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晓

（山东科技大学，山东　青岛　266590）



探析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反转现象

于晓

（山东科技大学，山东青岛266590）

摘要：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源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受到极大挑战。一边是市场竞争下对信息时效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一边是公众言论自由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已经无法掌握舆论信息的流向，这都是造成新闻反转出现的原因。因此，新媒体时代无论是对新闻传播者还是新闻接收者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关键词：新闻反转；公众舆论；专业主义；媒体责任

“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事件、“天价鱼”事件、“礼崩乐坏的东北农村”事件、河南“抹香香”事件、“男子借20万照顾植物女友实为家暴所致”……仅2016年春节以来的“新闻反转剧”就层出不穷。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提出的“观点的自由市场”和“真理的自我修正”理论一直影响至今，但当碎片化的、未经甄别的信息与情绪化、极端化的表达发生碰撞时，“真理的修正”往往是姗姗来迟。近年来，新闻反转的现象几乎已成一种常态。

所谓新闻反转，是指新闻事件的发展不受传播者的控制，像戏剧一样出现剧情反转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舆论起初很容易一边倒地指责当事某一方，而当继续深入挖掘时，发现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舆论又会反转过来，将矛头指向另一方。反转新闻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随着调查的深入，事件的全貌逐渐浮现，一些不易被发现的细节也慢慢得以展现，从而导致公众的观点和舆论发生转变；另一种是一开始就是暗箱操作的“假新闻”，只不过经历了一个被识破的过程，产生新闻反转。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第一种反转新闻，造成这种新闻反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传播者、传播媒介以及受众各个层面。

一、传播者层面放松了对新闻真实的把控

从河南“抹香香”事件来看，在面对高效的新闻生产和传播的竞争压力下，为力求效率和“爆点”，新闻工作者在整理和串联新闻素材时，更倾向于制造话题，引导公众关注焦点。在事件的报道过程中，记者对汤钦帮忙协调教体局的镜头并未播出，而是有意二次推送《教师被辞退引发领导“抹香香”：河南平顶山市已成立工作组》，引导公众把关注焦点转向汤钦的抹脸动作。

除此之外，在极其强调信息时效性的新媒体时代，新闻的概念早已不再局限于陆定一先生所说的“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更偏向于“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变成了一种“现场直播”，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在某种意义上，记者在发布信息的同时甚至自己都不清楚新闻发展的方向，他们也处在新闻接收者的地位。媒体工作者没有过多思考和梳理搜集到的信息，经常流于表面，甚至分阶段放出当事人双方的观点，因此才会出现如同“反转”“再反转”的新闻现象。

二、传统媒体失去话语权，沦为旁观者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让传统媒体失去了话语权。由于时效性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传统媒体失去了其最大的优势——内容生产。在很多舆论事件中，传统媒体甚至为了过度迎合“民意”而转载报道网上未经证实的言论，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新闻的旁观者。以“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事件为例，主流媒体对公众议题的设置直接引导了受众对事件的认知态度，尤其是由权威媒体报道过的事件，民众对其真实性更趋向相信，甚少怀疑。但最后事实是，文中所说的上海女根本不存在，该文完全是虚假新闻。

在这里有一点是媒体部门必须明白的：公众的确可以制造舆论，但不一定能探究真相，最终的真相还是要靠国家机构来查证、靠新闻媒体来“坐实”。在真相浮出水面之前，媒体一味轻率地迎合“民意”，只会加速舆论的发酵，而当舆论反转的那天，不仅是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遭到质疑，媒体部门的公信力同样也将遭到蚕食。

三、“标签化”掌控了公众的思维

斯泰宾在《有效思维》中说，在复杂多变的事情面前，人们习惯于在简单、现成的语言中寻找方便的解答，从而感觉到了把握形势的力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所谓的罐头思维，标签就是罐头思维的一个体现。2014年12月20日，微博上热传的一组图片引发了“手术室自拍”事件，“一群身穿手术服的医护人员，在躺着病人的手术台前，摆起剪刀手，照起了合影”，这是“手术室自拍”照片传达给我们的直接信息。几张自拍照片之所以能引爆公共舆论场中对于医患关系的宣泄，其背后显然还是长期以来医患间存在的不信任情绪。

在碎片化的新媒体时代下，人们不愿意耗费脑力去深究真相，而是更倾向于去接受可以解除他们思考之劳的论断，即给各种身份贴上标签，然后根据标签站队。这种站队甚至更多的只是随意选边，看哪一边的言论占上风便随声附和，武断地选择自己的“意见领袖”。公众往往因为害怕被孤立缺乏理性的思考与判断，很容易成为网络上别有用心的人的工具。这是“沉默的螺旋”理论在新媒体时代最为直观的体现，如果不加以正面引导的话，负面言论便会不断加剧，形成占主导地位的“上升的螺旋”，越来越多的受众会陷入负面舆情的“漩涡”之中。［1］

上述三个方面都是造成新闻反转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新闻反转不仅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同样也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首先应当确保自身的职业道德和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属于一种舶来概念。西方学者认为，客观性等专业主义信条是“不死之神”，它要求记者以客观、真实、准确的态度去报道事实，挖掘事情的真相，把事实的原生态展现在读者面前。

2016年2月14日，一篇名为《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丨返乡日记》的文章经微信、微博转发，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文中展现的一系列“礼崩乐坏”的东北村庄，让人们半信半疑：心目中的乡土中国真的凋敝如斯吗？2月23日，记者深入事件发生地调查，发现“返乡日记”并非“返乡之作”，文中描绘的礼崩乐坏的时间、人物、地点都是虚构的。记者从辽宁省委宣传部获悉，此文为虚构杜撰，最终还给村民们了一个公道。

在自媒体发展如此蓬勃的今天，优秀的新闻工作者理应加强自身的专业素养，从宏观上把握事件的发展方向，以正面报道的形式为受众提供及时、准确、权威的信息，展现新闻的社会功用，不仅要做到“具体真实”，更要做到“整体真实”，从而努力贴近“本质真实”。

当然，不仅仅是新闻工作者应该恪尽职守，传统媒体一直都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它有着强大的内容生产力以及发布信息权威性等优势。面对新媒体的竞争，传统媒体凡事都应“刨根问底”求真相，坚守自己的权威底线。在实际的操作中，传统媒体一方面要积极融入新媒体时代的网络互动平台，另一方面也要增强自身免疫力，避免过度迎合“民意”。

总而言之，媒体“应当从当前引导网络舆论的自发性行为上升到自觉性行为层面，积极发挥专业组织的优势，以网络权威专业信源的角色来强化网络议程设置功效，引导网络舆论健康发展”。［2］在2015年9月的“安徽女大学生扶老人被讹”事件中，女大学生和老人各执一词，由于缺少关键的视频证据，大多数媒体都本着客观的专业态度进行双向报道，并积极配合警方进行调查，同时又将讯息第一时间发布给公众，尽可能最大限度地运用自身的权威性进行舆论引导。

在新媒体时代，媒体有责任为受众核实新闻真实性，发布新闻真相，但同时公众也应提高自身辨别信息的能力，学会全面、多方位地思考问题。

就拿“成都男司机暴打女司机”为例，2015年5月3日，“女司机被暴打”视频在网络疯转时，并没有人将心思放在探寻事实真相是否真的如此，而是一味地谴责男司机。但5月4日，在四川新闻网提供了记录仪视频之后，剧情发生了反转，人们才发现事情的真相是由于女司机曾两次突然变道险酿事故，因此舆论又转而谴责女司机。

随着自媒体平台的发展，新闻传播者和新闻接收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要求公众在享受发表言论自由的权利时，同样也要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学会自我辨别信息的真伪，不盲目跟风，做到“转发即态度”。

最后回过头来，我们发现在新媒体时代下，公众掌握了话语权，媒体也有了更多途径去验证事实，但反而使更多的反转新闻得以滋生，这是因为在传统媒体垄断视听、公众没有追问途径的过去，很多“事实”压根没有“反转”的机会。不可否认，新媒体带来的方便快捷、互动交流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享受自媒体带来便捷化、碎片化的信息的同时，也习惯于第一时间表态评论转发分享我们的观点；我们在享受话语权的同时，也更容易陶醉于情绪化和极端化的表达带来的眼球效应和快感。［3］

“反转新闻”的出现和被证实一方面确实反映了新闻界在市场化导向下的浮躁业态，另一方面却也凸显了新闻业界的事后追问能力和纠错机制，媒体作为公器，理应有承担压力和犯错的勇气。

参考文献：

［1］ 崔逾瑜.舆论反转——背后的反思［J］.学术百家，2015（10）：16-18.

［2］ 范明献.传统媒体对网络事件传播的舆论引导——基于议程设置理论的分析［J］.当代传播，2010（2）：53-55.

［3］ 袁鑫.从舆论的反转看新闻的正反面［J］.新闻研究导刊，2015（12）：102.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6）10-009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