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军（作者单位：四川传媒学院）

镜头里的庄子
——庄子思想观照下的影视创作

宋 军
（作者单位：四川传媒学院）

在现今电影电视剧的创作中，经常可以看到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作品，不论是获得国际奖项的电影《英雄》，还是近年来电视屏幕上热播的《楚汉传奇》《隋唐演义》等电视剧，它们的受欢迎程度与我国深厚的传统历史文化密不可分，也正因为如此，在今天，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依然有了新的时代意义。而在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长河中，庄子的思想与中国艺术精神最为有默契，他的许多哲学命题，往往就是美学命题，处处透露着艺术之光。本文力图从庄子的一些哲学理论中，探讨影视创作与中国道家文化的不谋而合之处。

影视创作；庄子；道家文化

1 庄子其人

庄子（公元前369-前286年），名周，字子休，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道家学说主要创始人之一。代表作品为《庄子》，其著名篇目有《齐物论》、《逍遥游》等，主张“天人合一”与“清静无为”。他与道家始祖老子并称“老庄”，其思想体系被尊称为“老庄哲学”。

2 庄子与中国艺术精神

庄子是一个心胸豁达的哲学家，其理论与中国艺术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是艺术的人生，而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际系由此一思想系统所导出。”［1］我们知道，庄子出身楚国贵族，但平生只做过漆园吏，生活贫穷困顿，却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自在的精神自由。这种无己、无名、无功的生活状态，使他有着不同于一般人渴望的自由自在，不论是他的思想理论还是他的作品，我们都能看出其广阔的心胸以及向往自由的理想。如《庄子·天下》中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已与世俗处”；《逍遥游》中的“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等，每篇文章都达到“神游”的精神状态，解放自己的身心，以获得自由自在的艺术创造。这种无拘无束的艺术创造原则，也成为了中国艺术创作的精髓。

另外，庄子的文章也别具一格，他的想象力很丰富，擅于以寓言故事的形式来说理，或者表达某些观点，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对以后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庄子非同寻常的想象和变化多端的故事，构成了其独特的艺术世界。例如，《逍遥游》开篇“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用大鸟和大鱼的形象展开想象，论述了其要表达的自由观点；《齐物论》中“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庄子此时又幻化成一只蝴蝶，来表达其物我合一的思想。庄子这种行文方式，在当时的时代，可谓是一种先锋形式，他放弃了枯燥的说理，充分的借助了人们的想象力，以一种十分艺术的手段，让每个人都能理解并且接受他“天人合一”“清静无为”的思想，并充分领略了他极富浪漫主义的文章特色。《中国艺术精神》的作者徐复观曾提到：“老子乃至庄子，在他们思想起步的地方，根本没有艺术的意欲，更不曾以某种具体艺术作为他们追求的对象……但是，若不顺着他们思辨的形上学的路数去看，而只从他们由修养的工夫所到达的人生境界去看，则他们所用的工夫，乃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修养工夫；他们由工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本无心于艺术，却不期然而然地会归于今日所谓艺术精神之上……”［2］由此可见，庄子的思想其实与艺术是不用对话便能达到的一种默契，而在我们现今的艺术创作，尤其是影视作品的创作中，同样与庄子的道家思想有着惊人的不谋而合之处，这种“巧合”很值得我们去品尝和回味。

3 庄子的理论与影视剧创作的契合

3.1 道·心斋、坐忘·创作的本源

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核心是对于“自由”概念的讨论，他认为“道”是客观存在的、天地的本体，只有遵从“道”，才能创造一切。一个人想得“道”，必须要经历一个休养身心的过程，达到外天下、外物、外生的状态，这个过程便要求人们做到“心斋”和“坐忘”，就是要人们从自己内心的深处排除利害观念，救赎受到压抑的思想精神，解放被束缚的创造力，从而达到一种与天地合而为一的状态，从最自然的本愿出发，创造一切。

由此可以联想到，在当今的影视剧创作中，我们的创作主体，也就是主创人员，在创作一部作品之前，是否真正做到了庄子所谓的“心斋”和“坐忘”，是否摈弃了利己观念，以无己的状态去创作。编剧在下笔时考虑的是否是故事文本怎样符合戏剧规律，而不是用无用的过场戏来凑篇幅；导演在选择演员时，考虑的是否是此演员最贴合角色，而不是由最火爆的明星来做整部戏的卖点；美工道具在布景时，考虑的是否是一切布景都要符合当时当代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用华丽却缺乏历史支撑的装饰来吸引观众的眼球……要避免一切负面影响，创作主体就一定要在创作之前，从本心出发，清空心里的那一丝利益趋向，以平静的心去创作，以达到精益求精的审美效果，这样，才不可以避免目前影视剧中的种种弊端和讨人之嫌的问题，整部作品会干干净净，叫好叫座。

3.2 气·厉与西施、道通为一·人物的塑造

人们对于自然物或者艺术品的评价，重要的不在于美或丑，而在于要有“生意”，要表现出生趣盎然的生命力，这种“生意”和生命力，就是“气”。庄子和“气化”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即是美与丑的相对性，他认为美与丑相比较而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美与丑可以相互转化。《齐物论》中说到“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庄子用美女和丑陋的人来说明，无论外貌如何，其本质都是相同的，即“气”。而正因为有了“气”，美与丑便不再重要，人们更关注其“生意”，有了生命力，丑的也可以变为美的。由此，庄子为中国古典艺术长廊中，贡献了整整一个系列的奇特形象，那就是“兀者”“支离者”“瓮盎大瘿”等丑陋人物形象，庄子认为人的外形美丑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内在的“德”，是一个人的精神面貌。这个命题使人们发现了生活中那些外貌不美但是具有内在精神力量的人。

在庄子此命题观照下的影视作品形象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有别于一般人物塑造的角色，我们可以用一些作品来阐述这个问题，例如战争题材电视剧中的英雄人物，一般来说，创作者会将这类角色塑造成高、大、全的形象，他们拥有完美的人格，对于一场战争的指挥毫无差错，任何人都无法凌驾于他的品格之上……久而久之，这样的完美英雄，观众已经厌烦，而当《亮剑》在电视上播出时，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英雄李云龙，他长相普通，没有文化，言行粗鲁，不懂爱情，对于一次失误的决策也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但他身上军人的那股豪情和义气，却让人值得信赖。作为一部电视剧的主要角色，李云龙这个人物的外表很一般，但他内在的军人气质和品德，却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同样类型的还有《还珠格格》中的小燕子，她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大家闺秀的格格，而是一个一身江湖痞气的女孩，她的侠肝义胆让观众觉得她就是最美的格格；电影《钟楼怪人》中的迦西莫多，他独眼、驼背、耳聋，可以说是其丑无比，但他的心灵美已经完全遮盖了他外表的缺陷，成了观众心目中善良的楷模……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在塑造典型人物时，庄子的道家思想已经完全渗透其中，美或者丑的外表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在的“气”，有了这种生意，丑也可以变美，有了“德”，丑陋的人物也具有强大的精神动力。

3.3 象罔·虚实结合、有无结合·镜头的语言

庄子《天地》篇中的寓言说到：“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口契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这里的“象罔”是庄子继承老子的“有”和“无”的观点而提出的，寓含无智、无视、无闻的意思，象征有形和无形、虚和实的结合。在这里它有两层意思：第一，就表现“道”而言，形象比言辩更优越；第二，“形象”是有形和无形的结合，不单是有形的形象。庄子的这个命题，其实也是“意境说”的最早源头。

“象罔”在影视剧创作中的渗透，主要是表现在视听语言中，比如在创作电影的镜头时，能用镜头语言展现的，尽量不要使用台词。在《雾里看花》这部电视剧中，有这样一个镜头，男女主角的感情关系虽然在维持，但实则已经破裂，很难挽回，在十字路口两人相拥时，没有一句对白，有的只是路口亮起的红灯。显而易见，两人的情侣关系已经不在。这里，就是庄子思想中的形象比言辩更优越。再看王家卫导演的电影，他电影的一大特色就是对白非常之少，用段落串起整个故事，无论是他的《花样年华》《2046》还是《一代宗师》，观影者都不能在影片中途进行审美行为，因为那无法通过几句台词和几个镜头就能了解整个影片所要讲述的故事，因此，要想在王家卫的电影中获得完整而愉悦的审美体验，必须通过他影片中的镜头和台词相互作用，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他的镜头，往往是最能体现其电影意味的部分，电影《一代宗师》中二姑娘表现出失去父亲后撕心裂肺的痛苦，并不是通过扭曲的面部表情来展现的，导演则是用一个近景，把二姑娘毫无表情的面部放在镜头的右侧，左侧则是一片漆黑，此时无声胜有声，二姑娘的脸颊划过了一丝泪痕，而泪水流过，痕迹不在，面部仍无表情，有的只是漆黑与空洞，这种静谧的气氛顿时让人感到了痛苦已经蔓延在二姑娘的心中。这里二姑娘的面部与黑色的背景结合，形成了一种“留白”，达到了一种意蕴，这种悲痛的情境，恰恰是有形与无形的最好结合，道家“象罔”的概念，展现的一览无遗。

4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流传至今，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影响着我们的一切举止言行，而具有美学意味的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也一直在与现代文化发生碰撞，通过这种碰撞所产生的火花，不仅仅是为现代文化注入了厚重的历史血脉，也为现代文化刻上了传统的历史印记，而传统文化与大众传播媒体相结合，更是让更多国人了解和学习了祖辈传递下来的文化精髓，人说“读史可以明智”，我们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化传统，定会在今天继续发扬光大，指引我们走向智慧的道路。

[1]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J].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39-40.

[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J].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