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渭清

（咸阳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王充对桓谭“通人”思想的承继与发展

王渭清

（咸阳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在“通人”概念流变的过程中，两汉之际的桓谭和东汉初期的王充对此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桓谭对“通人之蔽”的批判已透露出一种新“通人”观的来临，王充承继并发展了桓谭“通人”观中重视古学、非谶，批判世俗迷信等因素，形成了较为明确的“通人”观，即不守一经、博闻多识、广采众说、思想独立、求真务实的新风尚。

通人；桓谭；王充

“通人”一词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庄子·秋水》引孔子语“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事使然”。［1］260这里“通人”与“穷人”相对，并且二者都与“知”（通“智”）相关联，意谓有智慧的顺通之人。《晏子春秋·内篇问下》：“景公问晏子曰：‘国如何则可谓安矣？'晏子对曰：‘下无讳言，官无怨治；通人不华，穷民不怨；喜乐无羡赏，忿怒无羡刑；上有礼于士，下有恩于民；地博不兼小，兵强不劫弱；百姓内安其政，外归其义，可谓安矣。'”［2］194将“通人”与“穷民”相对，意谓仕途通畅得志之人。降及两汉，“通人”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通人”的内涵渐趋明晰并逐渐稳定下来。在这一流变过程中，两汉之际的桓谭和东汉初期的王充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

1桓谭的“通人”观

作为两汉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桓谭遍习五经，博通诸子，精于音乐，长于文学，又兼通天文历数。他的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桓子新论》，其书尊王贱霸，非图谶，无仙道，综合古今，为一代奇书。《桓子新论·识通》集中表现了其“通人”思想：

刘子政、子骏，子骏兄子伯玉，三人俱是通人，尤珍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诵读者。此亦蔽也。［3］132

汉高祖建立鸿基，侔功汤、武。及身病，得良医弗用，专委妇人，归之天命，亦以误矣。此必通人而蔽者也。……汉武帝材质高秒，有崇先广统之规，故继位而开发大志，考合古今，模范前圣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选俊杰，奋扬威怒，武义四加，所征服者十，兴起六艺，广进儒术……然上多过差，既欲斥境广土，乃又贪利，争物之无益者……此可谓通而蔽者也。［3］132

又云：

扬子云为郎，居长安，素贫。比岁亡其两男，哀痛之，皆持归葬于蜀，以此困乏。雄察达圣道，明于死生，宜不下季札。然而慕怨死子，不能以义割恩，自令多废，而至贫困。［3］133

《汉书·陈遵传》云：

张竦为贼兵所杀。李寄曰：“竦知有贼当去，会反支日，不去，因为贼所杀。桓谭以为通人之蔽也。”［4］3714

从这些文字我们能大约探知桓谭的“通人”观是比较宽泛的一个概念，“通人”可以是卓而绝世的帝王，如高祖、武帝；可以是博览群书的士大夫，如张竦①《汉书·陈遵传》载张竦以“博学通达，廉俭自守”“论道经书”闻名。；可以是放弃怀符分禄、进策建功等世俗追求而以学问精深、著书扬名的寂寞文士，如扬雄；亦可以是精通古文经的国师，如刘向、刘歆父子。刘氏父子所痴迷钟爱的《左传》即是未被列入学官的古文经典。虽然这些“通人”在桓谭眼里都有不尽人意之处，如高祖的治病不用良医，武帝的穷兵黩武，张竦的不知应变，扬雄的不能明于生死等，桓谭谓之“通人之蔽”，然而毋庸置疑，桓谭在《识通》中都肯定了他们“通”的特点，即在某一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人，而桓谭对他们的批评实际上透露出的是对一种新的通人观的期盼。

《后汉书》桓谭本传有这样一段记载：“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又酬赏少薄，天下不时安定。谭复上疏曰：……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5］960

这段文字中“通人”的内涵应有两方面的指向：一是精通五经之正义，二是非谶。“正义”二字颇耐玩味，时俗人人言谶，今文经学大畅神秘风气，皇帝都以谶断事，而此时桓谭提出“述五经之正义”带有明显的挑战时俗的意味。要之，桓谭心目中的“通人”当是指具有博通古今、打破流俗、挣脱神学羁绊的士人。由此，一种新的通人观已呼之欲出。

2王充“通人”观的承继与改造

两汉时期“通人”概念出现频次最高的是在东汉，至此，“通人”观的内涵又有了新的变化，其概念渐趋明晰并逐渐稳定下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王充。其巨著《论衡》多次谈及“通人”，其观念深受桓谭的影响。仔细考察《论衡》中“通人”的概念，其体系有二：一个是负面体系。如《累害篇》有云“古贤美极，无以卫身……动身章智，显光气于世，奋智敖党，立卓异于俗，固常通人所馋嫉也”。是说有才气的人彰显自己的才华，在同类人中显得高傲，就会被“通人”谗害嫉妒。又《超奇篇》有云：“夫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掇以论说，此为匿书主人。”在这一体系中，王充反对那些因循守旧、一味读书、不知权变、充满匠气的“通人”。王充的这种认知实际上是对桓谭在《识通》篇中批评张竦等人“通人之蔽”的回应，同时在桓谭思想中已有的“儒生”和“通人”的对立在此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通人”和儒者应该说本是有着共同的学术基础，“通人”一定是通经的，并且对经学有着精深的学术造诣。然而自武帝五经博士制度建立之后，五经成为发策决科的标准，章句之学大盛，博士的学术专利导致学术日趋固陋，加之师法、家法严格，更将学术引向固守逼仄，正如刘歆在《移太常博士书》中所言“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犹欲抱残守缺”。［6］414班固也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4］1723尽管如此，但由于章句之学是一种十分适合博士制度的形式，所以不但没有消歇，反而愈发兴盛。以博士为代表的沉溺于章句之学的儒士，由于居于师位，仍有“通人”之名。

第二个是正面体系，是王充极力肯定的“通人”。《别通篇》云：“通人积文十箧以上，圣人之言，贤者之语，上至黄帝，下至秦汉，治国肥家之术，刺世讥俗之言，备已。”［7］754又“或曰：‘通人之官，兰台令史，职校书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职在文书，无典民之用，不可施设。是以兰台之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积不绁，大用于世'。曰：‘此不然，周世通览之人，邹衍之徒，孙卿之辈，受时王之宠，尊显于世。董仲舒虽无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监二代，汉监周、秦。然则兰台之官，国所监得失也。以心如丸卵，为体内藏；眸子如豆，为身光明。令史虽微，典国道藏，通人所由进，犹博士之官，儒生所由兴也。”

这些文字大体勾勒出王充“通人”观的基本脉络，“通人”应具备的特质有：

（1）学识广博，不守一经。王充认为知识是财富。知识越多，财富就越多。所以“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胸怀百家之言”。针对时人固守一门，王充予以反驳，《别通篇》云：“或以一经为是，何须博览。夫孔子之门，讲习五经，五经皆习，庶几之才也。颜渊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为博矣。颜渊之曰博者，岂徒一经哉！不能博五经，又不能博众事，守信一学，不好广观，无温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览之暗，其谓一经者，其宜也。”［7］758

（2）学以致用，刺世讥俗。王充认为通人博览应将其运用于“治国肥家”。胸怀“古今之事，百家之言”的目的是懂得治国治家的方法，而且能讥刺和批判世上庸俗鄙陋的风气和言论，因此他说“汉世直言之士，皆通览之吏”。

（3）不务鬼神，求真求实。迷信说法认为，福祸是由鬼神造成的，因而“祭祀必有福”“解除必去凶”。王充则指出，“祭祀无鬼神”。福祸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行尧舜之德，天下太平，百姓消灾，行桀纣之行，海内扰乱，百祸并起。他认为，迷信鬼神是礼仪败坏的结果。对于“不修其行而丰其祀，不敬其上而谓其鬼”这样的行为，“通人”是不会去做的，所谓“通人不务焉”。［7］1041-1043

（4）审定文读，校书定字。“通人”都为精通小学之人。《超奇篇》：“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因而通人大多注重古文字，雅好古文经学，看中的是古文经的文字训诂。

（5）典国道藏，居官累年不迁。从《论衡》相关篇目的表述上来看，“通人”任职多为史官，而无鼎足之位，并且居官常年不迁，如司马迁、班固、贾逵、杨终等，然而他们所起到的社会作用却是巨大的。王充进而指出：“文章之人滋茂汉朝者，乃夫汉家炽盛之瑞也。”说明杰出的文人在汉朝大量涌现，是大汉兴盛的证明。

从王充“通人”思想的第二个体系可以看出，其对桓谭“通人”思想的承继之际明显又多有发展。首先，王充肯定了桓谭“通人”观中重视古学、训诂举大义的思想。《后汉书》桓谭本传载其“喜非俗儒”，他曾批评讲小夏侯《尚书》的秦近君讲《尧典》“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4］1723又说“学者既多蔽暗，而师道又复缺然，此所以滋昏也”。［8］379源于此，桓谭极为重视古文经，他与好古学的刘歆、扬雄友善并尊重古文经。王充发展了这一思想，并且明确了“通人”皆为通小学之人，“通人”的一项重要职责即审定文读，校书定字。

其次，王充继承了桓谭“通人”观中非谶、批判世俗迷信的思想。桓谭在《别通》篇中直言汉高祖迷信天命是“通人之蔽”，本传中批判光武帝信谶、以谶决事的做法。王充在《论衡》中则设《解除》专篇批判为了消除灾祸而举行祭祀、驱除凶神恶鬼的世俗迷信，并直接指出“通人”对此是极为反感排斥的。

复次，对于“通人”的政治作用，桓谭论及虽较为模糊，前文引本传文字中，桓谭在给光武帝的疏奏中劝说刘秀不要以谶决疑，应该“详通人之雅谋”实际上已暗含了“通人”应有治国之才。王充对这一认识做了充分的发挥，他直指“通人”读万卷之书、习百家之言的目的就是为了懂得“治国肥家”之术，并进而强调了学以致用的重要性。

纵观王充关于“通人”的两大体系可以发现，“通人”的内涵较之于桓谭已较为明确，“通人”指的是汉代高级知识分子阶层，这一群体在广博的前提下代表了士风的两个指向：一是以“博士”为代表的沉溺于章句之学的儒士，这一部分士人固守师法、家法，愈来愈趋于保守、僵化，然而由于体制的需要，他们居于师位，仍有“通人”之名。二是士林中更加认可的“通人”，他们不守一经，博闻多识，思想独立，求真务实，代表了一种新的风气。而后一种指向代表了“通人”观的发展朝向，“通人”逐渐演变为东汉晚期士林中评判、褒扬人物才智高下的一个重要语汇，而在《论衡》中王充所发现的“通人”典国道藏，居官累年不迁的情况随着东汉政治的陵夷、道家思想的侵染，逐渐演变为士林中所尊崇的性情淡泊、疏放不羁、恬退不仕、思想独立自由的“通人”气质并渐趋成为士人中的精神领袖。这一风气向后延伸，即为“清通”，直接导引了魏晋之风的来临。

［1］孙海通，译注.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陈涛，译注.晏子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严可均.全后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严可均.全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8］李善.六臣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Wang Chong's Ideology of“a Person ofAll Knowledge”

WANG Weiq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Xianyang 712000，Shaanxi，China）

In the proces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a person of all knowledge”，Huan Tan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as well as Wang Chong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The criticism to“the drawbacks of the person of all knowledge”discloses the advent of a new“outlook of a person of all knowledge”.Wang Chong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emphasis on such factors as ancient learning，no fortune-telling，and the criticism of secular superstitions.Thus a definite outlook of“a person of all knowledge”is formed，namely，a person who does not stick to one doctrine，is erudite and open-minded，and adopts a multitude of doctrines.

a person of all knowledge；Huan Tan；Wang Chong

K234

A

1672-2914（2016）01-0016-03

2015-12-01

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2015KRM165）；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14JK1785）。

王渭清（1972—），女，浙江绍兴市人，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思想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