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倩倩 张 福

（广西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4）

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失衡
——基于30个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黄倩倩 张 福

（广西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4）

产业结构失衡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之一，已有研究都认为政府行为和产业结构失衡存在一定联系，但两者之间的具体联系如何，是否存在地域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等问题仍需研究。本文在构建基本的计量模型基础上，利用全国30个最新省际面板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分地域，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对产业结构影响并不明显，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有经济对地区经济的增长起到重要作用；地区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则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和时间差异。

产业结构；失衡；政府行为；财政；经济发展

一、引言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和趋势的形象概括，人们更多的会关注GDP这类显性指标，但其增长背后的产业结构问题也应得到应有的重视，从三次产业的比重来看，二、三产业的比重逐年上升，2013年三次产业的比重首次超过二次产业，达到46.1%，这种发展趋势是符合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但从二、三产业内部看，我国的产业结构仍存在着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例如我国的制造业大而不强、重工业污染严重且产能过剩、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国内轻市场，重政府的经济发展模式让国内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投资的拉动等。在《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中提出的“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重点是化解产能过剩，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说明了当前做好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迫在眉睫。随着十三五”规划的出台以及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重质量、重结构发展思路的确立，产业结构问题日益得到重视，这也使本文的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针对当前出现的产业结构失衡问题，政府行为与之是否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联度水平如何？全国范围内和东、中和西部地区之间是否存在差距？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及实证检验。

二、文献综述

产业结构失衡问题一直是学者和政府关注的问题，相关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早期的研究着重于现象的描述和理论介绍，后期的研究则更偏重于实证；下面是对相关文献的整理结果。

（一）产业结构失衡基本特征的研究

龚晓瑾（2001）认为产业结构的矛盾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第二产业生产能力大量过剩，存货规模不合理，企业数目过多，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二是第三产业，如教育、信息、咨询、科研和技术服务等行业供给相对短缺。王保安（2010）认为产业结构失衡一方面表现为三大产业的比例失调与产业内部失衡，另一方面则是高技术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只有20%左右，而美、日等国在80%左右，高新技术成果商品转化率和产业化率低,分别只有20%和7%左右。

（二）产业结构失衡的内在机理研究

方杰（1990）把产业结构失衡的因素归结于财政税收方面，包括税前还贷、减免税泛滥、财政补贴过大和产品重复征税等问题；周明（2000）认为造成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原因主要在于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产权的“残缺”，国有企业的主体—企业家产权的“残缺”以及企业产权交易制度的不健全，分散割裂的企业产权交易市场等。王剑锋等（2014）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财政扩张和产业结构失衡联系起来，认为内生性土地财政扩张是导致产业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可以看出导致产业结构失衡的因素具有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经济发展处于重要位置，易受相关因素的干扰。

（三）产业结构和政府行为相关问题研究

查阅相关文献，笔者发现国内学者一是关注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动影响，二是政府行为和产业结构失衡的关系的研究。关于第一点，郭杰(2004)分析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与政府的支出政策，并通过简单的回归分析论证了政府财政支出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度与方式；汪德华等(2007）发现政府支出规模和政府投资规模对服务业比重都有负向的影响，并以此作为造成中国服务业比重较低的因素之一；张宏霞(20l0)对中国的地方政府投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其对三次产业均有正向影响，且对二次产业影响最大。关于第二点，目前相关的文献较少，靳涛，陈栋（2014）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政府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表现形式及地域差异。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关于产业结构失衡的研究由早期的理论研究开始向实证分析转变，研究的方法有较大突破，研究内容涉及产业结构失衡的原理、特点以及影响因素等，但这些研究成果存在以下不足之处：（1）当前国内研究产业结构失衡的文章主要着重点在分析其产生原因和对策分析上，偏重于理论研究；（2）在研究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影响的相关研究中，只是单纯的把产业结构分解为三次产业进行分析，并未涉及到产业结构失衡的相关问题；（3）相关文献并未分析政府行为和产业结构失衡的内在作用机理，不能更加清晰的了解两者的内在联系。本文对产业结构失衡这一问题进行量化，在靳涛，陈栋（2014）的基础上探讨政府行为对它的作用方式。

三、产业结构失衡与政府行为内在关联性分析

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体系的构建及其相互协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般情况下，当政府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时，由于其对目标产业结构现状有相当的了解，因此可以针对本地区的资源要素禀赋、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家战略等进行产业规划、为本地企业提供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和增加财政支出的幅度等措施推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在现阶段，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影响，产业政策体系的构建还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主管部门在制定产业政策与规制时受部门领导班子或直接领导人之个人偏好影响较大，易出现“易得性法则”、“从众行为”等非理性行为对决策者的影响，产业政策的制定中可能出现“全盘照搬”的现象（高欣佳，2012），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阻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图1 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变动间的作用机理

政府行为往往涉及到多方面内容，包括投资行为、消费行为和产业政策制定等，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也具有多途径的特点。首先，政府投资主要是政府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能力，将财政资金投放于各产业建设中，主要是社会效益大而经济效益并不显著的与公共服务相关的产业，如教育、医疗、道路运输等；其次，政府的消费行为（购买行为）是政府与市场亲密接触的主要形式，由于此行为最具有市场特征，因此其对产业结构调整直接影响有限，故本文不做重点考虑；最后，政府行为的重要部分为相关产业政策的制定，积极有效的产业政策可以为产业的转移升级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完备的基础设施服务、金融服务和技术服务支持，引导社会人力资本、物流和资金流注入本地经济发展中。

如图1所示，积极的政府行为可以通过市场的作用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消极的政府行为则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失衡，如主导地方经济发展制造业对于地方政府扩大财力、提高地方政绩具有更加明显的好处，地方政府对发展第二产业的热情普遍远超过第三产业（周黎安，2007)，长此以往，地区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必然会出现。

四、实证研究

（一）指标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1、政府行为指标的选取

本文所说的政府行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为实现其职能目标，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而采取的包括产业政策制定和产业投资等经济行为，一般采用政府的财政支出等相关指标衡量；按照已有的研究思路，本文选取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GIFA作为政府投资行为的衡量指标，它反映了政府主导的投资对整个地区产业的发展情况；选取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PFE作为政策制定产业政策行为的衡量指标，因为地区产业政策的制定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的产业配套设施建设、新兴产业扶植和其他优惠经济补贴，此指标大小也可反映政府对地区的掌控力和权力规模。

2、产业结构失衡指标的选取

国内学术界对产业结构失衡内涵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正如上文所说，学者们更多的是对产业结构失衡的特征表现进行描述，在衡量产业结构失衡的指标方面也未达成一致。考虑到产业结构失衡产生是多因素的，单一指标无法全面的反映实际情况，笔者在结合早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取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指标对产业结构失衡进行描述。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用高新技术产业占第三产业GDP的比重替代，记为PHT；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用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反映，记为PT；而最终的产业结构失衡指标（记为UIS）通过高级化指标与合理化指标的加权得到，即UIS=（PHT+PT)/2，UIS越大，说明产业结构失衡情况越不明显，反之亦然。

由于地方政府主导下的核心变量只是影响产业结构失衡的部分因素，为了更好地检验它们之间的关系，需要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为此本文选取了如下指标：（1）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记为PIO，反映地区经济的开放程度；（2）FDI占GDP比重，记为PFDI，可以反映一个地区招商引资力度；（3）信贷规模占GDP的比重，记为PF，这一指标反映了地区信贷政策的偏向性对于当地产业结构的响。

3、数据的来源说明

本文相关数据的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以及部分地区《统计年鉴》等，部分数据经过笔者整理；数据时间跨度从1995到2014，数据格式为30个省级地区【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对地区的划分标准：东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中部(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和西部(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平行面板数据（重庆市因部分数据缺失而被移除）。相关数据指标的统计量描述如下：

表1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一览

（二）实证分析

1、模型建立

考虑到面板数据模型在对研究对象的解释力上有优势，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不可观察到的变量影响。在确立相关研究指标后，本文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下标i表示不同地区，t代表不同的时间段，为ξit随机扰动项；将产业结构失衡度UIS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其与相关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2、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研究不同类型变量对产业结构失衡的影响，本文采用常见的“从小到大”逐个建模的思路，依次建立四个模型并不断增加自变量个数，考察不同变量影响之间的差异。其中模型（1）主要考察变量GIFA和PFE，单独分析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失衡的影响；模型（2)则增加了信贷规模这一变量，考察地区金融发展对结果的影响；模型（3）则加入PIO和PFDI两个变量，考察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对产业结构失衡的影响；模型（4）是考虑全部变量的综合影响。

表2 全国样本估计结果

如表2所示，上表反映了最后的计量结果。首先在四个模型中，前两个核心变量的符号和显著程度是一致的，其中GIFA的大小基本一致，PFE除模型（3）中系数偏大外，其它模型中大小也基本一致。在单独加入地区开放程度的相关指标后，Hausman检验变得并不显著，即随机效应的假设是优于固定效应的；其次，观察四个模型中变量系数可以发现，各个变量结果都是显著的，说明在全国水平上，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等都对产业结构的变化有显著作用，其中GIFA和PFDI变量系数为负值，其它变量则显示为正，说明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相对规模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对产业结构失衡是起正向作用，投资规模越大，产业整体结构表现出愈加失衡的态势，而信贷规模和地区外贸进出口规模等因素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则是促进作用，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产业结构失衡的发生；最后，观察不同模型中不同变量的系数大小关系可以发现，对产业结构失衡影响最大的为信贷规模和地区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影响因子分别达到了10%以上和5%左右，在模型（3）中，信贷规模的影响因子更是达到了56.3%，从这可以看出二者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意义。

由于地域因素，我国东、中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本身发展具有独特性，而在影响产业结构失衡关系的相关指标自身也存在着地域差异，例如，不同地区的产业政策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早期的国

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在东部地区对产业发展较为明

显，新世纪后相关优惠政策才开始向中西部转移，因此我们将样本数据首先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以便更好地分析各地区产业结构与政府主导行为等因素的内在关系；同样，为了分析不同时间段相关政策等因素对产业结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性，本文将时间段进行如下划分：1995-2002，2003-2014。这样

划分时间的主要原因在于2002年是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一年，中国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加之政府刚刚换届，相关的产业和财政政策也更多，以2002年作为分界点更有研究意义。

表3 分地区、分时间的样本分析结果

表3是在考虑区域和时间因素的差异时的面板分析结果，其中模型（1）—（3）是考虑地区差异，模型（4）和（5）是考虑时间短短额差异；分析最后的计量结果可以看出：（1）和表2的结果相比，对样本进行划分之后实证结果的拟合优度(R^2)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可见解释变量对产业结构变动的解释效力降低；（2）无论是进行地域性的划分还是时间性的划分，除模型（5）外，最后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都是一致的，但最终的系数间差异却变大，例如模型（1）中的变量GIFA大小是模型（3）中的近9倍；（3）和表2中的结果相比，分地区和分时间考虑的情形下，变量的显著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面将做具体分析。

从不同区域看：首先，从东部地区看，从地方财政支出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表现出的政府行为对地区产业结构失衡并没有显著作用，信贷规模也是如此；但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和进出口贸易对产业结构影响却是显著的，这表明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居于全国前列的东部各省来说，地区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对外贸易，其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关系密切。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较早的实现了对外开放，外商投资热情较高，地区政府更多的是为外来投资者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和产业更多的是集中在高回报的制造业和部分第三产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产业结构失衡的发生。分析变量系数，外商直接投资的变量系数符号为负，表现为对产业结构失衡的“促进”作用，而进出口贸易额的变量系数符号为正，则表现为“抑制”作用。二者的影响因子分别为0.15%和0.02%左右，由于前者远高于后者，因此综合来说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是朝着失衡的方向演进。其次，从中部地区看，除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度与产业结构变动无显著性影响外，其余变量均显著。地方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优化呈趋好的倾向，这可能是因为中部地区因地理区位等因素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较东部地区较弱，为此地方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升级的方式更多的是依靠财政支出，财政政策的落实重点在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从最后结果可以看出，信贷规模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创新风险高，资金需求往往更大，金融机构的资金借贷能让企让业项目的发展更有保障，所以和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更需要金融服务的支持，例如在2009年，安徽省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8997.8亿元，远高于全国和中部地区平均水平。最后，西部地区总体回归结果和中部地区类似，但西部地区由于地理区位的因素，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这导致其对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所起作用十分有限，加之相比中东部地区富裕省份其预算收入少得多，对当地企业的发展的财政支持力度有限，信贷服务的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就显得十分重要，其影响因子达到了5.3%，远高于其他地区。

从不同时间看：两个时间段的分析结果差别较为明显，首先在变量显著性方面，1995-2002时间段内除进出口贸易额外，各变量都是显著相关的，而在2003-2014时间段此结果却截然相反，只有进出口贸易额对产业结构的变动有显著影响，出现此问题的原因可能在于在改革开放初期，外来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各方面未能较好的融合到地区经济的发展之中，经济发展和产业带动所需的时间滞后效应明显，加之改革开放的地区规模有限，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无法及时显现，全国范围内看，地区经济的发展更多的依赖地方政府的扶植拉动和金融信贷发展的影响，而进入新世纪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开放程度和外资吸引能力明显增强，各地政府充分利用相关优惠政策发展对外贸易，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次，在变量系数的正负方面，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同，例如，外商直接投资对早期中国的产业结构影响是消极的，到了2003年之后则出现促进作用。最后，在2003-2014年间，国有经济投资的影响并不明显，这可能则是由于2002年以后中国市场对外更加开放，中部地区依靠地方政府获得垄断资源、竞争力不强的国有经济在面对更具竞争力的外资、民营经济时显得力不从心，从一些逐渐放开管制的第二产业中淘汰。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正如前文所说，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效应，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支出政策直接作用产业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之中；二是间接效应，是政府通过国有经济投资实现的。从最终的计量结果分析，无论从全国整体还是不同地区和时间细分看，两方面的影响各不相同，财政支出政策的影响大于国有经济投资额度，但财政政策更多的是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国有经济投资则更多的导致结构失衡，且在东部地区，其影响因子的绝对值大于中西部地区，这说明经济越是发达，开放程度越是高的地区，国有经济的发展更是会受到民营、私营和外资企业发展的影响，缺乏竞争活力。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地方财政政策和国有经济投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较为有限，应当及时地意识到转变政府职能的必要性，积极鼓励扶植本地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减少对外商投资的依赖，继续加强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发展，强化政府的社会职能和公共管理职能，实现由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二是对于有着广泛发展潜质的中西部地区，如何实现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的转型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些地区的政府还是可以继续发挥职能，实现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扩大财政支出，充分利用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对东部地区实行追赶。

三是对于处于发展新阶段的中国，继续实行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实现全国整体范围的对外开放程度提升显得更加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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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徐 晓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mbalanc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30 Provincial Panel Data

HUANG Qian-qian ZHANG Fu
(Guangxi University,Guangxi,Nanning,530004,China)

The imbala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has always remained one of the problem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The present research holds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link between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mbalance.However,it still needs to be studied what kind of relationship there is between the two and whether there is any difference among regions and their development stages still need to be studied.On the basis of a self-constructed basiceconometric model,this paper analyzes 30 provincial panel data.The results show:1.whether it is in the national or regional level,investment in state-owned fixed assets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2.in the early stage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the state-owned econom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3.the impact that the fiscal expenditure scale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have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differ from region to region and from time to time.

industrial structure;imbalance;government behavior;finance;economic development

D630;F121.3

A

2095-7955（2016）05-0027-06

2016-09-11

黄倩倩（1992—），女，广西大学商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结构优化发展；张 福（1992—），广西大学商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结构优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