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良端

阳翰笙（1902-1993），原姓欧阳，名本义，四川宜宾市高县罗场人。1924年秋入上海大学更名欧阳继修，1933年取笔名阳翰笙。

1917年，15岁的阳翰笙走出家门，先后到宜宾、成都、北京、上海求学。期间，在吴玉章、王右木、陈毅等革命家的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洪流中，阳翰笙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教官，参加了南昌起义并任师党代表、起义军总政治部秘书。1928年调往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国统区文化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任“左联”和“文总”党团书记。抗战时期，他参与组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第三厅秘书、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组织领导革命文艺运动。他既是革命家，又是成果卓著的戏剧家、作家，留下了700多万字的文艺作品，被文艺界誉为“文坛泰斗”。

遭软禁尤战斗 奉命组建三厅

1935年初，上海中共秘密组织遭破坏，宪兵四处抓捕共产党人。2月19日晨，阳翰笙在家里被捕。几天后，他同田汉等被投入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关就是几个月。

在狱中，阳翰笙始终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国民党当局只知道他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左翼作家。国民党迫害著名文化人的行为遭到社会各界的谴责，党组织通过柳亚子、蔡元培等社会名流出面保释阳翰笙。

迫于社会各界压力和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政治形势，国民党当局将阳翰笙由囚禁改为软禁。

被软禁的阳翰笙坚定、机智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想方设法与南京党组织取得联系，以笔做武器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12月1日，阳翰笙暗中主编的《新民报》副刊《新园地》创刊，他用多个笔名在此刊上发表《养狗篇》《打狗篇》等40多篇匕首式杂文，矛头直指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汉奸卖国贼和各色投降分子。由此，《新园地》掀起一场著名的“打狗运动”。

1936年9月，阳翰笙与田汉等176人联名发表《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强烈抗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阻挠压迫左翼话剧团体演出进步戏剧的行为，提出中国文化运动在中国领土上演出戏剧，有绝对的自由。

10月19日鲁迅逝世，阳翰笙悲痛不已。他在《悼鲁迅先生》一文中，盛赞鲁迅的新锐思想和战斗精神，号召接过鲁迅“遗留我们的艰巨任务”，“同中华民族最危险的内外敌人搏斗”。

在“左联”“文总”解散的情况下，具有强烈使命感的阳翰笙，利用《戏剧时代》创刊之机，发表了具有指导意义的《1937年中国戏剧运动之展望》一文。同时，他创作电影剧本《生死同心》《夜奔》等，呼吁全民抗战，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剧本经进步影人拍摄放映，获得社会好评。期间，他还为明星公司写了《新娘子军》等电影剧本。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国民党当局正式宣布释放被软禁了两年多的阳翰笙。在获得自由后的一个月内，阳翰笙撰成以激励中国人民坚决抗日锄奸斗志的历史剧本《李秀成之死》。此剧在上海演出58场，观众无不同仇敌忾。

南京沦陷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团结抗日主张。蒋介石不得不做出改革姿态。经国共协商，1938年初，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设立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黄琪翔。

阳翰笙奉命由上海前往武汉，周恩来代表组织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并交给他筹组文学艺术界各抗敌协会、协助筹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这两项任务。周恩来要求阳翰笙力争把第三厅建设成为中共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机构，有利于发动领导全面抗战。阳翰笙表示：“一定竭力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按周恩来的指示和部署，阳翰笙着手物色第三厅处长、科长人选和人员配置。他首先找到著名出版家、政治家邹韬奋：“请先生加入第三厅第五处，意下如何？”“从个人的角度，是不愿意参加的。”“我们是利用国民政府的机关，宣传我们的主张。”阳翰笙阐明参加第三厅的重要意义。“国民党脱离大众搞片面抗日，对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全力限制和秘密抓捕，我不想拿这种反动政府的俸禄。”邹韬奋态度坚决。阳翰笙担心邹韬奋的反对态度会影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他想起沈钧儒与社会活动家、著名记者金仲华关系密切，于是，他找到金仲华，说：“我代表三厅组委会，请您加入第三厅。我们和国民党联手，组成抗日统一战线。”金仲华说：“我个人愿意，整个组织，要向沈老汇报，开会研究才能决定。”“请您做沈老的工作，争取加入，我们一起共事。”

经过几十天的拜访联络，第三厅的框架搭建起来了，阳翰笙随之开始草拟成立大会相关文件……

1938年4月1日，第三厅在武汉正式成立。厅长郭沫若，副厅长范寿康，阳翰笙任秘书，胡愈之、田汉、范寿康分别任第五、六、七处处长。每处设三科，徐寿轩、张志让、尹伯林、洪梁、郑用之、徐悲鸿（未到位）、杜国庠、董继健、冯乃超任科长。第三厅在中共长江局和周恩来领导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种种限制和迫害，团结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发动组织了许多具有重大影响的活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充分发挥宣传、组织群众的作用，广泛地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与此同时，三厅还培养了一批文化骨干，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作为三厅秘书的阳翰笙，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为筹建和建设三厅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克服艰难险阻把三厅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拒绝入国民党 战斗在文工委

1938年底，随着侵华日军占领武汉，第三厅从武汉撤退至重庆。1939年下半年，郭沫若回家乡四川乐山奔丧，国民党顽固派陈诚、贺衷寒、张厉生等人商议后，提出三厅人员全部加入国民党，他们打算趁机把郭沫若挤出第三厅。

在重庆的阳翰笙得到消息十分吃惊，立即派人前往乐山报告郭沫若，并及时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听了阳翰笙的报告，气愤不已。“要是三厅人员都不愿参加国民党，要不要现在撤出政治部？”对阳翰笙的提问，周恩来深思熟虑后，语气很坚定地回答：“不退出虽然要遇到很多麻烦，但是大家要硬着脖子顶着。是革命战士，即使牺牲也要倒在工作岗位上。”“好！我坚决执行，团结大家顶着！”阳翰笙态度坚定。

几天后，政治部秘书长贺衷寒带一帮人来到第三厅搜查宣传品仓库。阳翰笙闻讯赶来，见状不禁怒火中烧，找到贺衷寒厉声斥责：“带人搜查仓库，为啥子？难道抗日斗争不需要宣传品！”面带愧色的贺衷寒支支吾吾，只说：“这是上峰的命令。”

这时，郭沫若赶来了，他严词抗议贺衷寒的无礼，坚决不让搜查。双方一阵激烈口战后，强横霸道的贺衷寒指挥手下人继续搜查。无奈之下，郭沫若、阳翰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强行搜查，带走宣传品。

1940年8月，蒋介石亲自下达手谕：“凡在军事委员会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一律均加入国民党，凡不加入国民党，一律退出。”不愿加入国民党的郭沫若，被免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职务。

几天后，新任厅长何浩若主持召开三厅全体人员大会。每个座位前都摆放着加入国民党的入党申请书，何浩若用威胁口气说：“要革命要抗日，就只有留在第三厅。要留在第三厅，首先要加入国民党。”参加会议的阳翰笙马上派人请来郭沫若。郭沫若走进会场后，紧握拳头大声说：“入党不入党，抗日一样抗的。在厅不在厅，革命一样革的。”他当场宣布：辞去军委会政治部部务委员职务，阳翰笙和在场的人员也一致提出辞职。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非常气愤，立即找到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把三厅不利局势直言不讳道出。随即，张治中将情况报告蒋介石。没隔几天，阳翰笙、郭沫若、田汉等去见蒋介石，蒋介石装腔作势地说：“现在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更需要你们这些有影响的文化人才。希望你们同心协力，御敌救国，我要求诸位不要离开。”郭沫若代表大家表态：“我们在朝是抗日，在野也是抗日，我们离开政治部也同样抗日。”双方交谈后，蒋介石说：“这样，另外成立一个部门，第三厅的人全部参加，还是由郭先生领导大家。具体的与我的秘书李维果商定。”

从蒋介石那里回来，阳翰笙向周恩来汇报，说：“蒋介石分明是想把我们圈在这里，怕我们大家去延安。”周恩来说：“老蒋认定的事就答应吧。他要给我们划个圈圈，我们就跳出圈圈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有个部门好，我们才有斗争平台。每次都自己搭台子，还真有点麻烦。”

1940年10月1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经改组在重庆另设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任主任，阳翰笙任副主任。

文工委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在国共关系处于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策略，同国民党的妥协、分裂、倒退政策进行“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使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终究没有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发展。“皖南事变”后，周恩来考虑到文工委人员的人身安全，布置应变措施：凡露过锋芒的同志都暂时疏散、隐蔽、转移撤离。阳翰笙在周恩来的批准下回老家高县罗场探亲隐蔽。等到局势略为平静，他又返回重庆，继续投身革命。

1941年10月的一天，周恩来、阳翰笙来到郭沫若家里。周恩来直率地对郭沫若说：“今年是您50岁生日，我们准备给您祝寿，搞些纪念活动。”郭沫若摆手推辞。阳翰笙说：“为您祝寿，大家聚在一起热闹热闹！”周恩来补充说：“为您祝寿只是个形式，关键是借此机会做些工作。”郭沫若明了周恩来的真实用意，感激的笑意浮在脸上，说：“那就谢谢你们了！”周恩来也笑了，说：“翰笙，组织好这次活动，要让更多的人参加，把郭老的生日庆典搞热闹哟！”“如何筹备呢？”阳翰笙问。“以南方局名义拟订活动计划，起草通知发往全国各地中共组织。”周恩来答复。

回到办公室，阳翰笙按周恩来指示拟了计划和通知，用电报方式发往延安、成都、昆明、桂林、香港等地。他又抽调20人组成工作班子，按计划认真做好为郭沫若祝寿的各项工作。

11月16日下午，郭沫若50岁生日茶话会在重庆中苏文协大楼举行，各界代表云集。仪式由冯玉祥主持，老舍、沈钧儒、苏联友人等讲话祝贺。周恩来在讲话中高度评价郭沫若自五四以来，作为诗人、学者、战士为中华民族解放、为党的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1941年春，在周恩来支持下，阳翰笙与郭沫若商定成立了“中华剧艺社”（以下称“中艺社”）。阳翰笙动员曾出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的应云卫任社长，他们将白杨、路曦、吴茵、谢添、舒绣文、秦怡、陶金、石羽、张瑞芳等30多位编剧、导演、演员和音乐人才吸收进中艺社。同年9月，阳翰笙创作了6幕历史剧《天国春秋》，由中华剧艺社首演，引起强烈反响。之后，由应云卫导演、陈白尘创作的话剧《大地回春》演出成功，把国统区人民抗日救国热情推向高潮……

中艺社再掀高潮

中艺社成立后，在阳翰笙的直接领导下，排演了许多进步话剧。1942年4月，中艺社在重庆上演郭沫若的《屈原》20多场，这在当时极为险恶的条件下创造了戏剧演出的奇迹。作为该剧演出负责人的阳翰笙为演出四处奔波，积劳成疾，不得不在同志们的力劝下卧床休息。

中艺社的影响一天天扩大，反动派对剧社愈加敌视。1943年春，国民党当局下令“不准演出话剧”。在周恩来、阳翰笙的安排下，剧社深入国统区各中、小县城演出剧目800多种，2000多场，观众700多万人次，把抗战时期大后方影剧运动推向了高潮。

1943年4月，阳翰笙改编的电影《日本间谍》在重庆上映，观众蜂拥而至。几天后，蒋介石看了影片大为光火，痛骂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等：“你们简直是草包、饭桶！影片明显是给共产党做宣传，立即停止放映！”蒋介石派蒋纬国坐镇制片厂，监督把义勇军的戏全部删改，改为穿国民党军服装重拍并重新剪辑了胶片。

1945年2月，阳翰笙和郭沫若拟定《文化界时局进言》，然后，阳翰笙秘密发起签名运动。经他奔走串联，登门上户拜访，征求了312名艺术界代表签名。22日的《新华日报》《新蜀报》等发表《进言》和签名，在舆论界引起极大震动，蒋介石气得七窍冒烟。当得知此事是文工委所为时，蒋介石立即下令解散文工委。

写就《草莽英雄》 石缝长出奇花

在抗日战争时期，阳翰笙还写出了自己最出色的作品——剧本《草莽英雄》。那是在1937年春节前，戏剧活动家、演员唐槐秋来到阳翰笙在南京的家里做客。唐槐秋高兴地说：“翰笙，联华公司老板想请你写个电影剧本，愿意吗？”“我愿意，正准备找事做呢！”阳翰笙说，“要什么题材的剧本？”“没有特别要求，只要拍摄的电影受欢迎就行。”唐槐秋坦诚地回答。

“那好，把我从小就在心中酝酿、构思了很久但一直未写的‘草莽英雄’故事写出来，包他们满意，会吸引观众，也具有现实意义。”

“那你抓紧写吧。你把构思的故事梗概讲讲，我听了给他们说说。”

阳翰笙便整理思路侃侃说来。

阳翰笙要写的剧本反映的是腐朽的清朝政府卖国求荣、出卖川汉铁路筑路主权而引发的一场席卷全川的保路爱国革命风暴。川南六县保路同志会总会长罗先清（宜宾高县人——笔者）是一位刚毅的草莽英雄，他带领乡民与官府顽强斗争……

唐槐秋本人也是一名导演，虽主行话剧，但和电影界关系密切，也是电影内行。听完阳翰笙讲述的“反清保路”故事梗概，他很是兴奋：“太精彩了！是很好的电影题材，到时我帮你当导演。”

有了写作目标，阳翰笙勤奋笔耕。由于剧中人物、故事、细节成竹在胸，很快成就初稿，定名《草莽英雄》。联华公司得知阳翰笙写成初稿，派唐槐秋取剧本时预付给稿酬300元。

过完春节，阳翰笙认真审读了联华公司寄转的《草莽英雄》初稿，参照所提意见和自己找出的不足之处进一步细琢精雕，力求创作出自己满意的、对得起观众的作品。

修改后的剧本被送到上海后，联华公司老板十分满意，特邀首席导演孙瑜和唐槐秋执导。但由于全面抗战爆发，此剧不得不暂时停止拍摄。

皖南事变后，组织上为保护阳翰笙，安排他回高县探亲隐蔽，他再度拜访罗先清的大管家邵玉廷，实地考察罗先清住过的山洞，向乡民了解罗先清率众起义的故事，探访罗先清与清兵激战的战场遗址……进一步了解起义经过及事件的细枝末节，力求把剧本补充得更充实、完美。

从高县回到重庆，身患肺病、眼疾严重的阳翰笙，克服各种困难将剧本《草莽英雄》反复修改，多方征求意见，几易其稿，最终剧本问世。

阳翰笙创作《草莽英雄》剧本，一直受到南方局和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持。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主持剧本讨论会，让阳翰笙读剧本给与会者听，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参加讨论会的郭沫若说：“阳翰笙创作的《草莽英雄》，可以说是他全部作品中最成功之作，没有一个多余的人物、场面，也没有一件多余的事情，是一部完整的艺术品。”周恩来对《草莽英雄》反映的悲剧色彩、历史背景等作了精辟分析，他结合当时农村建立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的实际，对剧本给予较高赞许和鼓励后，作出评语：“此剧暗示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成功。同时提醒人们，要严防暗藏在内部的奸细。”当然，周恩来也对该剧本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之后，周恩来为《草莽英雄》的上演四处奔走，积极呼吁。

按照大家提出的意见，认真思考后，阳翰笙对《草莽英雄》剧本再次做了修改。

1942年《草莽英雄》定稿送审，遭到以潘公展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审查委员会”以“抑党人而扬帮会”“鼓动四川人民起来暴动，妄图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罪名”，通令“禁止出版，禁止演出，封存剧本原稿”。为应对，阳翰笙将剧本重抄一份手稿上交，原稿密藏。

国民党反动派对剧本《草莽英雄》的封杀，对阳翰笙虽然是个不小的打击，对于进步戏剧运动也是一次挫折，但是阳翰笙并未因此而松懈。他明知前进道路上荆棘丛生，仍然以笔为武器更加勇敢巧妙地去战斗。

《草莽英雄》一禁就是3年，直到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后，该剧才得到复活。该剧在重庆等国统区上演后，获得巨大成功。年底，剧本由群益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剧重新上演和剧本的出版，被当时的进步文化人士誉为从“石缝里长出来的奇花”。（题图为晚年阳翰笙）

（责任编辑：张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