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向 华

民国时期的学生自治，导源于西方模式。随着清末民初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在中国传播，学生自治随之进入中国教育者视野。北京、浙江、江苏等地，陆续出现了各种学生组织，以及由学生主办的报纸杂志。早在清末，尽管当时教育管理十分严格，但在民族与民主意念的催动下，一些自治性学生组织已在校内悄然出现。如广州岭南学堂、安徽髙等学堂、陕西宏道学堂、湖南常德府中学堂、中国公学等，均先后成立了名称迥异但富有自治精神的学生组织。这些自动组织起来的学生们，企望通过“自治”反抗封建专制，借以实现各种救亡图存之梦想。

五四运动爆发时，正值杜威旅华讲学。经由教育界大力倡导，美国“学生自治会”制度引入中国校园，运用于学生管理变革。受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观念影响，学生自治开始注重丰富的团体生活、学生学会生活以及服务社会能力的培养。这一时期，从小学到大学的学生自治活动都有开展，自治组织出现联合扩大趋势，由校内组织推进至区域性团体，乃至发展成全国性学生联合会。1920年，第六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发布《学生自治制纲要案》。此后，以“学生自治会”命名的学生自治组织，迅速在各校设立起来，“于是学生会之组织，举所有有学校之都市，所有有学生之学校，视同必需，否则即足以显示其无人”。

就在学生自治如火如荼展开的同时，有关批评之声也随之而起。其矛头主要对准两个方面：一是在实践过程中视学生自治为时尚，过于追求其时髦形式，不求自治真意，不讲实际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