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倩雯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媒体评论“情感策略”的差异化与多元化

吴倩雯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媒体评论的情感叙事策略的差别，促进了主流媒体公共性的建构。本文以2015年5月“庆安枪击案”为案例，通过分析媒体对此事件的评论，试图分析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的评论对情感策略的运用。研究发现，“情感”对媒体评论实践公共性的影响，且媒体评论的情感策略对实践公共性具有差异化，并与公众舆论的情感形成多元化景象。

关键词：媒体评论；情感；公共性；庆安枪击案

一、媒体评论与媒体公共性

媒体评论作为一种重要的媒介话语，是实践媒体公共性的重要路径。媒体公共性是媒体具体、历史的社会属性，表现为媒体面对公众、服务于公共利益、促进公共生活。［1］作为一种新闻文体，评论在意见多元的互联网时代对媒体公共性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传统主流媒体之间、传统主流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的繁荣推动了社会认知和社会思想的良性发展，有利于公民社会的成长。

二、情感促进公众共同体

“情感”并不仅仅是个体的私人体验和心理过程，它也是政治、社会和文化建构的产物。从20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的情感社会学来看，“情感”是一种社会的事实，即情感并不仅仅是私人事情，同时它的存在也是具备社会性的。情感社会学看来，聚集性和抗争性是“情感”的两大特征。所谓“聚集性”，是指“情感”有助于公众之间的链接和共同体的形成；“抗争性”，是指“情感”可能对现有的社会秩序、政治权力构成挑战。

在中国现代“公众”兴起的过程中，情感扮演了重要角色。情感的聚集性对形成公众舆论、助推事件的作用不可小觑。对于媒体而言，1990年之后也是中国传媒产业、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个背景下，一方面，大众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常常借助“情感策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人们获得“共同情感”的主要渠道也是大众传媒主导的“情感”沟通方式。

媒体的“情感”的话语策略有助于激活道德资源，从而“倒逼”事件的真相，这点体现了“情感”对于媒体实践公共性的重要性。虽然“情感”的公共传播有助于促进公众共同体的形成，但由于“情感”的抗争性，公众的某些非理性情感可能会对整个社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从这个程度讲，媒体的情感话语策略影响公众情感越来越突出。

2015年5月2日，黑龙江省庆安县农民徐纯合在庆安火车站内与执勤民警发生冲突后，被民警枪击身亡。庆安枪击案发生后，由于民间和官方对现场的描述出现脱节的情况，有关事发现场的视频迟迟没有公布于众，该事件在网上引发持续关注和热议，推起一波又一波舆论高潮。随着新华社各种媒体的介入，舆论冲击不断，网上舆情更是沸沸扬扬，这大概是庆安官方始料未及的。更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舆情转移现象随即发生，网友已将目光延伸至当地官场的各种问题上，与枪击案有关联的当地多名官员受到关注。官方的一再回避大众对真相的质疑，并由此揭露了庆安官场贪腐问题。

近年来的各种网络事件表明，很大程度上，公众是带着自己的“情感”建构公共舆论的。不论是当事人，还是媒体和公众也都具有明显的“情感”倾向。有别于新闻报道，媒体评论是致力于表达观点意见的文体，其表达形式更为直接主观，情感色彩也更为明显。围绕“庆安枪击案”这一案例，本文主要探讨媒体评论的主要情感是什么，如何将这些情感嵌入评论中。并在此基础上，探析在新的舆论环境下，媒体评论的“情感”与公众“情感”的关系。

三、媒体评论对“情感策略”的运用

（一）传统媒体评论与网络媒体评论“情感”的差异化特征

情感社会学研究的“情感”类型有许多种，“同情”、“怨恨”这两种情感在当前中国的大众媒体上更为常见。［2］

从所得文本看，传统媒体的时评坚持专业性，做到了“情感分离”和“情感理性”，其传播的情感基调也吻合公共性平台的角色。在事实的基础上，努力还原事件的真相，扮演公共平台角色。“庆安枪击案”中，多数媒体评论的情感理性。以“质疑”为主，几乎不存在“怨恨”及“同情”的情感。最初媒体的报道把这一事件当做普通的刑事案件，通过调查，《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等传统媒体的评论文本更多地向公众呈现事件背景、描述调查状况、指出问题所在，呼吁公众理性看待事件，希望官方尽快还原真相。

与传统媒体的评论不同，腾讯、搜狐等舆论影响力较大的网络媒体的评论文本则更多带有个人情感及个性化元素。“同情”的产生与人对正义、公平等价值的判断有关，人们更容易同情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对新闻事件及当事人的态度以“同情”为主。不少门户网站的时评注重描述徐纯合的底层身份，关注其家庭命运，反映其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因此，受众在了解了这些背景后更容易表现出“同情”的态度。

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情感策略”叙事也有共同之处，即基于冲突式的框架叙事和个体指向群体的方式。

1.基于“二元式”情感叙事。媒介建构公众情感的时候，带有二元性的特征，即倾向于在“富人-穷人”、“强势-弱势”等二元框架内建构“情感”。媒体的情感策略有助于扩大媒体的批判性话语空间，“庆安枪击案”具有明显的阶层冲突，一是警民冲突，二是官民冲突。媒体评论在文本上通过“二元式”的叙事策略，从矛盾切入，融入情感。例如，《南方都市报》社论《庆安车站枪案亟待还原真相》和搜狐评论《庆安枪击事件，是什么让人变得冷酷》一文，两者指出了双方的矛盾。

2.由个体指向社会群体。媒体评论的公共性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社会的关怀，“情感”的话语策略也提升到了社会层面。从文本看，媒体评论的批判性不仅指向徐纯合及其家庭，到了事件后期，“同情”也越来越从个人层面指向社会层面，将问题归因社会层面，涉及社会群体。强调“底层身份”、“弱势群体”，引起社会大多数公众的共鸣，是媒体唤起公众“同情”的重要话语策略。

（二）媒体评论“情感”的多元化特征

通过话语交流，互联网是极易引起情感共鸣的场所，稍微把控不好，就会走向情绪的极端，甚至对现实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网络舆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人们在话语互动中对情感动员的结果，网络平台上的各种话语互动促使人们主动选择了各自认同的“情感”。

柯林斯在互动仪式理论体系中，提到了情感的起源以及情感对于互动的影响。他提出仪式是一种情感性能源，能够滋生强大的情感性力量，仪式具有情感生成的作用，仪式创造了共同的情感和符号，并把情感能量作为交换过程中的一种资源，强调情感能量是最大的互动驱动力，个体总是最大化他们的情感能量。［3］

网络媒体的互动仪式明显强于传统媒体，因而网络媒体评论的“情感”更贴近社会情感。媒体的情感结构并不是无源之水，而是受到社会情感本身的影响，可以说，当前社会的情感基调与媒体的“情感”具有较大的同质性。网络媒体的互动仪式明显强于传统媒体，因而网络媒体评论的“情感”更贴近社会情感。

综上所述，在情感话语策略方面，传统媒体与门户网站媒体的评论存在差异性。主流媒体的评论专业化，注重理性评析，保持客观质疑的态度，话语与“情感”分离。门户网站媒体的评论则更贴近公众的情感，以“同情”、“不满”、“质疑”为主。另外，通过“二元式”叙事、归因社会层面叙事，媒体将“情感”嵌入评论，促进媒体公共性。正是因为媒体评论的差异化与多元化，公众“情感”大体呈正面的趋势，但是由于网络媒体的自由性和互动性更强，门户网站的媒体评论对公众的情感影响较大，公共性效果较好。

四、结语

媒体、网民等组成的公共舆论生态是复杂多变的，特别是由大众力量主导的舆论生态情绪化特征越来越明显。既然话语的核心力量在于“情感”， 那么媒体评论作为促进公共生活的一种话语实践，将理性的“情感”嵌入舆论中的策略越来越重要。可以看到，媒体评论的情感叙事策略的差异化与多元化，对于主流媒体公共性的建构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 杨国斌.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09）：39-66.

［2］ 袁光锋.同情与怨恨——从“夏案”、“李案”报道反思“情感”与公共性［J］.新闻记者，2014（06）：11-16.

［3］ 潘泽泉.理论范式和现代性议题：一个情感社会学的分析框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04）：52-56.

［4］ 杨雨丹.言论差异与媒体公共性的建构［D］.复旦大学，2012：25-29.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6）08-0089-01

作者简介：吴倩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2014级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