还积极用儿歌的形式开展宣传，动员儿童参加文化学习，收效很大，使得苏区儿童入学率达到一半以上，多次得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的表彰。

在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中，少共中央儿童局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组织儿童利用化装讲演、开会宣传等办法，深入乡村宣传参加红军的重要性，起到了“扩红突击小先锋”的特殊作用。在动员青少年参军的同时，陈丕显、胡耀邦又组织了儿童慰劳团慰问红军家属，帮助红军家属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实际困难。

少共中央儿童局还积极倡议少年儿童参加生产劳动，支援前方打仗，仅在瑞金就建立了“儿童菜园”413个。1934年4月，陈丕显提出“每3个团员做一双草鞋”，胡耀邦提出“每个团员种20棵树”的号召，得到苏区儿童团员们的积极响应，收到显著的效果。

在从事节约粮食、购买公债、站岗警戒以及捡子弹壳等工作方面，陈丕显、胡耀邦在一起想了很多办法，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开展得有声有色，使少年儿童在中央苏区的各项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少共中央儿童局的工作受到上级的充分肯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曾在第二次全苏大会报告中称赞儿童团工作说：“儿童们同时又组织在红色儿童团之内，这种儿童团，同样是儿童们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

革命生涯常分手

1934年10月，胡耀邦随中央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辛，到达陕北。陈丕显则留在中央苏区，跟随项英、陈毅等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长征结束后，胡耀邦先后担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后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一大队政治委员等职务。抗战爆发后，陈丕显则担任了东南局青委书记、青年部部长等职。1938年10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实际是全国性青年工作会议）在延安召开，陈丕显作为东南局参加代表大会的负责人，率队经南昌、武汉、西安到达延安。在历经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阔别4年后能够重逢，陈丕显与胡耀邦分外激动，多次彻夜长谈。在延安期间，陈丕显因病住院，胡耀邦几乎天天去探望他。两人经常在一起回忆中央苏区的难忘岁月，述说长征及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艰辛往事。

不久，陈丕显返回新四军工作，参与创建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历任苏中区党委副书记、书记，苏中军区政治委员。在担任苏中区党委书记兼苏中军区政治委员期间，他领导苏中军民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抗战期间，陈丕显在苏中地区充分展现出他的领导才干，逐渐成长为一个重要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而从1939年1月起，胡耀邦历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代部长、部长，并兼任中央军委直属政治部主任等职。延安时期，是胡耀邦成长进步的一个重要时期，他为加强我军的政治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陈丕显历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委员、华中工委书记、苏北兵团政治委员、苏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放眼全军，陈丕显也是人民解放军设立兵团建制后最年轻的兵团政治委员，时年32岁。1949年4月，陈丕显任苏南区党委书记、苏南军区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耀邦于1946年1月到冀热辽军区工作，先后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三纵队政治委员，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解放华北的一系列战役。在从事军队政治工作中，他积极加强部队思想建设，为夺取华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冬，他率部进军大西南，后任川北区委书记、行署主任兼军区政治委员。

从1938年底延安一别到新中国建立，经过十余年多岗位的磨炼，胡耀邦和陈丕显逐渐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乃至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省委书记（苏南区、川北区相当于省一级机构），而且是相当年轻的省委书记。细览新中国的第一代省委书记，陈丕显和胡耀邦是其中最年轻的两位。陈丕显时年33岁，胡耀邦34岁（1949年12月任川北区委临时工委书记，1950年1月任川北区委书记）。

建设岁月多交往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丕显领导苏南地区人民积极投入土改、反霸及发展生产运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2年2月，陈丕显调上海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市委第四书记、代理第一书记、书记处书记。

1952年8月，根据中央组织部的调令，胡耀邦从川北区委书记、行署主任兼军区政治委员任上进京。时任团中央书记的冯文彬需调动工作，刘少奇提出3位接替冯文彬的人选：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他们都是中央苏区时期的“红小鬼”，都有长期从事共青团工作的经验，而且当时都是年轻的省委主要负责人。谭启龙时年39岁，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副主席，主持浙江省委、省政府日常工作（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谭震林在上海主持华东局日常工作）。名单到了毛泽东手里，他综合考虑3人的情况，大笔一挥，圈定了胡耀邦。于是，胡耀邦重新走上了青年领导工作岗位。

进京后的胡耀邦还像延安时期一样热情好客，每逢周末和中央会议期间，他的家中经常是高朋满座，不同时期的老战友云集，聊天叙旧，煞是热闹。陈丕显也经常借进京开会期间，到胡耀邦家做客，畅叙友情。

从20世纪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前，年富力强的陈丕显、胡耀邦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表现都很出色，深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认可。1956年9月，陈丕显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是八大一次会议选举的中央委员会中最年轻的成员。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也相当引人注目，是除萧华上将之外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那一时期，陈丕显和胡耀邦来往很多。不仅陈丕显进京开会期间喜欢到胡耀邦家做客，胡耀邦也利用到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或调研工作的机会，和陈丕显叙旧。1959年4月初，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开会间隙的一天傍晚，陈丕显请胡耀邦到家里做客，吃顿便饭。胡耀邦到后，陈丕显就和他在家中南面的院子里散步。两个人挽着手，边走边谈。到了吃饭的时候，陈丕显的孩子去喊父亲与客人吃饭。没想到陈丕显谈兴未尽，又挽起胡耀邦的胳膊，朝反方向走去，真是越谈越来劲了！陈丕显夫人谢志成见自己精心准备的一桌饭菜都要凉了，很着急，就亲自过去喊他们。胡耀邦见状，连忙对陈丕显说：“咱们还是回去吧。”结果在餐桌上，他们还是边吃边谈，谈兴不减。

1964年底，胡耀邦任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与广大干部和群众同甘共苦，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由于受到“左”的思潮的干扰，他于1965年6月抱病回京休养。1965年4月，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病故后，陈丕显主持上海市委全面工作，9月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到了12月中旬，山雨欲来风满楼，国内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起来。此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错误地集中批判了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兼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对此，作为罗瑞卿的老战友、老部下，胡耀邦也很惊讶，甚感突然。不久，胡耀邦来到上海，到陈丕显家探望。这次见面没有以往轻松，陈丕显与胡耀邦谈话时，会客厅的房门紧闭着，门外站着人。陈丕显与胡耀邦坐在沙发上，表情凝重，他们在为党和国家的走向担忧。很快，“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也将他们拖进苦难的深渊。

患难岁月显真情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丕显和胡耀邦都受到残酷的迫害。1966年6月，江青在群众大会上说胡耀邦从“红小鬼变成了胆小鬼”。1967年4月，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又把陈丕显比作“黑小鬼”。上海是“四人帮”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基地，作为市委一把手的陈丕显受到非人的待遇，被关押长达8年之久。与此同时，林彪、江青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阴谋，全面否定共青团的工作，罗织了一系列罪名，也对胡耀邦进行了无情打击和迫害。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时，经毛泽东点名，胡耀邦从被关押的牛棚里解放出来，参加了全会。中共九大前夕，由于胡耀邦“不识时务”，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对阶级斗争还不理解，结果刚开完九大，他就与团中央机关和各直属单位2000余人，被发配到位于河南潢川县黄湖农场的五七干校劳动。

1972年初，胡耀邦从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回京，在家赋闲。陈丕显的长子陈小津多次来京，打探父亲的消息，并经常到胡耀邦家看望。中共十大后，伴随着一些老干部的逐步解放，陈小津向胡耀邦诉说父亲仍被关押的现况。胡耀邦十分关心老战友，建议陈丕显给毛泽东写信。为了使这封信能收到较好效果，胡耀邦还谈到给毛泽东的信应该怎么写，交代得非常具体。

根据胡耀邦的建议，1974年9月9日，陈丕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敬爱的毛主席，我没有见到您老人家将近8年了，时常想念您老人家，我对您老人家和亲爱的党有深厚的感情。我仍在隔离审查中，长期没有（过）党的生活，又长期没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势太远了，内心十分着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恳切要求主席和党对我早日从宽处理，给我做一点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或者先解除对我的隔离，给我参加集体学习的机会，听候党的继续审查和处理。”信的措辞十分恳切。8天以后，毛泽东对来信作了批示。不久，陈丕显终于摆脱了8年的囹圄生活。但由于张春桥一伙的干扰，陈丕显的工作迟迟未得到安排。

1975年夏，在邓小平的关心下，陈丕显恢复了中断近9年的组织生活，并被任命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在上海的处境依然很艰难。9月29日，邓小平又书面请示毛泽东关于陈丕显的工作调动问题，毛泽东批示同意陈丕显离沪。这样，陈丕显很快到北京报到，摆脱了在上海的困境，被安置在海淀区万寿路西街的中组部招待所。尽管在京没有具体职务安排，但总比在上海自由多了。从1975年7月起，胡耀邦主持中国科学院日常工作，他认真贯彻全面整顿的方针，积极把科学院的工作纳入正确轨道。但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再一次遭到错误的批判，被停职在家。

风雨飘零的1976年，陈丕显、胡耀邦都处于赋闲状态，但他们都很关心形势的变化。这一时期，陈小津经常来往胡耀邦家，传递两位老战友对形势的看法。

中央书记处再共事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初，中央安排陈丕显到云南担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陈丕显正在考虑去还是不去时，叶剑英找他谈话。陈丕显在上海工作期间，与叶剑英交往甚多。见到陈丕显，叶剑英说：“阿丕，如果你身体不适应高原气候，你就干脆回部队算了。”陈丕显的老首长粟裕也对陈丕显说：“干脆回部队，现在好几个大军区都缺干部，比如南京军区就没有政委呢。”但是，当时仍赋闲在家的胡耀邦对陈丕显说：“现在的形势还在变化，不可能让你一直在云南的。好久没工作了，抓住时机，无论干什么先去。”于是，陈丕显不再犹豫，选择去云南工作。

仅仅数月之后，陈丕显先后调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后兼任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到湖北工作后，陈丕显坚决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采取有力措施，消除“左”的错误影响，迅速开创了湖北各项工作新局面。他的工作受到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人的高度评价。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胡耀邦历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这一时期，他积极组织与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组织与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显示出非凡的胆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时，会上酝酿成立中央书记处。在各小组讨论人选时，很多小组提议让陈丕显进入中央书记处任职。不少代表在发言中认为，陈丕显工作能力强，经验丰富，他在上海、湖北主政期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遭受了严重迫害，体现出很强的党性原则。

会议期间，胡耀邦专门到陈丕显的住处，谈大家提名他进入中央书记处一事，之后还约陈丕显到他的住处又专门谈了一次。这一时期，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曾多次考虑陈丕显的工作变动问题：一是考虑让他回上海担任市委第一书记，二是考虑让他进入新成立的中央书记处担任书记。可是，由于当时湖北省各项拨乱反正工作刚刚展开，陈丕显如果离开省委第一书记岗位，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人接替，所以中央才决定暂不调动陈丕显的工作。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会前，中央下决心调陈丕显到中央书记处工作。同时，考虑到军队政治工作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中央明确陈丕显拟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领导成员、总政治部主任。

十二大会议期间，一个意外情况改变了中央对陈丕显的任职安排。在征求对军委领导班子组成意见时，有人建议余秋里重返军队主持政治工作。而在十二大召开之前的人事酝酿中，中央已决定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余秋里十二大后继续留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由负责经济工作改为分管政法工作。

针对出现的这一新情况，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委托胡耀邦，征询陈丕显对和余秋里调换工作分工的意见。陈丕显心胸十分豁达，对胡耀邦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到总政治部也可以，到中央政法委也可以。”于是，经中央同意，余秋里与陈丕显在工作分工上完成了调换，陈丕显改为分管政法工作。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陈丕显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随后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

在中央书记处，陈丕显和胡耀邦，这两位当年中央苏区的“红小鬼”又相聚在一起。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位于第一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工作任务十分繁忙，作为党的总书记，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两位年过花甲的老战友，像当年在少共中央儿童局一样，团结合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忘我工作，又留下一段佳话。[题图为1982年6月，陈丕显（右）与胡耀邦在武当山]（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