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九凤

在周恩来幼年时，他的小婶母（嗣母）陈氏有位亲姨娘住在淮安城内的东岳庙附近，周恩来称之为姨外婆。姨外公名叫龚怀朴，是常州人，他多年任山阳知县的钱谷师爷，家境比较殷实。龚怀朴有个独生子叫龚荫荪，博学多才，后来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他对年幼聪明的周恩来很器重。在1907年周恩来先后失去生母和嗣母后，他特意让周恩来到他家的家塾馆寄读。

周恩来在龚家寄读期间，和他关系最好的是仅比他大不到3个月的小表姐龚志如，他俩当时都是10岁。龚志如娴静聪慧，是奶奶、父母宠爱的掌上明珠。她对表弟周恩来的聪明、好学十分敬佩。做游戏时，姐弟俩共同策划、互相配合；读书写字时，互相勉励，共同切磋。在龚志如的心目中，周恩来对事物的见解，总有高人一筹的感觉，令自己望而惊奇而又赶之不及，但龚志如一点也不嫉妒。在日常生活中，龚志如又十分同情周恩来的不幸遭遇，对他十分关心，总是帮他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

周恩来过10岁生日时，由于他已失去了生母和嗣母，生父又奔波在外，故龚家特意为他买菜做饭，还做了新衣服，为他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10周岁生日。那也是周恩来生前唯一一次过生日。龚志如特意送表弟一只“金鱼”风筝，作为生日礼品。1909年，龚荫荪遭清政府通缉，被抄家，全家被迫搬去清河（今淮安市清河区一带）投靠亲戚，姐弟俩不能相见，但仍互相传书带信互通信息，互勉进步。

1910年，周恩来离家赴东北读书后，表姐弟俩仍保持书信往来。龚志如在信中告知家中发生的一些大小事情及家乡的变化，周恩来也把他在沿途和东北的所见所闻，函告龚志如，并鼓励她努力挣脱家庭樊笼和封建枷锁，到大城市去，嘱告她要到社会的大市面上去闯荡，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去干一番事业。在周恩来的鼓励下，龚志如向父母提出要出去念书，遭到守旧的母亲蔡氏激烈反对：一个女孩子家单独到外边东跑西颠的不成体统。但龚志如牢记周恩来的嘱告，整天哭闹，最后连饭也不肯吃，心疼女儿的母亲最终屈服了，同意她到南京的姨妈蔡素娟那儿去。龚志如带着美好的憧憬，从清河县乘船来到了南京。姨妈是个留学美国归来的基督教徒，一直独身独居。她答应收龚志如为养女，供给她生活和学习费用，条件是龚志如终身不得嫁人，如果违反，立即断绝一切关系。那时，龚志如年岁还小，又刚刚从家庭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就全部答应了。随后，她被蔡素娟送入南京的一所教会学校，毕业后又被送入金陵女子神学院，成了一名基督教徒。

龚志如渐渐长大后，她才发觉自己虽挣脱了家庭的樊笼，但却进入了另一座被囚禁的“牢狱”。因为姨妈蔡素娟性情孤僻执拗，龚志如名为姨侄女和养女，但在她眼里，只是一个必须听她使唤的女仆。作为旧社会里的一名年轻女子，没有外力救援和帮助，龚志如只好忍气吞声地熬着。

人总是要和自己的命运抗争的。1928年在30岁那年，龚志如终于和一位归国华侨魏国忠结婚了。婚礼是豪华的，场面也是气派的。然而命运又一次捉弄了龚志如：原来，她的新婚丈夫先天就有生理缺陷，根本就不应该结婚，所谓爱情的甜蜜和家庭的幸福也就全成了一句空话。更为凄惨的是，不到一年魏国忠就撒手西归了。在当时社会里，“一女不嫁二夫”这一封建思想牢牢束缚着妇女的“手脚”，作为一名弱女子，龚志如是没有胆量去反抗的，只能作为魏国忠的“未亡人”而孀居。而她那位姨妈蔡素娟倒是忠实地履行了前约：和龚志如断绝了一切来往和一切联系。此时的龚家困境是不用说的了，连藉以勉强蛰居的万家也早已破落不堪。龚志如只能靠帮别人干杂务，当家庭教师等艰难度日。后来，她又收养了妹妹龚志蕙的二女儿做养女，从此母女相依为命，一起熬到南京和上海相继解放。到1951年，作为一个53岁的基督教徒， 龚志如找不到工作，连吃饭都成问题。

走投无路的龚志如想到那位童年时代的好友，如今他已是新中国的政务院总理。她考虑再三，最后在几位好心亲友的鼓励劝说下，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坎坷经历和目前窘境。信发出后，龚志如估计，周恩来如今日理万机，又秉性耿直、坦荡无私，不可能处理她这样琐碎的“家事”。但是，出乎意料，不久她便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的公用信函，她打开一看就惊喜得大叫：“是亲笔，是亲笔。还是小时候的笔锋……”同时，她还收到周恩来汇给她的50万元人民币（旧币）。信中，周恩来感谢了当年龚家对他的关心和照顾，提出她的工作问题应靠自己努力，先向地方政府登记报名，由地方政府量才使用，以期晚年为人民服务，而他自己是不能动用权力直接为她安排工作的。于是，龚志如虚报6岁年龄，作为一名普通失业者登了记，再经街道考核推荐，被安排到华东行政区的机关幼儿园当上了保育员，开始了她为建设新中国服务的工作。

1952年秋的一天，龚志如正在幼儿园图书室专心致志地修补那些被孩子们弄坏了的书页、封面，一位陌生客人悄悄来到她的面前，彬彬有礼地把她请上车，带她来到上海霞飞路。龚志如有一种预感，似乎想到了找她的人是谁，但又不敢相信。就在这繁多的思绪中，她最终见到了经常想念的表弟周恩来和表弟媳邓颖超。开始，龚志如非常紧张，当周恩来、邓颖超一左一右来搀扶她时，她几乎不知所措。心细如发的周恩来看出了龚志如的不自然，当即还像童年在一起时那样，用轻松幽默的语调说：“志如姐，你怎么长得比从前矮啦？”

周恩来的这句幽默话一下就把龚志如带回了孩提时代，她的紧张情绪也就荡然无存了。原来，10岁的周恩来在龚家塾馆寄读时，姐弟俩曾比过高矮，那时他长得还没有表姐高；如今，两人都已是年过半百，龚志如作为一位普通的女性，自然没有男性长得高了。

他们谈了很长时间，从童年趣事渐渐谈到龚志如的家庭人生。龚志如说到伤心处，仿佛要把一生所受的委屈一股脑儿地统统倒在自己的亲人面前，然后自己心里才舒畅。周恩来静静地听着，不忍打断表姐的哭诉，只是必要时才纠正一下她的个别欠妥的看法和说法。当龚志如说起她现在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欢乐时，突然停下话语，望着周恩来和邓颖超说：“美中不足的是，你们俩没有个孩子。”周恩来一听，笑着摇摇头，又望了望邓颖超，对表姐说：“不，我们一共有10个孩子。”他一边说还一边伸出右手5个手指，上下翻了一下，表示10个。见龚志如疑惑不解，周恩来又解释说：“我们抚养的都是烈士子女。他们的父母为革命牺牲了，我们就担当起他们父母的责任。现在他们都健康地成长着。”龚志如愣愣地听着，她似乎听懂了表弟的话，又似乎有许多的不理解。是的，在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名基督教徒的心目中，对这样的人生大事是很难有一致看法的。邓颖超当时身体不太好，提前告辞，姐弟俩又一直谈到深夜。

邓颖超刚一离开，龚志如又忐忑不安地说：“表弟，有一件事我一直放在心里，从不敢对外人讲。”周恩来忙问：“什么事？可以告诉我嘛。”龚志如这才不无尴尬地说：“刚登记工作时，我怕我52岁了人家不要，就谎说自己是46岁，我欺骗了领导……”“原来是这事。你原来瞒报了，现在改过来就行了。”周恩来不等龚志如说完就接过话茬轻松地表了态，自己还朗声地笑了起来。

这次会见消除了龚志如的内心疑惧，使她的思想得到了解放。打那以后，龚志如完全像换了一个人。她热爱工作，疼爱幼儿园的每一个孩子，与同事们都能友好相处。而那本她一直珍藏在身边的《圣经》则被她渐渐冷落、遗忘，后来干脆不念了。她在心情舒畅的情况下又连续工作了10多年，并时而与周恩来、邓颖超之间有书信往返，间或互赠一点小礼品，直到“文化大革命”风起才中断。令人惋惜的是，周恩来的那封亲笔信被龚志如丢失了，仅剩邓颖超的两封信还在，并由淮安《周恩来与故乡》写作组在1978年从她的养女处征集到。

龚志如于1968年11月11日在上海市南京路上被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撞倒，诱发脑溢血而去世。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岁月，周恩来实在是无暇顾及。龚志如去世后，幼儿园给她开了追悼会，正确评价了她的晚年工作。龚志如养女的两个儿子后来均在南京工作，他们也经常参加一些纪念周恩来的活动，现均已退休。（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