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燕萍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225）



中国新闻奖和普利策新闻奖摄影作品的比较研究

倪燕萍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225）

摘要：政治、经济、文化均是影响媒体的重要因素。本文以中美两国最高新闻奖获奖摄影作品为样本，通过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比较二者在数量、获奖方、题材等方面的差异，总结两国新闻摄影之特点，并探求其背后原因。

关键词：内容分析；新闻奖摄影作品；横向比较

社会性质的差别决定新闻行业的形态，中美的传媒业注定存在差异。新闻摄影是以视觉语言为工具的特殊表达。探究中西方在该方面的差异，可窥一斑而见全豹，透视不同传播环境下的媒体特点。

中国新闻奖（下称“中新奖”）是中国记协主办的全国优秀新闻作品年度最高奖，由中央宣传部批准设立，每年一度，摄影在各奖次中占一定比率。［1］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s，下称“普利策”）是美国重要的新闻、文化奖项，由约瑟夫·普利策设立，1917年以来每年颁发一次，摄影方面专设突发事件摄影奖和特写摄影奖。两者作为所在国的最高新闻奖，部分代表了国家主流价值观。［2］

本文选取近十年两者的获奖摄影作品为样本，得到中新奖和普利策获奖摄影作品分别为92件和20件，共计有效样本112件，运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深入探寻两者的差异。

首先由内容分析得到两个差异点：数量和获奖方。数量是基本差异，宏观和微观均有体现。宏观来看，中新奖分设一、二、三等奖和特等奖，其中摄影作品分别占3.84%、4.40%、3.77%和0%；而普利策特设突发事件新闻奖和特写新闻奖。微观来看，二者单件作品的照片数量也不同，中新奖多为单幅，组照少，且一般为6件，至多仅11件；普利策却只有20%为单幅，组照最多出现49幅，远多于中新奖。获奖方是隐含差异，比较发现：中新奖获奖方均为本国媒体，国家级最多，占44.57%，省、市级分别占15.22%、35.87%；普利策摄影获奖者却有10%为国外媒体，且获奖的国内媒体中，既有《纽约时报》、美联社，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报纸。纵观两者，中新奖作品集中于国家级党办媒体，呈垄断趋势；而普利策作品相对分散，作品来源被弱化。

其次运用文本分析解读作品在题材、色彩、叙述等方面的表征，理解摄影的传播方式，并总结两国在新闻摄影上的倾向性。

梳理题材即把握摄影作品的关注点。研究发现，中新奖的摄影作品有两大特点：一是强政治性，时政类作品占11.58%，如2014年一等奖摄影作品《习近平冒雨考察武汉新港》。二是高社会关注度，社会题材作品高达60%，且三类主题突出：褒奖好人好事，如2010年《冰河生死大营救》；讲述民间故事，如《我的护工母亲》；反映社会现状，如2012年《湘西留守女孩带着弟弟上学引关注》。相比之下，普利策集中于热点事件。战争是其永恒不变的主题，2013年两大摄影奖都颁发给了记录叙利亚战争的作品，同时普利策也关注战后士兵的生活，2012年特写新闻奖《欢迎回家：Scott Ostrom的故事》、2010年特写新闻奖《Ian Fisher的军旅生活》便是典型代表。另外，美国媒体毫不避讳地报道恐怖袭击，2014年突发新闻奖颁给了《肯尼亚购物中心恐怖袭击》，画面直接记录死亡、逃生和哀悼，其披露黑暗和真实记录的勇气是中国媒体目前所欠缺的。

色彩是摄影中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观者感受。彩色照片让人轻松，黑白照片给人沉重之感。在中新奖的92件作品中，仅5件进行了黑白处理，其余均为彩色，其中2件是严肃的国际新闻，3件含表现纪念意味的国内新闻。普利策的作品中，黑白照片占比高达20%，多关涉灾难、冲突。

在叙述方式上两者同样存在差异。经过比较发现，普利策倾向于长篇幅组图，或以时间为轴，如2008年特写新闻奖《亲爱的，请记住我……》，或围绕中心人物展开，高度关注细节，力求真实，如2013年特写新闻奖《欢迎回家：Scott Ostrom的故事》。中新奖倾向于单张叙述，通过单一画面反映现状，如2012年三等奖《湘西留守女孩带着弟弟上学引关注》，较少采用长篇幅叙述。

根据作品感情色彩可将作品性质分为正面、中性和负面。［3］结果显示，中新奖正面作品最多，中性或负面作品仅占25.26%。普利策新闻奖却相反，正面作品仅占25%，其余作品多为灾难主题，画面真实而具有震撼力，如2012年突发新闻奖《喀布尔宗教圣地遭自杀人弹袭击》。这与两国的新闻价值观和新闻功能密不可分。中国推崇“喉舌论”，把媒体定义为“党和政府的喉舌”，采取“正面为主的宣传方针”，媒体的首要任务是关注社会，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美国媒体则相对独立，拥有所谓的“第四力量”，媒体致力于监督政府、暴露黑暗。

以上是中新奖和普利策摄影作品的诸多差异。其背后的原因，媒体功能和新闻调控是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伯德和梅尔文在《报刊与社会》中写道，报纸及其他大众传媒有两重性：一是商业企业；二是有社会功能。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公民对于知情权格外重视，从而迫使披露现实成为媒体首要的社会功能。中国的胡耀邦在《新闻工作的性质问题》中指出：“就新闻媒体最重要的意义来说，我想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也是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的喉舌。”对于中国媒体来说，新闻报道的首要原则是循党性，需要以正面报道稳定社会、引导舆论，使言论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媒调控呈现出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中国以政党调控为主，西方以法律调控为主；中国法规防范滥用新闻自由，西方法规保障新闻自由；中国政党调控司法解释不易，西方行政法规可操作性强。

中美新闻摄影各有特点，中国具强政治性，美国重社会性。该差异关乎两国从业者的新闻观念、媒体所受制约和媒体功能。我们须客观看待差异，了解背后的原因，并做到批判地学习借鉴，为我国媒体注入更多有价值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陈黎.基于内容分析法的中国新闻奖与普利策新闻奖的比较［J］.中国商界，2009（05）：316-317.

［2］ 李舒.普利策新闻奖与中国新闻奖评奖形式比较［J］.新闻记者，2006（11）：18-21.

［3］ 许梦婷，巩雪.从中国新闻奖和普利策新闻奖看中美新闻价值观差异［J］.编辑之友，2012（9）：89-91.

［4］ 赵志明.透过文本的新闻价值之观照——中国新闻奖与普利策新闻奖比较研究［J］.新闻知识，2005（07）5-8.

中图分类号：G21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6）11-03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