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寇玉英

新疆万年流淌的开都河畔，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焉耆。1954年3月，她成为了新疆境内唯一的回族自治县。流水悠悠，回眸艰辛与创举，见证了焉耆回族的英雄情结;流水清清，荡漾起声与色的韵律，飘逸出焉耆回族生命的华彩与灿烂;流水柔柔，点染开情感的温和，播撒下焉耆回族爱的春露;流水蓬蓬，激扬着力与美的交响，迸发出焉耆回族灵魂的坚韧……

谈到焉耆回族的来源，据《焉耆县志》记载，最早来到焉耆的回族大约在清康熙、乾隆年间。

那时，朝廷派兵屯驻巴里坤、哈密、吐鲁番，多次出兵平叛准噶尔，屯兵中有部分陕甘回族兵丁，还有随军差役及赶车吆驴运输器械、粮秣的陕甘回民以及做生意的回民小商贩，他们拖儿带女先来到北疆，以后流落到焉耆这块地方。由于开都河水源充足，河两岸土地肥沃，牧草遍地，牛羊成群，是生活致富的好地方，人们便定居了下来。据1994年出版的《焉耆回民》一书记载：七十五岁的回民马俊说，他的爷爷在世时，给子孙们讲了全家迁往焉耆的情况。在北疆听到当时人们讲焉耆多么富庶之后，便举家来到此地。看到平地上流淌着一大河清冽冽的水，城四周是割不完的柴草，庄稼地边有毡房，杂草丛中放牛羊，真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一家人就住下了。如今，他家迁往焉耆已经是第七代了。

焉耆已故的回族民间学者苏效泉老人留下的遗稿里记载：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七月，新疆南部的七和卓叛乱，清军辎重被开都河所阻。为了使大军尽快过河，清政府命令陕甘总督从所属临潭、临洮、固原征调四百多名回族造船工、渡羊皮筏子的船夫到焉耆造船扎筏。这批回族人到焉耆后，夜以继日造船扎筏，运送军队、辎重武器、马匹粮草过河。南疆叛军平定之后，清政府为了确保开都河上交通畅通，鼓励这批军工留住焉耆，并拨款将这些回族人的家眷从三地搬迁到焉耆落户。为了表彰船工所立的功绩，清政府批准这批回族人在焉耆“务农不纳粮，经商不上税”。

清咸丰七年（1857年），南疆倭里罕和卓再次叛乱，烽火又燃起，焉耆回族船工在这次渡运大军过河时，做到速度快、无事故，得到清政府嘉奖。由此可见，焉耆回族先辈为祖国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焉耆交通局原局长马学智老人说自己是固原船工的第七辈后人，加上自己的儿孙，在焉耆已经是第九代人了。他听老人转述，当时祖上来了弟兄三个，都是摆渡的船工。以后，局势稳定，不需要大批的船工了，后人有的做生意，有的种地，有的学了手艺。自己的父亲二十多岁就是有名的鞋匠，提起鞋匠麻乃子，焉耆人家喻户晓。

另两支大批的回民迁居焉耆，是和清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分治政策，残杀镇压西北回族起义分不开的。

清光绪三年（1877年），陕甘回民起义终遭失败，在清兵追击下，溃军通过焉耆西撤。清军在轮台击溃白彦虎的后尾部队，把截来的陕西回族安置在焉耆。左宗棠请示清廷设立抚揖善后局，资助这些人在此地定居生活，这是来焉耆的陕西回民。据五号渠一队七十五岁的马吉祥老人回忆，他父亲讲，他们祖上是陕西咸阳人，爷爷辈的人跟白彦虎一路走来，打散后，一部分老弱病残留在焉耆了，一部分跟随白彦虎走了沙俄。那些到沙俄的陕西人中有些退到伊犁扎根了。爷爷讲，当时的官府还从关内招募回民数百户，资助耕牛、农具、种子及生活物资，让其定居。那时候，只要从开都河的龙口挖个口子，把水引进来，就能开地种粮。老一辈喜欢说开龙口的故事：他们用木头修筑了龙口，把水引到地里了。那时不像现在挖渠有规划图，是挖半截，先开地。这块地务习（侍弄）好了，再挖一截渠，开一块地。所以，最早的渠都是弯弯曲曲的。当时焉耆周围是土尔扈特及和硕特蒙古牧地，牧区缺乏日用品，一件很普通的小日用品就可换到一只山羊。由于商贩收益较多，不少回族人从了商。

焉耆第三批回族是青海河湟回族起义失败后，1903年被清廷安抚在焉耆的。据史料记载：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阴历二月，起义军余部由马骥、刘四伏带领转战于青海柴达木和河西等地，取道青海柴达木，沿野马山南麓西退，到昌马儿山。义军在同追杀的清兵激战中，首领马骥负伤殉难，人马伤亡惨重，幸存者只剩千来人，由刘四伏带领忍辱接受“招抚”。不久，刘四伏一行数人，被押解到红庙子（迪化，今乌鲁木齐）遭酷刑杀害，刘四伏的首级被送北京高悬示众。

这次被安抚的有数千人。这批人员先被安置在尉犁蒲昌一带，后转移铁干里克，并将尉犁命名为新平县。因该地当时沙荒遍地，人烟稀少，年年歉收，人们生活困苦，不多几年，部分人逃走。据老人们传说，为了能离开这个恶劣的环境，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来年的春天，整好地之后，先把种子放在木盆中泡出一点点芽来，再放在炕上加热，使胚芽枯萎，然后播到地里，一个月之后，地里不见一棵苗。抚民们即向焉耆府呈报“下了种不出苗”之事。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焉耆知府刘嘉德将他们迁到开都河南岸水草肥美的马场台（原是官办养马草场），并将此地命名为“抚回庄”。当时有四千七百多人，垦荒数万亩。随后关内来焉耆谋生的回民也陆续来此落户。现在开都河南岸永宁镇的西宁回民，就是这部分人的后裔。

民国十七年（1928年），甘肃固原地区回族新老教派发生矛盾，有些人流入焉耆定居。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随马仲英入疆的回族官兵，部分留居在焉耆。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甘肃固原发生大地震，有不少固原回民来焉耆寻亲落户。国民党军队入疆后，有不少开小差和被裁减的回民官兵也在焉耆落户。新中国成立后，更有不少甘肃、陕西、青海和宁夏的回民寻亲访友，来此落户。

目前，三万余回族居住在焉耆，比较集中的是焉耆镇、永宁镇、北大渠乡、五号渠乡，他们过着祥和安定的生活。

早在清乾隆时期，来焉耆定居的回族人口多来自陕西、甘肃、青海等地，随着他们的迁入也带来了他们信奉的各种教派。这些教派中主要有格迪目、哲合忍耶。人们一般称格迪目为“大坊”，称哲合忍耶为“小坊”。当时因为人数不多，为礼拜方便，陆续来的陕西回族以格迪目教派为主，便在今老坊寺的地方搭盖简陋的哨麻。1784年，焉耆建起了哲合忍耶第一座清真寺——东大寺。原址位于古焉耆城犁铧尖子（今金博华府步行街），由当时为数不多的本寺哲合忍耶穆斯林捐资修建，原寺为土木结构。后来逐渐有回族军丁流落焉耆，从北疆、哈密一带也迁来一些回民，由于人数增多，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在原建哨麻之地改建老坊寺。后来，人们从老坊寺遗址中挖掘出的教坊石碑，上刻有“嘉庆丙子仲夏谷旦吉立”字样。

清道光末年（1847年）七月，清政府调兵平定倭里罕和卓之乱时，征调甘肃临潭、固原两地大批回族船工，到焉耆造木船渡运军队，战事平定后安置船工就地落户。为使这些回民在此扎根，于咸丰九年（1859年），清廷拨资敕建清真寺。咸丰帝钦赐寺名“赦建临固清真寺”，即取临潭、固原两地名首字。据老人们讲，当时咸丰帝的诏谕就挂在临固寺的望月楼上。这座清真寺在当时为新疆回族的三大清真寺之一。

清光绪初年，由于白彦虎带兵到焉耆，教民增多，又从陕西老坊寺中分出陕西新寺，并新建联合寺。清光绪末年，安抚在焉耆的和关内迁来的回民越来越多，在原联合寺中相继划出高寺、西河寺、大东方寺、小东方寺，后又陆续分建北寺、西宁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新建中坊寺、上坊寺、下坊寺。

如今，焉耆镇内回族寺有八座，农村的五号渠、北大渠、永宁等乡镇场均有寺坊，全县合计有回族清真寺四十座。

十八世纪中叶，清朝统一新疆后，开始在新疆推行教育。清光绪三年（1877年），清军打败阿古柏之后，新疆又兴学业，在焉耆等处设义塾，礼聘教习。义塾初举之时，一般回民视儿童入学为当差，多避匿不往，富者或雇人以代。为保证义塾教学的正常进行，塾童不但不交学费，还领受学习用品和书籍。尽管如此，回族少年入学者无几，且多半途辍学，少有坚持者。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新疆也开始实行新的学校教育制度，兴办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焉耆回民中的有识之士，如马应星等人倡导众人集资办回民学堂，礼聘汉族秀才任教习，收回族学生十五名，按新颁学校教育制度进行教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这批学生毕业，是焉耆第一批有汉文知识的回族青年，这批人在民国初对地方建设颇有贡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义塾的基础上创办学堂，教学内容方面增添了近现代科学知识，府厅州县皆以兴学成绩作为考核政绩的项目。据《新疆图志》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焉耆知府张铣在库车、焉耆办学堂十六所，教师二十一人，学生三百七十七名，成绩卓著，受到学部奖励。

民国初年，焉耆县开官办公费国民学堂，设在原文庙中，招收回族青年十余人为一班，由回族学人赵发龙任教。学校供给学生伙食、冬夏衣服及外出礼服、课本、笔墨纸砚，每月还发给每个学生少量现洋零用钱;学生列队出校活动则配有洋鼓洋号伴奏，很是风光。这是焉耆官办新教育的开始，也是回族青少年接受国民教育的开始。

已归真的沈敬修、苏效泉、白文元、索秀文在民国时期被誉为“焉耆四大才子”，也是当时“新疆十大杰出青年”。他们中的沈敬修老人曾任国民党时期若羌县县长，后随军起义。苏效泉老人曾任国民党焉耆专区党部书记长。1948年，年仅二十四岁的苏效泉被推选为国民代表大会代表，赴南京参加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代表大会。会上，先生奋力疾呼，并联名百余名少数民族代表提案，争求回族应有的合法权利，此举曾引起大会和新闻界的轰动。沈敬修老人在《漫话焉耆近代文化教育》中，对焉耆近代文化教育作了详尽的描述：清朝末年，焉耆城内成立了一所官办公费学堂，人们称它为高等学校，由赵发龙（西宁回族）等人执教。这所学堂的学生享有特殊待遇，按规定免费给学生发校服，因此学生显得较为神气，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这所学堂中的学生是洋学生。与此同时，在开都河南（抚回庄）也成立了一所学堂。这两所学校于1932年因新疆兵乱而相继停办。

1934年，永宁乡也办起了仅有两个班级的“河南小学”，动员了六十多名回族儿童入学，由柯成才（回族）任校长。

1934年，焉耆成立了三所区立国民小学：一校、二校位置在开都河北岸;一校招收汉、回族学生，二校招收维吾尔族学生，三校设置在开都河南岸，历任校长有：李兆星（回族）、杨文邦、汪国平、李建永、沈敬修（回族）、张晋文。为了便于统一管理，焉耆行署内设立了教育科。

从1939年初始，焉耆的教育事业步入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政府明文规定：每家有两个子女的必须送一个上学念书。实行了这些措施后，学生的人数急剧增加：区一校达到十二个班，男女学生八百多名;区二校十二个班，在校学生达六百多名;区三校学生超过五百名;河南抚回庄小学的男女学生也接近六百名，加上师范学校的一百二十名，在校学生共达二千六百人，比之前增加了六至七倍。

苏效泉于1924年8月8日出生，1938年进入当时由共产党人创办的焉耆区简易师范学校读书。从他撰写的《怀念良师曹克屈先生》一文中，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焉耆文化教育事业达到了鼎盛时期：“记得那是1938年，我就读于新疆‘省立焉耆师范学校。大约是四月份的光景，一天，我们的校长何世俊，领来了一位身体结实中等个头的人。到了我们的教室里，我们行完起立礼，校长给我们介绍这位陌生人，他姓曹，是焉耆行政长公署的教育科长，说是给我们讲授‘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的教育学的。这一门课程对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孩子们来说，既陌生，又新鲜，我们倾注了全部精力，听完了他的第一课。他讲课声音洪亮，铿锵有力，娓娓动听，入情入理。打这以后，我们全班同学听曹老师的教育学课，像新疆人吃手抓羊肉一样的浓香可口。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和曹老师的感情与日俱增，他和蔼可亲的形象铭刻在我们的脑海中，他像母亲一样慈祥，我们全班同学暗地里给老师送了一个外号，叫‘妈妈老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关内的救亡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在曹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学校的学生经常到大街小巷演唱抗战歌曲、宣传抗战救亡图存的抗日主张，还给我们排了很多小型的街头活报剧宣传抗日。有一次我们演了一幕《抗日根据地老百姓捉汉奸》的节目，观看的群众群情激怒，咬牙切齿。当演到捉拿汉奸时，群众中很多人愤然跳进我们用红线绳圈起的舞台里和演员一起捉汉奸。此情此景使我们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新疆经济地理》载：隋代焉耆年产马十万匹，养骆驼上万峰。更兼焉耆汉代就是丝绸之路北道的重镇，特别是有开都河阻隔大道，来往商旅行人必须在焉耆驻足。因此，商业也较发达。到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焉耆有一千三百七十七户人，其中八十余户从事农牧业，城镇近郊有一百余户回民开垦了耕地，从事农业生产，有的兼营牧业。城镇经营商业和手工业的有五百余户，其中回民约占一半，大多经营小吃和各种手工业，尤以磨（碾）坊业最为兴旺。那时陕西来的回民住陕西巷，多开磨坊，故这里当时又叫磨坊巷。开碾坊的回民多住现在的解放路，当时叫碾坊巷子。到清咸丰年间，城乡碾磨坊户约百家，每年给官府、驻军、城镇居民和土尔扈特、和硕特两蒙部牧民承磨近二百万斤面粉。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仅磨坊户已达二百户。1949年磨坊户发展到四百七十户，从业者基本上全是回民，全年加工面粉量达一千万斤以上。

除开设碾磨坊外，有打造铁制小农具镰刀、铧头、锄、马掌、挽具铁件、刀剪等的，还有利用当地丰富的牧业资源从事皮革制作的。清咸丰初年就有两三家回民皮匠，采用土法将牛皮浸泡在硝水中约十天左右取出，刮去毛，再将去毛的皮子置于放了牛羊油的锅里，加热令其浸透油渍，就制成柔软的油皮，是制作车马挽具的主要材料。

光绪六年（1880年）以后，定居焉耆的回民中有几户懂得制作靴鞋面皮和底皮的，如皮匠胡赛子的祖父、皮匠素福尔的先辈和皮匠九娃等开设皮坊，经营很是兴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之后，又迁来了青海回民，其中也有皮匠、靴鞋匠，他们在开都河南北两岸开设了皮匠铺，制作皮朝靴（长筒加厚底软皮靴），深受蒙民喜欢。

随着焉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约在清光绪五年（1879年）前后开设了银楼，回民刘进才兄弟在银楼学徒出师后，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开设了复兴银楼，生意很是兴隆。其后，刘进才的儿子、女婿、外孙也都承袭了此业，他的徒弟王成礼、何生福艺成后自行开业。另外还有马俊、长寿阿訇、马振杰、吾什子等二十余人在民国时期开设了银匠铺。银匠主要是制作金银首饰，他们既承制来料加工，也自炼沙金成型加工首饰，自行出售。焉耆的回民银匠制作金银首饰独具匠心，制品精美。手镯上镂上栩栩如生的龙形花纹或者应客户要求镌上“富”、“寿”等字样，小小的牙签上也雕上龙凤呈祥图纹，有一种耳坠金银丝链上垂吊几枚玲珑别致的小铃铛，十分奇巧。

焉耆回民的另一个行业是木工业。清光绪年间永宁乡的马生福、王木匠都是一代名匠，擅长雕花，寺庙、商店、住宅的廊廓飞檐、梁柱、橡头、拉纤板都不乏他们的手艺。在大的工程中，他们以“掌尺”（相当于工程师）身份，精于设计，严于施工。过去的建筑物讲究立木框架，立木框架的组合全用铆榫，不用一枚铁钉，框架仍严丝合缝，坚固周正。他们不仅在焉耆县内施工，还被礼聘到外地施工，如夏拉苏木的喇嘛庙、巴伦台黄庙、和静的汗王府修建，他们都被请去过。另外，有的木匠还兼画匠，他们在所制的家具上画上人们喜爱的花卉、虫鸟，在建筑物的梁柱上绘上各种图案，有名的西宁邢画匠在焉耆两代袭业，受人赞誉。

除上述各业外，住地回民还依据焉耆盛产粮粟豆类的优势开发了制糖、制粉、酿造各业。

早在清同治年间，回民马俊德就开设糖坊。到清光绪年间又有西买阿吉、苏嘉成开办糖坊。民国年间继杨文智之后又有七八家糖坊相继开业。他们制糖的原料是小黄米和其他谷米，先熬成糖稀，再制作各种食糖，本地叫糖瓜子，品种有：白糖瓜子、芝麻板糖、黄豆板糖、核桃、葡萄粘糖。这些糖味道香甜，儿童成人都喜欢吃。两蒙部王府、喇嘛庙、牧民均在焉耆采购这种食糖。到1943年，年产量达九万余斤，还供不应求。

清同治元年（1862年），焉耆只有三家粉坊，到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随白彦虎来新疆的部分回民定居焉耆，其中有制粉的匠人，相继开设十五六家粉坊，大多集中在当时的柳树巷子（现在的和平路）。他们制作的粉块、粉面和干粉条，除供应本地外，还远销托克逊、哈密和南疆各县。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回民在柳树巷开设的粉坊已发展到十八家。农村的北大渠的马泰、纳新全，五号渠的鸳鸯胡子、买胡尔、安家、李家也都先后开设粉坊。1943年统计，焉耆年产粉条达二百二十万斤，质量上乘，名冠全疆。

回民喜欢吃醋，凡有回民的地方就有酿醋业。清乾隆时早来的回民就开始了酿醋，但多是自给性的家酿。嘉庆年间始有两三家开醋坊兼制酱。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焉耆回民财主马琳从迪化（今乌鲁木齐）请来糕点、酿造师傅马元，在焉耆开设较大型的制糕点、酿造醋酱的复合型大作坊。马元收徒和雇工八九人，亲自操作，带徒授艺，耐心指导工人制作各种糕点和醋酱。经过几年辛苦创业、精心经营，生意蒸蒸日上，买下了房产，修建了元盛斋铺面和带阁楼的住宅，内设糕点和醋酱加工作坊，常年雇佣固定工十五名，临近年节期，临时雇工达三十名。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元盛斋的生意发展到最盛期，年产南式各种糕点四万斤、醋酱六十万斤，产品不仅供应本地，而且远销库车、阿克苏、喀什等南疆各地。从光绪十七年（1891年）起到民国初，南疆各县官府、富绅所需糕点，均从焉耆采购，元盛斋每年雇工制作装糕点的木箱达千只以上。

元盛斋的崛起，开创焉耆回民食品业的新局面。马明德、柯成仁、李鹤林、马镇江、喇买孜、陈学礼、马乾铬、米焕章等十几家相继开设了醋酱、糕点制作作坊和销售店铺。

在手工业发展的同时，焉耆的商贸运输业也在不断发展中。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焉耆回民马龙有大小牲畜数千头、骆驼二百峰。其家的驼队常年穿行于天山南北，甚至远至包头、天津承运商货，年运费收入银五六千两。此外有金顺魁、胡娃、杨进才、里娃社头、呼儿旦乡约等都是资产万贯的商运业大户;还有白玉璋、苏阿吉、杨阿吉、马德阿吉、鲜登科、马元、马福林的爷爷等都是商运业巨富。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马琳请省发银票承领开办官钱局，使官票通行府属各处，便利了民众，理顺了流通渠道。后因马琳不洽物议，屡滋讼端，焉耆府又择派承包统税和牲税的白玉璋协同马琳一并承办官钱局。民国初又有哈娃老总、高阿吉、苏万林、铁乡彩、木萨先生、冶、刘、罗、童、沈等近二十家发家户。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遭马仲英变乱，焉耆有相当一部分回民，特别是有钱人多跟马仲英军队涌向南疆，经几年奔波，乱事平定后陆续返回。他们在仓促退走中遗弃的可动财产均被散兵等发了洋财，所带走的金银钱财也都耗尽。以后又经惨淡经营，逐渐恢复生产。

那时在本地回民中有谚语说：“焉耆回回三大行，蒸馍、凉面、芝麻糖”，更多的是“跑街巷、贩牛羊、买皮毛、当牙行、串货郎、跑小商、开食堂”，聊以糊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焉耆回族自治县各类个体经营户如雨后春笋般逐年增长，如今，焉耆打造“美食名城”、“商贸重镇”两张城市文化名片，焉耆回族承担着挑大梁的重任。

焉耆回族花儿主要分布在焉耆镇、永宁镇、北大渠乡、五号渠乡等地。回族人口约占本县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焉耆县的花儿呈现出流派众多、风格迥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局面。

流传于焉耆的回族民间歌曲主要有三大类：一是从青海、甘肃、宁夏等地传入的回族花儿;二是流传于陕西等省区的民间歌曲及眉户剧、碗碗腔等。焉耆回民继承了其优秀的部分，又有了新的发展，融进了与回族有关的内容;三是流传西北各省、区的一些宴席曲。这些回族民歌传入焉耆后，又经过数百年的传唱和再创造，融进了焉耆特有的一些内容和形式，形成了具有焉耆回族风格的民间歌曲。

焉耆花儿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属于河湟花儿的体系。除了具备河湟花儿所共有的一些美学特征（如花儿的格律、押韵、调式、节奏等）之外，又融进了东乡、保安花儿的一些色调。在曲令方面除河州三令、白牡丹令、脚户令等外，还有唱东乡花儿的尕马儿令、大眼睛令的，就是河州大令、清水令、憨肉肉令等在焉耆也都有变异调。焉耆花儿歌词中常出现开都河、霍拉山、马莲滩、博斯腾湖等山水名、地名和鱼娃儿、大雁、莲、芨芨、马儿等物产名，在花儿中呈现出地方特点。

焉耆花儿的漫唱者，大多是清代河湟起义军后裔，他们所唱的花儿所表现的思想主题和先辈的苦难生活相一致，无不打有时代的烙印。新中国成立前，焉耆回民饱受生活中的重重苦难，感情上的压抑和生活上的愁苦使表达情感的花儿也带有较大的跌宕起伏、凄凉悲怆。如今的焉耆花儿高亢悠扬，已全然没有了凄凉，充满了喜庆之色。

近年来，焉耆县高度重视花儿艺术品牌的培育和发展。2007年，焉耆花儿成功申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8年成功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焉耆花儿传承人、俗称“花儿王”的马生龙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命名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新疆花儿传承人，他自小喜爱唱回民花儿歌曲，以原声态的唱法唱花儿。他演唱的歌曲种类很多，可以演唱一百多首花儿歌曲，得过多项大奖，还曾赴哈萨克斯坦等国演出，荣获个人演唱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