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效

（陕西理工学院 两汉三国文化研究所，陕西 汉中 723001）

淡泊与宁静
——诸葛亮思想渊源探析

梁中效

（陕西理工学院 两汉三国文化研究所，陕西 汉中 723001）

淡泊与宁静的概念最先源于道家。先秦道家的“恬愉虚静”，儒家的“虚一而静”，发展为西汉初年的“道贵清静”的黄老无为政治的核心内容，为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淮南子》中的“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的思想，将淡泊与宁静文化进行了提炼与升华，从而成为汉代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化育了一大批“少厉清节”“独持清操”的东汉知识分子，成为诸葛亮学习的榜样。《诫子书》短短八十六字，凝聚着诸葛亮一生之心血，是修身养性之准则，处世治国之根本，中华千古文化之绝唱。

淡泊；宁静；道家；儒家；诸葛亮；思想渊源

淡泊与宁静既是道家的境界，也是儒家的追求。在秦汉文化整合的过程中，诞生于齐鲁孔孟之乡的诸葛亮，沐浴着儒家文化成长；到了江汉荆楚大地之后，又在南方道家文化的影响下成才。淡泊与宁静在诸葛亮身上浑然天成，儒道互补，使其人格更加完美，形象更加迷人。

1先秦：淡泊与宁静概念的产生

先秦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以道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奠定了民族文化中尚柔尚静、以柔弱胜刚强的精神基调。

淡泊与宁静的概念最先源于道家。《老子》第十六章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1］124这是“静”作为哲学概念的最早出处。“虚”与“静”形容心境原本是空明宁静的状态，只因私欲的活动与外界的扰动，而使得心灵蔽塞不安，所以必须时时做“致虚”与“守静”的工夫，以恢复心灵的清明。《老子》第三十一章说：“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认为淡泊是心境怡适的一种境界，倡导用恬淡净清来透悟人生。老子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宁静守虚的“道”的图式，“致虚极，守静笃”，就是致道之人必须以静契空，要对心灵“涤除玄鉴”，从而返自观照内心的本明。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这种思想，他主张：“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并以其特有的超然物外、不为物欲所累的“心斋”“坐忘”“丧我”等内心体验，去代替世俗社会的无限多样的追求，从而获得在外在诱惑面前的心灵宁静。庄子亦云：“君子之交淡若水。”君子之间的交情要像水一样清纯洁净，不掺杂一丝杂念，这就是“淡泊”。庄子的谋略就是虚静恬淡。“虚静”即一种清虚、空明、宁静，不受任何主客观干扰的心态。《庄子·天道》集中论述了虚静理论：“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2］52上升到社会层面，也是淡泊名利、谦虚谨慎的演绎，是一个民族淡泊明志大胸怀的自信折射。文子也崇尚“虚静”。《文子·九守》守虚：“恬愉虚静，以终其命，无所疏，无所亲，抱德炀和，以顺于天，与道为际，与德为邻，不为福始，不为祸先，死生无变于己，故曰至神。神则以求无不得也，以为无不成也。”这里的“恬愉虚静”就是舍弃一切私心杂念，顺应天地自然的大爱无私，才能达到“神人”那样“以求无不得也，以为无不成也”的境界。《文子·九守》守静：“静漠恬惔，所以养生也；和愉虚无，所以据德也。外不乱内，即性得其宜；静不动和，即德安其位。养生以经世，抱德以终年，可谓能体道矣。”这里的“静漠恬惔”和“静不动和”就是淡泊名利、虚无为德，与天地自然浑然一体。“非淡泊无以明志”，其根在于“虚极”；“非宁静无以致远”，其基在于“静笃”。所以淡泊方可明志，宁静方可致远。

淡泊与宁静的概念也深藏于儒家的文化系统之中，成为儒家进退自如、内圣外王思想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所倡导的“吾日三省吾身”“默而识之”，就是一种静而自律的道德修养。《论语·述而》：“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这种静观默识的人生态度和默默奉献的精神追求，也为后世中国知识分子所遵从。孔子理想中的人格典范“仁人”，就有着像山一样厚重而宁静的境界。《论语·雍也》：“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只有像大山那样宁静奉献，才能长久屹立于天地之间。孟子的“养浩然之气”与保持“赤子之心”的学说，也是将刚健有为、积极入世的追求，建立在淡泊宁静与大气包容的人生境界之上，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公孙丑上》：“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诸葛亮的身上就具有这种宁静沉稳、信念坚定的浩然之气。《孟子·离娄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种宁静淡泊的思想，与老子的“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有异曲同工之妙。孔、孟的进取与有为、淡泊与宁静思想的平衡和谐，深刻地影响了齐鲁大地上以诸葛亮为代表的后来者。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进一步提出了“虚壹而静”的哲学命题，成为儒家淡泊与宁静理论的代表。《荀子·解蔽》：“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满也，然而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心，卧则梦，偷则自行，使之则谋。故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未得道而求道者，谓之虚壹而静。作之：则将须道者之虚则人，将事道者之壹则尽，尽将思道者静则察。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3］372荀子认为要克服蒙蔽，要全面认识事物，就必须“解蔽”。解蔽的方法就是“虚一”和“静”。所谓“虚一”，就是虚极而达“道”；所谓“静”，就是“未得道而求道”。荀子认为只有虚心、专心、静心，才能够以“心”达“道”；只有追求“宁静”，才能够达到心灵的“大清明”。

除道、儒二家外，其他先秦诸子也多有倡“静”者。孙膑、韩非更是将以静制动的辩证法用于实际人生中。孙子说：“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动如脱兔的战争胜利竟来自于静如处女的守静之功。《韩非子·解老》说：“思虑静则故德不去，孔窍虚则和气日入。”《韩非子·王道》又说：“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之正。”思想家们动静结合、以静制动的论述，为涉猎颇广的诸葛亮所取法。

总之，道家的守雌心斋，儒家的静思默察，孙韩的以静制动，构成了先秦时期崇尚冷静的认识态度和柔性精神的时代交响曲，为“虚静”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种思想不仅直接影响了诸葛亮“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人生追求和处世态度，而且因为诸葛亮的示范作用，经过玄学、佛学以及理学的推波助澜，深深地凝聚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成了中国文化母体的重要特质之一。

2两汉：淡泊与宁静文化的发展

秦始皇崇尚法家而完成统一，统一之后的暴力统治、穷兵黩武、横征暴敛，招致二世而亡。汉初刘邦君臣接受秦始皇的教训，采纳了陆贾在“马上打天下”但“不能在马上治天下”的建议，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逐步确立，“萧规曹随”，曹参是这一思想的忠实实践者。《史记·曹相国世家》说：“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4］1622齐鲁大地，孔孟之乡，礼义之邦，曹参没有采纳“诸儒”的意见，而采用了盖公“道贵清静”的黄老思想，使百姓乐业，齐地大治。继萧何为相，“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汉初民谣云：“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4］1624由此看来，萧何、曹参之所以能成为汉初乃至千古名相，关键在于他们从汉初实际出发，采用并实践了“清静合道”“休息无为”的黄老思想。

汉文帝与汉景帝统治时期，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成为汉朝统治的主导思想。在这一过程中，文帝皇后、景帝母亲窦太后发挥了重要作用。《汉书·外戚传》记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史记·孝武本纪》记载：“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4］2370在这样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之下，淮南王刘安与他的门客们共同编写的《淮南子》，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思想观念。《淮南子》卷九《主术》记载：“清静无为，则天与之时；廉俭守节，则地生之财；处愚称德，则圣人为之谋。是故下者万物归之，虚者天下遗之。”［5］281清静无为、廉俭守节恰好是淡泊与宁静的最好注解。“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下扰则政乱，民怨则德薄；政乱则贤者不为谋，德薄则勇者不为死。”将清静与俭约相联系，正是淡泊与宁静的最佳内涵。“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延颈举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5］295将淡泊与明志相联系、宁静与致远相结合，是前提与结果的统一、奋斗与目标的一致，也是天时利之、地利生之、人谋争之的完美结合，“是故下者万物归之，虚者天下遗之”。《汉书·循吏传》记载：“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民作‘画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6］2687这段文字实际上是对汉初黄老思想影响下的社会变革的总结，也是“宽厚清静”文化在汉初影响力的概括。正是在这种文化化育之下，产生了一批淡泊名利的知识分子。

两汉时期有许多文人雅士积极践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思想，在各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后汉书》卷六十一《左雄传》记载左雄对汉顺帝说：“臣闻柔远和迩，莫大宁人，宁人之务，莫重用贤，用贤之道，必存考黜。”顺帝采纳了左雄的建议，重用人才，提拔左雄为尚书令。他执政后建议皇帝“宜循古法，宁静无为，以求天意，以消灾异。诚不宜追录小恩，亏失大典”。［7］1365继左雄辅政的黄琼也有着“务存质俭”的政风。［7］1374在他们的努力之下，选拔了一大批人才，故范晔论曰：“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荣路既广，觖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自左雄任事，限年试才，虽颇有不密，固亦因识时宜。而黄琼、胡广、张衡、崔瑗之徒，泥滞旧方，互相诡驳，循名者屈其短，算实者挺其效。故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十余年间，称为得人，斯亦效实之征乎？顺帝始以童弱反政，而号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风采。遂乃备玄纁玉帛，以聘南阳樊英，天子降寝殿，设坛席，尚书奉引，延问失得。急登贤之举，虚降己之礼，于是处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车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风，俊乂咸事，若李固、周举之渊谟弘深，左雄、黄琼之政事贞固，桓焉、杨厚以儒学进，崔瑗、马融以文章显，吴祐、苏章、种暠、栾巴牧民之良干，庞参、虞诩将帅之宏规，王龚、张皓虚心以推士，张纲、杜乔直道以纠违，郎觊阴阳详密，张衡机术特妙，东京之士，于兹盛焉。向使庙堂纳其高谋，疆场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辞，举厝禀其成式，则武、宣之轨，岂其远而？《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为恨哉！”［7］1379-1380由于皇帝与执政大臣有着“急登贤之举，虚降己之礼”的敦厚、宁静，才选拔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造就了“东京之士，于兹盛焉”的喜人局面。《后汉书》卷六十一《周举传》记载其子“周勰字巨胜，少尚玄虚，以父任为郎，自免归家。父故吏河南召夔为郡将，卑身降礼，致敬于勰。勰耻交报之，因杜门自绝。后太守举孝廉，复以疾去。时梁冀贵盛，被其征命者，莫敢不应，唯勰前后三辟，竟不能屈。后举贤良方正，不应。又公车征，玄纁备礼，固辞废疾。常隐处窜身，慕老聃清静，杜绝人事，巷生荆棘，十有余岁”。［7］1372周勰不畏权臣梁冀，以“老聃清静”自守。《后汉书·郎觊传》说郎觊曾要求汉桓帝学习黄老，“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后汉书·樊志张传》说：“樊志张者，汉中南郑人也。博学多通，隐身不仕。”郎觊和樊志张虽然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但在精神境界的“清虚”“无为”方面是一致的。《后汉书·党锢列传》说：“及汉祖杖剑，武夫勃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雠，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守文之徒，盛于时矣。至王莽专伪，终于篡国，忠义之流，耻见缨绋，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夫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7］1476“党锢之祸”既是汉朝建立以来知识分子地位提高的反向表现，也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以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他们以自己的“志清”“素行”“清节”“清操”“清心”，担当起了东汉中后期污浊政治下的清道夫；他们“处士横议”，“激扬名声”，“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点亮了黑暗政治下的指路明灯。《后汉书·党锢列传》说：此时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概，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尹勋“字伯元，河南巩人也。家世衣冠。宗族多居贵位者，而勋独持清操，不以地势尚人”；檀敷“字文有，山阳瑕丘人也。少为诸生，家贫而志清，不受乡里施惠”。［7］1489-1496东汉王朝虽然禁锢了知识分子的躯体，但他们的“清心”“清节”却成为后世的楷模，为后世知识分子所继承、发扬。

总之，先秦道家的“恬愉虚静”，儒家的“虚一而静”，发展为西汉初年的“道贵清静”“载其清静”的黄老无为政治的核心内容，成为汉初政治家奉行的法则，为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淮南子》中的“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的思想，将淡泊与宁静文化进行了提炼与升华，从而成为汉代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化育了一大批“少厉清节”“独持清操”的东汉知识分子，成为诸葛亮学习的榜样。

3孔明：淡泊与宁静文化的楷模

诸葛亮的淡泊与宁静思想，远绍春秋战国时期管仲、乐毅之风范，近受汉代《淮南子》和东汉以来知识分子的影响。诸葛亮的家乡齐鲁大地，既是孔孟儒家的摇篮，也是管晏道家的乐土。《三国志·诸葛亮传》称其“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8］911陈寿也说诸葛帝“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诸葛亮既然敬重管仲、乐毅，在思想行动上势必向他们学习。管仲格外强调人心的宁静与淡泊，他认为只要人们远“忧乐喜怒欲利”，就能够达到“宁静”“和谐”的境界。《管子·内业》：“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忧乐喜怒欲利。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彼心之情，利安以宁，勿烦勿乱，和乃自成。折折乎如在于侧，忽忽乎如将不得，渺渺乎如穷无极。此稽不远，日用其德。”［9］492管子思想在齐鲁大地有深刻浸润，琅邪（今山东临沂市）诸葛氏家族势必受其影响。《汉书·诸葛丰传》：“诸葛丰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经为郡文学，名特立刚直。”诸葛亮的祖父诸葛丰虽以儒学进身，官至司隶校尉，但为人刚直，不同于传统儒生。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也以儒学显达，官至泰山郡丞。诸葛氏家族要成名成功，管仲与乐毅就是他们的楷模。汉初被选定为官方哲学的黄老之术，就是曹参在任齐相时从胶东引进的。《史记·乐毅列传》略述战国末期到汉初胶东黄老之学的传授世系曰：“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齐之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史记·曹相国世家》载曹参相齐，“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黄老之术正是由于在齐国的巨大成功，给诸葛氏家族留下了深刻印象，才使得青年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曹参由齐地入朝为相，将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带到了长安，得到了最高统治者汉文帝、景帝、窦太后等人的尊崇，奉为治理国家的最高指导思想，从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汉朝知识分子，也进一步坚定了诸葛亮“淡泊”与“宁静”的价值取向。

诸葛亮的淡泊与宁静思想，也深受汉水流域道家文化的影响。汉水中游是先秦道家的发祥地，楚人的先祖鬻熊是比老子还要早的道家人物，甚至后世儒家顶礼膜拜的周文王、周武王都以鬻熊为师。鬻熊（鬻子），商末周初人，是楚国的缔造者，楚人把他与祝融一样视为楚之先祖。《史记·楚世家》说鬻熊“子事文王”，又记楚武王语：“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贾谊《新书》更称周文、武、成三代均以鬻熊为师，请教国事。鬻熊有如此显要的地位，使得其语为后人相传记录，成《鬻子》一书。班固《汉书·艺文志》说：“《鬻子》二十二篇。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古本《鬻子》已佚，现存本为清末叶德辉校辑本。贾谊《新书》和《列子》亦存有鬻子的思想言论。《鬻子》讨论的中心问题是王道，或称为“治国之道”和“兴国之道”。《鬻子》卷上《贵道》：“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昼代夜然。故其道首首然，万世为福、万世为教者，唯从黄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君王欲缘五帝之道而不失，则可以长久。”其中王道的意象是“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昼代夜然”。这显然是一种澹泊无为的思想。汉代史学名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云：“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这是先秦道家产生之后，学者们对道家思想最精彩最哲学化的评价。《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班固将道家思想概括为两个字，即“清虚”。汉代两位史学大家对道家的推崇，其深层原因是汉代的黄老之术，实际上是鬻子“王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即所谓“故其道首首然，万世为福、万世为教者，唯从黄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变导致秦朝灭亡的“霸道”为“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的“王道”，是道家思潮在汉代成功的关键，也是诸葛亮在汉水中游隐居待时的奥秘。

诸葛亮隐居待时于汉水中游，充分吸收了南北文化的精华，初步形成了他“淡泊名志，宁静致远”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儒道互补人格。汉末三国初年刘表治理下的荆州，南接五岭，北据汉川，西通巴蜀，沃野千里，带甲十万，是乱世中的一方净土，杰出人才聚集的乐土，为荆州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众多学士云集荆州，正是荆州文人集团得以形成的内在原因。不仅如此，刘表还建立学校，兴办书馆，兼容并包。士不分内外，无党锢之禁；学不分南北，无门派之分。相比于东汉后期的学术衰落，这一时期的荆州，形成了南北融合、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其主流是北方儒家文化与南方道家文化的融合。刘表精熟易学，是荆州儒学的代表之一，极为重视儒学在动乱之际的复兴。《后汉书·刘表传》说，为了传承儒学，刘表“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士，从容自保”。宋忠就是汉末大儒，著有《五经章句》、《太玄经注》九卷、《法言注》十三卷。又注《易》，有《周易注》十卷，俱佚。王肃、尹默、李撰、潘濬等曾先后从宋忠受学。许多名儒奔赴荆州，投奔刘表。《后汉书·儒林传》记载：“颍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也。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师傅太尉杨赐。郡举孝廉，州辟，公车征，皆不就。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刘表以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建安中卒。”除綦母闿、宋忠、颍容等具有传统思想的名儒外，刘表麾下还有像祢衡那样恃才傲物、放浪不羁的人才。《后汉书·文苑传》说：“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兴平中，避难荆州。”刘表宽容待之，颇重其才。“刘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宾礼之，文章言议，非衡不定。表尝与诸文人共草章奏，并极其才思。时衡出，还见之，开省未周，因毁以抵地。表怃然为骇。衡乃从求笔札，须臾立成，辞义可观。表大悦，益重之。”在儒家文化繁荣的同时，许多隐身不仕的道家名士也集中到了荆州，涌现出庞公、司马徽等一批道家人物。《后汉书·逸民传》记载：“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居岘山之南，未尝入城府。夫妻相敬如宾。荆州刺史列表数延请，不能屈，乃就候之。谓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问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表叹息而去。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正是这种南北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融合，才养成了诸葛亮儒道互补的人格和淡泊宁静的思想。

诸葛亮的淡泊与宁静思想形成发展于汉水流域，在广泛吸收南北与东西文化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儒道互补的人格。据《魏略》记载：“诸葛亮在荆州，与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这种广收博采的读书方法，为其淡泊与宁静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诸葛亮的《论诸子》：“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10］47正是在比较了诸子思想的基础之上，使自己成为淡泊与宁静的思想楷模。诸葛亮的《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10］28短短八十六个字，凝聚着诸葛亮一生之心血，是修身养性之准则，是处世治国之根本，是中华千古文化之绝唱。清人王士禛在《池北偶谈》卷八《孔明之学》中说：“徐庄裕公《读书续记》云：‘汉儒为学，能见得静字，惟孔明一人。学以广才，静以成学。'等语。亦得规模领要。”［11］3007这里的“静”，是安定清静之意，不单指“养生之静”和“致学之静”，更不是一味求静，而是静中寓动，以静求动，以静制动，动静相辅而相成。实际上，“静”也是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正如儒家经典《大学》所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思，思而后能得。”［12］6诸葛亮以自己的言行践行了淡泊与宁静的人生追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他在给后主刘禅的奏章中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治别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8］927不仅为子孙树立了榜样，而且成为中国历史上淡泊与宁静的楷模。正如苏轼所说：“西汉之士，多智谋，薄于名义；东京之士，尚风节，短于权略。兼之者，三国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论。”［13］108

［1］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庄周.庄子［M］.长沙：岳麓书社，1994.

［3］荀卿.荀子［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刘安.淮南子［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7］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8］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1.

［9］管仲.管子［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10］诸葛亮.诸葛亮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1］王士禛.王士禛全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7.

［12］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97.

［13］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No Fame or Wealth Seeking and Tranquility——An analysis of Zhuge Liang's ideas

LIANG Zhongxiao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Culture in the Han and Three Kingdoms'Periods，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zhong 723001，Shaanxi，China）

The concept of tranquility and no fame or wealth seeking originated from Taoism. “Pleasant tranquility”of Pre-Qin Taoism and“Hollowness and Quietness”of Confucianism developed into the core of“tranquility as the essence of the ultimate truth”for the inaction politics of Grandmaster Huang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which laid a soli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mergence of“The Rule of Emperor Wen and Emperor Jing”for the feudal Chinese society.Against this background，the thought of“No uplifting in moral standard without taking things lightly and no tranquility in heart without true balance of mind”in Huainanzi upgraded and refined the culture of no seeking fame or wealth，became the motto of the intellectuals of the Han Dynasty.A large group of intellectual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who practices a stoic way of life”and“who practices sublime sentiments”become the example for Zhuge Liang.Commandment Book with just 86 words condenses Zhuge Liang's painstaking effort in his life，and is the principle of self-cultivation，the fundamental attitude to administer a country and the age-long swan song of Chinese culture.

not seeking fame or wealth；tranquility；Taoists；Confucianist；Zhuge Liang；ideological origins

K236.2

A

1672-2914（2016）01-0022-06

2015-09-01

梁中效（1961—），男，陕西武功县人，陕西理工学院两汉三国文化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秦汉三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