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小淇

（重庆大学　新闻学院，重庆　401331）



《对话》栏目中的后现代主义色彩

夏小淇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重庆401331）

摘要：《对话》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王牌栏目，自开播起就秉持“精英化”定位，力图打造一场场思想与智慧的盛宴。后现代主义以无中心、零散化、反传统等为特点，理论上虽难以精准定义，影响力却已扩散到当代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电视媒介呈现出大众化、娱乐化、碎片化等倾向。《对话》这一高端严肃的财经谈话节目从选题、形式到运作均呈现出某些后现代主义色彩，主要体现在元话语权威的衰退与多元化的凸显方面。

关键词：《对话》；精英化；后现代主义；多元化

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发端于西方，具有反权威、无中心、零散化等特点，其影响力已扩散到当代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电视媒介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同样受到后现代文化的冲击，在定位、内容、形态等方面均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如内容的复制、拼贴与重构，形式的开放与多元等。在传媒视角下沉且“大众化”“娱乐化”成为众多电视节目的标签的时候，《对话》这一央视财经频道的高端访谈节目尚未表现出游戏化、娱乐化的倾向，也没有明显的解构叙事所制造的时空幻象，它的后现代主义色彩主要体现在元话语权威的衰退与多元化的凸显方面。

一、谈话形式的多元互动

《对话》强调现场观众的参与度，挑选受过良好教育且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观众，如高校学生、企业高管、知名学者等来到节目现场，作为持有问题或观点的交流者，而不仅是演播室的“背景墙”。为了强化现场观众的话语权，更好地实现自由平等的交流，《对话》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演播室进行改造升级，试图增加交流的互动性，打破原有的静态谈话模式，增添许多新的谈话元素，充分调动现场氛围。［1］

《对话》的谈话形式同样经过精心设计。首先，通过演播厅的布置营造“对话”的氛围。主持人与嘉宾同一平面共同面向观众而坐，并与观众席构成一个圆，这既奠定了主持人与嘉宾平等对话的基础，也没有刻意拉开主持人、嘉宾与观众的距离。其次，在观众席的第一排设置与主嘉宾同样重量级的副嘉宾，让其成为观众，既平衡了对话双方的身份和话语权，弱化主嘉宾的话语垄断，［2］又不会喧宾夺主地压过主嘉宾的风头。

二、话题选择的多元视角

经济类（财经和实体经济）话题的节目在《对话》中占较大比重，这与栏目的定位有关。截至2016年5月8日，已播出的16期节目中，有9期属于经济类话题，涉及经济生态、制造业、金融、创业创新等领域。但2007年以来，《对话》逐渐降低邀请单个企业的CEO到节目中谈论经济话题的频率，开始邀请多位企业家、专家和学者共同来到节目现场，讨论较为宏观的经济发展问题。

民生话题类节目的数量在《对话》中呈总体上升、稳中有进的趋势，这与其受众定位的调整有关。《对话》初创时的定位是为政、商、学界的精英们提供一个交流和对话的平台，在第一年的过渡期后就转向“精英化”访谈。但这样的定位在电视行业后现代主义色彩愈浓的大背景下未免“曲高和寡”，且收视率证明，具有接近性、实用性的民生类题材如《“雾都”治霾》更受观众青睐。因此，《对话》虽仍将精英人士作为主要收视群，却也兼顾普通观众的需求，注重选题的泛财经性和公共性。

文化话题类节目每年在《对话》中保持3～4期的数量，范围涉及电影电视、音乐、文学和文化名家。这样一档新闻财经类访谈将文化话题纳入节目常规，首先是因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已成为时代主旋律。其次，参与此类话题讨论的嘉宾都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文化界人士，符合栏目的精英定位。

三、节目运作的多元参与

在元话语权威日渐衰退，人们提倡开放的民主氛围和多元的文化共享的后现代主义背景下，《对话》在其策划、制作和推广三个阶段都有了新的表现，具体来说，就是更加注重差异个体的多元参与和开放讨论。

在策划阶段，借用“外脑”，重视前期策划。《对话》拥有强大的策划班子，既包括在电视传播领域颇有建树的核心策划人员，也有其他的热心参与者，一般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精英人士，他们不定期地参与到节目中为其注入新的理念和思维。其次，借助网络的力量，在网上进行征集和交流工作，为节目的录制做好准备。一方面，利用网络这一广袤空间挖掘出热点话题和人物作为节目的主题进行交流；另一方面，为观众利用网络媒体参与节目互动提供了可能。

在制作阶段，《对话》注重丰富交流与互动的形式，采用背景短片，外景切入，场内外的微信、微博互动等来避免单一谈话易导致的单调感和审美疲劳。例如，针对网友特别关心的议题，栏目组多次组织导演、主持人、嘉宾参加在线直播访谈，与广大网友展开进一步的交流。

在推广阶段，《对话》力图搭建全方位、立体式的宣传平台，努力实现与公众的积极互动，扩大品牌影响力。《对话》在其独立的官方网站上开设了视频直播、往期回顾、微博互动、访谈等子栏目，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也是它连接受众的重要阵地。栏目组还曾将节目精编，推出系列图书和系列VCD，满足受众的收藏心理。

后现代主义思潮下，人们推崇开放性、多元性和公共性，《对话》在保持其“精英化”本色时，更加注重节目形式上的多元互动、话题选择上的多元视角以及节目运作中的多元参与；坚持“主旋律”，也及时引进开放、多元的对话机制，使参与者成为具有平等发言权的独立个体。在这个开放的话语空间里，各种信息多向流动，多元价值观相互撞击，宽容代替狭隘，民主超越独断，对话成为产生文本意义的唯一渠道。［3］正如巴赫金所说，“把不同的声音结合在一起，但不是汇成一个声音，而是汇成一种众声合唱”。这也是《对话》栏目中后现代主义色彩最突出的部分。

参考文献：

［1］ 吴俊.从央视《对话》节目的嬗变看电视谈话节目公共性的回归［D］.浙江工业大学，2013：31-50.

［2］ 王葆慧，邹传光.《对话》栏目的谈话形式设计解析［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08）：96.

［3］ 蔡骐，全燕.后现代法则与电视新闻［J］.现代传播，2004 （04）：71-73.

中图分类号：G2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6）10-0151-01

作者简介：夏小淇（1992—），女，四川南充人，重庆大学新闻学院2015级新闻与传播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形象定位与对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