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兵

（淮安市博物馆 江苏淮安 223001）

江苏淮安王庄村汉墓群的发现与研究
——兼谈淮安地区汉代土墩墓

胡兵

（淮安市博物馆 江苏淮安 223001）

淮安王庄村汉墓群（御马墩）是一处西汉早期至东汉早期的墓地，共发现墓葬97座，墓葬排列有序，呈向心结构排列，出土各类文物近千件，是淮安市博物馆近年来发现墓葬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时代跨度长，出土物最丰富的一个墓地。墓地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汉代土墩墓研究的资料。淮安地区密集分布着大量的汉代土墩墓，墓葬极具地域特征，作为汉代土墩墓分布的一个重要区域，必将会把汉代土墩墓的研究引向深入。

江苏淮安 汉代 土墩墓 家族墓地

2013年10月至2014年1月，淮安市博物馆为配合清浦区（今清江浦区）力辰物流园工程建设，清理发掘汉代墓葬99座（其中2座位于土墩范围外），墓葬排列有序，呈向心结构排列，出土陶器、铜器、铁器、漆器等各类文物近千件，其中以陶器为大宗。墓葬随葬品成组成对出土，器物组合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简报见本期）。从随葬品看，墓葬时代早至西汉早期，晚至东汉早期。该墓群是目前所发现的墓葬数量最多的汉代土墩墓，明确其内涵、性质、分期及时段特点，对研究汉代土墩墓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陶器分析与分期

（一）陶器分析

王庄村墓地汉墓出土器物共近千件，有陶器、铜器、铁器、漆器等，以陶器为大宗，器物时代特征明显。陶器主要有鼎、盒、壶、豆、瓿、罐等，其中可以分型定式的有鼎、壶、瓿、盒、罐五种。以上五种器物除陶罐外均按陶质分为釉陶和泥质陶两类，两类器物演变规律基本一致。

1.陶鼎

按陶质分为甲、乙两类。

甲类泥质灰陶。据足部形态分为两式。

Ⅰ式鼎足修长，附耳外撇，器身呈橄榄形。M21：12，弧形盖，顶近平。器身子口内敛，口附长方形立耳一对，耳外撇，耳下部有长方形凹窝，斜弧腹，近圜底，底附三蹄足（图一：1）。

Ⅱ式鼎足稍矮，变粗壮，器身变圆。M46：5，覆钵形盖，平顶。器身子口内敛，口附长方形立耳一对，耳外撇，耳下部有长方形孔，斜弧腹，圜底，底附三蹄足（图一：2）。

乙类釉陶。据足部形态分为两式。

Ⅰ式鼎足矮短，带盖，器盖有三颗乳钉状钮或圈足形捉手两种。M36：9，覆钵形盖，平顶略凹，盖顶贴附三个乳钉钮。器身子口内敛，口附长方形立耳一对，耳稍外撇，耳中部有长方形孔，斜弧腹微折，平底，底附三矮蹄足（图二：1）。

Ⅱ式鼎足已经退化，贴附在器底，器盖为平顶。M34：19，覆钵形盖，平顶。器身子口内敛，斜弧腹，底内凹，底周围附三个退化矮蹄足（图二：2）。

2.陶壶

按陶质分为甲、乙两类。

甲类泥质灰陶。据圈足高矮分为两式。

Ⅰ式高圈足。M21：4，喇叭口，方唇，粗长颈，腹颈连结处略有曲折，圆鼓腹（图一：4）。

Ⅱ式圈足稍矮。M44：1，喇叭口，圆唇，短束颈，肩颈连接处略曲折，鼓肩，斜弧腹（图一：5）。

乙类釉陶。据底部形态可分为两型。

A型圈足壶，按器口形态又可分两亚型。

Aa型喇叭口。据圈足高矮及肩、腹部变化可分四式。

Ⅰ式鼓肩，圆垂腹，高圈足。M98：12，喇叭口，斜折沿，尖圆唇，长束颈，鼓肩近折，圈足较高，挖足较深（图二：6）。

Ⅱ式溜肩，鼓腹较浅，矮圈足。M36：12，弧形盖，上附柱状捉手，下设子口。器身喇叭口，平沿，沿面向内突出，长束颈，上腹鼓，下腹斜直。盖面饰水波纹，器身肩部有一对叶脉纹桥形耳，腹部微现轮制旋纹痕（图二：7）。

Ⅲ式颈变短，圆鼓腹，矮圈足。M62：7，喇叭口，斜方唇，束颈，溜肩，圆鼓腹，矮圈足。肩部及上腹有一对叶脉纹衔环桥形耳（图二：8）。

Ⅳ式溜肩，深弧腹，矮圈足，器身变得修长。M67：2，喇叭口，斜方唇，唇面略凹，长束颈，溜肩，上腹鼓，下腹斜收。肩部桥形耳，腹部存轮制旋纹和刮痕（图二：9）。

Ab型小侈口。据腹部和圈足变化可分两式。

Ⅰ式圆鼓腹，矮圈足。M14：8，圆方唇，长束颈，溜肩。肩部一对叶脉纹桥形耳，腹部微现轮制旋纹痕和刮痕（图二：10）。

Ⅱ式长鼓腹，器身较Ⅰ式变得瘦高，圈足较Ⅰ式更矮。M58：18，圆唇，长束颈，溜肩。肩部一对叶脉纹桥形耳，腹部微现轮制旋纹痕和刮痕（图二：11）。

B型喇叭口，平底壶。据颈、肩、腹部变化可分为三式。

Ⅰ式长束颈，溜肩，浅弧腹。M37：10，斜方唇，平底略凹，肩部叶脉纹桥形耳（图二：12）。

图二//王庄村汉墓群典型釉陶器型、式与分期

Ⅱ式长直颈，鼓肩，斜弧腹。M53：2，圆方唇，平底略凹。肩部叶脉纹衔环桥形耳（图二：13）。

Ⅲ式短直颈，微鼓肩，长弧腹，器身较Ⅱ式瘦长。M67：5，圆方唇，平底略凹。肩部叶脉纹桥形耳，腹部存轮制旋纹（图二：14）。

3.陶瓿

按质地分为甲、乙两类。

甲类泥质红陶。据器耳装饰风格的不同分为两型。

A型器耳外翻，据肩、腹形态可分两式。

Ⅰ式溜肩，圆鼓腹。M74：9，直口微敛，方唇，短颈，圆鼓腹斜收，平底略凹，器身局部凹扁，不规整。肩部一对桥形耳，饰两道凸弦纹，耳部纹饰模糊不清，底存线割偏心圆纹（图一：25）。

Ⅱ式鼓肩，斜腹近直。M92：10，直口，唇面内凹，平底略凹。肩部一对兽面桥形耳，饰两组较粗凸弦纹，兽面模糊不清（图一：26）。

B型器耳简化，紧贴器身。据肩、腹形态可分两式。

Ⅰ式弧肩，扁弧腹。M81：3，敛口，内斜沿，尖圆唇，短颈，近底处微收，平底略凹。肩部及上腹饰三组凸弦纹，贴塑一对兽面桥形耳，兽面模糊不清。腹部有弦纹（图一：27）。

Ⅱ式丰肩，斜腹近直，器型较Ⅰ式瘦高。M92：15，直口，方唇，短颈，平底。肩部有一对变形兽面桥形耳（图一：28）。

乙类釉陶。据器耳装饰风格的不同分为两型。

A型器耳外翻。据肩、腹形态可分五式。

Ⅰ式广肩，扁圆腹。M20：2，直口，方唇，短颈，平底略凹，器身整体较扁。肩部一对兽面桥形耳，腹部存轮制旋纹（图二：15）。

Ⅱ式广肩，圆鼓腹，器身重心较Ⅰ式略高，腹略深。M36：6，弧形盖，上附柱状捉手，下设子口。器身直口，方唇，短颈，大平底略凹。盖面饰水波纹，器身肩部一对兽面桥形耳，饰一道水波纹和两道凹弦纹，腹部存轮制旋纹，近底处有戳痕（图二：16）。

Ⅲ式溜肩，鼓腹，重心进一步上移。M30：8，直口微侈，方唇，平底略凹。肩部一对兽面桥形耳，饰两组水波纹和三道凹弦纹，弦纹上方存轮制旋纹（图二：17）。

Ⅳ式鼓肩，斜腹近直，重心继续上移。M60：3，直口，唇面下凹，平底。肩部一对兽面桥形耳，饰两组凸弦纹，兽面模糊不清，腹部存轮制旋纹（图二：18）。

Ⅴ式弧肩，圆腹，器耳已逐步退化，器身瘦高。M12：2，直口微侈，外斜沿，尖唇，短颈，平底。肩部一对兽面桥形耳，饰一道凹弦纹，腹部存轮制旋纹（图二：19）。

B型器耳简化，紧贴器身。据肩、腹形态可分两式。

Ⅰ式弧肩，鼓腹。M35：1，直口微侈，外斜沿，尖唇，短颈，平底略凹。肩部兽面衔环桥形耳，饰蝶形云纹和三组凸弦纹，同时还有乳钉纹和水鸟纹，水鸟纹局部兼有戳刺点纹（图二：20）。

Ⅱ式鼓肩，斜弧腹，器型较Ⅰ式瘦高。M53：1，直口微侈，外斜沿，尖唇，短颈，平底略凹。肩部兽面桥形耳、方形铺首，饰三组凸弦纹（图二：21）。

4.陶盒

按质地可甲、乙两类。

甲类泥质灰陶。据腹部形态变化分为三式。

Ⅰ式浅腹。M21：7，弧形盖，器身子口微敛，平底略凹。腹部微现轮制旋纹痕（图一：6）。

Ⅱ式斜腹。M36：11，覆碗形盖，盖顶设矮圈足。器身子口内敛，平底（图一：7）。

Ⅲ式斜腹，腹部较AⅡ式加深。M2：6，覆钵形盖，平顶略凹。器身子口微敛，平底。腹部存轮制旋纹（图一：8）。

乙类釉陶。据有无器耳分为两型。

A型无耳。据腹部形态变化分为二式。

Ⅰ式斜弧腹。M36：1，覆钵形盖，平顶，盖顶贴附三个乳钉钮。器身子口内敛，平底。盖钮处饰两道凹弦纹，器身腹部微现轮制旋纹痕（图二：3）。

Ⅱ式斜腹近直。M34：13，覆钵形盖，平顶。器身子口内敛，平底略凹。盖腹存轮制旋纹，器身微现轮制弦纹痕（图二：4）。

B型有耳。M27：15，覆钵形盖，平顶。器身子口内敛，口附长方形立耳一对，耳稍外撇，耳中部有长方形凹窝。斜弧腹，平底（图二：5）。

5.陶罐

陶罐均为泥质陶，据器表是否装饰纹饰可分为绳纹罐和素面罐两类。

绳纹罐据口部形态和系的有无可分为三型。

A型直口罐。据整体形态差异可分两亚型。

Aa型器身宽扁。M72：5，直口，方唇，短颈，斜弧腹，小平底内凹。腹部饰杂乱绳纹，局部模糊不清（图一：9）。

Ab型器身窄圆。据肩及腹部变化分为三式。

Ⅰ式溜肩，圆鼓腹。M20：1，直口，方唇，矮领，底内凹。器身下部及底饰杂乱绳纹，绳纹局部模糊不清（图一：10）。

Ⅱ式鼓肩，圆腹。M8：6，直口微侈，方唇，矮领，底内凹。器身下部及底饰杂乱绳纹（图一：11）。

Ⅲ式弧肩，鼓腹。M25：7，直口，方唇，矮领，底内凹。下腹饰橫绳纹和杂乱绳纹（图一：12）。

B型盘口罐。据肩、腹形态变化分为三式。

Ⅰ式溜肩，鼓腹。M66：6，盘口，圆方唇，束颈，底略凹。器身上部微现瓦楞纹，下部及底饰杂乱绳纹（图一：13）。

Ⅱ式鼓肩，斜弧腹。M84：5，盘口，口部内束，尖圆唇，束颈，底略凹。器身下部及底饰杂乱绳纹，大部分模糊不清（图一：14）。

Ⅲ式弧肩，鼓腹。M4：8，盘口，口部微敛，圆方唇，束颈，小底略凹。器身下部及底饰杂乱绳纹（图一：15）。

C型牛鼻耳罐。据腹部形态变化分为四式。

Ⅰ式溜肩，圆鼓腹较扁。M98：8，侈口，外斜沿，沿面内凹，尖圆唇，束颈，肩颈连结处略有曲折，小底略凹。器身上部饰间断左斜细绳纹，下部及底饰杂乱绳纹，基本模糊不清（图一：16）。

Ⅱ式溜肩，鼓腹。M46：2，侈口，外斜沿，尖唇，束颈，底内凹。器身上部饰左斜细绳纹，绳纹模糊不清，下部及底饰杂乱绳纹（图一：17）。

Ⅲ式弧肩，圆腹微垂，器身稍长。M95：5，侈口，斜沿，沿面略凹，尖圆唇，束颈，鼓腹略垂，底略凹。器身下部及底饰杂乱绳纹（图一：18）。

Ⅳ式弧肩，圆腹，器身更瘦长。M50：1，侈口，外斜沿，沿面内凹，尖圆唇，束颈，底内凹。器身上部遍饰凹弦纹，下部及底饰杂乱绳纹（图一：19）。

素面罐据口部和整体形态不同分为三型。

A型灰陶小罐，直口。据腹部形态变化分为二式。

Ⅰ式浅腹。M21：6，方唇，矮领，折腹，平底（图一：20）。

Ⅱ式腹较Ⅰ式更浅。M46：9，方唇，矮领，折腹，腹外壁略凹折，平底（图一：21）。

B型灰陶罐，直口微侈。M21：2，方唇，矮领，鼓肩，斜弧腹，平底（图一：22）。

C型灰陶罐，侈口。M58：16，外斜沿，尖唇，束颈，溜肩，鼓腹，平底略凹（图一：23）。

（二）陶器分期和演变特点

根据上述型式分析并结合其共存关系，可将该墓群典型陶器分为前后相继的四期（图一、二）。结合周边同类材料和共出的时代特征明显的铜镜、铜钱等进行年代判断：一期为西汉早期；二期为西汉中期；三期为西汉晚期；四期为新莽及东汉早期。据此可以发现墓地中典型陶器的演化趋势。

陶鼎出土数量较少，泥质灰陶鼎在整体造型上有战国时期青铜鼎的风格，立耳和鼎足都狭长、清瘦，属于仿铜陶器。由鼎足修长、附耳外撇、器身似橄榄形向鼎足稍矮、变粗壮、器身向圆变化，西汉中期以后消失。釉陶鼎整体造型上已经摆脱战国青铜鼎的痕迹，具备自身的时代特点，即鼎足矮短，器身浑圆，附耳外撇程度减弱。釉陶鼎不见于西汉早期，鼎足由短粗向贴附于器底、近乎消失变化，器腹变深，器盖由三乳丁或圈足形捉手向平顶变化。到新莽和东汉初期不再出现陶鼎，说明陶鼎在西汉晚期以后就不再流行。

陶壶出土较多，高圈足壶与平底壶共存。陶壶在西汉早期还带有浓烈的青铜器风格，造型上有青铜壶或青铜钟的影子：喇叭口，高圈足，圆垂腹。西汉中期，陶壶在造型上最大的变化就是腹部变得圆鼓，圈足变矮。西汉晚期的壶在造型上并无过多变化，器身变得更加瘦长。到了新莽和东汉初期，釉陶壶少见，红陶壶大量出现，壶在造型上开始变得简单，器身基本没有装饰，加上烧造温度较低，器物出土时大多数已破碎不堪。可以说西汉晚期以后的陶壶在造型和工艺上的简化标志着该器形在逐渐衰落。

陶瓿和陶壶一样是出土陶器的大宗。釉陶瓿在墓群各个时期的墓葬中均有发现，红陶瓿则出现于西汉晚期。整体变化风格是一期器型扁圆矮胖敦实，最大径大于器高，重心低，二、三期器身宽高比逐步变化，器型变得浑圆，重心上移，到四期器腹趋深，器型变得瘦高。西汉晚期瓿和壶一样都在造型和工艺上简化，做工粗糙，器身很少施弦纹，双耳的造型简单，纹路模糊。

陶盒作为西汉时期重要的仿铜陶礼器在该墓葬群中也有出土，是一个重要的断代器形。盒同簋、敦都可以称为盛，均是盛装米食的器具，与盛装肉食的鼎相对。M98出土有两种陶盒：长附耳盒和无耳盒。孙机先生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认为这两种盒分别可以称为簋形盛与盒形盛［1］。《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则将M98中出土的这种簋形盛归纳为鼎的一种［2］。这里将其称之为鼎式盒。鼎式盒在早期墓葬中出现，不见于其他时期。盒与鼎的演变规律基本一致，由浅腹发展为深腹，由弧腹发展到斜直腹，器身增高，在西汉晚期出现装饰小立耳的釉陶盒，器类逐渐消失。

陶罐出土数量较多，绳纹罐中直口罐和牛鼻耳罐从西汉早期至东汉早期一直存在，直口罐器型由浑圆呈球状向扁圆鼓腹变化，牛鼻耳罐的变化轨迹是器身逐渐变高，器腹由圆鼓向瘦长变化，制作工艺和造型逐渐简化。素面罐中的直口折腹罐只在西汉早、中期出现，器型变化不大，是战国时期灰陶折腹罐的延续，淮安韩侯大道战国墓中出土过类似的灰陶折腹罐［3］。其他形制的素面罐标本较少，不具代表性。此外，该墓葬群还出土了少量的泥质红陶罐，但造型简单，做工粗糙，没有形成明显的发展序列。

二、墓群分期及其特点

王庄村古墓群土墩范围内的97座墓葬，全部为土坑竖穴墓。墓坑内填土均为黄褐色或棕褐色五花土，部分墓葬坑壁经过修整，显得规整光滑，墓地棺木整体保存状况一般，大部分仅见棺具朽痕，部分棺底发现灰黑色草木灰痕迹。墓葬从葬具、葬式上看形式比较多样。根据埋葬人数可以分为合葬墓和单人葬，单人葬占绝大多数。合葬墓又分为同穴合葬墓和异穴合葬墓，其中同穴墓根据葬具区分有一椁双棺、双椁双棺、双棺墓三种形式。同穴合葬墓数量较少，一椁双棺仅发现一座（M34），均在椁内设置足箱放置器物。双椁双棺发现一座（M35），在椁内棺旁设置边箱放置器物。双棺墓发现三座（M4、M28、M92），均在足部放置器物。另有两座双棺墓，因遭破坏，无法确定器物放置位置。异穴合葬墓根据墓坑打破与否分为有打破关系和无打破关系两种，有打破关系的墓葬发现16组（M12→M2、M27→M26、M36→M37等），无打破关系发现三组（M16-M17-M66、M44-M45-M46、M24-M79）。异穴合葬既有双人合葬又有三人合葬墓。三人合葬发现较少，共发现两组，这两组三人合葬墓没有打破关系，排在中间的墓葬形制规模明显大于两侧墓葬，三墓靠头一侧坑口基本平齐，中间墓葬靠足一侧坑口超出两旁墓葬坑口。双人合葬墓绝大部分存在打破关系，且墓葬大小有明显差异，头、足两侧墓坑错开，不平齐。在葬具使用与随葬品摆放位置上，无论是三人合葬还是双人葬也不完全一样，同一组合葬墓里既有一椁一棺又有单棺葬具，器物既有放置在足部的，又有设置边箱放置在棺旁的现象，基本无规律可循。单人葬根据葬具区分有一椁一棺和单棺葬两种形式。一椁一棺发现两座（M98、M9），其中一座设置边箱放置器物，另一座直接将器物摆放在椁室旁。单棺墓发现50座（M13、M30、M52、M65、M73、M85、M95等），有部分墓遭破坏或葬具痕迹不明显。单棺墓均将随葬器物摆放在足部或设置足箱摆放器物。

从墓葬形制分析来看，很难找出分期规律和时代特征。根据墓葬排列规律和陶器分期来看，西汉早期墓葬未发现合葬墓，但因早期墓葬位于土墩中心，中心区域已遭受盗掘，所以并不能确定早期墓葬就没有合葬墓。另外从葬具上看，西汉早期墓既有一椁一棺墓，又有单棺带边箱墓，这些情况在西汉中、晚期同样出现。从器物摆放位置看，早、晚各期墓葬随葬器物要么放置在足部，要么放置在旁边一侧，没有规律可寻。墓地中双椁双棺、一椁双棺墓与无棺具墓同期共存，随葬器物的多寡也并不代表时代差异，而更多反映的是墓主生前财力的大小。西汉晚期以后的墓葬，没有发现带椁室的墓葬，葬具保存状况普遍很差，出土物少而简，这与其家族的没落应有一定关系。

墓葬形制并无时段上的变化，因此关于墓地的分期就主要依靠出土器物特别是陶器组合及其特点，并结合墓葬排列规律，将墓葬群整体分为四个时期。

西汉早期（高祖、惠、吕、文、景）：M21、M23、M98、M94（此墓存疑，仅出土罐一件，不能修复，据其所在位置归为第一期）。

这一时期的墓葬集中在土墩中心，随葬器物主要有壶、鼎、豆、盒、罐。高圈足壶、鼎式盒及豆为此期墓葬所仅见，没有出现五铢钱，出土的蟠螭纹铜镜具有战国铜镜特征。

西汉中期（武、昭、宣）：M6、M14、M20、M36、M37、M44、M45、M46、M47、M48、M72、M73等。

这一时期的墓葬围绕在第一期墓葬四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均有分布，头向全部朝向第一期墓葬，即东面墓葬头向朝西，西面墓葬头向朝东，南面墓葬头向朝北，北面墓葬头向朝南。随葬陶器主要有灰陶罐、鼎、盒，釉陶壶、瓿、鼎、盒等。这一时期釉陶瓿开始大量出现，出现五铢钱币，灰陶器数量减少。棺内开始有随葬品，如五铢钱、铁剑、铜镜、铜带钩、铁环首刀、窍塞、口琀、研磨器（黛板）等，日光镜和昭明镜开始出现。

西汉晚期（元、平、哀、成）：M2、M3、M4、M5、M7、M8、M12、M13、M26、M27、M30、M32、M34、M43、M52、M59、M71、M80、M81、M82等。

这一时期的墓葬分布在第二期墓葬后面，朝向与第二期相同。随葬陶器主要有釉陶壶、瓿、鼎、盒、灰陶罐、牛鼻耳罐等，这一时期红陶器开始出现，墓葬规模较早期、中期都小，随葬陶器也不如前期多，鼎、盒数量变少，并逐步消失。另外这一时期器物装饰出现铺首衔环风格，釉陶壶肩部刻划水鸟纹装饰为这一期仅见。

新莽及东汉早期（王莽、光武）：M33、M40、M55、M56、M85、M91等。

这一时期的墓葬主要集中在北面，西面、南面有部分出现，东面发现最少，墓葬头向依然延续第二、三期朝向。随葬器物以泥质红陶器为主，个别泥质红陶器表面有施青釉痕迹，绝大多数自然脱落。器物有红陶壶、瓿和灰陶罐。部分墓葬棺内随葬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大布黄千”等钱币，同时也发现有五铢钱、窍塞、口琀、铜镜、研磨器、铜带钩、铁剑、铁环首刀等。博局镜在此期开始出现。

三、墓地排葬规律

王庄村汉墓群（御马墩）因20世纪的生产建设和平整土地，土墩遭到严重破坏，几乎不存，因此关于墩体上部结构已无法知晓。从地层上看，①层为机械平整土地碾轧形成的表土层，②层为现代耕作扰乱层，③、④层为垫土层，分布于整个土墩范围内，⑤层土质纯净，接近次生土。所有墓葬开口均在②层下，打破③、④、⑤和生土层，实际上墓葬原始墓口可能在平整土地时已遭破坏。从墓地整体布局和墓葬排列方面来看，王庄村汉墓群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墓地在营建前经过认真选址和统一布局规划，在直径约80米的土墩范围内完整分布着③、④层垫土层，证明是在墓地营建之初就已经将墓地范围确定，当然不排除后期墓在原垫土上继续垫土和加高的可能性，但可能遭到现代建设破坏。

图三//王庄村汉墓群墓葬头向示意图

第二，墓葬排列按时代早晚和长幼尊卑有着比较严格的规制，最早和最长者墓葬位于土墩中心，其余晚期墓葬围绕中心墓葬展开，越远离中心的墓葬时代越晚。按照墓葬头向，墓地可以分为五个区域，即中心区域加东南西北四个区域。北区的所有墓葬头向均朝向南，东区墓葬的头向均朝向西，南区的墓葬头向均朝向北，西区的墓葬头向均朝向东，中心区域墓葬（除不确定的M94外）头向均朝南。外围四区墓葬头向全部朝向墓地中心，整体呈向心结构排列（图三）。

第三，从现存情况看，墓葬均在同一层面下葬（破坏之前的实际情况可能会有不同），墓葬之间不存在相互叠压的关系。异穴合葬墓虽有打破关系，但也仅是挖墓坑时碰到而轻微打破墓的一壁，对被打破墓葬的破坏程度十分微小，表明墓主后代对墓葬所在位置是十分清楚的，先后埋葬间隔时间不长，这从侧面也说明了墓地的营造是十分讲究和认真的，没有半点随意。

第四，从局部区域看，存在着大族群内小家族的族葬墓，它们按照长幼呈“八”字形排列或前后排列，比如东区M44、M45、M46、M47、M48、M70、M72、M73等呈“八”字形排开，西区M6、M14、M16、M17、M66、M24、M79等前后排列，似乎存在某种更紧密的联系和关系。同样情形在南区M95、M96、M97、M15、M74及北区M22、M57、M60、M89、M52、M82也存在，它们虽各有自己的排列规律，但并没有破坏整个墓地的整体布局和规制。

第五，从墓葬分期来看，东区西汉中期墓居多，北区其次，南区、西区偏少，北区新莽及东汉早期墓非常集中。南区墓葬整体偏少，是南区这一支家族人丁不旺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就不得而知了。这反映了同一期各区家族人口规模的差异和不同时期各区家族人口变化过程等问题。

第六，墓地中大部分墓葬随葬铁质环首刀、铁剑、铁戟、铜戈、铜弩机、铅珠等兵器，似乎说明这是一个尚武的族群。

王庄村汉墓群的构筑方式是先构筑墩基（垫土），然后统一规划布局进行埋葬。由于墓葬延续长达200余年，土墩不可能是东汉时期一次成形，到东汉时期此家族也不可能有财力去完成如此大的工程，所以推测土墩下的单个墓葬存在封土，小型家族墓群会有封土墩，随着墓葬的增多，封土连成一片。封土应存在二次或者多次增筑的情况，土墩的形成应该是一个逐步加高加大的过程，就如当今某些农村地区，每逢逝者忌日或清明、春节，后人都会到逝者坟头培土，加高加固封土。采用先起墩基（垫土），后埋葬的这种方式是有客观和主观原因的。江淮地区水网密布，地势平坦，为了避开较高的地下水位，只能构筑土墩，以此防潮，这是其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则可能是为了聚族而葬，同时彰显家族财力。

四、王庄村汉墓群的性质及特征

关于土墩墓，《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给出的定义“是指流行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闽北地区的一种墓葬形制，研究者多认为属吴越文化葬俗”。近些年来随着汉代土墩墓遗存的不断发现，土墩墓分布地域由长江下游扩大到湖南、山东等地，出现了大量新的形制和葬俗，这些材料引起了学术界对土墩墓问题的重新审视与研究，但对“汉代土墩墓”的认定标准及其内涵还存在较大争论。无论如何，王庄村汉墓群应也属于“汉代土墩墓”这一范畴。

从见诸报道的资料来看，浙江是汉代土墩墓发现最多的省份，土墩墓集中分布在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地区，粗略统计发掘汉墓300余座［4］。安徽广德县发掘出一批汉代土墩墓［5］，江苏在苏州、无锡、常州、扬州、宿迁、连云港等地也先后发掘一些汉代土墩墓群［6］，山东日照等地发现一批土墩墓［7］，湖南在常德发现3处土墩墓群［8］，贵州在威宁地区发现一座［9］。这些土墩墓的共同特点是都有较大的封土堆，先筑堆基后筑墓穴，封堆内的墓葬排列或墓向有一定的规律，墓葬时代大都在西汉中晚期到东汉晚期。同时各地土墩墓又有地域特点和差异，浙江地区的土墩有三种类型：利用先秦土墩墓扩充增筑土墩、汉代有计划有步骤堆筑的预留式规模整体较大的土墩和墩内仅包括一座主体墓葬的土墩［10］。浙江土墩墓土墩形式多样，都是先筑墩基再在其上挖墓，或筑基时预留墓坑，一墩之中有两次以上的堆筑，形成两层或多层墓葬，打破关系复杂。刘兴林认为浙江地区土墩墓区域特征明显，是汉代土墩墓的典型分布区域［11］。山东地区的土墩墓主要分布于烟台到日照的东南沿海一线，北部沿渤海一线及山东内陆地区迄今尚未发现。山东土墩墓葬一般在当地的高岗岭地之上，以小型竖穴土坑木椁墓为主，封土墩内各墓葬开口、深度均不相同，具有打破关系，墓葬大部分埋葬较深，打破生土或岩石层，与浙江地区大部分埋藏于熟土层内的情形有较大不同。江苏苏南地区土墩墓特点与浙江地区相似，苏北连云港地区与山东情况相似。湖南常德地区土墩墓仅分布在汉代林沅城北部约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墓葬封堆和熟土台结构特征明显，既有一墩一墓，又有一墩多墓，一墩多墓墓葬开口在同一层下，无打破关系，这与江浙、山东地区又有明显差异，墓葬时代最早出现在西汉中期，到新莽及东汉初期基本结束。

淮安王庄村汉墓群既有上述地区土墩墓的共同特征，又有自身的特点。事前规划，平地起墩，堆筑垫土，部分墓葬位于熟土之中（墓葬位于垫土层内，未打破原始地层），这与浙北、苏南土墩墓情形是相同的。墓葬普遍打破生土，这与山东地区土墩墓是一致的。所有墓葬开口在同一层下，无叠压关系，这与湖南地区又是类似的。从发掘资料看，王庄村墓群也有其鲜明的自身特征，首先墓葬数量是目前发表材料中最多的，达到97座，近百座墓无叠压关系，有打破关系的也是异穴合葬墓一墓轻微打破另一墓的一侧，这种打破关系更多的是反映墓主生前的社会关系，而非时代的差异。另外，墓葬群排列有序，呈向心结构，墓地分东西南北中五区，东南西北四区墓葬头向全部朝向中心区域，离中心区域墓葬越远，时代越晚。两周时期一墩多墓的布局排列方式中，向心结构的排列方式较为特别，与中原及周边地区的墓地布局有着显著的差别，具有浓郁的江南土著特色。淮安地区未发现两周时期土墩墓，而汉代土墩墓则受先秦江南地区土墩墓影响，墓葬呈向心式排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墓群中存在族群之中小家族的现象，在总体排列规制的布局下，小家族呈长幼尊别的排列规律。还有一个显著特征是，王庄墓地起始时间早于其他地区墓葬，西汉早期出现，但延续时间不如其他地区长，王庄墓地晚至东汉早期，这与浙江、山东、湖南土墩墓时代上限为西汉中期、下限为东汉晚期有着明显的不同。因土墩早年遭受破坏，垫土层实际厚度、墓葬原始开口等均无从知晓，土墩上层结构也不得而知，这需要以后的发现来弥补这些缺憾。

图四//淮安地区土墩遗存分布示意图

淮安王庄村汉墓群与其他地区土墩墓既有共性又有独特的地域特征，作为秦岭淮河南北地理分界的东端，淮安地区文化兼具南北风格。刘兴林认为长江以北的苏北是浙江、苏南地区土墩墓向北传播影响的过渡地带，土墩墓传播路线为：浙北、苏南—苏北（过渡）—鲁东南、胶东—韩国马韩（忠清、全罗道）［12］。淮安作为过渡地带的重要区域，境内土墩遗存众多，以王庄村汉墓群的发现为契机，更多地关注和加强对淮安地区汉代土墩墓的研究，必然会有更多新的收获。

五、淮安地区的汉代土墩墓现状

据以往考古工作情况及文物普查资料，淮安境内分布着众多土墩，主要集中在淮安市清浦区（今清江浦区）城南、武墩、黄码、盐河等乡镇，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淮安市涟水县，金湖县金南镇等地。如清浦区的七里墩、清水墩（又称韩母墓）、宫墩、御马墩、武墩、普墩、罗墩、金牛墩、锣鼓墩等，淮阴区境内的泰山墩（漂母墓），涟水境内的三里墩、大墩、毕家墩、北神墩、烟墩、三岔墩、黄泥墩等，金湖境内的宋墩、抬饭墩、时墩、磨脐墩等。因淮安地区地处黄淮交汇之地，历史上受黄泛影响严重，大部分遗址都掩埋在厚厚的黄沙层之下，特别是淮阴区和涟水县，情况更加严重，加之20世纪的生产建设平整土地，很多土墩墩体均已不存，上述罗列材料可能仅是历史上淮安所存土墩的一部分（图四）。

通过近些年的考古工作，清浦区境内的宫墩已确定为战国时期贵族墓葬［13］，涟水县三里墩同样为战国时期墓葬［14］，金湖县境内磨脐墩、宋墩为商周时期遗址［15］。其余土墩有待以后的考古工作来确认。这里重点介绍七里墩。七里墩［16］位于清浦区王庄村二组，东距王庄村汉墓群（御马墩）约800米。土墩原高约10多米，后来被当地农民开辟成为农田，地势也随之降得较为平缓。墩体现在基本呈椭圆形，占地面积约4000平方米（图五）。东侧最高，约有1米，接近墩体边缘几乎为平地，中间部分高约0.3～0.5米。早年农民在农耕时发现了汉代青铜短剑以及一些陶罐等随葬品。2013年10月，淮安市博物馆对七里墩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经勘探墩体东西长104、南北宽85米，近似圆形。勘探共发现墓葬58座，可分为大、中、小型三类。M1为一座大型墓，东西长10、南北宽8、深2米，墓内填有白膏泥并发现有漆器残片。东侧边缘发现2座中型墓葬，其中M34长5、宽4、深2.3米，M16长4、宽3、深2米。小型墓葬长度一般在2.4～2.5米，宽度1～1.2米，深度2米左右。从勘探情况看，七里墩墩体范围内堆筑垫土，墓葬均打破垫土层，墩内分布数十座墓葬，其上有封土墩，这些情形与王庄村汉墓群极其相似，两墩相距又非常近，应为同类型墓葬群。

如前文所述，淮安地处南北地理分界东端，因其地理位置重要，春秋战国时期长期处在诸侯群雄争霸的第一线，各方力量此消彼长，既有中原周王朝的影响，又有北方齐国、徐国和南方楚国、吴越的争夺，特别是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开通邗沟沟通江淮之后，淮安更成了南北争霸的前线。政治军事的动荡给文化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反映在墓葬文化上，淮安高庄战国墓既有楚文化的因素，又有徐文化的印记，墓葬国别族属仍无定论。淮安运河村战国墓则又具有明显楚文化因素，其他墓葬如天士力淮安生物医药产业园战国墓、205国道战国墓等又明显具有中原墓葬风格［17］。两汉时期墓葬，除王庄村墓地外，近些年发掘的金湖徐梁汉墓［18］、金湖入江水道塔集汉墓［19］、山头遗址墓地［20］、盱眙金马高速公路汉墓群［21］、盱眙小云山汉墓［22］等，无论墓葬形制还是出土器物均与周边地区无差异。大量存在于淮安地区的土墩遗存，时代从战国到两汉，或为遗址或为墓葬。从这些年做的初步工作看，墓葬所占比重更大，现虽不能确定汉代土墩墓所占的比例，但从历年走访调查发现土墩遗存上经常出土汉代文物来看，汉代土墩墓绝不占少数。这些汉代土墩墓与传统土坑竖穴墓、岩坑墓在淮安地区共存，淮安地区汉代土墩墓的源头在哪？商周土墩墓大量存在于宁镇、太湖地区，而淮安至今未发现一座，淮安运河村战国墓（宫墩）是一座带高大封土墩的墓葬，与王庄村汉墓群（御马墩）差异明显，并无传承关系。商周土墩墓平地埋葬或挖浅坑，土墩内层层掩埋，墓葬上下叠压，普遍无葬具，墩内大量放置器物群，这些特点与汉代土墩墓事实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在目前对汉代土墩墓界定并不清晰、分布范围并不明确而各地墓葬特征差异明显的情形下，对汉代土墩墓的性质、源流、葬俗及分布区域等方面的研究应采取审慎的态度，淮安地区作为汉代土墩墓极具特点的区域，理应引起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图五//淮安七里墩墓葬分布图

［1］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05页。

［2］刘庆柱、白云翔主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49页。

［3］［19］淮安市博物馆发掘资料，待发表。

［4］据胡继根《试论汉代土墩墓》统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汉代城市和聚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2年。

［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广德县经济开发区赵联土墩墓发掘简报》，《文物研究》第16辑，黄山书社2009年。

［6］朱江：《无锡汉至六朝墓葬清理纪要》，《考古通讯》1955年第6期；常州博物馆：《江苏常州兰陵恽家墩汉墓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11年第3期；黄建秋：《常州市酱品厂发现汉墓》，《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江苏泗阳三庄联合考古队：《江苏泗阳陈墩汉墓》，《文物》2007年第7期；南京博物院：《昌梨水库汉墓群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2期。

［7］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日照海曲西汉墓（M106）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1期。

［8］龙朝彬等：《湖南常德南坪西汉土墩墓群》，《中国文物报》2011年8月26日第4版。

［9］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威宁县文化局：《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10］李晖达：《试论浙江汉代土墩遗存》，《东南文化》2011年第3期。

［11］［12］刘兴林：《汉代土墩墓分区和传播浅识》，《秦汉土墩墓考古发现与研究——秦汉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3年。

［13］［17］淮安市博物馆：《江苏淮安市运河村一号战国墓》，《考古》2009年第10期。

［14］南京博物院：《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考古》1973年第2期。报告认为是西汉墓葬，笔者认为其为战国汉代墓葬。

［15］南京博物院、淮安市博物馆勘探资料，待发表。

［16］淮安市博物馆勘探资料，待发表。

［18］淮安市博物馆：《淮安金湖徐梁村战国西汉墓葬群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1年第3期。

［20］淮安市博物馆：《江苏淮安山头遗址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6期。

［21］南京博物院：《江苏盱眙东阳军庄汉墓群》，《大众考古》2014年第6期。

［22］盱眙县博物馆：《江苏东阳小云山一号汉墓》，《文物》2004年第5期。

（责任编辑：刘兴林；校对：张平凤）

The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the Han Tombs at Wangzhuang, Huai’an,Jiangsu Province:Also a Discussion on the Han Earthen Mound Tombs in Huai’an Area in General

HU Bing
(Huai’an Municipal Museum,Huai’an,Jiangsu,223001)

The Han tombs site Yumadun located at Wangzhuang Village,Huai’an,Jiangsu province is a cemetery dating to the early Western Han through early Eastern Han.The site has unearthed ninety-seven tombs positioned in a centripetal order and about one thousand artifacts of various categories have been revealed.It is the cemetery containing the largest number of tombs with the most distribution density,covering the broadest time span,and revealing the greatest variety of burial objects that Huai’an Municipal Museum has discovered over the recent years.The discovery significantly enriched the research data of earthen mound tombs of the Han dynasty.With the densely distributed,large numbered Han earthen mound tombs that bear distinctive local features,Huai’a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udy of Han earthen mound tombs.

Jiangsu Huai’an;the Han dynasty;earthen mound tombs;family cemetery

K871.41；K878.8

A

2016-05-31

胡兵（1980—），男，淮安市博物馆文博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秦汉考古、运河考古及地方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