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怡

（重庆广电集团　广播交通频率，重庆　400000）



长春“304婴儿随车被盗案”广播媒体的反思
——刑事类案件中广播媒体的自身定位

王怡

（重庆广电集团广播交通频率，重庆400000）

在写这篇文章的一个月前，长春304婴儿随车被盗案震惊了许多人的心灵，让很多人开始反思人性，反思媒体在突发刑事案件中的作用。

反思不是谴责，而是更好的拥抱明天，所以笔者写下了这篇《刑事案件中广播媒体的自身定位》的文章。目的就是为了再遇到此类事件时，我们广播人应该如何从容面对，应该如何与警方配合，最大化的挽救当事人。

时间流转一个月前，我们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早晨。

2013年3月4日，FM103.8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正在直播，长春市民许先生的一个求救电话打破了全天节目的正常播出：长春市西四环路与隆化路交会，大约早晨7时30分，许先生的一辆银灰色RAV4车牌为吉AMM102车被盗，车内有一名两个月的婴儿，请广大市民发现该车辆及时报警……

8时39分，李先生在东盛大街与岭东路交会发现一辆银灰色RAV4，9时53分，郑先生打电话说他在往长岭方向会车时发现一辆银灰色RAV4……线索一条一条的进来，很快又一条一条地消失，更让人揪心的是孩子杳无音讯。

出租车、私家车，清洁工、快递员等，有车的开车，没车的步行，大家一呼百应，全社会都加入到找孩子的行动中。

如果最终孩子被平安找到，那么这无疑是广播在应急刑事案件中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可随着时间的推移，3月5日，盗车案犯周喜军已向警方自首，据周喜军交代，婴儿小皓博在偷车一个小时之后已被其掐死埋入雪中。

当噩耗传来，许多人难掩悲痛，微博上满是哀悼小皓博的留言。随后，有关这桩婴儿被害事件的讨论开始转向，一些人指责家长监护不力，一些人开始指责媒体的宣传，也有人开始反思人性的沦丧。

应该说，一起公共事件引发多元讨论并不奇怪，更何况小皓博被害事件起伏曲折，可进行思考的角度不少，出现众声喧哗的景象自在情理之中。

为什么会有人指责媒体？笔者在事发第一时间通过网络也听到了当地的广播的播报。当时一位男主播痛斥谴责犯罪分子的卑劣行径，详细描述了车子的特征。并且义正言辞的要求：“把车子留在路边自己走人，孩子家人答应不追究你，至于警察是否追究你的责任那是警察的事。”

在这期间，长春多家电台打破以往的节目形态全天候的进行直播报道。

也许就因为这样，会让一些人认为广播媒体在这件事情上大肆报道，给犯罪嫌疑人太多案件细节提示，也给犯罪嫌疑人太多心理压力，最终导致不堪压力愤而杀人。

其实按照时间点，歹徒并没有听到广播里的声音，也未曾看到微博上众多网友的呼声。所以上面的对广播媒体的质疑并不成立。

事件万物有许多种可能，如果在另一个事件中，犯罪分子真的听到广播里传出这样的内容他会害怕，会丢下车子，会放过孩子么？

这就是需要我们广播媒体要进行反思地方——当广播遇到突发的刑事类案件，我们该如何处置？

一、接触到求助信息之后广播的第一反应

长春“304婴儿随车被盗案”被害人家属第一时间没有选择报警而是打电话到吉林交通广播进行求助，这显然已经违反了常态规律。当时吉林交通广播也第一时间报告给了警方。可毕竟接收到的是二手信息，而且主持人或导播也未必有刑侦方面的知识，所以那些信息是有助于案件侦破、那些信息是无用信息也没办法在短时间内进行梳理。

接收到求助信息之后的第一反应：

（一）留下求助人的联系方式

留下联系方式，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二）迅速告知求助人向警方报案

第一，只有当事人最清楚事情的经过，让当事人和警方直接沟通避免自己当传声筒造成消息的不准确性。第二，如果是假消息，也可以通过警方核实后避免误播。

二、确认事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因为广播媒体也是新闻媒体，而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所以新闻来源的准确性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求助未经核实就播出，或者说不准确就播出。一旦有假新闻发生，新闻媒体公信力必然严重下降。中国新闻网3 月25日所发《深圳90后女孩给残疾乞丐喂食感动路人》新闻，事发一天之后便被指出是假新闻。随后刊登致歉信。这就是没有确定时间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一味的抢新闻，和缺少最基本的新闻素养的结果。

三、与警方沟通报道方案

媒体的责任即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媒体不具备破案的能力。所以只有在确认事实之后与警方取得良好的沟通配合警方做好宣传或者对消息方向的引导

（一）配合警方做犯罪分子心理疏导类的宣传

1.播音员主持人在播报时的状态。首先是语言的组织和语气的选择，笔者建议尽量轻松诚恳。万不可像长春“304案件”中拍案而起怒发冲冠，即便事后证明真的与媒体无关，可这种播报方式是在值得商榷。

其实在这期间我们有不少电台的前辈给我们做出了经典案例：

2005年4月，在逃的杀人犯辜海军通过短信将自己过往的经历告诉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神州夜航”节目，主持人向菲随即通过电话多次与辜海军沟通，对其进行劝导。最后在多次劝导下，辜海军在向菲的陪同下向公安机关自首。

2010年长沙音乐频道的主持人宁静也通过电波与一位逃犯结识后逃犯被捕，宁静出庭作证为其减刑3年。

这些都是鲜活而成功的例子，一颗真挚的心融化了罪恶的冰凌，让迷途的羔羊找到回家的路。这是心与心交流的例子，不是义愤填膺拍桌子骂娘能解决的问题。

2.广播媒体尽量不要搞大板块的直播报道。可能会有人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好的新闻素材，不大规模报到岂不是浪费？对此BBC的一篇文章很值得借鉴。

《BBC：中国人哀悼及反思长春婴儿遇害案》舆论和警方的处理方式是否还可改进。此次丢婴案发生后，警方、媒体与网络高度互动，其中传递出的正能量无疑值得肯定。但是正如有人质疑的，如此兴师动众是否可能给嫌犯增加心理压力，从而促使其走上极端呢？尽管调查显示，嫌犯7点偷车，8点就已经下了毒手，那时还没有形成广泛关注的局面，杀婴无关舆论。然而反思本来就不必完全局限于本案，过分宣传是否可能恶化局面，其实更是个一般意义上的问题，未必不值得探讨。

反思并不是指责舆论，悲剧已经发生，指责并无意义。更何况，舆论关注中的善良本意不容抹杀。反思的价值在于追求做得更好。在沉痛的悲剧面前，多些严肃的思考而非喧闹的争执，无论如何都不为过。幼小的生命已经逝去，愿其安息，更愿类似事件不再重现。

如今眼球经济下很多新闻人迷失自己，一味地追求新闻的新鲜、猎奇、独家，失去了应有的底线。新闻人首先是个人，要从人的角度去体恤事件中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

3.广播媒体直播此类案件的时间安排。尽量做到放弃大板块直播的打算，在不打断原有节目的情况下以15分钟为一个节点延长或者缩小播出的密度。做到有及时消息及时播出，无及时消息15分钟为一节点重复播出重点内容及最新情况梳理。

（二）配合警方适当的放出有利于破案工作的宣传

例如：重庆警方抓捕周克华案件中，初期就是通过各媒体放出抓捕地点的烟雾弹消息，以达到麻醉犯罪分子方便警方抓捕的效果。

（三）如遇重大案件不适合前两条者则要配合警方封锁消息

长春“304婴儿随车被盗案”发生后，凤凰卫视的杨锦麟做过一期节目，并且结合日本对此类事件的做法做了一个比较和反思。

在诱拐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是考虑到失踪者的安全。

在日本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媒体和警方协商确定一个报道协定。媒体几乎不报道，直到确认失踪者的平安才可以报道。而记者在参加警方通气会的时候更不准携带各种直播器材，就是为了保护失踪者的生命安全。我们真的要想想这样大规模的报道是否合适？

四、刑事类案件中广播人的自媒体态度

如今的自媒体——微博，成为了广播媒体宣传的第二片阵地。而活动自宣、话题炒作成为主持人微博和广播官方微博的必要手段。

在此类新闻事件发生之后主持人和广播官方微博应该以播出内容为准，少发表个人猜测来赚取粉丝关注和回复。炒作的底线就是尊重，如果一个新闻人放弃了对人的尊重那么这种恶俗的炒作就会成为舆论的抨击点。且不说个人荣誉，就连媒体的信誉度都要受到牵连，甚至一落千丈。

还是用长春婴儿随车被盗案做例。

上海通用别克在沈阳的一家经销商@辽宁某别克4S在3 月5日中午（此时案件尚未有明确进展，男婴仍为“失踪”状态）发表了一条借势强调别克车系产品安全功能的微博，还使用了失踪男婴的照片作为内容装饰微博如下：

@辽宁某别克4S继长春丢车小孩事件随想：买车完全可以选择更高科技一点的品牌。本车有安吉星技术卫星定位……放心、省心、同样买车为什么不选择安全的别克呢！！！！”

这条微博发出后随即遭到许多网友的怒骂：“没人性、用生命来炒作、漠视生命。”这是一条自作聪明的炒作。从传播学角度说，在正确的场景说了错误的话。

如此看来，媒体的报道和吸引大众关注应该是有底线的，而这一底线就是尊重——尊重生命、自由、平等、权利。

从长春“304婴儿随车被盗案”的反思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善恶美丑，也看到了生命的无常，更看到了媒体在应急预案方面的不足。知耻而后勇，广播媒体遇到紧急刑事类案件要本着求真、务实、人性关怀等与公安机关密切配合让事件平稳的解决。这才是广播媒体应该在此类事件中发挥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志码：06.2A 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6）10-0243-02 1674-8883（2016）10-024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