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　帆，宋　洁，董亚娟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0)



“中国文学走出去”困难的成因与对策

靳帆，宋洁，董亚娟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0)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形势的发展，国家间的联系越发频繁，交流日益密切，国家的软实力也显得极为重要。但是，在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中国文化明显处于劣势，中国文学仍不为国外读者广泛知晓或喜爱，“中国文学走出去”面临一些困难。文章分析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困难的原因，探讨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途径，为有关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成因；对策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形势的发展，国家间的联系越发频繁，交流日益密切。国家间的竞争已从军备、经济、贸易等硬实力竞争转向了文化、观念、价值等软实力的竞争。中国要想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提高国际影响力，掌握国际话语权，就必须提高以文化为标志的国家软实力。但是，在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中国明显处于劣势，中国文学仍不为国外读者广泛知晓或喜爱，“中国文学走出去”面临一些困难。本文分析了中国文学难以走向世界的原因，探讨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途径和策略，为有关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提供参考。

二、“中国文学走出去”困难的成因

(一)东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差距较大

“中国文学走出去”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际。“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之一，是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间存在着较大差异。说服传播ELM理论指出，国际文化传播效果欠佳主要是由于目标受众的AMO水平普遍较低。其中A因素是指受传者的信息加工能力，即对源语国的基本情况是否了解，对发展和现状是否关注，以及是否理解其居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1]。一般来说，大众对文化血缘接近、相邻国家或在世界舞台上影响较大的国家的文化了解程度相对较深。然而，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首先，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二者差别很大，这就对译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曾提到，他很难读懂、译出贾平凹小说中的许多西安方言。其次，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存在较大的差异。Robert C. Bander曾指出，东方人为因果相生的非线性思维方式，注重整体性、暗示性和象征性；西方人属于因果相生的线形思维方式，较注重演绎、逻辑推理和抽象思维[2]。这就造成了东西方文学作品在构思方面的巨大差异。比如西方人非常重视小说的开头，读者往往通过作品的第一页甚至第一句话就能决定是否购买和继续阅读这部作品，而中国作家和读者却不重视开篇的第一句。刘云虹、许钧曾提出，如果每部作品都如哈金的《等待》中的第一句“孔林每年夏天都要回到乡下和他妻子离婚”一样吸引人，译者就不需要改写开头了，也不愁作品无人问津了[3]。再次，对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来说，中国与其地缘上距离较远，而且中国是近年才渐渐崛起的，所以他们对中国的关注度及了解度不高，这就造成了西方读者根本不具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文化、社会、历史等背景知识，因此，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大力推介的“熊猫丛书”遭到了冷遇。

(二)文化传播渠道不畅，推广机制不当

传播渠道的数量和影响力会决定读者接触译本的可能性、频度和持续时间。接触可能性越大、频率越高、持续时间越长，越有利于文化传播[1]。推广的政策和方法也会影响到作品的接受度和影响力。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传播和推广较好的是莫言的作品，而欠佳的是“熊猫丛书”等作品。 莫言作品选择了企鹅、拱廊、海鸥等国外一流出版社，使其作品迅速打入了西方主流发行渠道，得到有效传播。而“熊猫丛书”等作品是由国内出版社出版，通过海内外销售商、图书馆、报刊等传统媒介进行推广的。国外读者对于中国出版社知之甚少，认可度较低。国内出版社很难进入西方主流发行渠道，传统媒介时效性又不强，不利于作品在读者中广泛传播。莫言作品得到了影视作品的推助。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将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加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吸引了异域关注的目光，引起了海外读者的阅读兴趣。莫言作品也受到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纽约客》《当代世界文学》等国外主流报纸和学术期刊的关注和广泛报道，极大地提升了其作品的接受度。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使他在国外名声大振，进一步推进了其作品的传播。而“熊猫丛书”等作品在推广中，一直以树立正面的国家形象为目的，对外打的也是“新中国、新风貌”的旗号，完全是一种文学外交，所选作品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较少考虑到市场的接受度，是一种硬式推销，结果可想而知。

(三)缺少高端的文学翻译人才

我国有大批的优秀作家和作品，但由于中西语言的巨大差异，又缺乏好的翻译工作者，使得向西方传递中国作品的魅力和韵味比较困难。早在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就坦率地指出，“中国好作家作品很多，但是好的翻译太少”。莫言也曾指出自己的获奖得益于译者的创造性工作。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若没有汉学家葛浩文和陈安娜的付出，莫言将会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因此，不少学者提出，文学翻译应由精通中文的汉学家来做。但是，汉学家毕竟只占少数，仅被动地依靠外援，根本无法完成“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任。笔者于2015年11月对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的202名翻译系学生进行了职业意愿调查，结果显示，仅有两名学生将“文学翻译”列为职业的首选，大多数学生都选择从事科技翻译或外贸翻译。出现如此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学生认为文学翻译太难，自己的文学修养不够，也对文学不感兴趣；另一方面是因为专职的文学翻译费时、费力而报酬低，难以满足生活的需求。由此可见，翻译力量的缺乏已成为阻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大瓶颈。

(四)西方的固有观念、阅读习惯和审美标准阻碍了中国文学的传播

心理学认为“自己人效应”普遍存在，即任何人在陌生事物面前都具有排外心理，而更易接受与自己相似或有相同背景的人或物[4]。当译本完成后，译本便会脱离源语语境在目的语中传播与流通，并寻求生存。在接受过程中，由于境内和境外的审美标准、意识形态等的差异，译本在异域的传播必会遇到重重阻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实质是处于边缘地位的中国文学主动走向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文学，并期待后者的认可，在后者中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二者之间地位的不平等，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文学很易被曲解和误读。比如西方的许多评论家只把中国小说当成一种历史文献，认为其缺少艺术性和想象力。像鲁迅、茅盾这样经常在文中表达忧国忧民情愫的中国优秀作家常被他们无情地批判，这实质上是西方评论家未充分考虑到中国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完全以西方文学审美标准为核心。因此，不可否认，“熊猫丛书”等作品传播的失败很大部分缘于西方读者的“以自我为中心”及其“有色眼镜”。

三、克服“中国文学走出去”困难的对策

首先，译介选题要切实，译介方法要适当。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我们无法消除。但在推介中国文学的初期，我们可以选取那些既有中国特色，又有超越种族的人类情感体验，且语言和创作风格也可译性较强的作品，从而顺利跨越“中西方文化心理与叙述模式差异”的“隐形门槛”，以便成功进入西方的主流阅读语境。比如莫言作品就有此特色。莫言作品涉及的问题是人类所共同面对的，它有许多对人性的描写，能够引人思考、共鸣。葛文浩曾提到被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中的爱恨深深打动。莫言作品还植根于农村，中国特色浓厚。莫言曾提到自己获奖主要是由于其作品表现了中华文化和民族风情。此外，在译介初期，要循序渐进，切不可操之过急。我们可以通过节译、删减或改写来降低目标受众的接受难度，使之契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期待，从而打开西方的大门。比如为了契合西方读者的审美和阅读情趣，葛浩文在译介莫言的《丰乳肥臀》时，就进行了必要的压缩，省去了几十页的内容，同时也添加了对女人身体的赞美。他的做法值得借鉴。

其次，加强中外合作，建立通畅的传播渠道和适当的推广机制。媒介方面，应选取能够进入目标受众日常生活的渠道，让西方读者可以频繁、长时间地接触中国文学。比如在出版发行中国文学时，选取当地比较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出版社，进入国际书展，利用国外媒体宣传等。比如，拍摄优秀且吸引人的影视作品，在被西方大众广泛使用的网站(如Youtube或Facebook等)上上传宣传资料或视频。要进行恰当的阅读引导。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必然对中国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在引导读者阅读时，不应让读者认为我们在利用文学搞外交，只为了树立国家形象，而应减少意识形态的过滤，利用中国特色的文化底蕴来激起读者的好奇心和阅读欲望。

再次，跨越语言的鸿沟，提高译作质量。精通中文的汉学家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最佳译介主体。但我们不可被动等待，应采取措施吸引汉学家译介中国文学。比如政府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组织高规格的文学翻译大赛，为获奖者提供丰厚的物质奖励和荣誉奖励，从而激发全世界的汉学家翻译中国文学的热情，变被动为主动。此外，应加强中西合作，采取“中西合译”或“中译西审”的模式，这样就解决了汉学家数量不够的问题，同时还能解决国外译者对中国文学理解不透彻和国内译者译介语言不地道的问题。比如可以组织各种文学交流或互访活动，加强中西学者间的互动，使中国译者可以向优秀的汉学家学习。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培养优秀的本土翻译人才。高校应设立文学翻译专业，增设与文学翻译有关的课程，将翻译理论与文学翻译实践结合起来，同时聘用高水平的翻译家或汉学家为其讲授课程。此外，国家应努力提高文学翻译者的待遇和社会地位。

最后，充分了解西方读者的思想观念、阅读习惯和审美标准，以其可接受的方式推介中国文学。笔者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涉及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7个要素，即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语言、传播媒介、译介对象、译介效果和译介环境，其中译介对象是译介活动的基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必须建立在对译介对象充分分析和了解的基础上。因此，在译介中国文学前期，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调查工作，如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了解译介对象的意识形态、审美标准、阐释文学文本的基本视角等。在调查的基础上，再对文本、译者、翻译策略、传播媒介以及推广方式进行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尽量减少中国文学在域外受到的阻碍，从而逐渐实现“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宏伟战略。

四、结语

“中国文学走出去”实质是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的译介，并争取后者的认同。由于两种文化的差异、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文化交流中的时间差、地域差和语言差，“中国文学走出去”必然会受到阻碍。我们只有循序渐进，采取有效的措施，才能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并产生影响。随着中国的日渐崛起，宣传的力度的加大，以及交流的日益频繁，西方读者必会对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社会习俗、价值观念等愈发了解，中国文学也会在世界文学的大舞台上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参考文献：

[1]蒋晓丽,张放.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影响力提升的AMO分析:以大众传播渠道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2(5): 1-7.

[2]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贸易出版公司，2000:176.

[3]刘云虹，许钧.文学翻译模式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关于葛浩文的翻译[J].外国语, 2014(3): 6-17.

[4]水淼.超越你的不快乐[M].武汉：崇文书局，2009：231.

【责任编辑郭庆林】

收稿日期：2015-12-23

基金项目：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2015040515)

作者简介：靳帆(1984—)，女，河北保定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26(2016)04-003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