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东

（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秦汉文史研究·

从《答客难》看战国与汉武帝时期君王的求贤与士人的不遇

王绍东

（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东方朔写的《答客难》一文，对比了战国与汉武帝时期君士关系的变化，揭示了大一统条件下士人不遇的必然性。从历史发展、社会变迁、政治体制的不同去分析解说了战国时期士人的纵横张扬与大一统时代士人的悲摧压抑状况形成的原因。与董仲舒、司马迁相比，东方朔对士不遇现象的认识更深刻，更接近本质，《答客难》一文的思想价值更高。

东方朔；汉武帝；《答客难》；士不遇

对于东方朔，人们多将其定位为汉武帝的言语侍从之臣，西汉著名文学家，滑稽之雄，大隐隐于朝、避世金马门处世哲学的总结者等，而对其思想家的地位则认识不足。实际上，一篇《答客难》，足以显示东方朔思想的深刻性。

东方朔自以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博闻强记、国士无双，22岁自荐给汉武帝。在跟随武帝的几十年中，他诙谐以悦，巧妙切谏，忠心为国，深得天子的喜爱。但始终被皇帝当作机警滑稽、乖张善辩、调笑戏谑的开心果，只是被任命为侍从郎官，没有给予重用，东方朔的治国宏愿难以施展。为此，五十多岁的东方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1］2862仍未得到武帝采纳。心灰意冷的东方朔需要总结自己政治上难有作为的原因，排解舒缓郁闷的心理。他假设有人向他问难：“苏秦、张仪一接触诸侯王就位及卿相，你自视甚高却得不到皇帝的重用，是你的品德问题，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实际上，东方朔所设想的客，就是他本人。对于这个问题，东方朔不知多少次地问过自己，分析思索了多少原因和答案。他感慨叹息，仰天回答说：

是固非子之所能备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廪仓，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时异事异。［1］2864-2865

在这篇文章里，东方朔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在战国时期列国并争的时代，士人处于买方市场，他们受重视、有尊严，能够择主而事，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而到了君主集权的秦汉大一统时代，士人则处于了卖方市场，他们被迫放弃了自尊和独立性，沦为君主的附庸和工具。本文试从东方朔的思路入手，分析战国时期和汉武帝时代帝王求贤与士人境遇的不同。

1战国时期君王的求贤与士人的境遇

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当时各国之间战乱频仍，竞争激烈。战国七雄个个都有统一天下的野心，也都面临着被其他国家吞并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争取有智慧、有谋略的士人为其所用，成为了各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正如东方朔所言：“得士者强，失士者亡。”为了富国强兵的需要，各国国君尊贤重士，求贤若渴。士人则凭借自己的知识、才华、智慧和谋略，往来于各国之间，纵横捭阖，献计献策，获得施展拳脚的舞台，谋取期盼已久的功名利禄。以秦国为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战国时期帝王与士人关系的特点。

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秦国曾经偏踞西方一隅，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被中原各诸侯国所轻视。所谓：“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狄。”［2］685为改变这一局面，秦孝公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颁布求贤令：“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2］202秦孝公认为，要改变秦国落后被歧视的地位，重塑穆公时的辉煌，带领秦国走上强盛之路，只有召请特殊人才，“出奇计强秦”。他开出的条件是：给予高官厚禄，并封地赐爵。

从这篇求贤令可以看出，战国时期，各国君主面临着兼并与战争的压力，自身处于惶恐、紧张的状态之中。在现实中他们遇到凭自身能力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只有重用那些智慧与能力都超越自己的才华之士，才能为他们排忧解难。为此，他们不惜开出自己所能开出的最大条件，以此来吸引和召请人才。他们的求贤是自觉的、迫切的，希望利用贤才的谋略和智慧，达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

在任何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士人都能得到君主赏识，赢得建功立业、施展抱负的机会。战国时期的士人也是这样。不管是主持秦国变法的商鞅，还是被人们所称道的苏秦、张仪，他们登上政治舞台，都有着一个曲折的历程。

商鞅出身于卫国，是卫国国君的“孽庶公子”。商鞅感到残破的祖国衰弱难存，就来到了魏国，投到国相公孙座门下。魏国是战国时期实行变法的起源地，李悝、吴起的变法主张仍然具有深入的影响。商鞅“少好刑名之学”，［2］2227“刑名之学”也就是法家以刑罚、名实治理国家的学问。在魏国期间，商鞅在学习继承的基础上，其变法的理论和思想不但基本成熟，而且还在国相公孙座面前有所展示。公孙座病重时，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但没有得到理会。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下令求贤。在魏国难以实现自己抱负的商鞅来到秦国，面见孝公。商鞅先后以“帝道”“王道”向孝公游说，没有引起他的兴趣。第三次，商鞅又游说孝公以“霸道”。所谓“霸道”，就是强化君主集权，使用刑法，奖励耕战，以经济和军事实力称霸天下的理论，对此，孝公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商鞅经过三次试探，感到孝公是一个有理想、有才干，可以依赖的君主。当孝公再次召见他时，商鞅就把自己对天下形势的分析和平生学习、思考的强国之术及富秦蓝图和盘托出，孝公听得津津有味、赞许不已。两人促膝而谈，“语数日不厌”。［2］2228在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开始了在秦国前后两次、历时近20年的变法，把秦国带向了崛起统一之路。

苏秦出身洛阳平民家庭，立志通过游说君主取卿相之位。他来到秦国，提出要帮助秦国“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3］19被秦惠王拒绝。多次游说秦王无果，穷困潦倒的苏秦受到了家人的不满和轻视。苏秦越挫越勇，发奋学习。“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服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3］19-20于是游说六国，合纵抗秦。并一度挂六国相印，成为显赫一时的政治人物。

张仪曾经与苏秦一起跟随鬼谷子求学，在到楚国游说时，楚相怀疑他偷了玉璧，不仅被打得体无完肤，而且受到众人侮辱。“其妻曰：‘嘻！子勿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2］2279为了报复楚国，张仪来到秦国，受到惠王重用，被任命为国相和大将。他帮助秦国分散瓦解六国联盟，为秦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可以看出，战国时期，君主的求贤是与国家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的，各国对人才的争夺十分激烈，人才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士人为了在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首先要做的是学习知识和增长智慧。商鞅学习“刑名之术”，苏秦游说失败后，苦读《太公阴符》。其次，士人有充分的选择权。商鞅在魏国不受重用，就来到秦国帮助孝公变法图强。苏秦游说秦惠公没有成功，就转而到赵国、楚国、魏国游说。张仪在楚国受到了屈辱，就帮助秦国削弱楚国。所谓“朝秦暮楚”，就是士人充分选择权的明证。再次，士人有强烈的自信和尊严感。士人相信，只要自己确实有政治智慧和谋略才华，就不愁找不到赏识的君主。即使被某一个君主拒绝，也不谦卑低下地委曲求全。可以说，在当时的君士关系中，士人掌握了主动权。他们意气风发，昂扬奋进，站在时代的前沿，引领着社会的发展。即使仕途遇到了挫折，也不怨天尤人，而是反躬以求，通过充实、学习，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或转投他国，另谋明主，寻找新的君臣际遇的机会。在战国时期，人才竞争非常激烈，但是却很少有士人发出“不遇”的感慨。

2汉武帝时期的“求贤”与士人的境遇

汉武帝是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时代的有为之君，人们往往用“雄才大略”一词来形容他。他在位期间，削弱地方势力，巩固中央集权；推行察举制度，选拔重用人才；改革经济管理，增强国家实力；打击匈奴南越，扩展边疆封域；提倡独尊儒术，确立统治思想。可谓开拓进取，奋发有为，文治武功，承前启后。武帝能够建立如此的功绩，与其注重选拔和重用人才息息相关。在汉武帝时期，也确实出现了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局面。然而，也正是在汉武帝时期，以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为代表的士人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不遇”的感慨，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汉武帝在位期间，多次下令各级官吏推举贤才，尤以元封五年（前106）的《求贤诏》最为著名。“盖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1］197同样都是求贤，汉武帝与秦孝公两者求贤的内涵具有明显的不同。

秦孝公求贤，是为了重塑秦国昔日的辉煌，改变国家落后的现状。他认为只有能力超越自己的人才，才能帮助其实现宏愿。为此，孝公愿意尽其所能地付出代价，召请杰出士人。而汉武帝求贤的目的则是为了帮助自己建立“非常之功”。为此，他可以不拘一格，冲破世俗的观念来选拔使用人才。汉武帝非常自信自己有能力驾驭那些超越世俗标准的人才，希望提拔这些人才为将为相，或者出使远国，而这些人才也只是他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工具。

在汉武帝时代，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士人无法自主选择服务对象，也没有了在社会中随意流动的自由。他们的出路变得非常狭小，要么依附国家，听命君主，放弃个人的尊严和自由；要么隐居山野，老死民间。君主的好恶成了选拔人才的主要标准。那些想在政治上飞黄腾达者，把顺从、讨好皇帝作为了第一要务。丞相公孙弘、石庆，御史大夫张汤，大将军卫青都曾经是汉武帝最喜爱的大臣，从他们身上，可以窥见汉武帝时期人才使用的特点。

公孙弘出身贫寒，曾在海边放猪为生。40岁始习儒经，因对策被征召为博士。在朝廷上，公孙弘能言善辩，侃侃而谈，每每提出不同建议，供君主选择。对于武帝的决策，从来不提反对意见，“于是上察其行谨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悦之，一岁中至左内史”。［1］2618每次公孙弘与同僚约定向武帝进谏，来到朝堂后，却总是顺从皇帝的旨意。汲黯曾经当庭责备他：“齐人多诈而无情，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背之，不忠。”［1］2619公孙弘完全放弃了古代士人的正直人格和诤谏传统，对汉武帝一味谄媚顺从，受到了汉武帝的器重，先后被提拔为御史大夫和丞相，成为汉代第一个以布衣擢居相位之人。

石奋跟随高祖刘邦起兵，一直以恭敬谨慎著称。景帝时期，石奋和他的四个儿子都官至两千石，石氏家族号称“万石君”。石奋的儿子们在武帝面前谨小慎微，其长子石建和少子石庆尤甚。石建为郎中令时，发现给武帝上书的“马”字下面漏了一笔，惊恐曰：“书‘马'者于尾为五，今乃四，不足一，获遣死矣！”［1］2196石庆任太仆令时，赶御车出行，武帝问他几匹马拉车，石庆用马鞭指着马一匹一匹去数，然后才回答是六匹马。石建兄弟深知伴君如伴虎，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尽管才智平庸，却深得赏识，石庆官至丞相。史书记载：“庆为丞相，文深审谨，无他大略。”［1］2200

张汤治狱以严苛著称，但他一味揣摩武帝意图，“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吏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吏轻平者”，［1］2639把皇帝的意志放在法律标准之上，被武帝任命为御史大夫。

作为抗匈名将，卫青虽屡立奇功，但在武帝面前却表现的谦卑顺从，毫无生气。有人建议他招贤养士，卫青毫不犹疑地拒绝：“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尊职而已，何与招士。”［2］2946在卫青看来，用人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别人不能分享，否则就是犯了君臣大忌。卫青媚从武帝，在君主面前毫无个人尊严气节可言，也难以赢得士人的敬重。史称：“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2］2939

为了建立“非常之功”，汉武帝需要人才，并任用了各方面的人才。然而这些被任用者只是被当作武帝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工具。武帝时期的君士关系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国家完全垄断了士人的入仕之路。遵循君主所订立的标准，接受国家选拔，成为了士人走向通达的唯一途径。如果说，战国时期的士人奔走四方，朝秦暮楚，合留舍去，凭借自身的道义谋略赢得君王的敬意，那么，武帝时期，士人除了服务帝王外，再也找不到安身立命之计了，只好自卑身价，低眉顺首于皇帝。第二，帝王的至高性与圣神化。战国时期，普遍的认识是，帝王在能力与道义上都有缺陷，需要士人的帮助与指导，“为帝王之师”成为了士人的自我期许。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时代，帝王在拥有了政治上的至高权力后，还在精神和道德层面上被圣神化。儿宽称赞汉武帝：“陛下躬发圣德，统楫群元，宗祀天地，荐礼百神。”［1］2630皇帝道德最为高尚，统治天下百姓，神圣无比。“帝王既是神，又是圣，又至高无上，拥有绝对权力，士人在这样的帝王面前还能拥有什么呢？除了卑贱和顺从之外，士人将一无所有。”［4］137第三，士人的工具化。在武帝时代，士人不再被视为关乎国家兴亡、不可或缺的贤才，而降为了帝王的犬马和工具。汉武帝曾经比喻说：“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5］159对于君主来说，士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既可选择，又可替代，因此不值得珍惜。第四，士人的精神倍受压抑。战国时期，士人与君主双向选择，士人可以自由流动。能否留住贤才，得到士人的支持与帮助，成了各国政治的晴雨表，“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6］130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意气风发，昂扬奋进，备受尊重。到了汉武帝时代，丧失了选择权的士人，要想取得功名利禄，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只能主动接受君尊臣卑的原则，持禄保位，苟合取容。即使居丞相高位，也只是君主的犬马与奴才。汉武帝任用的13位丞相，3人被杀，3人自杀，3人被免，1人不得善终，只有公孙弘、石庆、田千秋等3人因材质平庸、谨慎小心、毫无建树而老死任上。汉武帝虽然下大力气网罗人才，但对进入仕途之人或猜忌鄙视，或凌辱诛杀，并无尊重可言。

汉武帝时期，在专制君主面前，士人始终处于被动、惶恐、压力之下，进入仕途者唯唯诺诺，求容皇帝，精神难以伸展；力图保持人格独立、不愿屈从权势者，更是备受压抑。因此，在人才济济的武帝盛世，士人却不断发出“不遇”的感慨。

3《答客难》的思想价值

在汉武帝时代，士人的不遇情怀是普遍的，其中写成专门文章的有董仲舒、司马迁和东方朔等。董仲舒、司马迁的成就及影响力都远高于东方朔，但在对士不遇现象的认识上，东方朔思想的深刻性则远高于二人。

董仲舒是汉代大儒，因贤良对策得武帝器重。他提出的独尊儒术、兴建学校、举茂才贤良的主张都被武帝采纳。但在政治上，董仲舒先后遭到主父偃和公孙弘的嫉妒陷害，两次出任诸侯国相，后为保全自己而辞官回家。刘向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虽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1］2526董仲舒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政治上却无所作为，因此在晚年，写成了《士不遇赋》：“呜呼嗟乎，遐哉邈矣。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时光流逝的太快了，受重用的时机却迟迟不来。放弃气节去屈从别人，那不是我们这些人该做的事情。坚持己见等待明主的赏识，恐怕自己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了。这里表现的是董仲舒强烈的忧患意识，一心报国，却难得君主重用，时不我待，唯恐丧失为国尽忠的机会。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末俗以辩诈而期通兮，贞士以耿介而自束，虽日三省于吾身兮，繇怀进退之惟穀。彼寔繁之有徒兮，指其白以为黑。”在董仲舒看来，是自己生不逢时，没有遇到明君贤主。这样的时代，花言巧语的小人仕途通达，他们颠倒黑白，朋党成奸。而贞士却因为正直而束缚了自己。董仲舒屡遭嫉妒与陷害，对君主的不明与奸佞小人的得志感受深刻，并把这些归结为自己不遇的主要原因。为了寻求自我安慰，董仲舒认为即使清明的远古时代，廉洁的士人也难有好的归宿。他给自己确立的人生准则是：“孰若返身于素业兮，莫随世而轮转。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7］228

司马迁的人生经历更为坎坷，他想在伟大的时代有所作为，也想完成父亲著一代之史的宏愿，但却遭遇李陵之祸，身心蒙受巨大屈辱。为此，写了《报任安书》，表达自己的悲愤与痛苦；又写了《悲士不遇赋》，分析自己不遇的原因，寻找解脱的途径。司马迁在文中写道：“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感慨自己没有遇到一个好的时代。尽管时刻按照周礼的要求约束自己，也时时担心思想和行为会默默无闻。自己才华出众而世道衰微，只能选择到死都辛勤努力。有一个身体名声却不能显扬，有杰出的能力却难以发挥。是什么造成了如此的境遇，使司马迁感到活下去的艰难？“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是社会不分美恶，让处于困厄与通达中的士人都很纠结。司马迁最担心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使自己的理想难以实现，故感慨道：“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天道已经衰微，显得疏阔遥远；人间事理表现得很清晰，那就是相互倾轧。这样的社会，“理不可据，智不可恃”，既没有道理可言，个人的智慧也不足依靠。司马迁害怕一生默默无闻，一事无成，“没世无闻，古人唯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自己的出路在哪里？“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7］266还是顺应自然，仰俯于时吧。

董仲舒和司马迁都把不遇的原因归结为生不逢时，遭遇乱世。由于君主的不明，导致善恶难分，忠奸不辨。社会风气的败坏，使小人得志，忠臣志士进退维谷。这种分析，仍然纠结于君主本身的圣愚、个别奸佞之人的谗言和社会风气的颓废。只看到了表面现象，没有寻找到问题的本质。董仲舒给自己确立的应对之道是：不为功利所惑，不随世风沉浮，正身修己，去追求世间的真善美。这是儒家的处世哲学。司马迁最担心的是在君主不能赏识自己的情况下，一生默默无闻而过，有着一种在不遇境遇下寻求体现人生价值的紧迫感。为此，他不惜隐忍苟活，矢志著史。但由于心灵所受创伤过于深重，也只能以道家的无为作为解脱，“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东方朔在《答客难》中对士不遇现象的认识则深刻的多。他并不认为自己生不逢时，身处乱世，也不认为是君主的不明造成了自己的境遇，相反，在他看来，自己生逢一个伟大的时代，遇到了一个圣明的君主，而这正是造成士人不遇的根源。东方朔从历史发展、社会变迁、政治体制的不同去分析战国时期士人的纵横张扬与大一统时代士人的悲摧压抑。在列国竞争的环境下，获取贤才成为国家的生存之道，是君主的政务之首。士人的价值得以体现，才华得以施展，人格受到尊重。凭借才华和谋略，取功名富贵如探囊取物。而在大一统的条件下，天下归于一体，君主掌控一切，士人完全丧失了主动权。他们摩肩接踵，竭力向君主表现自己的能力和忠心，“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君主则以自己的好恶评价选拔人才，“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士人完全处于君主的操纵之下，能力与智慧不再起决定作用。在东方朔看来，这将成为士人生存的常态。如果苏秦、张仪生活在汉武帝时代，恐怕连自己的处境也赶不上。在对士人不遇境遇状况的分析中，东方朔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认识到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是造成君士关系变化的根源。“乱世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贤与不肖不再有客观的标准，而是由皇帝的意志决定。“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1］2864-2865与董仲舒、司马迁相比，东方朔对士不遇现象的认识更接近本质，《答客难》一文的思想价值更高。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刘向.战国策［M］.长沙：岳麓书社，1988.

［4］葛荃.权力制衡理性——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5］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

［6］王充.论衡［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7］严可均.全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Seeking of Talents by the Monarch and the Scholars Not Being Appreciated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he Reign of Emperor Wu of Han fromAnswer to the Guest's Question

WANG Shaodong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ourism College，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Hohhot 010070，Inner Mongolia，China）

Dongfang Shuo wrote Answer to the Guest's Question and compared the chang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arch and the scholar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he reign of Emperor Wu of Han，revealing the inevitability of scholars not being appreciated under the unified conditions. An interpretation is mad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flamboyancy and persuasive ability of the scholar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contrast to the miserable and depressing state of the scholars under the unified condi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social change and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Compared with Dong Zhongshu and Sima Qian，Dongfang Shuo ha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henomenon of the scholars not being appreciated.Answer to the Guest's Question has a higher value in ideology.

Dongfang Shuo；Emperor Wu of Han；Answer to the Guest's Question；the scholars not being appreciated

K234.1

A

1672-2914（2016）01-0001-05

2015-10-26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ZS020）。

王绍东（1964—），男，内蒙古宁城县人，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秦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