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福利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太一教二代教主嗣教及教派分合考证

宋福利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摘要：太一教是金元时期中国北方的重要道教派别，其二代教主嗣教是太一教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从一代教主萧抱珍的意图、世俗政权对于二代教主嗣教的态度、家族势力对于二代教主嗣教的影响以及后世对于该事件的相关记载中，探究太一教二代祖韩道煕继承教主之位是否合法的问题。由太一教的分合可以看出，国家的宗教态度对宗教派别的兴衰有着直接影响。

关键词：太一教；二代教主；嗣教；国家意志

太一教是活跃于金元两朝的中国北方新道派，对两朝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以往研究者多关注太一教诸位教主的相关资料，并得出了太一教谱系分明、传承有序的结论。实际上，由于对太一教中其他重要人物关注不够，以往的研究并不能称得上是细致全面的，研究中对一些重要问题也有所忽略。具体来讲，太一教二代祖韩道煕继承太一教教主之位是否合法，以及太一教是否从二代祖师时就已经出现分裂等问题就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一、太一教二代教主嗣教的合法性问题

嗣教是宗教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现象。世俗的家国传承主要依据血统进行，确定谁为正统一般比较简单。但对于宗教派别来说，在确定谁为正统时，往往受到教内各种势力与教外世俗势力的双重干预，因此在嗣教问题上会出现种种变数。而后世对于史实的选择性记载与被迫掩盖，又会使人们对于“史”与“谱系”的疑惑进一步加深。

(一)从萧抱珍的正统意图看太一教二代教主嗣教的合法性

太一教始祖萧抱珍一生传徒数千，后世有记载且对太一教的传播产生过较大影响者就有杨太玄、侯澄、韩道熙等数人。研究萧抱珍对他们每个人的态度，可以窥见萧抱珍本人的意图。

萧抱珍对于大弟子杨太玄十分赏识，先“独深传秘箓”，归淇上后又“举太一法属之”[1]858。太一教以太一三元法箓立教，萧抱珍先传其秘箓，后传其“太一法”，这个举动实际上可以视为“正统内定”，也就是说，萧抱珍选中的嗣教者很可能就是杨太玄。史料记载，太一教“与全真、大道殊异者，全真、大道不尚符箓，而太一特以符箓名，盖以老氏之学修身，以巫祝之术御世者也”[2]85。太一教既是依靠符箓来立教，那么符箓就绝非一般人可以修习。至于“秘箓”，又与一般性的斋戒科仪符箓不同，应当是太一教更加机密的赖以传教的符箓，除教主之外应无人知晓。“独深传秘箓”的行为，表明萧抱珍不仅传给了杨太玄太一教最机密、最重要的“秘箓”，而且还肯定了杨太玄是唯一具有修习“秘箓”资格的人。这段记载实际上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萧抱珍的意图，人们可以从中读出萧抱珍对杨太玄嗣教资格的认可。一悟真人既然前期已经将太一秘箓传给了杨太玄，那么后来再传给杨太玄的“太一法”，就说明一悟真人已经将太一教交给了杨太玄。杨太玄“自是道价张炽，传门弟子遍远□”[1]858。这说明杨太玄拥有了自己的追随者，扩大了太一教的影响，以实际行动回应了萧抱珍的期望。史料记载，“一悟公他弟子以千数，其翊教嗣法，□业之隆，皆莫敢辈行”[1]858。此时，杨太玄地位的特殊性与萧抱珍“正统内定”的意图实现契合，杨太玄嗣教的合法性无可置疑。

至于侯澄，据史料记载，萧抱珍“授名道净，传太一三元法，得以便宜行化”，“真人每批经箓，必先授公而后传”[1]838。始祖对侯澄只传太一三元法，目的只是“便宜行化”，即推广太一教。侯澄虽被萧抱珍看重，但并未习得太一教立教之根本——“秘箓”，既不具备传法的唯一性，也不具备地位的超然性。而萧抱珍也没有表露出将教主之位传给他的意图。因此，侯澄在太一教中的地位逊于杨太玄。

至于后来的二祖韩道煕，在“正统内定”这一点上，与杨太玄相比更是不及。一悟真人于大定六年(公元1166年)谢世，韩道煕继承太一教教主之位，“甫十岁”[1]843。在现存文献中，并没有韩道煕受萧抱珍亲传的记载，“正统内定”自然无从说起。不仅如此，现存文献中也没有任何显示韩道煕嗣教前个人功行的文字，特别是没有关于其光大教派事迹的记载。可见，韩道煕在资历、见识、能力、功劳等方面都不能与杨太玄相较。在嗣教后，韩道煕还受到了本派教徒的当众质疑，以致众人“颇少之”[1]843。另有门徒芊道省、刘道固等人“思有以大厌众心，稽首求颂”[3]2234，对其进行责难。上述受质疑的记载出现在他本人的行状中，可见韩道煕嗣教的合法性在当时已经遭到了教众的质疑，且质疑程度颇深。

(二)从朝廷的态度看太一教二代教主嗣教的合法性

金元时期，出于方便传教的考虑，道教在传播过程中有着比较明显的向世俗政权靠拢的倾向，道教教主自觉地接受了世俗政权的规制。因此，道教每一代重要人物地位的取得，既与其自身条件有关，也与国家意志有关。

萧抱珍“正统内定”的意图，不仅得到了杨太玄的积极回应，而且也得到了金廷的支持。萧抱珍于皇统年间即受到金廷的重视，金廷命其“留居禁中别馆，令率弟子辈偕，俾咨访也”[1]858，萧抱珍与朝廷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杨太玄于“大定中，得赐号曰妙化真人”[1]858。而在当时，若非教主便不能得“真人”尊号，杨太玄“妙化真人”尊号的获得，既是朝廷认可其“正统内定”的标志，亦是萧抱珍为杨太玄嗣教所作的准备。据此来看，杨太玄在萧抱珍去世后继承太一教教主之位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事情发展的结果却与上述种种努力形成反差，凸显的是围绕嗣教问题存在的复杂的权力斗争。

至于韩道煕，在其嗣教前，仅仅“受清虚大德之号”[3]2234，此事当在大定六年之前。而被追赠“重明真人”之号，则是在元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前后相去至少96年。后来既被追赠“重明真人”之号，之前的“清虚大德”当仅仅是“大师”之号。且古籍中表述为“再命而受清虚大德之号”，意为得此封号是受萧抱珍之“命”。与此时已获“妙化真人”尊号的杨太玄相比，韩道煕难免逊色，他以此身份嗣教，难以服众也属正常。且二祖韩道熙去世距离被追赠“真人”之号相隔近百年，其间金廷延祀68年都未有晋封韩道熙之行，这已经很清晰地表明了金廷对韩道熙嗣教的态度。纵观太一教发展的历史，仅有二祖、三祖迟迟未被赐予“真人”之尊号，这背后应当是世俗政权对其嗣教合法性的质疑。

韩道煕于大定六年嗣教，直到大定十四年(公元1174年)才奉金世宗之诏入京，中间相隔8年。遍观史书，这8年间韩道煕和金廷高层并未有过直接接触。即便韩道煕于大定十四年入京，也不是金世宗单独召见太一教教主，韩道煕参与的应当是一次金廷广泛征求“海内名德宗主天长观事”[3]2234的活动。韩道煕此次虽被“特加优礼”，但最终未能“宗主天长观事”[1]843，第二年春即辞还乡里。这亦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金廷对韩道煕嗣教的态度。韩道煕嗣教的第二年，即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金廷召见了同属符箓派的大道教的教主刘德仁，大道教从此得到了朝廷的恩遇，这对太一教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韩道煕嗣教对太一教发展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三)从家族势力看太一教二代教主嗣教的合法性

嗣教是各位继承人综合实力较量的结果，前代教主的意愿与继承人自身的能力固然是决定较量结果的重要因素，但外围势力也会对权力角逐产生重要影响。

由于史书中对于太一教二代弟子交往情况的记载相对匮乏，目前尚不能得知当时太一教内部派系斗争的具体情况，亦无法对支持杨太玄的外围势力进行系统研究。但从现存资料中不难看出，外围势力的确为韩道熙嗣教提供了不小的帮助。据史料记载，韩道煕“五代祖银青荣禄大夫璹，自唐季来隶于卫。曾祖奕山，举茂材。祖渤，进士第。父矩，隐德不仕”[3]2233。可见，韩氏家族在卫州世代经营，势力很大。韩氏家族又是太一教的忠实信徒。“韩氏举族清修，师母阎尤极信心，深入法海”[3]2233。韩氏家族还有机会与萧抱珍直接接触。据史料记载，“(韩道煕之母)既孕，苦病，父请祷于真人，真人曰：‘汝韩氏素植善根，当产异人，且昭阳报。然将来必佐吾法门，可服吾丹书以安胎息’”[3]2233。韩氏家族对太一教的笃信以及其在卫州的社会地位，一方面确定了该家族在太一教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使韩道熙有了嗣教的机会。萧抱珍赐给韩道熙之母丹书“以安胎息”的行为，以及对她说的“汝韩氏素植善根，当产异人，且昭阳报。然将来必佐吾法门”这些话，也使韩道煕的嗣教更加具有合理性。不仅如此，韩道煕“才免怀，留养道宫”[3]2234。韩道熙一直在萧抱珍身边，这就使他嗣教具有了一定的有利条件。杨太玄于大定年间在卓水建造太清宫以发展太一教[3]2234，并没有在一悟真人身边，这使其在嗣教方面不及韩道煕便利。

(四)从史料的褒贬看太一教二代教主嗣教的合法性

韩道煕嗣教存在瑕疵，这一点在后人的相关记载中也有体现。以下从王恽和徒单公履对当时情形的描述存在矛盾这一点入手进行分析。

王恽言：“大定六年冬十有一月，真人羽化于万寿丈室，……既窆师，乃陈宝箓法物，具香火升堂，以二代嗣事谕众。”[3]2234在他的记载中，二代祖是在安葬了一悟真人之后，才告谕门众他接任太一教教主之事的。而徒单公履则说：“大定六年冬，即命嗣法，是时师甫十岁，以幼辞，不许，令大众悉参拜，如朝真人之仪。十有一月，真人羽化于万寿丈室。”[1]843在他的记载中，韩道煕嗣教在先，一悟真人羽化在后。如果一悟真人自知时日无多，能从容传教于韩道煕后而羽化，那他也完全有时间召回杨太玄，因为“卓水去汲上不远”。其实，杨太玄是时刻准备着回到萧抱珍身边的，“初以迩参师席云尔”[1]858的表述已经很清楚地指出了杨太玄选择在那里传教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关于韩道熙的传教前景问题，二人的记载也不相同。王恽的记载中是这样表述的：“汝韩氏素植善根，当产异人，且昭阳报。然将来必佐吾法门，可服吾丹书以安胎息。”[3]2233徒单公履的记载中是这样表述的：“韩氏……当生异子，大吾法门。”[1]843王恽用“佐”字，徒单公履则用了“大”字。韩道熙三十岁就让出了教主之位，其时金朝对宗教的管理已经趋于严格，而太一教“门众万数，试经具戒者，完颜志宁、王志冲而已”[3]2235。道众的素质如此，教主于此时离开，是不是做到了“大吾法门”呢？

徒单公履写《太一二代度师赠嗣教重明真人萧公墓碑铭》依据的是王恽写的《太一二代度师赠嗣教重明真人萧公行状》，“墓碑铭”中对于二代祖韩道熙其他事迹的描述都与“行状”基本相同，为何独独在对于嗣教问题与传教前景问题的描述上与“行状”存在出入呢？实际上，王恽与二代祖韩道熙的关系远比徒单公履与二代祖的关系近。王恽的祖母是韩道熙的侄女[3]2660，但王恽写的“行状”为什么还不及徒单公履写的“墓碑铭”对二代祖有利呢？据《元史》记载，王恽“有材干，操履端方，好学善属文”[4]3933。王恽品行端正，因而他不太可能有所偏袒，同时他又深悉“微而显，志而晦”这一史书编撰的原则，故而在对韩道熙嗣教一事的记载上有此表现。

与人们对韩道煕嗣教一事讳莫如深不同，杨太玄未能嗣教之事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宋渤云：“有大弟子曰太玄兮，长松谡谡修竹矗兮，清溪汤汤光华玉兮，千□万古青霞郁兮。世俗谫辞非不沄兮，顾兹萧氏难为文兮，爰述九歌以声容数君之勋兮。”[1]859由此不难看出宋渤对杨太玄的赞誉和同情。宋渤虽未明确描述“世俗谫辞”的具体情形，但“不沄”“萧氏难为文”之辞已说明了萧抱珍去世后太一教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宋渤以此表达对杨太玄的同情。

二、太一教的分合问题

杨太玄与韩道熙的权力斗争，在客观上导致了太一教的衰落。杨太玄此后便以太清宫为道场，逐渐显示出独立的倾向。后经过四祖萧辅道的努力，太一教两派最终达成和解。

(一)教派分裂

杨太玄有自己的门人，具有相当强的独立性。杨太玄于大定年间得“真人”尊号，已是教主一般的人物。又因萧抱珍“独深传秘箓”，一悟真人的其他弟子“皆莫敢辈行”，这说明杨太玄具有传教的能力和经验。其“传门弟子遍远□”，又有太清宫作为传教道场，说明他的影响力比较大。

即使是在去世后，杨太玄的声名依然显赫。史料记载，太一道六祖于大德年间命范全定“更新阡令藏道士之亡殁者，迎太玄柩置之中央，为此观第一世祖”[1]859。此时距韩道煕被追赠敕封已经有30多年。在经过了如此长的时间之后追赠杨太玄如此高且独特的称号，说明杨太玄的影响力并不限于生前。

由杨太玄的丧葬之礼也可见其教派的独立性。从“拟年八十，无疾而逝，门人瘗于丈室之后，治命也”[1]858的记载来看，杨太玄对自己的身后之事有着决定权，而“门人”将其“瘗于丈室之后”，并不符合太一教的丧葬习惯。太一教的祖茔在卫州汲县四门村，其一代、二代、三代、五代教主都葬在那里，连地位低于杨太玄的韩矩、张善渊、张居祐也都葬在那里。杨太玄作为萧抱珍的大弟子，无论是初葬还是改葬都不入祖茔，还被称为“此观第一世祖”，其派系的独立性可见一斑。范全定“更新阡令藏道士之亡殁者，迎太玄柩置之中央”[1]859，很清楚地表明此次改葬不在太一教祖茔，否则有一代祖在，杨太玄的灵柩绝不可能“置之中央”。这段描述还表明杨太玄一派弟子众多，且都葬在杨太玄身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杨太玄一派具有独立性和延续性。

(二)两派和解

杨太玄谢世后，其继承者不知为何人，但太清宫的香火并未断绝。据史料记载，“贞祐兵兴，民居例毁于火，独太清无尺椽坏”[1]858。贞祐年间的战火让太一教的祖庭都“烬为飞烟”[3]1873，太清宫若无得力之人主持，怎能毫发无损？金天兴二年(公元1233年)，其时已“兵定”，太一教四祖萧辅道“自柘城来，度河抵汲，更复太一万寿宫，访求一悟公时故事，及散亡诸弟子，乃遣道士黄全福往守太清香火。时惟易代，太一徒侣无几，罔有知是法者”[1]858。既然让“黄全福往守太清香火”，可见当时太清宫仍在，言“太一徒侣无几，罔有知是法者”，说明彼时杨太玄一派虽能延续香火，但恐已没落。

萧辅道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修复太一教祖庭，二是要修复太一教内部各派别之间的关系。从《太清宫铭并序》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萧辅道此行的目的基本达到了。《太清宫铭并序》对太一教二代、三代教主之事无任何记载，而在四祖萧辅道此行之后，《太清宫铭并序》记载了太一教五祖李居寿、六祖李全祐派人前来修复太清宫之事。这表明经过萧辅道的努力，两派达成了和解。

萧辅道能够使太一教两派达成和解，并让本派在表面上取得主导地位，是有着特殊原因的。其一，萧辅道不同于太一教的其他教主，他是一悟真人的房孙[3]1921，对于道众的影响自然非寻常人可比；其二，萧辅道曾于元定宗元年(公元1246年)和元宪宗二年(公元1252年)两次北觐元廷，受到元廷的重视，相关事件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其三，萧辅道受到了当时文人的推崇，王若虚就曾称其为“伟人”[5]卷四二《太一三代度师萧公墓表》。

在政权更替之际，杨太玄一派自然也为将来的发展担心，而与萧辅道合作就意味着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杨太玄一派最大的弱点就是不掌握萧抱珍创教时的“灵章宝箓”，这使其发展受到很大影响。韩道熙一派在这方面无疑是具有优势的。韩道熙当上教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太一教的灵章宝箓“缔构层阁”。史料记载，楼阁“制极壮丽”，“揭以‘灵章宝蕴’之名”[3]2234。他还宣称这是按照一悟真人的遗命所为。韩道熙的这一举动意在向世人表明，太一教赖以立教的“灵章宝箓”在他手里，他才是一悟真人指定的接班人，他这一派才是正统。这样，就可以使那些“颇少之”的教众归心。太一教三代教主也曾说：“吾祖真人尝留经箓三百余阶，内有秘章。”[5]卷四二《太一三代度师萧公墓表》由此可见，太一教赖以立教的“灵章宝箓”的确由韩道煕一派掌控着。

三、太一教分合原因的考证

太一教的分合，既与教内因素有关，也与一些外部因素有关。

(一)教内因素对太一教分合的影响

就一个宗教派别而言，教内权势的吸引或理念的不同是导致其分裂的重要因素，而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又常常会使教派内部达成和解。一悟真人在世时太一教煊赫一时，受到金朝皇室的尊崇，在社会上颇有影响，一悟真人“弟子以千数”。对于众弟子来讲，教主之位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能够继承教主之位者只有一人，在这种情况下，纷争不可避免。争夺教主之位的事情在同时期道教的其他派别，比如大道教中也发生过，并不稀奇。太一教是北方三个新道教中立教和成名最早的一个，早在皇统八年(公元1148年)，萧抱珍就受到了金廷的召见，而大道教刘德仁受朝廷召见是在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全真教王处一受朝廷召见是在大定二十七年(公元1187年)。萧抱珍卒于大定六年(公元1166年)，也就是说，直到其谢世后的第二年，大道教教主才受到了金廷召见。就这一点来讲，在萧抱珍掌教时，太一教在三个新道教中可谓一枝独秀。对当时的太一教而言，教外的竞争压力并不大，而教主之位十分具有吸引力，在此种情形下，太一教出现分裂也就可以理解了。

当太一教六祖李全祐掌教时，元朝统治者已经统一了汉地，对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北方之全真、大道，南方之天师宗、茅山宗、阁皂宗，新成立之玄教等都对太一教的发展构成了威胁。自丘处机万里觐见成吉思汗后，全真教一枝独秀，被朝廷确立为北方道教的管理者，即使是太一教，此时也要受全真教的节制。太一教的发展在五祖萧居寿掌教时达到了顶峰，至六祖李全祐掌教时太一教已经显现出衰微之势。有研究者指出，在四祖、五祖时，太一教已经在走上层路线了，“其掌教者已渐无能力守护祖庭,只能曲缩在皇室所赐的两京太一广福万寿宫了”[6]36。太一教此时的处境可谓外患大于内忧，增强教派的力量在此时显得异常重要。将杨太玄请上神坛，并不会动摇韩道煕一派已经被朝廷认可的正统地位，而且还有利于太一教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两派达成和解顺应了教派发展的要求。

(二)国家意志对太一教分合的影响

太一教在金元两朝的分合，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国家的宗教政策对教派的影响。太一教的兴盛一时与金元两朝高层对于太一教的支持密不可分，太一教的衰落又与元朝大力支持全真和正一两派有着很大的关系。

国家意志也影响到文人的活动。宋渤写作《太清宫铭并序》为杨太玄树碑立传并不是为了达到他个人的某种目的，《太清宫铭并序》是应太一教之请所作，而当时太一教的背后是朝廷。既然要突出杨太玄的地位，那么大定之前杨太玄的事迹就不能不写，既然不能挑衅朝廷已经认可的传承谱系，那么大定之后有关杨太玄的事就只能以“拟年八十，无疾而逝”一句来概括。两派的纷争和世间的议论也只能以“世俗谫辞非不沄兮，顾兹萧氏难为文兮”一句来掩饰。由此可见，宋渤并不是为杨太玄或太一教服务的，他是为元代的宗教政策服务的。

宋渤在“怎样做”这个问题上被国家意志所左右，而王恽还要在“做与不做”和“存与不存”之间挣扎。王恽的《秋涧集》中保存了与太一教相关的大量珍贵资料，陈垣先生称王恽为太一教的“太史”。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行状、碑文全部作于元廷为太一教前四代教主追赠封号之后。王恽和太一教第四、五、六代教主关系都很好，他曾为萧辅道写过《送萧四祖北上》《壬子夏六月陪萧征君饮方丈南荣同会者乌达使正卿董端卿经历学士徒单云甫张提点几道王秀才子初洎家府小子恽隅侍席末云》《萧征君哀词》。但在萧辅道去世后，王恽却没有为其作传记。究竟是无人乞请，还是王恽拒绝，抑或作而复失，就不得而知了。就现存资料来看，萧辅道的传记始终阙如。萧辅道对太一教的贡献非常大，陈垣先生称之为“龙象”[2]92。萧辅道与当时北方文士的联系也非常密切。王若虚说：“公弼一世伟人，所交皆天下之士。”[5]卷四二《太一三代度师萧公墓表》另外，王恽也指出：“中和人品高迈，道价重一世，与游者公卿贤士夫。”[3]2665如此重要且结交广泛的人物，在史料中却无为其作传的记载，殊不可解。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太一教一代祖身上。王若虚曾为太一教一代祖、三代祖作过传记，但一代祖的传记没能流传下来，三代祖的墓表却流传下来了。太一教一代教主先有传记而后亡佚，其原因或许可以从《滹南集》的版本源流入手进行分析。《滹南集》手稿由王若虚亲自整理，初刻于宋淳祐九年(公元1249年)前后，王鹗为之作序。稍后疑有官刻本。初刻本传世甚少，元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江西兴贤书院重新整理刊刻[7]32-35。《滹南集》初刻之时，太一教的掌教者是四祖萧辅道。王鹗作《国朝重修太一广福万寿宫之碑》是在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当时还参考了王若虚为一悟真人作的传，说明《滹南集》初刻本中还有太一教一代教主的传记。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前后，太一教五祖萧居寿请朝廷为太一教前四代教主追赠了封号，确立了韩道熙一派的正统地位。元大德三年重刻《滹南集》，此时，太一教一代教主的传记就没有了。这就不能不让人猜测，太一教一代祖的传记没能流传下来或许是人为因素所导致的。如果真是这样，王鹗作《国朝重修太一广福万寿宫之碑》时，必定不会完全依照王若虚为太一教一代教主作的传记来写，文中对太一教教主传承的记叙或许未必与史实相符。

四、结论

分析史料可知，太一教创教祖师萧抱珍最为信任和着重培养的是杨太玄，但杨太玄却未能继承教主之位。韩道熙虽然继承了教主之位，但从一开始就受到众人的质疑，这导致太一教从二代教主掌教时就出现了分裂。就太一教而言，在韩道煕一脉之外，至少还有杨太玄一脉。太一教二代、三代教主掌教之时，两派互不往来，各派的传记中对另一派只字不提。经过太一教四代祖萧辅道的努力，两派关系实现了改善，杨太玄一派在表面上认可了韩道熙一派的领导地位。

道教派系的分合不仅仅是道教内部的事情，国家的宗教态度对教派的兴衰有着直接影响。与国家意志保持一致，是文士的基本态度，他们既为存史做出了贡献，也对这种“书写的历史”的非真实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参考文献：

[1]陈垣.道家金石略[M]．陈智超，曾庆瑛，校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2]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王恽．王恽全集汇校[M]．杨亮，钟彦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4]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5]王若虚．滹南集[O]．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徐玉立．从新发现的太一道碑刻资料论太一道的衰亡[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3): 34-38．

[7]王永．《滹南遗老集》版本源流考[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1): 32-35．

【责任编辑王素】

中图分类号：B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26(2016)01-0044-05

作者简介：宋福利(1977—)，男，河南卫辉人，博士，研究方向：宋元文学文献。

收稿日期：2015-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