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力崇拜看阎连科笔下的乡村世界

2016-03-01陈英群

新乡学院学报 2016年4期

关键词：阎连科乡村村长

陈英群

(新乡学院文学院，河南新乡 453003)

从权力崇拜看阎连科笔下的乡村世界

陈英群

(新乡学院文学院，河南新乡 453003)

摘要：阎连科笔下的乡村权力是具体实在的，农民对于权力的崇拜和追求，反映小农要求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心态，实质上是乡村社会的集体潜意识。阎连科的小说展现给人们一个权势当道的乡村世界，权力的不公严重损害着乡村最底层农民的利益，伤害到这些弱势小人物的心灵。

关键词：阎连科；乡村；权力崇拜；村长；农民

阎连科曾说自己在少年时期有三个崇拜，对权力的崇拜就是其中之一。他对权力的崇拜不无道理。一个村庄乃是一个世界，村长就是这个世界的最高领导人。阎连科从小生活在乡村的最底层，感触颇深。他说：“我生活的那个乡村小镇实际上就是乡村。家庭贫穷，无权无势。我当时见到的最有权力的人就是村长，村长在一个村子里一手遮天，说风是风，说雨是雨，因此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名村长。”[1]阎连科正是基于农村生活的经历和敏锐的洞察力，淋漓尽致地在其小说里展现给人们一个权势当道的乡村世界。

一、权力情结的集体无意识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而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显著特点是大一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权力绝对私有制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可谓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权力所有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但是，由于我国权力绝对私有制的历史很长，与绝对权力相联系的心理积淀、价值观念、风俗传统等还会延续，并会以现代的面貌出现，因而权力的私有性并没有在中国大地上绝迹。

官本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在一些中国人的心底，似乎存在这么一种意识，即做官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方式和最佳方式。封建政治文化遗存是“官本位”形成的历史根源。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漫长的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要摆脱贫困、低贱的社会地位，除了入仕，别无他途。农民处在社会的最底层，长久以来自然形成了“畏上”或“崇官”的心理，认为只有依附权力、追求权力才能摆脱贫困和低贱的社会地位。具体到个体农民，他们对权力的追求或依附、心理动因又较为复杂。

阎连科笔下的乡村权力是具体实在的，“他作品中所描述的是个体的人如何追求权力以及为此而付出的精神和尊严。权力是一个实在而具体的生活目标，是一个农民最大的文化理想和生存理想”[2]。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要分为5个层次。其基本要点是：人的需求行为是由动机决定的，而一定的动机产生于人的客观需求。人类的需求是一个阶梯，以层次形式出现。依其重要性的大小，从低到高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人类满足了一种需求之后，紧接着会产生一种新的更高级的需求。生活在村庄里的农民存在贫富差异，个体的需求会有所不同，但当村长也许是他们最高的需求。乡村精英们自我感觉比一般乡民能力要大许多，他们更追求处于马斯洛需求层次金字塔尖的“自我实现需求”和“尊重需求”的满足。农民对于权力的崇拜和追求，反映了小农要求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心态，实质上是乡村社会的集体潜意识。

村长或支书是村庄的最高统治者，能够当上村干部，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的荣耀。在《瑶沟人的梦》中，阎连科有望当上大队秘书，这是父亲和队长三叔所期盼的。父亲对他说：“当个大队干部，也不枉了你两年的高中学业，也算咱阎家出了领导，对起了先祖列宗。”[3]在《两程故里》中，程颢一支的后人一直掌控着村里的大权。程颐一支的后人程天青竞选村长，修建祖庙，就是想把自己的名字刻进祖庙，为程氏本支争得荣耀。

阎连科办理完退伍手续回到村里，凭他的能力当个村干部绰绰有余。假如当了村干部，也许会村长、乡长、县长的一路干下去。对阎连科重返部队，母亲第一个反对，认为一家人在一起挺好的，况且村里准备让阎连科当干部。还是在哥哥的坚持下，凑齐了花掉的一百多元退伍费，阎连科再次回到了部队。虽然现在阎连科已经成了名作家，但母亲还是认为儿子不如当个乡长或县长实惠。权力的好处普通老百姓也能说出几条，权力情结当是全社会的集体无意识。

“权力代理者不仅可以通过权力获得正当或不正当的物质利益，而且还可能在权力的运行中感受到一种心理的愉悦和满足、人性的‘自由伸展’、自身‘价值’的实现”[4]。有的乡村精英以自己的智慧或财富为村民做事，在实现自身人生价值中，获得崇高体验的愉悦。《两程故里》的程天青竞选村长，除了想出人头地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心愿，就是带领全村人走上致富之路。在《日光流年》里，司马笑笑、蓝百岁、司马蓝都是以带领村民与喉堵症抗争为由，坐上了村长的位置。司马蓝为了当上村长，甚至违背诺言，没有娶未婚妻蓝四十。他太喜欢在村里那种君临天下、呼风唤雨的感觉了，并认为村长的官职远比感情和婚姻重要得多。四代村长前赴后继，不顾一切地同全村人所恐惧的病魔相抗争，他们的献身精神值得称赞，但强制村民的一些做法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阎连科也许此生都不能完成当村长的心愿。他少年时期萌生的权力情结与其说是一种个人无意识，倒不如说是浸入中国人骨髓里的集体无意识或集体潜意识。阎连科对乡村权力的书写，大多是以同情或怜悯为主，以尖刻的批判为辅，对农民的精神异化进行冷峻的批判。在短篇小说《黑猪毛白猪毛》里，镇长开车撞死了人，吴家坡的几个村民争着替镇长去坐牢。无奈僧多粥少，只好通过抓阄来决定人选，居然再现了鲁迅所说的“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场景。这些农民主动选择攀附权力，把做奴隶当作一种荣耀，上演了一出人性扭曲和精神异化的悲剧。小说的黑色幽默蕴含着批判锋芒，在不动声色的冷峻叙述下抒发出对底层农民的人性关怀。“在当今社会环境下，对于人性的关注光靠尖锐的批判与鞭挞还不够；唤醒人性，使之成为民族性格的自觉，更要靠悲剧的力量来拯救灵魂的堕落，激烈的批判则是辅助性手段。这反映了阎连科小说的审美选择”[5]。

阎连科心里非常清楚，鲁迅当年批判的“国民性”在当今农民的身上依旧存在，而且更为复杂和浓烈。他说：“我对农民的恨大于爱，而恨之愈深，爱之愈切……我是那种心胸不够开阔的人，对于农民，我自己说什么都可以，但我不愿意那些不是农民的人对农民说长道短。”[6]由此是否可以认为，阎连科对于“对权力的崇拜”的情结，犹如对农民的情感一样，既爱又恨呢？

二、乡村社会的权力网

权力的不公严重损害着乡村最底层农民的利益，伤害到这些弱势小人物的心灵。乡村的权力圈不仅有村长手中的那点权力，还包括村中那些由姻亲和血缘而生的权势，以及从上面权力辐射下来的权势。大小乡村都是一方天地，村里干部通过姻亲关系织起一张无形的权力网，形成这方土地山高皇帝远的专制统治。

《情感狱》里就有此种情形：“支书家的大姑女是村长家的大儿媳，支书家的二姑女是副支书家大儿媳，支书家大孩娃又娶了经联主任的大妹子……”[7]男主人公阎连科原本有希望娶到村长家的三女儿，村长为了巴结可能要升官的副乡长，力主把女儿嫁给副乡长的儿子，单方面撕毁了女儿与阎连科的婚约。阎连科所在的十八队由于没有人在大队里当支书或村长，甚至连个党员、给支书端茶倒水的秘书也没有，不得不连年忍受各种不公平的待遇。公社办砖厂无偿占用了瑶沟的地，却不给他们一个招工指标；河滩上1亩半水浇地，十八队已在地里收获了三季粮食，却糊里糊涂判给了一队；返销粮屡遭截扣，每个生产队1000斤，仅给十八队700斤，接下来还一扣再扣；每次大队安排浇地次序，十八队无疑都被排到最后；十八队与外队打过上百场官司，没有一场胜诉。究其原因，就是阎连科和瑶沟人一直未能在那张网上拴上一个扣。

《大校》里的汪洋家起初也缺这么一个扣，他的父亲汪荣贵游街挨斗，舔红旗上的痰，皆因被认定为背叛革命的叛徒。队里分麦子时，麦堆里有一泡猪屎，队长让汪荣贵吃下去，不然一粒粮食也不分给汪洋家。84斤麦子，一家人一年的口粮，这可是全家人的命啊！当过红军的老革命又能怎样？只能任人践踏自己的尊严。即使在这样的景况下，汪洋也参军了。因为他得在村里的权力关系网上扭一个结。汪洋和民兵连长的妹妹订亲了，支书则是民兵连长的姐夫。弱势的一方凭借婚姻的梯子攀附权力，从而摆脱屈辱的境况，这在当代乡村恐怕已司空见惯。

阎连科在小说里讲过两起强奸案，似乎与权力网无关。但若是细细读来，仍能隐隐约约感触到那张无形的权力网。在《小镇蝴蝶铁翅膀》里，郭家与乔家有1亩半地相邻，郭家的儿子色胆包天，居然在玉蜀黍地里强奸了乔家的女儿。这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不知天高地厚。乔大堂是镇上权财显赫的人物，如何受得这种欺辱？最后的结局出人意料：郭全根夫妇跪在镇上的十字路口，乔大堂当着全镇人的面往他们头上、脸上撒尿，乔大堂以此找回了自己的尊严。乔大堂把乔家的1亩半地连同地里的玉蜀黍送给了郭家，声称是帮扶镇上最穷的贫困户。两家的账竟以如此的方式结清了。郭家的孩娃儿逃过一劫，还有望成为乔家的女婿，意外地在权力网上拴了个结。《平平淡淡》也讲述了一起强奸事件。故事以悲剧开端，以喜剧收尾——当事人两家结为秦晋之好。受害方苗家是村里无权无势的小户，家里的日子也嫌贫薄，且家里有清一色的4个女孩。大女儿嫁到了镇上，女婿在镇上派出所工作。苗家爹时不时搬出大女婿说事，促使施害方家长赵林最终请求两家结为亲家。这桩事最终尘埃落定，皆大欢喜。透过作者平平淡淡的叙述，似乎依然可以感受到权力网的潜在威力。

在《情感狱》里，队长三叔一直寄希望于连科出人头地，在大队捞上个一官半职，也可出一出压在瑶沟人心头多年的这口恶气。为了一个大队秘书的名额，全村人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支持。队长三叔和阎连科在夜里忍着冻为支书家的母猪接生；六叔情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支书瘸腿的侄儿；全村人宁愿自己过年不吃白面饺子，把400斤返销粮送给公社的张书记；阎连科为了不辜负全村人的期望，把到手的招工指标换给了星光。但每一次希望都在最后一刻落空了，犹如一盏盏刚刚点亮的灯光在瑶沟人的心里一次次熄灭。阎连科未能如愿进入大队领导层，瑶沟人还是没有在权力网上扭个结。

由此看来，乡村社会的权力网果真不可小觑。阎连科在《大校》里有一段关于这张网的精彩描述：“农村的亲缘关系永远是一张网，这网包罗着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历史。我这样说一点不夸张，不玄虚，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任何一户农民不在这个网上扭个结，拴个扣，他就别想在农村活下去。”[8]此话虽然有些危言耸听，倒也确实符合农村的一些实情。

三、乡村精英的权力欲

20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有一句名言：“在人类无限的欲望中，居首位的是权力欲和荣誉欲。” 罗素声称《权力论》的论题是治人的权力，而不是治物的权力。人和动物不同，动物仅满足于生存和繁殖，人类则不然，他们对权力的欲望与生俱有，而且 “这类欲望永无休止和满足，只有在上帝的无垠境界里才能得到安息”[9]。权力欲之所以难以满足，是因为人类幻想中的胜利是无止境的。从本性上讲，每个人都乐于成为拥有绝对欢乐的上帝，而把他人想象为上帝的崇拜者。这一理论不仅适合统治国家的领导，也适合管辖一地的县长乃至乡村精英。此论可以在阎连科的许多作品里得到印证。

如在《受活》里，柳县长一贯以革命家自居，而从小当红军的茅枝婆却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他还悻悻地安慰自己，说什么“老子才是真的革命家”。他的高远规划是把列宁的遗体从俄罗斯那边买回来，安置到魂魄山上，县里的旅游业就会轰隆一声兴起来，全县轰隆一下大富了，那时候，他就成了世界上的风云人物了。他亲自把每人51元扶贫款发到受活庄的每户村民手里，原指望村人会说些感激的话，谁知人们只惦记着唱耙耧调的草儿后晌是否还接着唱。柳县长愤愤地打发走草儿，气得连丰盛的菜肴也没心情吃。会来事儿的秘书早已看出端倪，即时领来十几个中老年人，哗啦啦跪在县长面前。村民断腿猴代表村民说了感激的话，众人便齐刷刷磕了3个恩德头。柳县长心里美得食欲大震，狼吞虎咽地就吃饱了。“购列款”终于凑齐了，纪念堂建成了，柳县长仿佛自己已坐上高高的云端，俯瞰着下面无数跪拜的臣民。然而美梦破灭后，他也成了受活庄的一名残疾成员。

村长就是村里的土皇帝，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大都身有感触。有人戏称世界属于村长，“村长说：‘我是村长，我管辖着小村；我的头上有一片天，天盖着小村。全世界有好多好多村长，他们头上也都有一片天，要是把这些天缝起来，天就盖住了全世界。我靠!世界原来是属于村长的哩。’”[10]这绝对不仅仅是戏言，在一些特殊的环境里，村长可以左右一个村民乃至一个家庭的生存质量，甚至可以主宰他属下臣民的命运。阎连科的文本中有很多关于乡村权力的描写，如果没有农村生活的经历和敏锐的洞察力，很难将乡村精英们追求权力的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

《日光流年》中的司马蓝从小就显现出了超强的权力欲，不过他“想象的胜利”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发生着变化。他自懂事就想当村长，这个想法伴着他的成长愈来愈强烈，做梦都想。孩童时他想当村长的目的很奇怪：当了村长想娶谁就能娶到谁，还要娶两个媳妇。再大一点想法也大了一点：当了村长可以管住全村人，叫他们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尚未成年时，他脑子里已有了一个宏伟的想象：当了村长要带领全村人攻克令村人恐惧的喉堵症。为了得到村长这个位置，他向蓝四十表示：“我做了村长，就领着村人去把六十里外灵隐寺的水引到村落里，保准让村人们吃了那水都活过四十岁。”[11]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蓝确实从小就是个人物。发生蝗灾后，村长司马笑笑保油菜舍庄稼的举措遭到村民们的质疑，威信大打折扣。司马笑笑去找妹夫杜岩要粮食，杜岩矢口否认自己还有余粮。司马蓝从表妹翠竹口中套出了粮食藏匿的地方，使得父亲带人顺利挖出一袋粮食，分给饥饿的村民。在蓝百岁做村长时，少年的司马蓝就显示出了他过人的胆识和机智。年近16岁他就有勇气到医院卖腿皮，给村里买了第一辆架子车的车轮；他辅佐蓝百岁完成了工程浩大的翻地运动，展示出与其年龄不相符的足智多谋和超人胆略；在蓝百岁死后，他向蓝四十承诺当上村长就娶她，吩咐蓝十四编造了蓝百岁让他当村长的遗言，抢先一步坐上了村里的第一把交椅；在村长的威望受到挑战时，他不惜放弃漂亮的心上人，违背诺言与势均力敌的杜家联姻，娶了干瘦如柴的表妹翠竹。村长是全村人的爷，叫谁干啥就得干啥。司马蓝太喜欢在村里那种君临天下、呼风唤雨的感觉了，他吆喝着村人干这干那，指挥着男人卖腿皮、女人卖淫，一步步实施着他修建灵隐渠的宏伟计划。在生命临近终点之时，他仍留恋着村长的位置，惦念着他此生未竟的大业，不辞屈辱下跪乞求蓝四十卖淫为他挣取手术费。他在40岁生日那天死去，说是无疾而终，但绝对不能排除心力枯竭的因素。也正是在这一天，灵隐渠通水了。令村人惊恐万分的是，引来的水不是清澈甘甜，而是污浊腥臭。如果司马蓝的魂灵有知，恐怕也要流泪了。

在《两程故里》中，程村要重新选村长了。程天青有意要参加竞选，而程天民则要力保老支书正顺，一场争夺权力的暗战就此拉开帷幕。其实天青未必一定要当村长，他是先富群体中的一员，算得上村里的首富。与其说天青看中权力，倒不如说他更需要满足的是与权力欲相伴的荣誉欲。天民是天字辈里的老大，在乡里当秘书，但把村里的实权牢牢地攥在手心。祖上留下的那套66卷全本原版的《二程全书》，代表着一份权力和荣誉，眼下由天民收藏着，而天青却什么也没有。天青把修庙的事看得比天还大，他出资修了庙，就可以把程天青的名字堂堂正正地刻进祖庙，天民欺骗得来的那本《二程全书》就应该放回祖庙。天青分明不是天民的对手，他已经被对方玩弄于股掌之中几十年。当初天青欲娶自己心爱的女人喜梅，就是遭到天民的阻拦，两个相爱的人难成眷属。几十年下来，连孙子都给耽搁了。这一次修庙又被天民给耍了，使他的积存折损了一大半。让天青隐隐感到心痛的是村里的贫穷，故里竟然是败在他们“天字”这一辈上。他踌躇满志地准备再次竞选村长，私底下已经开始筹划两程故里的美好前景。程天青这一次能如愿吗？作者把想象的空间留给了读者。

权力欲与性欲似乎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欲望，实际上也有着一些非常微妙的联系。在《金莲，你好》里，年轻漂亮的金莲看上的是高大英俊的老二，老二却说服她嫁给了矮小猥琐的老大。老二看出了嫂子办事的能量，向她说出了自己想当村治安主任的想法。金莲从中翰旋，为老二谋得了这一位置。她希冀能从老二那里得到一个女人需要的情爱，没想到老二俨然一个坐怀不乱的真君子，跪下来求嫂子和哥哥好好过日子。即使老大突然暴死后，老二宁肯把村长家又丑又懒的女儿娶回来，也不愿意和嫂子相好。村改镇时，金莲受全村人委托，前去伺候地区专管乡镇区域规划的李主任。金莲付出了自己的身体和情感，为刘街村改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村长当上了镇长，老二也如愿成了镇里派出所的所长。让金莲意想不到的是，老二再次跪倒在她的脚下，愿出1万元买她的身体，乞求一夜之欢。老二在得到了想要的权力后，全然撕下了伦理道德的假面具，暴露出贪财好色的丑恶嘴脸。

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坚硬如水》描写了荒唐年代的一个荒诞故事，权力欲与性欲架构起小说的框架。高爱军复员回乡，在县城外的铁路边邂逅了老镇长程天民的儿媳妇夏红梅，两人似乎心灵相通、一见钟情。高爱军和夏红梅都染上了革命疯魔症，一拍即合投身到造反有理的“革命洪流”之中。同时，这对“革命伴侣”简直是欲火焚身，避开人们的耳目抓紧一切时机疯狂做爱。高爱军一直挣扎在精神革命和肉体欲望这对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他认为自己和夏红梅“既是一对伟大的革命者，又是一对卑琐的偷情者。既是一对觉悟者，又是一对执迷不悟的沉沦者”[12]。革命的热情燃烧起肉体欲望的火焰，频频偷情的兴奋和愉悦相伴着匆忙和胆怯。两人追求权力的变态心理和高涨的情欲出于一体，在非常的年代用非常态的疯癫行为表现出来。所谓的“革命”在特定时期可以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展开，被那个年代唾弃的男女关系活动只能偷偷摸摸转入地下进行。作者粉碎了他们升到高官后结合的梦想，用出乎意料的结局提前枪毙了他们迟早走向毁灭的欲望之魂。

四、权力异化下的乡里众生

农村的当权者有着与村民截然不同的身份以及象征地位的财富和权力，他们欺压百姓，利用职权牟取私利。由于乡村权力特有的运作方式及其存在的一些问题，处于乡村社会底层的农民成了权力宰制之下的牺牲品。村官虽小，手中却掌握着一些可随意支配的生存资源。这些资源关系到每个村民的生存质量，村民们一般不敢得罪当权的村干部。正因为当权者一般拥有分配一些生存资源的强大权力，这自然成为村中有头脑的村民向往权力、追逐权力最基本的动力。一些强势者在得到乡村权力后，往往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欺压乡邻，为所欲为。在《坟地》里，队长看上了一家村民的坟地，于是假借重新分地抓阄，轻易地将这块好地搞到自己手里。在《情感狱》里，支书随意更换大队秘书人选，一扣再扣十八小队的返销粮。在《天宫图》《三棒槌》《耙耧山脉》等小说里，村长们依仗权势欺男霸女，有的阴险狡诈，有的泼皮无赖，一直把弱势村民玩弄于股掌之中。

在强大的权力面前，农民自身愚昧崇上的劣根性暴露无遗。无怪阎连科在《桎梏的风俗》一文里谈道：“从所有普遍流传下来的风俗里，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农民的‘躲避’‘乞求’和‘保佑的苦苦哀求’，丝毫感受不到农民对命运和天地的抗争。”[13]路六命、石根子、李贵的儿子都有过做王八乌龟的耻辱。似乎这口窝囊气难以咽下，但他们也都伸伸脖子咽下了。他们的对手太强大了，哪一个不是村里顶天立地、呼风唤雨的实权人物？生存与尊严相碰撞时，贫穷的农民往往选择生存。小竹、石根子的女人，李贵的儿媳妇之所以委身于强权人物，是因为可以从这些人手里取得她们急需的东西。房子、宅基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远比贞操要重要得多。李贵把尿撒到村长的棺材里，也只是暗地里行事，以洗刷多少年来所受的屈辱。或许是1000元主持后事的报酬诱惑，李贵尽心尽力地为村长操办了丧事，但他又当众为死者烧掉了1000元的人民币。这不仅是对村长每每拨返销粮给他的感激，还表明李贵深谙乡村权力的延续性。村长的儿子做了村长，他又会有怎样的一番作为呢？

“中国农民向来是宁可受辱也要忍让的”[14]。农民处于社会最底层，在乡村中被压于权力的金字塔下，从而炼就了他们唯唯诺诺的对生活、对人生的隐忍态度。隐忍的原因来自权力的强大，使他们不得不屈服于村长们的强权，苟且偷生。《天宫图》里，路六命落入村长布下的圈套，被迫将妻子拱手相让。到了村长要来的日子，路六命烧好温水让妻子洗澡，为他们铺好床铺。村长坦然地来到路家，神情自若地与路六命搭话，并扔下一包香烟，心安理得地进屋与女人寻欢作乐。路六命只能打发孩子出门，蹲在屋外抽着村长赐给的香烟，听着屋内传出来床铺吱哑的响声，愤恨地骂自己没用。

美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帕森斯认为，权力是“社会体系所具有的可以动用资源达到集体目标的能力”[15]。回到农村现实上来，不难看到村长们占有着可供支配的资源，底层村民若得罪了掌握着分配资源权力的精英，无疑会失去自己应得的一些利益，甚至可能会招来难以预料的横祸。在村长们不可一世的权力面前，弱小的村民在受到强权的欺压时，常常也会忍气吞声咽下所受的屈辱，伪装出一幅俯首帖耳的顺从样子。在日常状态下，弱者的反抗只是以隐蔽的形式进行，只有在自己的生存基础受到严重侵害时，他们也许才会采取暴力的行为进行拼死的抗争。

石根子的媳妇被村里的强势人物村委李蟒霸占了8年，他忍气吞声地活了8年。当李蟒再次叫他的媳妇去陪宿时，他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不让妻子前去伺候李蟒，把大门和屋门闩上并顶住了，夫妻俩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事情的发生。两人在屋内听到了脚步声、踢门声和咚的一声轰响，之后便没了动静。天亮后，石根子听到大门外有叽叽哇哇的说话声，心里就有些慌乱，担心那李蟒会在门外。后来听清楚是左右邻居，便去开大门，看到大门上赫然有一个被石头砸的大洞。当着左邻右舍的面，石根子的脸面实在挂不住了，气愤地骂了李蟒几句，声称若李蟒再敢这样，他就拿棒槌砸李蟒的头。李蟒闻听后，公然上门挑衅，让石根子用棒槌往他头上砸。看着人高马大的李蟒立在当院，石根子汗都下来了，端碗的手在不停地抖。李蟒肆无忌惮地羞辱着石根子，估计石根子也没有胆量敢来砸他。石根子内心斗争了许久，终于鼓起勇气拿起一根柴棒，在李蟒的头上砸了致命的三下。在被捕后，石根子供认不讳，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并夸大地承认自己是有预谋地杀人，像个男人似的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步。石根子最终赢回了一个男人的尊严，受到了村民的尊敬。这种鱼死网破的极端做法显然不足取，然而也可以看到弱者权利难以得到正常保障的几多无奈。

乡村权力政治的不公，不仅使农民遭到物质上的剥夺，还使他们蒙受了精神上的摧残，以致原本贫困的农民所承受的苦难进一步加重。阎连科在此类题材的创作中，深刻地揭示了农村基层组织滥用权力的情形，底层农民则始终处于无权无势的弱势境遇，其正当权益被肆意践踏，仅存的一点尊严亦丧失殆尽，人性也渐次在屈辱中发生扭曲。文学家毕竟不是社会学家，展露问题并不一定必须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因而，阎连科在其作品中没有刻意地对乡村基层干部滥用权力的行径进行批判，而是近乎原生态地再现乡土世界众生的生存状态。正因为如此，作者给读者留下了无限思索的空间。

罗素提出把人类权力欲引上正轨的方法是：“既需要幸福，因为它使人们变得善良，也需要理智，因为它使人们产生科学头脑。”[16]他认为“知识与爱皆可无限扩展”，“良善生活是由爱贯注且由知识引导的生活”[17]。罗素“良善生活”的理想是美好的，但它并不能够阻止人类战争的爆发，对乡村权力的滥用也无能为力。

阎连科曾说：“因为自己从小生活在乡村的最底层，对村干部有一种敬畏感，这可能使我对乡村的政治结构有一定了解而形成一种崇拜心理，它可能会成为我作品的‘村落文化’非常大的一部分。”[18]他对农民在权力高压之下的生存处境表示了关注，对弱者的关照使得对乡村权力书写获得了深邃的表达空间。彻底改善乡村世界底层农民的弱势境况，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单纯依赖知识与爱还不够。如果在政府和民间的爱心帮扶下，让贫困农民尽快地实现普遍意义上的富裕，就能使农民挺起腰杆做人，有足够的能力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尊严。这一愿望也许正是作者此类作品中潜在的心声，相信应该可以实现。

参考文献：

[1]阎连科，晓苏.文学·生活·想象：阎连科访谈录[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1(18)：8-9.

[2]梁鸿.所谓“中原突破”：当代河南作家批判分析[J].文艺争鸣，2004(2)：77-81.

[3]阎连科.瑶沟人的梦[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2.

[4]周晓红.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686.

[5]丁帆.论近期小说中乡土与都市的精神蜕变：以《黑猪毛白猪毛》和《瓦城上空的麦田》为考察对象[J].文学评论，2003(3)：150-154.

[6]阎连科，邱华栋.“写作是一种偷盗生命的过程”：阎连科访谈录[J].环境与生活，2008(12)：84-89.

[7]阎连科.情感狱[G]//阎连科文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5.

[8]阎连科.寂寞之舞[G]//阎连科文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312.

[9]伯特兰·罗素.权力论[M].靳建国，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3.

[10]时寒冰.权力的天空[J].百姓，2004(1)：28-29.

[11]阎连科.日光流年[G]//阎连科文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