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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见青铜句初识

2016-03-01郎剑锋赵守祥

东南文化 2016年5期
关键词:吴越章丘青铜器

郎剑锋 赵守祥

(1.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2.寿光市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会 山东潍坊 262700)

山东新见青铜句初识

郎剑锋1赵守祥2

(1.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2.寿光市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会 山东潍坊 262700)

2005年,山东省潍坊市滨海技术开发区大家洼街道发现一批形制、组合都比较独特的青铜器,其中以句鑃为主,另有少量的璧形器和圭形器等。相关的考古资料此前在山东章丘、淄博等地偶有发现,济南市博物馆亦有少量收藏。山东出土青铜句鑃的定名目前仍存在一定的分歧,时代约为春秋中晚期。青铜句鑃的特征及埋藏环境表明,其主要用于祭祀,并与青铜圭形器、璧形器形成固定的组合。山东青铜句鑃可能受到了吴越地区同类器的影响,但已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

山东 句 祭祀 吴越

2005年下半年,山东省潍坊市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家洼街道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发现一批青铜器,器形以青铜句鑃为主,还包括青铜璧形器、青铜圭形器等。这些器物出土后陆续为寿光市博物馆和中国寿光蔬菜博物馆收藏。这些器物的形制、组合及出土环境都比较特殊,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因此,笔者拟就个人所见,对青铜句鑃等资料进行介绍,并结合相关的考古资料,对铜器的定名、时代、性质及文化属性等问题进行讨论,以期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

一、形制分析

这批青铜器的数量较大,但种类不多。笔者所见,包括寿光市博物馆收藏的2件句鑃,中国寿光蔬菜博物馆收藏的3件句鑃、2件璧形器、2件圭形器,共计9件。其中,青铜句鑃的数量较多,形制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试以出土器物的数量为序,分别叙述之。

1.句鑃

5件,形制略异,大小不一,但皆通体素面。根据腔体的扁阔,可分为两型。

A型,2件。合瓦形,腔体较阔,平舞,弧于,柄近舞部向两侧突出,断面一面平直、一面弧形。

标本一,寿光市博物馆收藏,编号511-38。铣长12.3、12.8厘米,舞修7.0、舞广3.5厘米,铣间9.8、鼓间4.3厘米,柄长3.2、厚0.4厘米,壁厚0.2~0.3、通高15.6厘米(图一:1;封三:1)。

标本二,寿光市博物馆收藏,编号511-39。铣长11.5、11.7,舞修7.1、舞广3.4厘米,铣间9.1、鼓间4.5厘米,柄长3.0、厚0.4厘米,壁厚0.1~0.2、通高14.5厘米(图一:2)。

B型,3件。合瓦形,扁体,舞面从中部向外侧倾斜。根据于部形状及柄部断面形状又可分为两个亚型。

Ba型,2件。于部圆转,近半圆形,短柄断面一面平直、一面弧形。

标本一,中国寿光蔬菜博物馆收藏。铣长13.8厘米,舞修7.5、舞广1.6厘米,铣间9.3、鼓间1.8厘米,柄长2.1、厚0.3厘米,壁厚0.2~0.4、通高16.3厘米(图一:3)。

标本二,中国寿光蔬菜博物馆收藏。弧形于部弧度略小。铣长12.1、12.2厘米,舞修7.4、舞广1.0厘米,铣间8.3、鼓间1.3、柄长2.1、厚0.3、壁厚0.1~0.3、通高14.3厘米(图一:4;封三:2)。

Bb型,1件。于部较为方折,略呈圆角倒梯形,短柄断面为椭圆形。

标本一,中国寿光蔬菜博物馆收藏。个体较大,保存完整。铣长25.4、25.8厘米,舞修14.1、舞广3厘米,铣间16、鼓间4.0厘米,柄长7.2、厚0.9厘米,壁厚0.2~0.6厘米,通高32.1厘米(图一:5;封三:3)。

图一//大家洼街道出土青铜器(一)

2.璧形器

2件,保存完好。圆环形,与玉璧的形制相同。

标本一,中国寿光蔬菜博物馆收藏。直径9.8~10.0、孔径约为4.6、厚0.05厘米(图二:1;封三:4)。

标本二,中国寿光蔬菜博物馆收藏。直径9.8、孔径约为4.8、厚0.07厘米(图二:2)。

3.圭形器

2件,一件完整,一件残损。整体为扁平长条形,顶端为三角形,末端齐平,与玉圭的形制相同。

标本一,中国寿光蔬菜博物馆收藏。仅存圭首部分。残高7.8、宽2.8~3.1、厚0.12厘米(图二:3;封三:5)。

标本二,中国寿光蔬菜博物馆收藏。完整。宽2.2~2.4、厚0.05、通高17.5厘米(图二:4;封三:6)。

二、相关发现

潍坊市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家洼街道地处鲁北,北滨渤海。该地出土青铜句鑃等文物虽属偶然,但并非孤例。此前,与之相关的考古资料在山东章丘、淄博等地已有发现,济南市博物馆亦有少量收藏。这些资料对于探讨青铜句鑃等青铜器的时代、性质和属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故撮要举凡,将发现情况进行简单介绍。

1.章丘小峨嵋山

章丘小峨嵋山发现青铜句鑃等文物的时间始于1966年,此后陆续出土青铜器80余件。出土地点位于明水镇东南部的小峨嵋山(现为桃花山公园)北侧,向北约0.5千米为明水湖,东北0.5千米为秀水村,传为汉代土鼓城。出土青铜器的种类包括甬钟、句鑃(简报称“铙形器”)、圭形器、璧形器等[1]。

青铜句鑃,共计22件,皆为扁体合瓦形,于部圆转,近半圆形,与前举Ba型句鑃相似;柄部形状略有不同,12件句鑃短柄断面为椭圆形,与Bb型句鑃相同,其余10件句鑃短柄形状与A型句鑃相似。青铜圭形器,30余件,大小相似。青铜璧形器,25件,其中环形13件,饼状12件(图三:1、3、4、8、9)。

图二//大家洼街道出土青铜器(二)

图三//章丘小峨嵋山出土青铜器

简报作者认为,小峨嵋山北侧出土的青铜器,除甬钟外,均为“象征性礼器”,“数量较多,出土单位非窖藏及墓葬,应是用于祭祀的部分器物”,“可能是郊天祭山之物”。根据同出青铜甬钟的纹饰,作者判断,“这批铜器可能是春秋早中期之际的器物”。

1992年4月,章丘小峨嵋山又发现了一批“窖藏”青铜器,包括10件青铜句鑃(简报称“铙形器”)、17件青铜璧形器、9件青铜圭形器,另有玉片、石削各一件[2]。青铜句鑃形制相同,扁体合瓦形,于部圆转,与Ba型句鑃相同,柄部断面为椭圆形,与Bb型句鑃同。青铜璧形器分为两种形制,环形10件,饼状7件。青铜圭形器的形制皆相同(图三:2、5、6、7)。

与此前出土青铜器的情况不同,此次出土青铜器的埋藏情况较为明确,“经现场考察后确认是一东周铜器窖藏”,窖藏位于小峨嵋山西北侧山坡的台地上。窖穴平面圆形,直壁,距地表0.7米,直径0.7、深0.4米。窖穴上部以黄色砂质片岩斜压在器物上。联系该地点此前出土的相关文物,简报作者重申,“这批象征性礼器当为郊天祭山之物”,“这一窖穴很可能是祭祀坑”。

2.临淄齐都镇西古东村

1976年,临淄齐都镇西古东村南墓地发现一组20件青铜句鑃(作者称“铜铃”、“扁铃”),均为扁体合瓦形,素面,短柄,形状、大小相同,于部圆转,与Ba型相同。部分句鑃范芯尚未取出(作者称“内填红烧土”)(图四:1)。作者认为,这批青铜句鑃“应为西汉时期冥器”[3]。

3.济南市博物馆

济南市博物馆收藏2件青铜句鑃,1960年购于济南市历下区古玩居,出土地点不详[4]。句鑃为扁体合瓦形,于部较为方折,略呈圆角倒梯形,短柄断面为椭圆形,与Bb型句鑃全同(图四:2、3)。一件句鑃铣部略残,腔内尚存范芯。作者认为这两件器物,“腔体甚扁,器壁较薄,应是战国时期的遗物”。

三、问题讨论

1.定名

前述新发现的青铜器类中,璧形器、圭形器与常见的玉璧、玉圭形制相同,故以“璧形器”“圭形器”称之,以与玉璧、玉圭相区别,学界于此分歧不大。与青铜璧形器、青铜圭形器的情况不同,大家洼街道出土青铜乐器在定名上的差异较大,除“句鑃”之外,尚有“编钟”、“铙形器”、“铃”或“扁铃”等,故仍有辨析之必要。

商周时期,成编的青铜乐器以铃和钟为主,皆有“自名”铭文。其中,钟又包括甬钟、钮钟和镈钟,另有三件一组、形制与纹饰相同、大小相次的“小型铙”,后者主要流行于晚商周初的黄河流域[5]。大家洼街道等地出土的青铜乐器在形制及装饰等方面与钟、铙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且与铙的时代相去甚远,更无铃舌,故“编钟”、“铙形器”、“扁铃”等定名均不确。

句鑃,亦作“鉤鑃”,见于铭文而不见于传世文献。句鑃的形制较为独特,但腔体亦为合瓦形,附柄,柄的断面呈长方形或略近方形,通体素面或仅在舞部及附近区域局部装饰纹样。根据铭文走向可知,句鑃使用时器口向上;铭文内容表明,句鑃主要用于祭祀或宴享[6]。此前已有多位学者指出,东周时期的句鑃多出土于吴越地区,尤以苏南的宁镇地区、浙江的宁绍平原和杭嘉湖平原地区出土较为集中。因此,句鑃是吴越地区的典型器类,具有很强的地域性[7]。

图四//临淄出土、济南市博物馆收藏青铜句鑃

与钟、铙、铃等器类相比,本文所述青铜乐器的形制与句鑃更为接近;通体素面的特点与江苏高淳青山茶场[8]、高淳顾陇公社松溪大队[9]、武进淹城[10]等地出土的青铜句鑃相同。因此,笔者认为,这种乐器以称“句鑃”为宜。但需要指出的是,山东所见青铜句鑃较为轻薄,腔体更加扁平,尤以B型句鑃为甚,于部的弧度较大,柄部较短,断面形制亦与吴越地区出土句鑃不同。这些方面都表明山东地区的青铜句鑃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可能又与句鑃的性质相关。

2.时代

在对大家洼出土句鑃等进行报道时,记者根据专家意见将其时代定为“秦汉时期”。章丘小峨嵋山句鑃,简报作者认为,甬钟形制与“王孙钟”近似;又根据甬钟的纹饰,将甬钟、句鑃等文物的时代定为“春秋早中期之际”或笼统的定为“东周”。但李纯一认为,小峨嵋山出土甬钟与者减钟更为接近,故将其时代断为“春秋中期后段或春秋后期”[11]。李晶认为济南市博物馆收藏的两件句鑃,“腔体甚扁,器壁较薄”,故将其定为“战国时期”,证据不足。《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收录了章丘小峨嵋山早年出土的句鑃和甬钟以及济南市博物馆收藏的句鑃。书中将小峨嵋山句鑃定为“春秋后期”、甬钟定为“春秋”,济南市博物馆的句鑃定为“战国”,可能表明作者并不认同以甬钟年代推定句鑃年代的做法,毕竟甬钟、句鑃虽出土于同一地点,但并非考古发掘所得,二者的共存关系不明,而济南市博物馆藏句鑃的时代则可能采用了李晶的观点[12]。《临淄文物志》主张齐都镇西古东村出土句鑃的时代定为“西汉时期”,不知依据为何。

大家洼街道出土的句鑃与章丘和临淄出土、济南市博物馆收藏的同类器物在形制和装饰方面大同小异,彼此的时代亦当相近,当不至于如上述诸家意见之莫衷一是。

如前所述,本文所论的青铜句鑃虽与吴越地区的句鑃在整体形态和装饰方面比较接近,但在细部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而同出的青铜圭形器、璧形器时代特点不甚明确,故精确断代存在一定的困难,只能根据其整体形态对其时代进行大体讨论。

本文A型句鑃两铣外敞,与江苏高淳青山茶场出土句鑃接近,B型句鑃的两铣内收,角度变小而近于平行,与浙江绍兴城南狗头山出土的句鑃相近,后者的时代为春秋晚期[13]。考虑到A、B型句鑃在形态上存在一定的差异,A型句鑃目前仅见于大家洼街道,而不见于章丘、临淄等地,两型的时代可能略有差异,但应当相去不远,故将句鑃的时代定为春秋中晚期。

3.性质

本文所论性质包括句鑃本身的性质和出土句鑃考古遗存的性质两个层次。大家洼街道出土的青铜句鑃与章丘、临淄等地出土的青铜句鑃,器壁较薄,铸造的质量也较差,更有部分句鑃的腔内尚存范芯,表明这些青铜句鑃并非在宴享或祭祀场合使用的实用器。可能因此之故,有学者以之为“冥器”,但“冥器”(或称“明器”)专指用于随葬的器物,故这一属性的判断又与出土句鑃的考古遗存直接相关。

大家洼街道地处渤海南岸,出土的青铜句鑃表面附着细砂和少量螺壳,推测这些青铜器可能最初被人为的沉于近海之中;同出青铜圭形器、璧形器等,形成一定的组合关系。除此之外,章丘小峨嵋山句鑃的出土情况也比较明确,特别是1992年出土的青铜句鑃等文物,经过考古发掘,有明确的坑穴,器物上面还覆盖黄色片岩。坑穴内共出土句鑃10件,可能为一组,另有青铜圭形器和璧形器,形成句鑃、圭、璧的组合关系,与大家洼街道出土器物的情况相同。这两个地点的出土情况较为明确,均可排除其为墓葬的可能性,故学者将其推定为祭祀遗存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而大家洼街道、章丘小峨嵋山(可能还包括临淄齐都镇)的出土文物可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祭祀方式,即传世文献记载中的“沈”与“埋”;章丘小峨嵋山所谓“窖藏”应依学者所论,称为“坎”[14]。因为时代、地域或文化传统等方面原因,这些祭祀遗存的祭祀对象已难确考。

另一方面,鲁北乃至整个山东地区,与句鑃同时期的墓葬,数量不少,但尚未见出土青铜句鑃的报道,故“冥器”之说难以成立。因此,本文所论青铜句鑃很可能是东周时期鲁北地区专门用于祭祀的青铜制品,其与青铜圭、璧形成相对固定的组合关系,形成具有一定时代和地域特征的祭祀文化。

4.属性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多数研究者主张句鑃为吴越地区的典型器物,这一观点已逐渐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但论及山东出土句鑃的文化属性时,学者之间的观点并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章丘小峨嵋山句鑃的形制与吴越地区的句鑃存在差别,且小峨嵋山句鑃的时代属于春秋早、中期,早于吴越地区的同类器。因此,小峨嵋山句鑃并非受到吴越地区影响,而是商代青铜铙在齐地的演变支系,与吴越地区的句鑃是并行发展[15]。另有学者主张,句鑃原产于吴越地区,句鑃出土于齐地,并与甬钟共存,与江苏高淳青山茶场的情况相同,且共存甬钟的形态又与吴国者减钟类似,表明当时齐鲁地区和吴越地区音乐文化关系相当密切”[16]。也有学者对山东与吴越地区出土句鑃的关系持保留意见,认为山东地区出土的句鑃,是否源于吴越,“尚不得知”[17]。

若依本文所论,山东地区出土青铜句鑃的时代为春秋中晚期,略晚于吴越地区,更与商代铜铙时代远隔,缺乏存在演变关系的考古证据;并且,山东出土青铜句鑃不及吴越地区出土句鑃的数量多、分布广、持续时间长。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山东青铜句鑃很可能受到了吴越地区句鑃的影响,但因山东句鑃仅作为祭品,故其形制略有简省,质量较差,从而在局部或细节方面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而其与青铜圭、璧构成一个相对固定的祭品组合,有别于吴越地区句鑃的使用情况,表明齐地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具有一定的选择性或创造性,而非一味照搬。

[1]常兴照、宁荫堂:《山东章丘出土青铜器述要兼谈相关问题》,《文物》1989年第6期。

[2]宁荫堂、王方:《山东章丘小峨嵋山发现东周窖藏铜器》,《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期。

[3]临淄市临淄区文物管理局:《临淄文物志》,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163页。

[4]李晶:《介绍济南市博物馆收藏的几件青铜器》,《文物》1996年第1期;《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37页。

[5][6]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25-336、343-375、377页。

[7]方建军:《吴越乐器句鑃及其相关问题》,《乐器》1994年第2期;徐孟东:《句鑃发微——对一种先秦乐器历史踪迹的寻觅与思考》,《中国音乐学》1994年第2期;李晶:《试谈句鑃》,《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6期;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26-336页。

[8]刘兴:《镇江地区近年出土的青铜器》,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资料丛刊5》,文物出版社1981年。

[9]杨正宏、肖梦龙:《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84-185页。

[10]倪振逵:《淹城出土的铜器》,《文物》1959年第4期;赵玉泉:《武进县淹城遗址出土春秋文物》,《东南文化》1989年第4、5期合刊。

[11][16]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32页。

[12]《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35-37、68页。

[13]绍兴市文管会:《绍兴市发现两件钩鑃》,《考古》1983年第4期;沙孟海:《配儿钩鑃考释》,《考古》1983年第4期。

[14]李零:《说“祭坛”和“祭祀坑”》,《入山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7-38页。

[15]米永盈:《东周齐国乐器考古发现与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65页。

[17]李晶:《试谈句鑃》,《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6期;杨波、李大营等:《山东文物丛书·青铜器》,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265页。

(责任编辑:朱国平;校对:黄苑)

A Study on the Bronze Goudiao Newly Discovered in Shandong Province

LANG Jian-feng1ZHAO Shou-xiang2
(1.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handong University,Ji’nan,Shandong,250100;2.Shouguang Municipal Research Association for Local History and Culture,Weifang,Shandong,262700)

In 2005,a range of distinctively featured bronze wares,most of which are goudiao-s with small numbers of items shaped in bi and gui,were discovered at Dajiawa Street in Binhai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located in Weifang,Shandong province.Relate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have been occasionally discovered in other parts of Shandong such as Zhangqiu and Zibo.Jinan Municipal Museum has modest collection of similar objects.No agreement has been achieved yet regarding the naming of the bronze goudiao-s unearthed in Shandong while their dating has been pointed to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The features and burial environments of these goudiao-s indicate that they were mainly for ritual uses and often grouped with gui-s and bi-s.While these bronze goudiao-s discovered in Shandong might have received influence from the Wu-Yue areas,they had presented considerable local characteristics.

Shandong;goudiao;rituals;Wu-Yue areas

K876.41

A

2016-05-05

郎剑锋(1981—),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商周考古、中国古代青铜器。赵守祥(1958—),男,山东省寿光市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地方文化史。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编号:15DLSJ05)、山东大学人文社科类专项青年团队项目(编号:IFYT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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