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娉

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

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对现代社会批判的比较研究*

李 娉

同时代的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都敏锐地捕捉到了资产阶级确立统治地位的19世纪欧洲的最新特征，都对现代社会做出了激烈的批判，批判了现代社会追逐资本和金钱至上的社会风尚。但是由于思想观念、哲学气质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他们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有不同的指向，马克思从阶级视野出发指向无产阶级的非人处境，克尔凯郭尔则从个体出发指向大众社会兴起后人的平均化。在寻求解决时代危机的途径上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分道扬镳，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克尔凯郭尔则主张改造和复兴基督教。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所提出的两条不同的批判路向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二者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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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是只相差5岁的同时代人，他们都是时代的激烈批判者，但是由于思想观念、哲学气质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他们在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与改造方面，提出了两种既具有明显差异，又具有深远影响的思考角度，这两种思考角度都敏锐地触及了现代社会的病症。通过比较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对现代社会的不同批判路向，既有利于我们全面把握现代社会，也有利于我们在比较的视野下客观认识和评价马克思哲学。

一、资本、商业与金钱：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的共同批判

资产阶级确立统治地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资本流行、商业繁华、金钱至上的社会，追逐资本与金钱成为这一时代的普遍风尚。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都洞悉了时代的这一基本特征，看到了资本、商业、金钱对人的异化。

马克思认为维系现代社会的唯一纽带就是金钱，资产阶级通过技术的进步、商业的高涨、市场的扩大等手段从封建主阶级手里夺取了统治权，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用资本、金钱的统治代替了原来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以追逐资本为目标的资产阶级社会抛弃了封建社会所具有的宗法的、封建的、田园诗般的关系，而代之以纯粹的金钱关系，旧的宗法观念、道德体系和价值理想等被残酷赤裸的“现金交易”所代替。金钱在现代社会具有巨大魔力。“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哪怕“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因此，它的占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因此，它的占有者也是善的。”[1]正是由于货币具有如此神奇的力量，才使得人们像崇拜上帝一样崇拜货币，这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货币拜物教。对于为什么会产生货币拜物教，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的分析指出当劳动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时，必然会产生商品拜物教，而商品拜物教又必然会导致货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又会进一步导向资本拜物教。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被彻底资本化、货币化、物化的社会。现代社会对资本、金钱的追逐是永无止境的，在不断的扩张与骚动中，人受到物的奴役，屈服于物的力量，“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因此，在现代社会人的贬值与物的增殖是同步的，在古代人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生产则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表现为生产的目的。由于对资本和金钱的追逐，人变得越来越庸俗市侩、功利实用。马克思认为，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是庸俗油滑、精明务实、高傲冷漠的。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这样来描述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中各党派的立场：“有热情而无真理；有真理而无热情；有英雄而无功绩；有历史而无事变；发展的唯一动力仿佛是日历，它由于相同的紧张和松弛状态的不断反复而使人倦怠；对立形势周期地达到高度尖锐化，好像只是为了钝化和缓和，但始终不能得到解决；一方面是装腔作势的努力和害怕世界灭亡的市侩恐怖心理，另一方面却是救世主们玩弄极其卑鄙的倾轧手段和演出宫廷闹剧”。[2]在法国大革命的时代，革命是不断上升、引发激情与行动的，而如今的革命，则是不断下降、陷入麻木与犹豫的。

与马克思相同，克尔凯郭尔也看到了当时的人们对资本、金钱的追逐与崇拜。他指出当时的年轻人，很少羡慕他人的才能、技艺、荣誉、名声，而是羡慕他人的金钱。他们会说，给我金钱，我的生活就万事大吉了。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追逐资本成了这一时代人们最为关心的要事，生意经成了这一时代人们谈论和交往的中心。商人们奔向世界各地去做生意，他们纵横捭阖、见钱眼开、庸俗浅薄，带着开花结果的资本回到哥本哈根过着慵懒、麻木的生活。克尔凯郭尔还指出，资产阶级进行着全球范围内的远征，他们把世界的五大洲都怀揣在自己的钱袋里，资本以最快的速度在全球范围进行流通，银行业、金融业蓬勃发展。克尔凯郭尔认为资本主义激发起了人们最大的实业精神和世俗忙碌，他称哥本哈根的小市民越来越投入到精明琐碎的庸常事务中，做着利己主义的打算和发财致富的勾当。人们把忙碌作为最大的德行，每个人都沉浸在日常的忙忙碌碌中。一个人如果闲坐着、沉默着、思考着，就会被当做不务正业、无所事事，闲暇成了大家要躲避的瘟疫。克尔凯郭尔发现当时的价值观与古希腊形成巨大反差。在古希腊，闲暇被当做最高的美德，沉默与独处被看做一个人高尚的象征；而在现时代，一个能够忍受独处、享受闲暇的人却被当做怪癖与不合群，遭受他人的指指点点与议论纷纷。克尔凯郭尔认为自己依靠遗产度日、过着著书立说的生活与时代格格不入，他自嘲道：对于庸俗资产阶级和市侩小市民来说，我是哥本哈根最没用的人，我是最无所事事、荒废光阴的人。克尔凯郭尔批判现代市民阶级的平庸市侩、狭隘浅薄，他说：“我们时代所要求的要多得多，它的要求是：若没有高昂的激情，至少得有高嗓门的激情；若没有思辨，至少得有结果；若没有真理，至少得有信念；若没有诚实，至少得保证自己诚实；若没有感情，至少得能大谈感情。”[3]在这个以喧嚣冒充激情、以反思冒充行动、以平庸冒充体面的资产阶级时代，对立的极端不复存在，一切都被包裹在庸俗资产阶级的模棱两可、不痛不痒、讨价还价中。在《两个时代：革命年代与当前时代 一个文学评论》中克尔凯郭尔也遗憾地指出：革命时代是充满激情的时代，而当前时代，则是一个充满了干巴巴的反思、算计，冷漠、伪善的无激情时代。

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都看到了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的19世纪欧洲所形成的崇尚金钱、追逐资本，醉心于商业、忙碌于世俗的社会风尚，看到了现代市民阶级普遍地表现为平庸市侩、功利实用、精明算计。在现代社会，人的价值不是得到提升，而是遭到贬值，人变得越来越矮化、虚无化、空心化、平庸化，金钱成了现代市民阶级唯一追逐的对象。

二、阶级对立与平均化：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的不同指向

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虽然都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风尚表现为对资本、金钱的追逐，人越来越被物化，表现得平庸浅薄、功利算计，但是在批判的具体指向性和针对性上二者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马克思主要将眼光投向现实社会中不同阶级的分化和对立上。马克思继承了启蒙运动的民主自由理念，对民主政治是支持的、对大众的崛起是欢呼的。尤其在早期，马克思曾一度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但随着思想的发展，马克思逐渐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局限性，看到在所谓的现代自由民主社会中，到处充斥着分化与对立，尤其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并没有享受到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平等，反而遭受着深重的专制、压迫、剥削。马克思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剥削本质。由于资本、地产和劳动的分离，工人阶级失去了生产资料而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马克思看到了现代社会中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即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与失去生产资料的雇佣工人之间的对立。工人的劳动是异化的和被迫的，“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4]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揭开了剩余价值的秘密，揭露了资本家通过无偿占有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而造成的经济上的不平等和剥削本质。

与马克思不同，克尔凯郭尔不是将眼光投向现实社会中的不同阶级，而是看到了现代社会中个人所遭遇的“平均化”趋势。克尔凯郭尔称自己的时代是一个群众的、大众的时代，是一个逐渐走向同质、敉平的时代。他对现代民主政治和大众崛起抱有怀疑和敌视态度。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理念疯狂地竞相争先”、“不仅在商业里，而且在思想领域，我们的时代正在进行着一场地地道道的清仓大甩卖。”[5]克尔凯郭尔最不以为然的就是当时充斥欧洲的各种政治运动，他把包括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内的各种政治思潮看做同一类型的政治鼓吹，看做加速时代解体、搅动时代喧嚣的催化剂。在1847年出版的一部著作的开篇，克尔凯郭尔称：“在这些时代里，一切都是政治”。[6]克尔凯郭尔认为时代的危险在于人们崇尚群体性与普遍性，而无视个人的独特性与个体性，人们拥抱时代，却忘了自己。推动这种现象产生的力量就是大众，①在19世纪的欧洲，民主政治拉开了序幕，社会中的所有等级都被动员了起来。克尔凯郭尔之所以对大众表示批判，并不是出于对普通人的厌恶，而是因为在他看来，大众社会有着将所有人敉平的危险。当人们被群众性、集体性地聚合在一起时，个人就很难表现出个性、卓异与独特，而是易被塑造成千篇一律。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的：“关于行为主义及其‘规律’有效性的不幸真理是，哪里的人越多，人们就越倾向于整齐划一的行为，越不能忍受与行为模式不符的表现。”参见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页。采取的形式就是平均化。他说：“最大的幽灵就是大众。”[7]大众是最大的幻影与幽灵，笼罩着所有人，无论是谁都很难从中逃脱。克尔凯郭尔认为时代正经历着一场平均化的浪潮，“平均化”是一种看不到领导者，但却领导着所有人的抽象。“平均化”成了一种无名且神秘的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力量。克尔凯郭尔不无悲观地说：“没有任何个人能够抵挡或阻止平均化的抽象，这是一种否定性的强力，英雄的时代已成为过去。”[8]个人在大众面前显得渺小可鄙，与对死亡的恐惧相比，人们更害怕被孤立、被群众攻击，他们自愿与大众为伍。他感慨时代竟然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在古代，人们生怕自己被混同于大众，通过建功立业、追随英雄来突出自己的卓异与个性；而如今，人们却害怕被当做个别、躲避个别，集体、大众成了个人的代表。

面对现代社会，马克思所指向的是不同阶级间的对立与分化，尤其是指向遭受剥削和压迫的工人阶级。马克思不关注单个的、孤立的个人，而是从社会性角度观照人的存在。他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隶属于一定阶级，阶级性决定了人的个性。克尔凯郭尔则指向对单个个体、个体存在的沉思。他预见到了随着大众社会的兴起，人的个性面临被大众泯灭、走向趋同的危险，社会变得越来越同质化和单一化。个人不再敢于特立独行，而是屈服于大众，变得越来越软弱、平庸、颓废。

三、无产阶级革命与改造基督教：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解决方案的异辙

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虽然都批判了追逐资本、崇尚金钱的现代社会中人的贬值、意义的丧失和价值的颠倒，但是他们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指向，马克思指向广大的无产阶级在现代社会所遭遇的深重压迫和剥削，克尔凯郭尔则指向由于大众社会的兴起而导致的个性的泯灭和个人的趋同。指向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和重建的最终分途。

马克思所提出的理想是每个人都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途径是无产阶级革命。在马克思看来，相比于封建社会而具有重大历史进步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没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以追逐资本为旨归的现代社会，所有人都屈服于物、屈服于异化劳动的奴役。因此马克思全部思考的最终目的就在于，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性分析来找寻人类解放的出路，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找寻科学上的论证。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探寻，指出人类社会历史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规律呈现为由低到高不断进步的发展趋势。在他看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9]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最后一个对抗性的社会生产过程，它自身的生产力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在破解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要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解放必须诉诸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在马克思看来，虽然现代社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遭受着异化，但是他们对异化的感受是不同的，即“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幸福，感到自己被确证，它认为异化是它自己的力量所在，并在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10]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是不会自愿放弃其权利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社会革命夺取政权才能够维护自身的利益，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说：“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11]马克思乐观地相信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将改造自身，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劳动获得解放、消灭了私有制、货币与阶级对立、每个人都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

与马克思坚持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革命不同，克尔凯郭尔既不承认人类社会历史有其客观的发展规律，也不赞成通过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来改造社会。在克尔凯郭尔看来，造成现代社会意义丧失、价值颠倒、人的平均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基督教的堕落和宗教精神的缺失。他在日记中写道：现时代每种反抗伦理的科学叛逆、每种反抗服从的社会叛逆、每种反抗世俗规律的政治叛逆，都与基督教事件上“反抗神”有关。①汉娜·阿伦特指出，克尔凯郭尔属于欧洲第一批遭遇基督教危机的思想家。在克尔凯郭尔看来，19世纪的欧洲被各种理论，尤其是无神论、唯物主义、科学主义等冲击着，基督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克尔凯郭尔认为时代陷入了深深的冷漠之中，这个时代没有宗教，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宗教。人们嘴上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事实上却并不把做一个基督徒当一回事。基督教被当做纯粹的儿戏，沦为诸如吃饭、喝水、睡觉这样稀松平常的事务，人们走进教堂、手捧《新约》只是为了获得一种安慰。克尔凯郭尔用鹅来讽喻当时的基督徒，他说：“想象一下，如果鹅会说话事情将会怎样——他们肯定会精心安排，以便它们也拥有自己的神圣机构和对上帝的崇拜。每逢礼拜天，它们会聚集一处，聆听公鹅的布道。”[12]神职人员像任何政府职能部门一样，按部就班履行日常职责，领取国家的不菲薪俸。他们根本不考虑基督教的不存在对他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在克尔凯郭尔眼中，基督教界充满自欺与互欺、虚伪与衰颓，整个基督教界处在一片虚妄与幻影、松软与废墟之中。

因此，克尔凯郭尔认为，当务之急是要重新找回“宗教教育”，加强“对永恒的关注”，而非沉溺于对“俗世”、“暂时性”的追逐。①克尔凯郭尔认为，现代人的最大问题在于放弃了对永恒与不朽的追求，而仅仅关心暂时的世俗生活。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的：“现代人几乎完全丧失了对不朽的真正关切”、“在现代条件下，任何人都不可能真诚地追求尘世之不朽，以至于我们或许有理由认为这一类追求只不过是虚荣罢了。”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第37页。时代危机的解决只能依靠对原初基督教的恢复。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基督教本质上就是关怀个体生存和精神磨炼的，然而，19世纪的人们却以为信仰基督教就是成群结队到教堂祈祷，这使信仰基督教成了一件可以与他人结伴轻松完成的工作，从而失去了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所应当具有的严肃与悲怆，也使人变得越来越外在化，而失去了内在的本真性。克尔凯郭尔认为人的自由与救赎只能依靠自身，只有单个的个人独自面对上帝、独自面对自己的存在，才能获得个体的拯救，而不是求助于阶级斗争和人类的解放。克尔凯郭尔所设想的理想社会是建立在真正的“邻人之爱”基础上的会众式共同体，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必须以上帝作为中项，即呈现为人——上帝——人的关系，否则就容易滋生野蛮无序和道德败坏。

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时代危机的出路。马克思是启蒙理想的坚定信奉者和维护者，他乐观地相信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人类历史必然走向更加进步的共产主义社会。克尔凯郭尔则选择了“回到自我”、“诉诸个体”，以个体内在的自我转变与宗教救赎来寻求人的拯救。

四、影响与启发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都敏锐地捕捉到了资产阶级确立统治地位的19世纪欧洲的剧变，都看到了资本、商业、金钱对人之存在的影响。但是由于观照视角、思想观念、哲学气质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他们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对时代的批判指向，并且在寻求解决时代危机的途径上分道扬镳。当马克思主要从社会性角度认识和观照人的存在，看到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时，克尔凯郭尔则从个体生存的角度，敏锐地洞察到了随着大众社会的到来，个体存在所面临的同质化危险。当马克思乐观地相信人类社会历史具有必然的规律性和进步性，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改造现实社会可以实现人类的解放时，克尔凯郭尔则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精神的重要性，认为人的自由与解放必须基于人的精神的内部革命和个人内心的改造。这看似对立的两种思路，实际上都切中了时代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都触及了人之存在的一些本质性问题，从不同角度拓宽了对时代与对人的深层思考。

人作为一种复杂性的存在，既具有社会性，也具有个体性。作为社会性存在，人要受到现实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地位等的限制。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关系中，不存在孤立的个人，因此现实社会构成人能否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外部客观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试图通过改造现实社会来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人又是个体性的存在，每个人都会经历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个体与社会、天性与道德的冲突，都会在保持个性、实现自我的过程中经受无数次的自我斗争。人的自由与解放并非单纯依靠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就可以实现，它还有赖于个人主观精神的努力和奋争。正如肖恩·赛耶斯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常常把它自己表达为一种纯粹的社会哲学，自我被描绘为一种单纯的社会产物。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常常在暗示，社会变好单独就足以改造和实现自我——仿佛在‘在革命之后’，自我与社会之间的所有冲突就都自动地被消解了，而无须任何个人方面的行动。但正如生存论解释所十分正当地坚持的，这是站不住脚的。”[13]我们认为，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实现既需要外在的客观社会环境，也需要内在的主观努力。否则人就成了失去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存在，而成了被动消极的环境产物、时代产物。这体现了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两种不同思考角度的互补性。

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两种思考角度的互补性也被二者对后世的重大影响所证明。马克思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鼓舞了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纷纷建立。马克思主义成为了20世纪非西方社会发展的主导意识形态，受到了饱受资本剥削的国家和地区的欢迎。克尔凯郭尔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在被遗忘和沉默了半个多世纪后被追奉为存在主义的先驱和鼻祖。存在主义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即在世界范围获得了广泛流传，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潮之一。这一思潮的源头当追溯到克尔凯郭尔。他的思想中所表现出的对人的个体性的强调、对大众社会的批判、对生命存在的沉思等都成为后世存在主义的思想资源和灵感，对存在主义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克尔凯郭尔的影响主要在20世纪，而不是他所生活的19世纪。

通过以上的比较，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哲学，尤其是马克思哲学具有很大启发。首先，我们要充分注意到哲学生产的复杂性、哲学形态的多样性，不能强求一律，不能只接受一种声音。即使面对相同的时代环境，不同的哲学家也会有不同的感悟。哲人的价值不在于掌握了绝对的真理或站在了历史的制高点，而在于表达了对社会、对时代、对生命、对存在的真实体验和独到见解。只要是表达了对人生与世界的真实看法与独特体验，历史会给予哲学家以公正的地位的。其次，我们要承认马克思的哲学不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哲学，它有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表现在马克思始终面向大众、面向社会，他将哲学与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联系起来。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社会哲学、实践哲学，又是一种人民群众的哲学、改造世界的哲学。马克思所关注的始终是大多数时代的大多数人，他认为只有从现实出发去探究现实的生产生活条件、社会历史条件，才能对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有所助益。与马克思不同，克尔凯郭尔则倾注于对单个个体的思考、对人性的挖掘，看到了人的个体性、精神性的重要性。

20世纪以来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以其理性乐观与实践要求感染了世界上无数仁人志士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马克思主义真正地发挥了改变世界、改造社会的功能。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人类并没有像马克思所乐观预期的那样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解放，反而出现了精神空虚、孤独绝望等诸多精神问题。由于大众社会的到来、大众文化的兴起，个体在高度的社会化面前越来越难以保持其独特性和个性，这突显了克尔凯郭尔思想的穿透力和预见力，他在19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就看到了大众社会的兴起可能给个体生存带来的挑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如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等都既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又受到克尔凯郭尔的影响，尤其是晚期萨特甚至提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发展使得生前未曾谋面又思想迥异的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在后世走到了一起，这表明他们在19世纪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对时代的不同思考都具有合理性。我们在选择马克思的时候，不要忘记克尔凯郭尔的哀叹；在选择克尔凯郭尔的时候，不要忘记马克思的呐喊！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61、362，269-270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5页。

[3]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汤晨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98页。

[5]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一谌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3页。

[6]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6页。

[7][8] S. Kiеrkеgааrd, Two Ages: The Present Age and the Age of Revolution, A Literary Review, еditеd аnd trаnslаtеd bу Hоwаrd V. Hоng аnd Ednа H. Hоng, Prinсеtоn Univеrsitу Prеss, 1978, р.90，87.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

[10][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1、543页。

[12]《克尔凯郭尔日记选》，晏可佳、姚蓓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32页。

[13]肖恩·赛耶斯：《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的异化概念——现代社会思潮中的黑格尔式主题》，高宝丽译，《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7期。

责任编辑：罗 苹

B0-0；B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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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326（2016）11-0022-06

*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基金项目资助“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的批判”（SKXJS2014010）、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育宣传协同创新中心”的阶段性成果。

李娉，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