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佳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外语系，安徽 芜湖 241002)



由采诗活动看《诗经》的新闻性

吴思佳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外语系，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有关先民生活的百科全书。两千年来，有关它的文学、史学、礼学乃至地理学研究层出不穷，但鲜有人由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来对《诗经》进行研究。如果从新闻学视角来观照《诗经》作品的采集与传播过程，就会发现先秦采诗活动和现代新闻活动间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如采诗人和乐官充当着类似记者和编辑的角色，《诗经》作品承担着反映公众舆论和传播新闻信息的社会功能等。因此，可以说，《诗经》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新闻性。

关键词：诗经；采诗活动；新闻性

有关《诗经》与“新闻”之间关系的思考始于梁启超。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认为，《诗经》时代的采诗活动与近代新闻业中记者的采访行为颇为相似，因此《诗经》可比作古时的《民报》。此后，林语堂在《中国报业及民意史》中指出：“中国在没有文字新闻以前，就有了口头新闻。如果我们把口头新闻业也包括在新闻一词的定义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中国的新闻事业，是起源于歌谣，而不是散文。”[1]林语堂所说的作为口头新闻的歌谣当然也包括《诗经》中的作品。另外，台湾报人兼学者朱传誉先生在他的著作《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中指出，《诗经》中的某些歌谣在当时是作为新闻而在民众间传播的。上述几位学者都意识到了《诗经》与“新闻”之间的联系，但未作申述。笔者以为，要想厘清两者间的关系，必须以采诗活动作为切入点，因为“采诗”这一行为正是围绕《诗经》而展开的传播活动的起点。

一、采诗活动与《诗经》的形成

有关《诗经》作品的来源向来聚讼纷纭，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它们——尤其是风部诗歌——多由专人从民间采集而来。这类“采诗”之说多见于汉代典籍。

《汉书·食货志》云：“冬，民既入……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道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何休《公羊传》注：“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采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

刘歆《与扬雄书》云：“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2]68

采诗说在后世《诗经》研究者中影响甚大，从者甚众，如孔颖达、郑玄、朱熹等都赞同此说。但它也遭到部分人的怀疑。清人崔述在《读风偶识》中从《诗经》作品产生时段、地域分布不均以及《左传》中未见采风之使的记载两方面对采诗说提出质疑：“克商以后，下逮陈灵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后两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诸侯千八百国，何以独此九国有风可采，而其余皆无之？”“而《春秋》之策……何以绝不见有采风之使？乃至《左传》之广搜博采而亦无之……”[2]68崔述虽对采诗说存疑，但却未能提供确凿的证据来推翻这一观点。再结合先秦时期的社会现实来看，当时的书写工具以竹帛为主，不便于传播，同时由于教育尚未普及，平民和奴隶也多不具备书写能力，歌谣主要依靠口耳相传。在此情况下，要将由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500多年间产生、散布于王朝各地的歌谣收集起来并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决不能只靠民众自发的口头传播，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如采诗说所言，由朝廷派专人到民间搜集歌谣，再由乐师对采得的歌谣进行润饰，形成文字。

除采诗说外，有关《诗经》的结集过程，还有献诗说和陈诗说等不同主张。献诗说是指由公卿大夫向天子进献诗作，《国语》中可见多处相关记载。《国语·周语上》云：“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国语·晋语六》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陈诗说最早见于《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狩)……觐诸侯。命大(太)师陈诗，以观民风。”[3]将“献诗”“陈诗”两说结合起来，可见公卿大夫所献的诗歌可能是自己的作品，也可能是由他们在自己领地内采集来的民谣。

由于年代久远，《诗经》中的作品到底从何而来的问题难有定论。笔者以为采诗、献诗和陈诗的活动在先秦时代应该是并行不悖的，正是同时通过这几种途径，来自民间或由贵族创作的诗歌才能够汇集成册并流传下来。而在采诗、献诗或陈诗活动开展的过程中，都存在着诗歌搜集和传播的行为。本文所谓的采诗活动就是特指这样一种行为，其概念内涵与采诗说并不等同。

二、采诗活动中的新闻传播要素

(一)采诗人与乐官充当“传播者”角色

从上述有关采诗活动的记载来看，参与采诗的主要有两类人——采诗人与王官，司职各不相同。其中采诗人群体又可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朝廷派遣的采诗之官，即古代典籍中所谓的“輶轩使者”“轩车使者”之流；另一部分则是受官府委派的“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亦即《汉书·食货志》中所说的“行人”。采诗人的工作颇类似于今天的记者，他们首先是信息的收集者，广泛地行走于各诸侯国的田间地头，细心察听各地流传的民谣和谚语；他们同时充当着把关人的角色，因为民间歌谣乃是村夫野老随口吟诵而成，不可计数，采诗人不可能有闻必录，他们在记录时必须按照一定的标准加以取舍。采诗人采集到的歌谣需交由乐官进行加工整理，因此乐官的身份就和新闻编辑有几分相似。乐官一方面继续充当信息把关人，对采集来的作品进行进一步的筛选；另一方面，考虑到谣谚多出自文化程度较低的平民之口，其中不乏语句不通、立意低俗甚至有悖礼法之处，乐官必须对它们进行内容上的再创作，使之具备更强的文学性、艺术性；同时，乐官还必须为这些清唱的歌谣配乐，使辞乐相合，最终依照礼仪在相应的场合进行表演。由采诗人自民间采风到乐官将其配乐演唱，《诗经》作品的传播过程和现代新闻活动中记者采写，编辑修改、刊发稿件的过程何其相似。

(二)采诗活动具有反映舆论的功能

耗费人力财力进行大规模的采诗活动，其目的何在？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对周王朝的天子听政制度有所了解，相关记录可见于《国语》《周礼》等先秦典籍。《国语·晋语》载范文子之言：“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祅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4]再如《周礼》中有关“小司寇”条目的记载：“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小司寇摈以叙进而问焉，以众辅声明而弊谋。”[5]结合这两段文字可大致推测当时周天子听政的情形，其中的一道程序即为征求民意，这些民意既可由平民代表在小司寇的带领下面见天子直接陈述，也可以通过公卿大夫献诗，乐官演唱或吟诵搜集到的谣谚，即《国语·周语上》所说的“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考虑到周王朝毕竟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平民直接向天子进言的机会有限，后一种方式才应该是当政者体察民情的主要途径。由此看来，采诗活动的目的正在于借助诗歌向统治者反映舆论。这一观点也可由《诗经》本身得到论证。若根据内容来分类，《诗经》中有一类作品可称为怨刺诗，主要集中在《小雅》和《国风》部分。如《召南·羔羊》《邶风·式微》《魏风·硕鼠》《鄘风·鹑之奔奔》《小雅·节南山》《小雅·雨无正》等。这类诗歌或痛斥贵族尸位素餐，或痛述民生凋敝，或感叹朝政昏乱，或讽刺昏君无道，总之都反映了平民和下层贵族的心声，代表了一时的舆论。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广泛反映民生民情，为决策提供舆论依据。虽然先秦时代受限于落后的传播条件，借由采诗活动而实现下情上达的速度和质量都远不及今天的新闻传播活动，但两者搜集和反映舆论的功能则是相同的。

(三)采诗活动具有传播新闻信息的功能

自人类社会诞生起，人就是群居动物。既然结群而居，为协调集体行动就必须进行沟通，因此，信息传播活动是与人类社会相伴生的。先秦时代交通闭塞，传播工具和技术落后，且各诸侯国间文字异形，言语异声，新闻信息传播往往只局限于亲朋、邻里之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了解身边的人与事，而是要求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新闻信息，采诗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人们不断增长的新闻信息需求和有限的人际传播能力之间的矛盾。采诗人对各地谣谚的统一收集和相互传播，使得新闻信息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流动。事实上，《诗经》中的不少作品从新闻学的角度来看，都可看作是原始的新闻作品。朱传誉在《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中曾将《卫风·氓》改写为新闻作品，笔者试依此例，对《诗经》中的另一作品——《鄘风·载驰》进行改写，以此说明《诗经》的新闻性。

《鄘风·载驰》原文：

载 驰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而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而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稚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

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6]

笔者的改写：

卫国灭亡 许穆夫人赴漕邑吊唁

本报讯 许穆夫人日前由许国赶赴卫国漕邑，吊唁新丧的卫戴公并就抗敌复国一事和卫国当政者进行商议。

许穆夫人回卫吊丧的行为引起许国大夫们的强烈反对，他们派代表追至漕邑，要求许穆夫人立刻回国。许穆夫人拒绝了许国代表的要求。她还批评许国大夫们面对卫国灭亡束手无策，毫无作为，坚持要留在漕邑从事救国运动。

许穆夫人主张卫国应立刻向齐国求援，认为在当前这是拯救卫国的唯一可行办法。

如未经采集，没有被收录进《诗经》，《载驰》的传播轨迹不外乎由许穆夫人传至她的亲朋好友，再到渐渐亡佚。而当它成为《诗经》中的作品后，则当时的列国人民都有可能听到或看到这首诗，并由这首诗知道卫国灭亡之际各色人等的诸般表现。由此可见，采诗活动在先秦时代作为人际传播方式的补充，起到了在较大范围内传递新闻信息的作用，是一种最为原始的“大众化”的传播活动。

三、采诗活动与现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区别

虽然我们一再强调采诗活动中存在着新闻传播要素，但无论从采诗的动机还是从诗歌取舍的标准来看，它与专业新闻活动之间仍存在着显著差别。

首先，自19世纪初大众媒介勃兴以来，新闻活动便从一般的社会活动中彻底独立出来。为满足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新闻机构所采集的信息涵盖政治、经济、民生、文化、娱乐等各个方面。而周王朝设立采诗制度的目的则在于观民风、体民情。虽然如前所述，《诗经》中的很多作品都传递出一定的新闻信息，但这些信息并非采诗人的采集对象，只因它们附着于诗歌之上才得以随着诗歌一道被传播。

其次，由于动机不同，采诗活动和现代新闻活动中信息取舍的标准也迥然有异。新闻机构在决定是否将某一方面的信息作为新闻加以报道时，需要依据它的新闻价值作出判断，而信息的新闻价值又由五要素决定，分别是“新鲜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和“趣味性”。就采诗活动而言，采诗人和乐官在决定是否将某首诗歌收录到《诗经》中时，他们所依据的准则主要有两条：一是它能否反映民风民俗，为当政者提供舆论参考；二是它是否合乎礼义。先秦社会是一个礼乐社会，上自天子下至平民，所有人的一切言谈举止都必须合乎礼制，采诗人和乐官从大量民间歌谣中遴选作品时必然也要以礼为规范。《诗经》中的诗歌对于合礼的行为常常大力美颂，如《大雅·泂酌》歌颂统治者能得民心，《大雅·烝民》赞扬仲山甫的美德；而对于悖礼的行为则要委婉讽谏，如《小雅·宾之初筵》讽刺贵族们饮酒无度败礼失德，《唐风·山有枢》则对剥削阶层的守财奴形象予以嘲讽。

再次，在大众传播时代，随着传播技术由印刷术到电子技术再到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新闻信息传播的范围不断扩大，迄今可以说已达到无远弗届的地步。同时，信息传播的速度也在不断提升，由报纸媒体的一日一报，到广播电视媒体的按时段播报，再到网络媒体以分秒为单位的实时发布新闻，事件的报道已可与它的发生同步。而在《诗经》时代，一次完整的采诗活动包括以下步骤：首先是采诗人四处走访采风；接下来，将采集到的诗歌由乡移于邑，邑移于国——也就是交给乐官；最后由乐官整理、配乐并著于竹帛。在没有通信科技可言的先秦时代，完成这样一个传播过程所花费的时间不能以日计，而当以月、年计。所以说，采诗活动中信息传播的速度远远落后于现代新闻活动，它所传播的信息是不具备时效性的。不仅如此，受制于落后的交通条件，采诗人所能走访的区域不过是周王朝的部分地区，因此《诗经》中仅收录有十五国风。据《荀子·儒效》记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可见采诗活动的范围也远小于如“千里眼”与“顺风耳”的现代新闻活动。

参考文献：

[1]朱传誉.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30.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1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洪湛侯.诗经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5.

[4]夏保国.周代采风制度与“诗谏”[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50-53.

[5]吕仁友.周礼译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462.

[6]程俊英.诗经译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77.

【责任编辑郭庆林】

收稿日期：2016-01-06

作者简介：吴思佳(1984—)，女，安徽枞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26(2016)04-003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