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权 罗 彬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

从“网络红人”现象看新媒体把关人的缺位

张 权 罗 彬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

社会的发展使大众文化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而互联网又为普通大众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的表达空间。在这种现实与技术的共同作用下，传统的“把关人”模式受到多种因素的冲击，如何应对新媒体环境下对信息的“把关”便成为新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网络红人”现象，分析新媒体环境下受众选择信息的状态，进而得出结论，认为新媒体环境下，“把关”的方式应从对信息的控制转变为对受众的引导；同时，也需要媒体、个人、监管机构的共同配合完成对信息的把关。

新媒体；网络红人；消费文化；把关人

互联网技术的革新与进步对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着可见或不可见的影响，作为社会“瞭望哨”“润滑剂”的大众传媒更是首当其冲。在传统的媒介环境下，无论信息生产的专业组织还是组织内部的专业记者，他们既是信息的生产者，也是信息的“把关人”。受众所接收到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都要经过“过滤”与“再加工”，而在西方，媒体更是被称为与行政、立法、司法并列的“第四权利”。然而，新媒体的出现使传播“5W”模式中的传播者、渠道、内容、受众的线性关系变得更加模糊。例如，在新的传播工具的帮助下，信息的传播渠道开始与传播者融为一体。“网络红人”就是在经过互联网到新媒体的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独特的社会现象，笔者试图分析“网络红人”现象产生的原因与其带来的正面与负面的影响，从而对传播者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引导正确价值取向提出相应对策。

1　新媒体环境下信息把关的现状

“把关人”理论最早出现在社会学领域，后来由传播学者怀特将其引入传播学中。其基本观点是，大众传媒在进行新闻报道不可能是“有文必录”，而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媒组织形成了一道关口，通过这个关口到达受众那里的只是众多新闻素材中的一小部分1。新媒体环境下，把关理论的变化体现在传播机制与传播内容的变化，前者是传播者的变化，不仅是数量的变化而且也体现在传播者层次的变化；后者一方面是新媒体所带来的海量信息，另一方面是信息的碎片化，下文从这两个维度分析新媒体把关的现状。

1.1信息传播机制弱化把关作用

信息传播机制是对信息从发布者到接受者的渠道的总体概括。传播者则居于信息传播机制的中心环节，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者不再局限于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记者与编辑，而是表现为分层与多元化的特点。首先，政府通过政策等间接方式对信息传播进行“把关”。例如，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不仅要在硬件上建设新一代互联网接入设备，而且实现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的综合互联。其次，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一般商业网站只拥有转载权，而不能进行采访。相关门户网站在引用传统媒体新闻时对传播内容实现“再把关”。最后，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全年共新增网民3951万2。作为在虚拟世界中话语权比重越来越大网民，来自社会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职业背景，通过在虚拟世界中对信息的分享与评论中又进行了把关作业。不同的把关主体，依照各自筛选标准，在信息的处理中难免形成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意见，由此原先的把关作用受到弱化。

1.2信息内容碎片化增加把关难度

传统媒体一般按照“起因-发展-结果”这一基本逻辑对信息加工处理，受众因此接受到的是一条相对完整的消息。而新媒体的信息接受与处理打破了这种叙事方式，在信息海量性出现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的“碎片化”。日常生活中，在获得一则信息后同时又看到与之相关的同类信息，事件的“真相”受制于这些碎片化信息间的互动，最终呈现的“真相”则偏向于价值取向相同的一方的信息。如果按照传统思路对这些浩如烟海的信息进行把关，其工作量是难以想象的。

2　“网络红人”现象对把关作用的消解

“网络红人”一般是指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介进行自我展示，使自己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实现的强烈表现欲在网络空间中得以实现，并通过褒贬不一的争论迅速走红网络3。一些具有强烈的表达欲而又不能通过正式的官方渠道经行表达的个人，借助新媒体这一传播平台将“审丑”“窥私”等视频、图片与网民分享，在主流话语环境下形成强烈反差。这种“抓眼球”“搏出位”的表演在社会、媒体、个人的配合之下可以迅速成为某一时间下的大众讨论的对象，在社会上产生负面影响。

2.1消费文化主导下网民无意识的产物

人们对于物的消费在网络的影响下更加接近于对符号和符号背后意义的消费，消费的客体依然指向大众化、娱乐化与商业化。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无形的结构关系将社会大众局限其中，这种局限所带来的束缚与压抑又使人们急需寻找到一种可以释放压力的出口，网络红人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便象征性地成为了表达心理与精神诉求的“出口”。参与感的介入，更是提升了这种互动关系。

俄国思想家巴赫金在他的狂欢化理论中曾指出，狂欢节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全民参与的演出，其理论核心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平等。

例如，曾在社会上引起关注的“犀利哥”原本是处于社会弱势的流浪乞讨者，然而在某位摄影爱好者的照片中却成为了“光鲜靓丽”的时尚先锋，随着网民的大量关注与电脑合成技术的使用，人们脑海中的“犀利哥”早以远离了现实中的人物。从关注到不断参与，网民“狂欢”形成的“网络红人”现象不自觉地对把关进行了削弱。

2.2专业主义缺失边缘议题成为大众议题

媒体议程设置的本质是某个新闻媒体传播价值取向的问题4，信息生产者对信息的第一次把关理应是出于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对信息的筛选。在新媒体的不断冲击下，一些具有一定社会或地区影响力的传统媒体要么出于对广告投放的追求，要么为了提升自身品牌价值也开始关注“网络红人”现象，其不好的价值导向没有被引导，反而放大了娱乐、庸俗的一面，从“网络红人”成为现实社会中追捧的对象。

2016年春节期间，一网名叫“Papi酱”的女子迅速走红网络，并成为网民热议的对象。其走红固然存在个人努力的成分，清新自然的形象，贴近普通人生活的讨论话题。如果忽略媒体的炒作并不公平。例如，新浪微博、爱奇艺等互联网平台的重点关注，再加上3月19日由多家投资企业组织公开的2200万元的广告竞拍活动，都对其走红起到了一定的推动。

3　把关对策：从信息把关到信息引导

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中官方话语常占据主导地位，一些受到关注的人物和事件从叙事角度来看也被塑造成某种固定的模式，宣传的目的也压倒了信息传播的初衷。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已经成为点对点、交互式、满足接受者内容需求的传播，新闻从业者需要承担其对新闻背景社会现象的深度解读，帮助受众正本清源从而引导社会舆论5。因而传统的把关需要寻找到一个新的把关思路，也就是一种对信息绝对“控制”的把关，变为根据不同场景实行引导式把关。

3.1传受互动提高信息透明度

一个事件从产生再到与预期相悖的结果，在很大程度是由于信息不透明。而新媒体传播的匿名化加深了信息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传播者也可以是信息的接受者，信息在传播过程中随时都可以被赋予新的意义，而进行再传播。这中间的例子不在少数，而相对典型的就是“芙蓉姐姐”的走红，网民关注的仅仅是她晒出的大尺度照片，而这些碎片化的信息也就简化了作为社会人的个体的其他角度。如果媒体可以及时补充相关背景资料，也许就可以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人从而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

3.2社会动员树立正确价值导向

社会的价值取向正在从一元向多元过渡，不同的言论与思想在新媒体建构的虚拟空间相互碰撞。“网络红人”现象背后的价值观更多表现为一种急功近利、哗众取宠、个人主义至上的特点，虽然不能完全否认其积极意义，但是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下，负面的影响更容易被放大与扩散。2015年新增加的网民群体中，低龄（19岁以下）、学生群体的占比分别为46.1%、46.4%，这部分人群对互联网的使用目的主要是娱乐、沟通6。互联网的使用人群正向低龄化发展。一方面，这类人群的世界观还没有完全形成，在快餐式的文化影响下容易产生对世界认识的偏差；另一方面，积极的传统价值观也需要与社会发展相匹配，避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悖论。社会、家庭、学校三方应该相互配合，建立从传播渠道与内容的引导式把关。

3.3建立相应完善传播规制

“网络红人”现象虽然是浮躁空虚的“狂欢”，但是现象的背后也反映了当下传播资源的分配不均，社会表达权被少数人所占有。信息的获知权已经基本得到受众的认可，而意见的表达与媒介的可接近仍然不尽如人意。“网络红人”中有人扮丑，有人炫美，他们真实的喜怒哀乐则无人问津。媒体可以搭建正式的表达平台，为愿意表达个人提供表达的渠道，那么他们也许有其他的选择，《我是演说家》《出彩中国人》就是其中的代表；同时，广电管理部门也可以出台相应政策，保证表达权与接近权的实现。

[1]余霞.网络红人:后现代主义文化视野下的“草根偶像”[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9(4).

[2]王鲁美.防范"网络红人"现象的负面影响[J].今传媒,2009(8).

[3]范文德.从“信息把关人”到“信息引导人”——媒介融合时代传统媒体新闻传播角色的转换[J].编辑学刊,2013(3).

[4]韩璐.网络新闻传播中的“把关人”缺失现象探析[J].今传媒:学术版,2014(10).

注释：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2016年1月。

3 彭云峰：《网络红人现象的本质与兴起原因探析——以“芙蓉姐姐”和“犀利哥”为中心》，载《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13年第20卷第2期。

4 参见罗彬：《新闻传播人本责任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页。

5 张雨蒹：《新时代媒体人的角色转换——对“把关人”理论的新思考》，载《新闻世界》2013年第11期。

6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2016年1月。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族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传播与文化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5xxw003）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