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敏



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哲学的构建与辨识

张 敏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是切割人类历史问题的钻石，随着人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我们需要不断地深耕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释疑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的一些现代理论困惑；需要站在世界性视域，对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进行阐释和揭示。

关键词：后马克思主义 话语理论 辨识

一、引言

20世纪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革，为此理论家们试图以一种利用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和符号学的概念和技术应用来阐释政治学的方法，尽管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以连续性和异质性体现社会文化环境纯粹话语运作状态，然人们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及评价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偶然性的话语逻辑为基础展开的，是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是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最新成果来延展马克思主义精神。后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思潮，派别众多，如让—保罗·萨特、路易·阿尔杜塞、罗歇·加罗第等。其中以解构与建构双维并重的拉克劳与墨菲在西方学术界和左派学者中影响较大。①王平：《“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什么主义》，《学术月刊》2010年第3期。由于拉克劳、墨菲将话语理论带入一个增殖性的运用场域和空间，并在20世纪提出了他们认为现实可行的社会主义理论方案，这种举措“言中”了世界革命的形势，从而被当作“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新的社会形势下就需要去“发展”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和墨菲（下文简称拉墨）式的“后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苏联东欧剧变、社会运动走向低潮的背景下，为了填补新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出现的。拉克劳、墨菲在新的历史时期，以语言链接和多元主体为基础展开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革命，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越来越少数化，通过多元激进的民主策略，后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潮走向了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

以拉克劳为代表的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试图对本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发展，以扩大和增强其理论的适应性和解释力。在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拉墨告别阶级政治的事实，社会主义事业不再是由普遍主义主宰的阶级政治，而是以“对抗”“霸权实践的接合”为核心的重构，并将实现社会主义的策略描述为体现出等同逻辑为链条的不确定性、差异性、多样性与反普遍主义对抗民主话语的特征。后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用话语链接新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新文化领导权”是对“文化领导权”的超越，这种超越表现在对“文化领导权”及其本质主义哲学基础的解构和建构上，其反本质主义、反阶级还原论、反经济决定论的思想倾向是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有力回应。①陈炳辉：《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1期。后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用文化生产理论证说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意识哲学倾向。拉克劳与墨菲的领导权理论思想深受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影响，但是拉克劳意识到葛兰西的思想只有从“政治领导权”向“智识与道德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转变，才能实现对传统思想的超越，鉴于此，拉克劳借鉴后现代主义的诸多理论元素建立了自己的话语领导权理论，从而实现了话语的接合实践过程。“话语理论”吸收了大量与之相关哲学理论的思想精华，哥白尼革命带动了领导权理论的发展，拉墨力图通过这个理论基础平台构建并服务其以“领导权”为核心的“政治本体论”，但同时也是他们推行所谓激进民主的方式和方法。②孙亮：《重思“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三个误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后马克思主义者在构建的理论中努力走出本质主义和还原论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逃离本质主义和还原论的阴影，它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当时社会情况的考察相比，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还存在很大差距。

二、“话语”“接合”的政治本体论逻辑辩证

拉墨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为“话语”，并服务其以“领导权”为核心的“政治本体论”。拉墨的“话语”概念不在于“言说”，也不在于“书写”，话语的主体性是一种话语语境中的立场，既是问题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落脚点。以话语的方式实现对“社会”和世界的重构，也是建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的重要砝码。拉墨站在后现代主义的政治立场上，突破了历史必然性和社会客观性的逻辑，强调意识形态是政治主体对自由浮动话语的政治联结，并将社会看成是由话语规则未经过预设而构成的非稳定的差异系统，构成这一差异系统并不是由资本主义客观利益的阶级关系，而是不同身份所构成的群体，而在那里身份成为了各种对立社会关系的基础。③保罗·鲍曼、黄晓武：《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4期。他们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没有必然一致的特征，主张把社会形态看成是由经济、政治以及保障，它们存在条件的文化形式共同构成了生产关系，但是这些要素没有任何被组织原则、最后决定、结构性因果关系所控制的条件。在《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中，拉克劳系统分析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存在不一致，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块基石，而在《序言》中，阶级斗争却完全不被提及，历史成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冲突的产物。后结构主义的社会观中认为社会的历史是非决定论的，社会历史进程的没有客观必然性的逻辑，也不存在决定性力量。

拉墨的话语理论主要体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他们认为连接多元异质性的话语要素与社会之间的是实践。拉克劳以外在性和偶然性来界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逻辑。这种连接具有开放的、动态的，永远不能闭合的属性；拉墨进一步指出，它也永远是未完成的、不完全的连接，任何连接都不可能成为“因素”；话语连接也是偶然的、非逻辑的，不能还原到任何结构体系当中去。④孙士聪：《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范式的转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在话语与社会的关系上，不是社会决定话语，而是话语决定社会。拉克劳与墨菲认为“社会本身没有本质”，社会就是通过话语连接得以构建的，这种链接既不需要总体性的理性主义作为保障，也拒绝要素的逻辑原子化倾向，它的同一性永远不能完全建立起来，它是没有先于或外在于分散的被连接要素的基本层面的话语实践。社会充满了这样的“链接”，而是在多元对抗的话语结构中偶然地链接在一起。不同的话语之间可以进行链接，链接是一种没有内在逻辑关系的、随意性、偶然性的关联，这种关联是一种实践活动，是建立在意义断裂或解构基础上的偶然性建构。即社会多样性的政治认同是一个开放、偶然的过程，封闭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它总是处于链接之中，也就是处于话语建构之中。一定意义上，使连结成为可能的并不是同一性，而恰恰在于被连接要素的差异性。也正是差别自身的差异性使得话语打破了自身的封闭和完全构造性，从而使得连结得以可能而表现出所谓的连贯性。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单一的阶级主体已经被多元的主体立场所取代，阶级意识的弱化和阶级斗争的错位是建构“新文化领导权”所面临的社会实际，社会由分散性的主体立场和碎片化的话语结构组成，所以，领导权不是阶级霸权，也不是葛兰西的“集体意志”，而是话语碎片的偶然性链接。

拉克劳通过一系列的概念和逻辑推理实现了对矛盾、对抗、革命等概念的分析。通过精心打造“对抗”概念，以一种话语主导的方式，对马克思的两大伟大发现之一的唯物史观进行解构。“对抗”不同于“对立”，也不同于“矛盾”范畴，最终都走向了“客观的决定性”。拉墨对社会最终缝合的不可能性提供了合理解释，瓦解了作为实证性空间的社会关系，同时也保留了构建以非“客观关系”为基础的同一性的可能。社会中的对抗点很多，差异体系的任何一个位置被否定，都可能变成对抗的场所。“他者”与“主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形成了“他者”与“主体”之间的对抗关系。但是“他者”的领地也是语言符号所涉猎或覆盖之域，同时话语也是社会规范、文化习俗和制度模式的符号。语言和话语相互交融在一起，最终构成了“他者”的核心①高远：《“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的“领导权”概念探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12期。。拉克劳发现索雷尔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中有他们构建社会所需要的东西。由于现代社会充满多样性和差异性，阶级的客观利益也不能看作简单的社会冲突。“社会对抗”有“他者”的成分，必然就要有对抗的一级，那么社会行为者的“主体”（“主体身份”）正是对“他者”的反抗，在这一系列“链接”的基础上最终走向“激进民主”的政治目标。如果社会的衰退不是对立两极中任一极的胜利，那么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暴力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再产生的工具，自身暴力的发展是对无产阶级的回应。因此，拉墨主张把多元不同身份的主体作为取代工人阶级的主体。墨菲指出“任何既定社会的主体都是多元的，任何单一力量都无法完成革命，没有理由给予阶级主体以优先权”，社会统一起源于不同话语实践的“接合”，阶级与非阶级力量也是通过话语而得到建构的。因此，领导权必须被视作不同主体的话语链接。

三、激进民主政治与话语领导权探索

拉墨接受了偶然性逻辑，并没有抛弃分析不对称结构和全面追溯传统、惯常化之物以及谱系的批判性实践。虽然，拉墨去除了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只要社会存在，社会对抗就不会消失。拉克劳与墨菲超越了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和列宁的政治领导权走向话语领导权。出于对“领导权”或“霸权”的内在诉求，拉克劳和墨菲赋予话语以“霸权”，社会被分散、差异、多样性的、不确定性以及偶然性的话语碎片取代，成为解释、理解、建构“社会”与“世界”的核心，这些话语碎片在文化斗争场域中的链接和再链接就是话语领导权。拉克劳和墨菲为了给政治“松绑”，进而构建了一种多元激进民主的新社会主义策略，主张所有身份认同都以某种方式保持向辩论敞开的状态。拉墨通过对话语概念的重新阐释进而阐发了社会与主体的不可能性，即每个宣称自身为差异连续运动的同一性均具有不稳定性。拉墨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通过把工人阶级本体化为历史的真实的、普遍的主体，从而先验地演绎出工人阶级“自明性”的合法“霸权”。①宝艳园：《颠覆与重构：后马克思主义新霸权理论解读与批判》，《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拉墨为了贯彻其话语领导权理论，他们力图打破那种中心化、本质化的主体式理解。在话语理论的视域下，并不存在一种超历史的稳固的主体，更没有一种“天生”的领导权。拉墨认为，领导权的出现不是要确定它与特殊认同体的新型关系，使得“领导权”范畴脱去其本质主义的枷锁，填补“历性必然性”链条中的漏洞。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想象抹去了一些完美化的理想色彩，当下至为关键的是要重新整合“领导权”理论，在社会差异关系系统中所建立起来的领导权不是绝对唯一的，话语形态的连贯性实际对应于多元主体下领导权的“联盟”。作为基础性的话语，或者说一种旨在形成变革资本主义“霸权”或“领导权”的话语理论只有在多元主体的联盟这一连续性的话语形态下才是可能的。领导权既然是一种由话语实现的偶然的连结，那么主体就是多元的、非稳定性的话语立场。

拉克劳认为：“每个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都同时以阶级和人民两种身份展开斗争”，虽然，拉克劳还在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但是已经可以看出他试图通过意识形态斗争获得一致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意图，并强调了“非阶级”意识形态和“大众民主”的重要性。不仅如此，意识形态还把意识形态因素从其他意识形态的话语中分离出来，然后将其重新表述进新的话语，不同的阶级能够有选择性地以不同方式“接合”这些要素。因此，意识形态在新话语的整体中获得新的意义，并重新建构了服务于不同政治目的和行为的主体。意识形态和话语之间的内在联系拓宽了话语领导权文化和政治的领域。从而独裁的霸权计划往往将自己打扮成鼓动“人民”反对“统治集团”的伪“民主”动员。“阶级”在新文化视域中丧失了原有的属性，“领导权”的实现乃社会实践的结果，从而为“偶然性”的逻辑留下了空间。在葛兰西那里，物质性的意识形态避免了基础，但是，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中残存着阶级霸权的最终的本体论基础。拉墨明确地将话语实践与激进的多元民主结合起来从而重新找到了革命的目标。②孔明安：《政治霸权的逻辑及其普遍性的困境——简析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普遍性与本质主义之争》，《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拉克劳和墨菲赋予意识形态以流动性，通过话语理论的引入，他们强调了在霸权链接实践中将意识形态斗争指向民主革命的现实策略。拉墨指出，领导权其本质上是一种关系，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每个被连接的政治认同或者说政治身份的锻造（要素）都必须通过社会的实践来确定，而不是来自任何形式的先验规定，通过构造集体意志而形成的连接实践。

拉克劳与墨菲指出，无论是“现实的对立”，还是存在于现实中的矛盾范畴，两者都是一种客体之间的客观关系，而不是对抗的关系。那么，使对抗转变为政治性的话语条件何以能够产生呢？拉克劳与墨菲想到依靠修辞学的强化作用，为改变从属关系提供霸权斗争的话语条件。通过修辞学加工的话语结构能够成为各种对抗得以产生、主体立场不断形成，进而引发新的政治认同的一个母体，甚至更有可能成为一种主导性的解释框架。霸权话语所赢得的这个平台是为了实现所有人的所有要求都能得到倾听。它的“激进”不体现在与资本世界的暴力式的断裂，试图通过激进的多元民主来铲除资本主义压迫性制度和不平等现象，而支持话语空间这个平台的却是“幕后的”攻击性排斥运动（自由主义自由观及共和主义自由观）。墨菲深深地研究了共和主义的自由观与自由主义的自由观，认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与自由主义理论中所发现的社会实践模式存在不足，最终，拉墨站在彻底反对所有支配形式的立场上，试图超越对政治自由的拒斥（自由主义自由观）以及对个人自由的拒斥（共和主义自由观），寻求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协调。①莫雷：《后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激进民主多元主义的政治目标不是消灭权力，而是对主流的权力形式进行转化，这样他们便可以与民主原则更加兼容。通过话语理论把隐含的等级制和多元主体间的不平等实质诠释出来，这本身就释放出了隐藏着的“激进”的斗争力量。

四、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在当代构建辨识

纵观历史，很多文化意识形态都在试图帮助人们拨开生活的迷雾，摆脱生活的种种困惑。然而，对于先进的文化力量的追求是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诸多问题的求解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及其结论，我们需要客观的分析。拉克劳和墨菲力图凭借一种“新的话语理论”破解资本主义制度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压迫，改变了文明的认同形式和主体性建构，展现了普遍性本质偶然性凭借新文化领导权话语建构的实现②拉克劳：《政治与现代性的局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变迁中起关键作用，是自下而上对抗统治阶级文化控制的有力手段。新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趋向的有力回应。马克思主义不应该简单地被解释成本质主义、阶级还原论和经济决定论，这是某些理论家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向度，这种向度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初衷。

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加入了所有社会构造特性中的多样化方面，虽然领导权理论存在诸多缺陷，这种理论虽然在努力走出本质主义和还原论的窠臼，后马克思主义没能真正逃离本质主义和还原论的阴影，但是他能帮助澄清了整个社会中以及每一政治团体内部主体立场的多样性，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启示意义③褚当阳：《后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规划的张力与困境》，《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5期。。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现象背后隐藏着本质，所以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只要把握了唯一的本质，才能把握住千变万化的事物。他们所强调的是通过话语实践对社会、主体、政治价值进行意义重构，把一切都纳入到话语中来，然后根据多元决定的立场，通过把要素重构为因素以建构一种策略性的必然性链接实现话语领导权，依托这种偶然性推论性的同时又有必然性的领导权重构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可为当代社会科学发展之鉴用。毫无疑问，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并没有丧失它伟大的解释力。后马克思主义研究既说明了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对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的渗透，也证明了自由与平等精神是社会底层民众反抗封建社会体制的力器。

责任编辑：耿旭光

作者简介：张敏，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齐鲁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员（山东济南 250100）。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2016）01—0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