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云柯

（天津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天津　300387）



抗战前期《记者座谈》对地方新闻纸的探讨

吴云柯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天津300387）

摘要：《记者座谈》以《大美晚报》为讲坛和阵地，在抗战前期向现役的新闻记者介绍新闻理论知识，广泛地展开同业之间业务经验的交流，推进了新闻事业的发展与抗战统一战线的形成。《记者座谈》同仁对地方新闻纸的探讨、反思尤其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展现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

关键词：地方新闻纸；抗战；发展

1934年8月31日～1936年5月7日，上海“记者座谈会”以《大美晚报》为园地，共发行了90期《记者座谈》周刊，致力于帮助现役新闻记者在职业余暇找寻些纯洁的乐趣，给新闻从业者以业务、理论、修养的指导，使他们统一思想、志趣、要求，从而实现团结与合作。《记者座谈》不仅以消极的办法打击揭露了“一切腐朽的丑恶的新闻界之动态，以及其从业员凡是有碍新闻事业发展的一切事实”，还以积极的方式寻求“一种前进的科学的新闻理论”，在业务、技术等方面“把中国新闻事业，纳入正轨的路途”。［1］

“一个国家的建成，他的基础是建立在地方的，地方的一切事业不能上轨道，这个国家的基础是在动摇着。”［2］地方新闻纸是精神物质建设的传布者，“同时地方凡百社会事业的动员兴建，步伐要齐一，思想能一致，只有赖于新闻纸来替他们传布介绍，才能有迅进的效果。”［3］《记者座谈》对全国多个省市报纸的发展状况作了简略介绍，并揭示其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办法，勾勒出了地方报纸未来的发展轮廓。

制作：炒锅烧热，放入牛油小火熬化，放入沙茶酱，小火煸炒10 min，倒入剩余的调料，小火熬至汤汁浓稠时离火即可。

一、抗战前期全国地方报纸发展的状况

“每一新闻纸之制成，其在文化范畴中为政治、法律、经济、哲学、文艺、工业、道德等之总和。”［4］中国大陆军阀割据，地方新闻事业之不发达是无所深讳的事。卜少夫以蚌埠为例，悲叹道：“精神文明的一般文化上，那不能不说还是一片沙漠地。”［5］蚌埠的新闻纸，虽有现代新闻纸的形式，却还保留了“邸报”的内容，混合着政治与商业的双重色彩，闷沉而恶劣，毫无时效性可言。

地方报纸“以报告本地新闻，发展本地方文化，促进本地方建设为目的”，［6］地方新闻从业者肩负着启发地方民智的重任。然而，有的报人为资本铜臭的氛围所迷醉，将新闻事业的精神埋没在“生意经”里面，有的依赖官僚军阀津贴，为他们刊登义务广告，堕落为“文丐”，报纸随之沦为封建残余社会的装饰品，多半都只能送阅。地方报纸趋炎附势的丑态在社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多数社论无视整个中华民族被帝国主义压迫的严重性，反之，为了自身的狭小利益而迎合当地军阀政客，歌功颂德。新闻版上充斥着造谣的假新闻，商业广告有限，取而代之的是“声明受冤”或“公告不平辩白”等启事，副刊俨然成为封建文化的纪念册。“内容多半偏重文言乃至八股传统的旧诗歌及邪说故事，毫无关于新兴科学、文艺及常识之介绍。”［7］

自回火试验数据见表1，自回火试验件2金相检测数据见表2，自回火试验件3金相检测数据见表3。金相检测如图5所示。

二、地方新闻事业的重要地位

“新闻纸在近代足已代表社会文化的水准。我们要开发边区，要建设内地，我们就必须建立起边区和内地的新闻事业。”［8］随着近代交通工具一日千里的发达，以及通信工具的日益普及，世界的一切竞争已变成速度的竞争。卜少夫预见道：“现代新闻纸发展的趋势，中央新闻没落，代之以地方新闻的勃兴。这是现实的客观环境所造成的演变。”［5］他认为一张新闻纸是不可能经过几小时的运送，在到达目的地后尚能维持其权力的。地方报纸可以弥补国家新闻纸记载失详、时效性差的不足，监督地方政府，普及教育，领导人民趋于同一的思想，促进各种新事业的复兴与建设。地方报纸的发展受到封建势力的束缚，前进虽缓，犹在纡缓前进的过程中，“尚能有力使教育因以普及，交通因以便利，实业因以发达，政局因以安定。”［4］

三、改善地方报纸的途径

在《地方报的出路问题》中杨半农提出创办地方报纸的两个条件：一是经济条件，二是编制条件。地方报纸须以低廉的报费和通俗的文字，实现其大众化的发行目标。地方报纸要以服务大众为导向，增设服务部或服务版，将此作为“获得多数读者信心的一个办法，一种出路，同时也能给予读者们许多的服务和帮助”。［11］

具体而言，改善地方报纸可以首先从人才取源上着手，“就高中毕业生中具有编撰能力、思想清楚者，一方面给以文字上训练，一方面给以技术上的训练。”［6］其次，地方报纸应创造更多的协作机会，从材料供给，消息传达，到广告发行等方面互助合作，这不仅能适应新闻各界的需要，给予新闻事业以实际的便利，还可使全省各县的新闻事业得到均衡发展。“新闻记者是时代的社会文化人，所以他本身需要组合是比一般文化事业从业者更切需，这已是实践于事实的情形了。”［10］记者的组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所谓法定的组合机关，如记者公会，一种是偏重于学术研究和友情联络的共同组合，如新闻学会。全国记者应该在集体主义的原则下，融合相同的目的，负责各自的任务，避免陷入封建与资本狼狈为奸的泥沼。依据采访的集体主义进行工作，有利于综合各方的智力，确立舆论权威，防止堕落为一报一社的奴隶工具。

（二）重视人才培养，组合记者团体

杨半农认为，今日的地方报纸已与往昔迥然不同，“他的记载，至少已具有大众的情绪，并不专注在特殊阶级或有关阶级的身上。今日的新闻纸不复是歌功颂德、吟风弄月的消遣品，是要被称为有关人生社会科学的典史。他有属于人群组织的政治经济等等问题，也有关切人生琐屑的一切至理。同时，他对于人群大众，已完全脱离了势力的桎梏，被送到无贵贱贫富的大众面前，有关切他们人生兴趣的各点。”［2］

“改善地方报纸首先改正社会人士对地方报纸的观念。”［6］因为地方报纸的内容欠充实，精神又不得其人，所以一般人对它抱着不闻不问的心理，甚至是鄙视、厌恶的态度。地方政府党部及知识分子都应担起改善地方报纸的责任，促进地方报纸的健全发展。地方报纸与注重政治问题的国家报纸不同，“地方报纸抛弃了自己的立场去侈谈政治，结果对于自己应尽的责任却疏忽隔膜了。”［9］在地方，人们对政治缺乏兴趣，能够了解政治、参加政治、运用政治的人微乎其微，地方报纸须适合一般人日常生活的要求，由报道政治转向关注广义的社会，务使地方报纸成为大众所需要的读物和大众所信仰的舆论，建立社会权威而非政治权威。“无论政治权威的报纸的评论怎样有特异的见识；无论它的主张怎样有把握的办法，在它身上所收获的效果却是微之又微，甚于一点没有”，“而握有社会权威之报纸，设真能深入社会，透视社会，稳住社会，反映社会，自然它在群众中发生力量，自然社会随着他走。”［9］

4）写作输出能力弱。在每年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中，诸多中国学生都面临着不会写、写不好的英文写作困境。好些学生直接把题目抄一遍交差。或者把阅读短文摘抄一遍。甚至直接留白的学生也不在少数。究其原因，学生总觉得词汇不够用，不知写什么、如何写和如何凑够要求词数。

左小龙差点被自己分泌的肾上腺素呛到。他镇定道：“嗯，调整一下。这个摩托车有点慢了，我觉得是空燃比有问题。”

（四）改进编辑方法，引进先进技术

（一）改变读者观念

（三）提高报纸品位，服务社会大众

前不久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谋划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开启了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江苏教育系统将坚决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大会部署要求，坚持改革创新，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努力写好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奋进之笔”。

因为地方报纸材料匮乏，杨半农认为地方报纸不适用“分栏编辑法”，其弊病是给人以空泛之感。尽管这种编辑方法被都市中发行的大型国家性报纸普遍采用，但地方报纸常常陷入无稿可编的尴尬处境。在编辑过程中由于滥竽充数，常有“牵强拉杂”之病发生，且有时因编者疏忽，将同一性质新闻稿件同见于一栏中，此类事件虽属细微，却有损报纸的信誉。

除了封建势力的压迫，交通、通信条件无疑是地方新闻事业发展的最大桎梏。地方各政府机关应改善当地的道路设施，采用先进的交通工具，在运输上争分夺秒，保证新闻纸的时效性。各地方须建立自己的通讯社，并培养专门的技术人才，增加自采新闻，贴近本地读者，增强报纸的权威。

（五）公营与私营并行，以私营抑制公营

地方报纸的经营模式有公营和私营两种，参与记者座谈的同仁主张除地方人士的赞助外，可借助地方公款，同时利用私营抑制公营。他们把地方新闻事业视为一种具有宏大效力的教育工具，并将新闻事业与学校作比，认为既然可以拿公款办学校，同样可以用公款办新闻事业，其用意与目的相同。“各地方都应该确定新闻事业经费与发展计划，由地方公正人士组织董事会，负监督管理的责任。”［6］但是，新闻纸若全部公营，必然被牢牢地攥在主持地方政治者手里，假使他们心怀鬼胎，借报纸力量压制民意，图一己的利禄抹杀大众幸福，“这不是以地方新闻纸来发展地方文化，是反以新闻纸遏止人民的前进思想。结果，新闻纸变成了极可怕的怪物。”［3］所以，要公营与私营并行，以私营抑制公营。

四、结语

“如果社会没有报纸，犹如一个人的血液停止了活动，生命就会发生危险，社会发生很大的恐慌。”［6］发展地方新闻事业是实现全国统一的必要手段，不仅有利于发展地方文化，还可以实现精神动员，打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激励人们奋起反抗。《记者座谈》号召固守在都市里的新闻界，自觉地投身于建设、改善边区和内地的新闻事业，在民族危亡时刻践行新闻人的使命。

参考文献：

［1］ 陆诒.座谈会的告白［N］.大美晚报（记者座谈），1934-8-31.

［2］ 杨半农.地方新闻纸［N］.大美晚报（记者座谈），1935-1-18.

［3］ 杨半农.地方新闻纸公营与私营论［N］.大美晚报（记者座谈），1935-2-7.

［4］ 封建势力下的地方新闻纸［N］.大美晚报（记者座谈），1935-8-15.

［5］ 卜少夫.新闻纸在蚌埠［N］.大美晚报（记者座谈），1935-12-26.

［6］ 改善地方报纸的问题［N］.大美晚报（记者座谈），1935-8-8.

［7］ 柏常.报纸与封建势力［N］.大美晚报（记者座谈），1935-8-29.

［8］ 读者意见［N］.大美晚报（记者座谈），1935-1-18.

［9］ 汉子.怎样办地方报纸［N］.大美晚报（记者座谈），1935-6-6.

［10］ 刘祖澄.记者的组合问题［N］.大美晚报（记者座谈），1935-8-1.

［11］ 杨半农.地方报的出路问题［N］.大美晚报（记者座谈），1935-11-14.

［12］ 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312-313.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6）10-0036-01

作者简介：吴云柯（1990—），女，山西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新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