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波

扎西会议的作用

■何立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1月下旬，根据遵义会议关于渡过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然后与红四方面军汇合的决定，中央红军分兵三路从遵义向川南进发。由于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兵力沿江封锁，围追堵截，在土城战斗中红军失利，损失惨重，被迫改向云南东北部的威信、镇雄一带集结，研究新的对策。

1935年2月4日，先头部队从四川叙永进入云南威信。2月5日至10日，中央政治局先后在威信县水田花房子、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会议或者扩大会议。

在2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张闻天（洛甫）提议更换中央领导。会前周恩来曾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负责，但毛泽东拒绝了，他认为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会上决定：一是由洛甫（即张闻天）代替博古（即秦邦宪）在中央负总的责任（习惯上称总书记），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二是重新实现了对中央苏区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对当时急需解决的军事路线、组织领导、白区工作等关键问题进行了部署。扎西会议后，毛泽东逐渐有了实际的军事职务。2月28日，中央红军重新占领遵义。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赋毛泽东以前敌指挥权，设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从此，毛泽东有了明确的军内职务，有了对红军的直接领导权。3月11日，党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这个小组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实际上行使着“最高权力”。1935年8月19日，在沙窝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了常委分工，明确毛泽东在党内负责军事工作。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首次当选中央军委书记（实际称主席），成为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一系列的变化都是从扎西会议之后开始的。

正式通过《遵义会议决议》

遵义会议结束时，中央政治局指定由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在从遵义到扎西的行军征途上，张闻天根据遵义会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会议《决议》。由于当时部队处于紧张的作战环境，会议精神没有传达到部队。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到部队，是红军在扎西休整期间才得以实现的。2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在遵义会议召开和红军一渡赤水之后，《决议》终于成文、定稿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使得遵义会议精神集大成于扎西。扎西会议所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是党中央在一渡赤水后更高认识水平上的总结。《决议》通过后，很快传达到部队。据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记载，《决议》发出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陆续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决议。《决议》的传达，化为强大的精神动力。红军广大指战员就此得知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肯定了毛泽东等人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作战原则，重新恢复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见到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情绪一扫而光。此后，中央红军便以生龙活虎般的姿态出现在川滇黔边境的战场上，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党中央重新开始领导苏区工作

在全国斗争的总的战略策略上，长征出发以前，教条主义中央在中央苏区及各苏区一直机械地强调“正规化”的组织方式和“阵地战”、“红色堡垒”等军事方针。“以他们错误的城市观点，来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工作，使之遭到严重的破坏”。遵义会议前，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领导，加以军情紧迫，在长征开始后近4个月的时间内，党中央对全国各苏区和红军部队失去了领导。1935年2月5日，在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中央总负责的当天，立即在花房子村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中央苏区的问题。会后，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急电项英并转中央分局，指示他们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目前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英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与此同时，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还陆续给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发出电报，就行动方针和领导组成事宜发出指示。1935年2月11日《中央及军委关于战略问题给一、六军团的指示》。2月13日，党中央就坚持游击战争给赣南的中央分局发电报，提出彻底改变斗争方式，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方式，提出“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反对蛮干硬打。中央苏区由此开始实行战略转变，以后坚持三年赣南游击战有了明确的方向。陈毅反复看了这份电报，心情振奋。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的，毛泽东应已回到中央领导的岗位上来。

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扎西整编，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

在扎西会议召开之前，遵义会议的决议还没有能够贯彻到红军各部队之中，中央红军仍然没有有效地摆脱被动状态。由于长征中减员严重，各军团、师、团、营、连的番号虽然存在，但有的军团的实际兵力不及以前的一个师，有的师的实际兵力还不如以前的一个团，有的连队才几十人，有的连队甚至只有干部没有战士。单位多，层次多，机构臃肿，战斗部队人员缺乏，作战能力下降，形成了“头重脚轻”的局面，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机动性。为适应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战略战术的要求，对部队进行整编势在必行。2月6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一、红三军团向扎西靠拢，迅速集中，以便于机动。2月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议，必须整编部队，实行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2月9日夜，中央政治局在扎西镇老街江西会馆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军队精简缩编问题。经过彻夜讨论，翌日凌晨，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署了《关于各军团的缩编命令》。整编后的一个团兵力达2000多人，相当于整编前的一个师。连队人员充实了，基层的战斗力明显提高了。为了部队轻装上阵和有利于作战，中革军委规定，凡是两个人抬不动的东西都要甩掉。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丢掉了“包袱”，实现了“消肿”，大搬家式的艰难跋涉的长蛇阵队伍没有了，大大加强了部队的机动灵活性，充分发挥了红军运动战的特长，部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对扎西整编的效果，毛泽东指出：它改变了“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局面。红军战士还编了一首歌谣：“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滇黔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部队士气空前高涨，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2015年，纪念扎西会议80周年大会

扎西会议确立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

遵义会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事实证明，遵义会议所提出的这个计划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冒险计划，它反映在遵义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巨大惯性并未被刹住。2月7日，在张闻天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威信县大河滩召开了会议，总结了土城战斗的经验教训。2月10日，在扎西老街江西会馆，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军事问题。与会人员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刘伯承等军团领导人和总部首长参会。在总结土城战斗失利的基础上，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当时红军的实际力量和处境，重新确定了避强击弱、以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术调动国民党军的新决策。根据敌我态势的变化，确定了新的战略部署，决定放弃遵义会议上提出的由川南北渡长江的原计划，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以大规模的运动战调动敌人，实现新的战略转移。利用敌人的错觉，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主动消灭敌人。为此，党中央决定：中央红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新的战略行动方针的确定，成为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军事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对扭转红军的被动局面，并对后来建立川滇黔游击根据地，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扎西会议后，按照新的战争思路，2月14日，红军开始回师东进、二渡赤水的行动。2月27日，中央红军重占遵义，歼灭国民党军王家烈部、吴奇伟部共3个多师近20个团。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威慑了敌军。自此，中央红军一改过去的被动状态，开始脱离困境。尔后，中央红军三渡、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被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困境。经过数月的周旋，以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5月下旬大渡河为标志，中央红军终于赢得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正如聂荣臻所说：“过了金沙江，我们才算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蒋介石军队甩掉了，……这无疑是长征中的又一个巨大胜利。”

扎西会议留下了革命的种子

为了配合主力红军在云贵川建立根据地，扎西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1935年2月10日，中革军委在扎西发出的《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规定：“依新编制改编（后），其多余的人员……一部经过宣传与选拔，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根据中革军委关于在当地组建红军游击队的决定，红三军团第6师政委徐策、中央纵队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余泽鸿、红八军团民运部长戴元怀、原南京市委书记夏才曦等五人被调离原工作岗位，组成了中共川南特委，作为开展游击战的领导核心。2月12日，在徐策、余泽鸿等人的率领下，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扎西石坎子正式组成。当时，川南游击纵队有队员400多人，各种枪支600－700支，还装备了4挺重机枪和一部电台。2月18日，原活动在扎西和叙永一带的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叙永特区游击队，奉命到叙永树坪与红军川南游击队会合，合编为新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云贵川三省边区开展游击战争，播下革命火种，发展和壮大地方革命武装斗争力量。原叙永特区游击队队长王逸涛担任纵队司令员，徐策为政委，曾春鉴（原红6师参谋长）为副司令员，刘干臣（红军新编师师长）为参谋长，龙厚生（原国家保卫局派驻通讯学校特派员）为特派员，纵队人员扩大到600多人。特委和纵队在边区随之组建起来的云南游击支队，在支队长殷禄才、政委陈华久的领导下，继承红军光荣传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使支队不断发展壮大。到抗战后期，支队拥有400多人、枪的武装力量。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里，支队辗转奋战乌蒙山区、滇川边境10余个县，开辟方圆数百公里游击区，袭击和威胁国民党后方顽固势力及其交通运输干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直到1947年在国民党军的“清剿”中，支队的全体官兵壮烈牺牲。游击队在策应主力红军北上，宣传抗日救国方针，打击地方反动势力等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对边区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扎西会议纪念馆的扎西会议与会者群塑像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扎西停留了十天，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扎西会议。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它使遵义会议的重大决策得到最终确认，使遵义会议的精神得到贯彻与发展，解决了遵义会议已经确定但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重大问题。“洛甫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正式形成。在军事上，总结了土城战役失败的原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扎西会议的重大决定以及随后的四渡赤水等一系列重大行动，则保证了遵义会议所开创的历史性转折得到实现，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基础。因此，扎西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继遵义会议之后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的光辉篇章，应该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尤其是在红军长征史上应该写上浓重的一笔。

作者单位：装甲兵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