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小娣

(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21世纪六朝隐逸诗研究综述

翁小娣

(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新世纪以来，学者对六朝隐逸诗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六朝隐逸诗的概念与源流研究，六朝隐逸诗的艺术特色与影响研究，陶渊明隐逸思想研究。与之前的零散而不系统的研究相比，这一时期学界对六朝隐逸诗整体性的研究出现了较大突破，同时对诗人个体的隐逸思想及诗作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六朝；隐逸诗；陶渊明

21世纪学界对六朝隐逸诗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据笔者粗略统计，此时期有关六朝隐逸诗研究的论文约140篇。此外，更有一些研究专著值得注意。杨朝云的《中国隐逸文化史》是一部从史论的角度出发，对中国隐逸文化全方位描述的著作。作者认为老庄隐逸的“和光同尘，逍遥人生”及孔子的“无道则隐”是隐逸文化产生的理论基石[1]。何鸣的《遁世与逍遥——中国隐逸简史》列举了隐逸的7种形态，从哲学、艺术、园林、医药等方面探讨了隐士与方士的关系、隐逸中的奇行与变态等几个方面的问题，是对中国古代隐士生活方式的全面展现[2]。杨清之的《唐前隐逸文学研究》重点梳理了唐以前隐逸文学的演变，以及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形态，并将陶渊明单独论说称之为“隐逸文学的丰碑”[3]。周淑兰的《狂与狷——放达与隐逸的中国名士》[4]是一部隐士个案研究专著。吴小龙的《适性任情的审美人生——隐逸文化与休闲》展现了隐士生活的逍遥任性和其独特的审美文化[5]。新世纪以来，六朝隐逸诗整体透视的研究受到关注，主要涉及六朝隐逸诗的概念与源流研究、六朝隐逸诗的艺术特色与影响研究及陶渊明隐逸思想研究三个方面。

一、概念与源流研究

21世纪六朝隐逸诗学概念与源流的研究，总体上呈现稳中求新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对隐逸诗的内涵、外延等基本概况的研究。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有如下几种：霍建波在《隐逸诗研究——先秦至隋唐》中认为隐逸诗就是具有一定分量隐逸思想的诗歌。这里的隐逸思想包含了5个方面的内容：因社会混乱、政治环境险恶而希望避世归隐，寻求人生归宿；向往自然美景，甘愿隐逸；追求个性，描绘隐士生活情调；表达对隐士、隐居等隐逸问题的看法；诗中没有明确的隐逸思想，但却被后人提及隐逸问题时当作典故[6]。许晓晴在《中古隐逸诗研究》一文中认为，内容方面与隐逸行为及隐逸思想相关的诗歌就是隐逸诗，隐逸诗歌的内容主要与描述隐居生活、企慕归隐、探讨隐逸价值等相关[7]。在此基础之上，周银凤的《东晋隐逸诗研究》将隐逸诗定义为一切与隐逸相关且以隐逸为主题的诗歌，认为隐逸诗的内容涉及企慕归隐、描述隐逸生活、赞美隐逸与隐士、探讨隐逸的方式等[8]。

其二，对六朝隐逸诗思想源流及产生背景的研究。高智的《六朝隐逸文化探源》一文从5个方面对六朝隐逸文化进行了探讨。第一，六朝隐逸之风盛行是时代的产物。六朝时期的政治高压政策，使隐逸成为士人避世的一种无奈。第二，六朝隐逸之风是自然环境的产物。士人投奔山水，向往淳朴、混沌、自由的自然生活，从单一的逃避现实，转向艺术化的生活情趣。第三，隐士对自由与个性的追求。一是对现行秩序和传统观念的否定，二是对“名”“利”欲望的抵制。第四，生命意识。保持自然之性、学道成仙、长生不死成为重要的精神追求。第五，佛家思想与隐逸文化的合流，促成佛理隐逸诗的诞生[9]。郭仁昭的《六朝隐逸诗的风行及流变》一文认为，“儒”“道”“佛”三种思想的融合是六朝隐逸诗风行的社会文化背景，并提出隐逸诗流派说，根据隐逸之所及志趣追求的不同，将隐逸诗分为“身隐”“朝隐”“心隐”三种类型[10]。漆娟的《隋前隐逸诗源流及嬗变述论》一文将隐逸诗的发展分为4个阶段：先秦时期、汉魏时期、两晋时期、南朝时期[11]。之后，她在《论南朝隐逸诗的道教精神》一文中又提出，与魏晋相比，南朝道教和佛教对隐逸诗歌的艺术手法产生了深刻影响，隐逸诗的创作突破了老庄哲学和儒家隐逸观，进入了宗教化时代。南朝隐逸诗的道学精神主要体现在内容上对神仙世界的描述，艺术手法上借助神仙意象[12]。同样从思想上探究隐逸诗歌本源的还有于春媚的《道家思想与魏晋文学——以隐逸、游仙、玄言文学为中心》[13]、胡大雷的《论两晋隐逸诗、赋的玄言色彩》[14]等论文。

二、艺术特色与影响研究

隐逸诗经过了先秦两汉时期的萌芽，到魏晋时期达到成熟与鼎盛。隐逸诗也由一开始的消极避世、抒发愤懑发展到追求自然、个性，六朝隐逸诗已经蕴含一种独特的审美理想，并对后世隐逸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六朝隐逸诗的艺术特征研究，主要以意象分析为主。目前学界趋于一致的认同是自然和神仙两大意象群。漆娟的《人间与仙境：论汉魏六朝隐逸诗的意象归属》认为，自然意象和神仙意象是汉魏六朝隐逸诗的两大意象群，其中自然意象群包含了山、风、鸟，神仙意象群包含了传说中的仙境、仙人等。这两大意象群体为后世隐逸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模板，对中国古代隐逸文学的发展有开拓之功[15]。许晓晴的《中古隐逸诗意象分类研究》认为，中古隐逸诗歌因其特定内容的表现需求，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意象群，她将这些意象群分为原型意象、原型意象派生的衍生意象，以及云和松等自然意象三个方面[16]。她的另一篇文章《中古隐逸诗的情感表现》认为，由忧患生命之“悲”到得意自适之“乐”的情感转变是六朝隐逸诗具备审美特质的基础[17]。黄玲林的《齐梁时期隐逸文学研究》论述了齐梁时期隐逸诗歌发展的新特征：山水隐逸诗歌与田园诗歌交融发展，佛理隐逸诗与山水诗歌渐趋合流，隐逸诗歌意境幽静平和，游仙诗歌意境空灵、充满仙趣[18]。

其次，六朝隐逸诗的影响研究。陈君的《汉晋之间的青土隐逸及其文学与学术影响》一文梳理了青土隐逸在汉代、西晋时期的隐逸特征及其与中古隐逸传统之间的关系，认为汉晋之间的青土隐逸及关陇高士对陶渊明的学术和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得陶渊明的出现成为一种自然的历史衔接。同时，在生活和创作方面，陶渊明也表现出超越青土隐逸的倾向[19]。查正贤的《论谢朓诗的隐逸及其诗体范式意义》一文讨论了谢朓的隐逸与隐逸文化之关系，认为谢朓的隐逸诗具有范式意义，这种范式表现在它对后世隐逸文学和山水文学创作的影响上[20]。魏玉洁的《六朝隐士与中国山水画》一文，阐述了六朝隐士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认为中国山水画从萌芽到最终成熟与隐士追求自然审美、向往神仙、企慕归隐的诉求密切相关[21]。

三、陶渊明隐逸思想研究

对陶渊明的研究是六朝隐逸诗研究中最突出的部分。笔者以“陶渊明隐逸”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相关的单篇论文约95篇，这不仅在六朝隐逸诗研究的数量上占了绝对的优势，而且研究的范围也颇为广泛。

对陶渊明接受史的研究。莫砺锋的《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在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地位》认为，在晋宋黑暗的社会背景下，颜延之及时撰写了《陶征士诔并序》对陶渊明进行揄扬，使陶渊明其人没有被当世湮没，是陶渊明接受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文献[22]。李剑锋对陶渊明接受史的研究比较系统、全面，其代表性的专著《元前陶渊明接受史》是对元代以前陶渊明接受史的轨迹进行思路描述和探因的专著，包括陶渊明接受史的奠基期、发展期、高潮期三个阶段[23]。此外，李剑锋的《隋唐五代陶渊明接受史概论》认为，陶渊明及其诗文所代表的审美追求、价值追求在唐代已经从一定程度上较为普遍地被肯定或认同。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尚隐不仅仅来自统治者对道教的重视，还来自社会动荡和仕途失意的刺激；其二，自然价值的确立，是唐人接受陶渊明的思想动因；最后是中国古典意境理论在唐代日益成熟使陶诗在唐朝受到普遍关注[24]。周期政的《从宋词看宋人对陶渊明的接受》认为，陶渊明作为意象在宋词中的广泛使用，说明陶渊明在宋代已被广泛接受，这种接受体现在宋人对陶渊明的人格认同，对陶渊明风度与情趣的认同，以及对陶渊明愤世情怀的忽视和对艺术成就的漠视。但宋代词人对陶渊明的接受也有着许多变异的成分，他们对陶诗文所展现的内心的苦闷与焦虑、忧愁与痛苦并不关注，而是把他归隐的情趣与乐趣加以尽情的抒发，容易使人像钟嵘一样仅把他理解为一个隐逸诗人[25]。王慧刚的《论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及辛化的陶渊明》一文指出，辛弃疾十分欣赏陶渊明，其对陶渊明的接受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辛弃疾慕陶思想产生的现实基础源自三度罢官隐居的人生经历，他对陶渊明的接受与认同主要体现在田园情趣、友情、饮酒三个方面。陶渊明的闲适、恬淡一直是人们所推崇的，但作为一个积极入世者，辛弃疾在对陶一步步接受的同时，也塑造了“金刚怒目式”的辛化了的陶渊明[26]。唐朝晖的《隐逸与尽忠——元遗诗人接受史中的陶渊明》一文指出，与宋代遗民诗人笔下的陶渊明不同，元代遗民诗人阐释的是一个不仕二姓的遗民典型。元遗诗人对陶的接受表现在咏陶和陶诗人规模的庞大，诗歌数量众多，菊与桃花源意象的普遍运用等[27]。

从比较学的角度研究。梁嘉茵、张学松的《从陶渊明与“大历十才子”的隐逸诗探讨其隐逸观》[28]，陈腾飞的《陶渊明与苏轼归隐情结之比较》[29]，高有的《悠然之境:陶渊明隐逸与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比较》[30]，比较的角度各不同，既有纵向历史的比较，也有横向中外的比较。

从美学的角度研究。霍建波的《论隐逸诗的美学风格》总结出了隐逸诗的美学风格特征：田园隐逸诗之平淡、自然，山水隐逸诗之清新、秀丽，游仙隐逸诗之奇幻、绝俗，佛理隐逸诗之悠远、高妙，吏隐诗之疏放、闲雅[31]。白丽云的《“隐逸”美学意蕴研究——以陶渊明和吉田兼好作品中的自然为例》以陶渊明和吉田兼好对自然审美意象的选择为例，列举陶渊明作品中“朴”的自然审美意象的选择与吉田兼好作品中“出尘”意象的选择，体现了对两种隐逸审美的追求[32]。

此外，研究的方式由面的铺展向点的研究深入，如关于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重新探讨。高智的《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认为，陶渊明的隐逸是一种特殊的形态，有别于六朝一般的隐士，陶渊明辞官主要目的是“归田之隐”，而非一般岩穴之隐，这与脱离农业生产的隐士大为不同[33]。胡大雷的《钟嵘称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辨——兼述陶渊明诗接受史上的一个问题》一文，梳理了南北朝唐宋时期人们未认可钟嵘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论断：萧统认同陶渊明的隐士身份，但《文选》却不把其诗作入“招隐类”“反招隐类”，《艺文类聚》也是如此。南北朝唐宋人视陶渊明的诗作为“田居”，称为田园诗[34]。

杂论如王怀平的《〈归去来兮辞〉隐逸情结的文图置换》[35]，安忆涵的《悲士不遇的隐逸情怀——〈归田赋〉与〈归园田居〉之辨析》[36], 霍建波、徐洁的《论隐逸文化视域下的陶渊明》[37]，韩柳、赵述颖的《诗意地栖居:陶渊明躬耕陇亩的玄意人生》[38]，饶艳的《陶渊明的隐逸精神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39]等，涉及不同方面的研究。

与对陶渊明的研究比较，这一时期对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如对谢眺、庾信、潘岳、沈约等的隐逸思想和诗作的研究略显薄弱，只有少数的研究论文，如祁小春的《王羲之的隐逸思想及其他——与葛洪隐逸思想的比较》[40]、张黎明的《庾信诗赋中“隐遁之念”辨析》[41]、王章震的《庾信的隐逸思想研究》[42]、刘秋朵的《潘岳隐逸思想探析》[43]等。其中《王羲之的隐逸思想及其他——与葛洪隐逸思想的比较》一文，讨论的是“书圣”王羲之的隐逸思想以及他这种思想与道学者的重要人物葛洪的内在联系和区别，“他们代表了魏晋时代的两种隐逸观——‘坐而获逸’和‘山林隐逸’，王羲之在平衡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时所选择的两全之举，即是源于他神仙信仰思想的隐逸修道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新世纪海外汉学的六朝隐逸诗研究也涌现了一些成果。在隐逸诗学研究方面，台湾学者许尤娜的《魏晋隐逸思想及其美学含义》[44]一文从隐逸者的道德美与自由美、隐逸生活的疏离美与简朴美、隐逸环境的自然美与田园美等方面，解释了魏晋隐逸思想所蕴含的审美含义。此外，同样从美学的角度来论述隐士的还有陈怡良的《陶渊明探新》[45]。笔者认为后人的崇陶行径与对陶的一系列评论，使陶渊明被推上了诗歌美的典范地位，而陶渊明的人品，亦被推上人格美的典范地位。另外，日本汉学家冈村繁的《汉魏六朝的思想和文学》[46]认为六朝隐逸清谈之风实质上是贵族文人的怯懦和虚荣。此外，他的《陶渊明李白新论》[47]颠覆了传统的陶渊明高洁隐者的偶像形象，揭示了其隐蔽的追求功名利禄、缺乏责任感的世俗性。这种论说对推动陶学研究是有益的，但此种见解只是一家之言，没有成为学界的共识。

综上所述，新世纪学界对六朝隐逸诗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研究方法不断创新，视角越来越新，范围越来越广；同时，在对六朝隐逸诗整体研究方面，涌现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这对隐逸诗的研究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对六朝隐逸思想及诗作的研究过于集中化，对基本概念的界定也不一致，对六朝其他隐逸诗人个体的研究不足，研究的内容重复，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研究的全面拓展，需要学界给予更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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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郭庆林】

2016-05-16

翁小娣(1990—)，女，安徽六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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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726(2016)11-002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