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李进祥

我们家打院墙的时候，我只有两岁多。

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年龄，年龄是以后推算出来的。父亲后来说，我家打院墙是“一打三反”那一年。经过查证，那是1970年。我生于1968年，的确只有两岁多。

父亲那时候当民办教师，是村上为数不多的识字的人，被安排给革命群众念文件。文件上说的是要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父亲没怎么担心。不久，风向有点变，学校墙上刷出“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的标语，父亲就有些担心了。父亲主要是担心爷爷。爷爷本来当公社书记，在我出生那一年给打倒了，回到老家来。最初还隔三岔五地被抓去批斗一回，慢慢地，他们就忘了，不再来抓爷爷。爷爷就在家里种地。爷爷本来是农民，庄稼活啥都会干。种地就种地，爷爷没怎么在意，苦点累点没关系，只要不抓去批斗蹲牛棚就行。“一打三反”的时候，翻陈年旧账，他们又记起了爷爷，来了些人，把爷爷抓去了。这一次，他们不光是批斗，还准备好要给他判刑。爷爷暂时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门给锁上了，还派了一个人看守着。爷爷害怕坐牢，就想办法逃跑，可门窗都关得死死的，根本出不去。爷爷没办法了，只能蜷在黑屋子里等着。到半夜的时候，看守的人却打开门，叫爷爷快跑。爷爷问他为啥要救自己，他说爷爷救过他一家人的命。爷爷说他不认识那个人，也想不起咋救过他们一家人。当时惶急，连那人的名字都没问。那个人催他快跑，他就连夜跑回家里来。跑回来，但没敢在家里待，给家里人说了一声，就跑到后山藏起来了。后山里有山洞，还有放羊人挖的小窑洞，爷爷就藏在那些山洞窑洞里。第二天一早，就来了些人抓爷爷，家里没找到，村子里没找到，到山上也没找到，才悻悻地走了。他们找不到，三爷却能找到。三爷是村上的羊把式，放了半辈子的羊，熟悉山上每一个沟沟洼洼，知道每一个山洞窑洞。三爷一边放羊，一边给爷爷带去些吃的喝的。爷爷在后山躲藏了几个月，一家人都担惊害怕。我那时候还不知道爷爷的事，不知道害怕，也不知道家里人的害怕。

父亲张罗着打院墙，可能也是因为害怕。

打墙砌院子，一般都选择秋后农闲的时候。粮食收了，人肚子吃饱了，才能干重活。再说了，我们那里春夏干旱，秋后雨水还多些，土泡湿了，才能打墙。父亲却选在豆角成熟的时候打墙，很明显是有点着急。

豆角成熟一般是6月，比麦子早成熟一个月。那年月缺粮，人都饿肚子。尤其是麦子成熟前的一个月，最缺粮，正是所谓青黄不接的时候。去年的陈粮吃光了，今年的粮食还没熟。眼看着麦子拔节抽穗了，但还是一包汁水，没有籽粒，吃不到嘴里。好多人家都已经断了粮，靠野菜填肚子。人都熬乏了、熬瘦了，有些老人挺不住，就是在这个时候倒下的。因此，豆子虽是粗粮，但早熟一个月就非常重要，是救命的粮食。豆角熟了，麦子还没熟，那是一段农闲时间，也能打墙砌院子。最关键的是，豆子熟了，人吃饱了，才能干动活。

我们那里的豆子主要是麻豌豆，圆粒、绿皮、带黑点的那种。麻豌豆不挑地，薄地、旱地都能种。春分时节播下种子，稍有点墒情就能发芽长叶。长到五六寸高时，就开始扯蔓。豆蔓不是贴在地上，而是向上长。纤细的豆蔓探头探脑地扯出齐膝高。蔓上开黄花，花的样子像小贝壳，半开半闭的，里面吐出一个绿色的小豆角。豆角很快就长长了，肚子鼓起来了。这时候已经能吃了，连豆角带豆粒一起吃，有点甜，还有点奶香味，很好吃，就是不抗饿。人边吃着，豆角边长着，越长越长，慢慢变老了。里面的豆粒也越长越大，慢慢变硬了。这时候的豆子已经能抗饿，但这时候的豆子变苦了，生吃不行，需要煮熟了才能吃。父亲母亲叔叔婶娘还有村里来帮忙的一些人在打院墙时，我就端着半碗煮熟的豆角在院子里吃。

我们家的院子本来只有一面土墙，两个土箍窑。其他三面没有墙，院子敞开着。那年月家里穷，院子里没啥东西，不怕丢，很多人家院子都没有围墙。我们家也一样，没有啥东西需要围墙保护。父亲给村里人说，打墙是怕家里的羊和鸡跑丢了。

我们家确实有三四只羊、五六只鸡。那年头，养多了不行，只能少养几只。少了，就显得珍贵。尤其是，羊剪了羊毛，能换点钱，下了羊羔，也能换点钱。鸡下了蛋，能换盐换火柴换布头。因此，都把羊和鸡看得很重，跑丢了就是损失。羊一般老实些，不乱跑，白天村上安排人赶到山上去放，晚上回来就安静地待在羊圈里。鸡要野一些，公鸡带着母鸡到处乱跑，跑到村头上、田地里找虫子、找草吃，有时候干脆出去闲逛。跑得远了，它们就忘了回家的路，或者是就想自由自在地跑，不想回来了。想是那样想，可它们不会飞，也跑不太远。母亲看到鸡有一阵子不见了，就到村头上、田地里去找，一会儿就把它们找回来了。

鸡跑丢了，能找回来，要是给野狐子抓去了，就找不回来了。那些年，山里还有野狐子。天旱，野狐子也吃不饱，饿了，就半夜里跑下山来偷鸡吃。野狐子来偷鸡，院墙根本挡不住，它随便就能翻过来，把鸡咬死叼走了。它不光是吃鸡，要是谁家的娃娃不听话，野狐子也吃呢。母亲常拿野狐子吓唬我，你吃饭不吃饭，不吃饭野狐子就来了。你睡觉不睡觉，不睡觉野狐子就来了。你回家不回家，不回家野狐子就来了。我就觉得，野狐子是个吃人的大怪物。也许是我还算听话，野狐子一直没有吃我，但我们家的鸡确实被野狐子咬了。我家一只大公鸡给咬掉了上面鲜红的冠子，只剩下一小片，在额头那里耷拉着。大公鸡太大了，野狐子也许是饿乏了，没能咬死它。它活下来了，还昂着头，晃着一小片冠子，领着一群母鸡，到处乱跑。一只母鸡给咬破了嗉子，嗉子里吃进去的粮食虫子草叶子都出来了。母亲用针线缝上了，那只鸡竟也活了下来，和其他的鸡一样地吃食下蛋。

我在院子里吃豆角的时候，秃头公鸡领着一群母鸡就在院子里。它们先是围着我咕咕叫着，头一晃一晃地探看着我碗里的豆角。我给了它们几个豆角吃了，它们还不想走开，围着我打转转，等着我再给他们豆角。有一只鸡欺负我小，直接把嘴伸进我的碗里来叨。我赶紧护住碗口，把它们赶开了。它们不情愿地散开去，在院子里找草叶、虫子吃。打墙的土坑里不时地挖出虫子来，一群鸡就扑过去抢着吃。吃上虫子的，高兴地咯咯哒哒地叫;吃不上虫子的，也生气地咯咯哒哒地叫。鸡不会多说话，就会咯咯哒哒地叫。打墙的那些人会说话，一边干活，一边说笑，一会儿就是一阵笑声。我听不懂他们说些啥，也不知道他们笑些啥。

最能说笑话的是个叫野狐子的人。他身材瘦小，却长着一脸黄黄的毛胡子，模样长得像野狐子。他的眼珠子也像野狐子，黄黄的、亮亮的，看着怪拉拉的。但他的脸上、眼睛里一直笑眯眯的，不像吃鸡吃娃娃的野狐子。

他是打墙的把式。打土墙也是个技术活，不是谁都会打的。弄不好，墙就塌了，或者是错了方向，歪歪扭扭的，几面墙打到最后，合不拢了。勉强打成个院子，过不了几年就垮塌了。好的把式打出的土墙，走向端、墙体直、院子方方正正，几十年风吹不倒，雨打不垮，能传几代人呢。住人传家的院子，当然不敢马虎了，要请好的打墙把式才行。

打土墙的工具却很简单，就是几根椽子、几根绳子、几把杵子。七八根椽子绑成个木筏样，一头宽，一头窄。大头朝下，小头朝上栽起来，就是打墙的码头。还有八根椽子，一边四根，倚在码头两边，用绳子绑成个槽，充当模型板。里面填上湿土，用脚踩平了，又用圆头杵子筑瓷实了。筑起一层，把下面的椽子换上一层。一层一层筑上去，就成了下宽上窄的土墙，下面的墙基有一米多，上面的墙头也就五六寸。土墙上面拍打出个拱形的墙头，好看、利水。

我当时并不懂这些。我只是看着铁锨上上下下地抡着，椽子上上下下地换着，野狐子轻快地爬上爬下，绑椽子，看方向。土墙一会儿高了，一堵墙打成了，野狐子就蹲在墙顶上拍墙头。他拍打好一截，兔子样向后跳一下，再拍一截。他蹲在高高的墙头上，一边拍墙头，一边还不时地跟下面的人说笑话。我听不懂他说的笑话，但下面的人能听懂。下面的人刚歇缓下来，听了他的笑话，一个个身子笑软了，瘫坐在湿土上。野狐子也笑得胡子一颤一颤的。我担心他的身子要是笑软了，那就麻烦了，会从墙上掉下来。但他的身子却很稳当，还是那样拍好一截，向后一跳，拍好一截，再向后一跳。墙头拍好了，他有时还站起来在墙头上走走，好像是试试墙头拍得瓷实不瓷实，或者是显摆他能在墙头上走。我正担心他咋下来，他却轻轻一跃，还没看清，已经在墙下了。这大概才是叫他野狐子的真正原因。我后来听说，他们家世代都是打土墙的把式，到他这一代，正赶上世道乱，被抓去当了土匪。土匪看上他的，就是他上山下沟就像野狐子一样利索，翻墙上房也像野狐子一样轻巧。土匪让他翻墙过去，把大门打开，土匪们就能轻轻松松进去打劫了。解放后，土匪被剿灭了，枪毙的枪毙，坐牢的坐牢。他因为是被抓上山的，没有太多的恶迹，又没有人命，就给放回来了。回来后，他还是当他的打墙把式。他有满肚子的笑话，常常是一边干活，一边说笑话，逗得人们大笑，叫人忘了饥饿，忘了疲乏。人们也早忘了他曾经当过土匪的事。

想不到的是，给我们家打完墙不久，他当土匪的事，被人检举出来了。检举的人还说，他过去翻墙给土匪当帮凶，解放后老毛病不改，还爱翻人家的墙头。他翻别人家的墙，不是偷东西，而是偷人，偷女人。土匪加上偷女人，他就给打成反革命，判了刑，坐牢去了。直到1979年，我到公社上初中了，他才又回到村里。坐牢不到十年时间，他完全变了个样子，腰弯了，身材更瘦小，黄胡子变成了白胡子，眼珠子也浑浊了，像遮了一层云翳。见了人眼光躲躲闪闪的，一句话都不说，真像是个老野狐子，只是他的脚步变得很迟缓，走路也不稳当，没有野狐子的样子了。他一辈子没有结婚，没儿没女的，把老院子收拾了，一个人孤孤地住在里面。星期天放学回家，有时候就能碰见他，拄着根短木棍，慢慢地走着，和谁也不说话。我就想起他给我们家打墙时，说笑话的神情和从墙上跃上跳下轻捷的样子。

他跳下一堵墙，就算是打完了一堵墙。墙一堵堵地打成了，野狐子跳下最后一堵墙，院子完全合拢了。打墙的人在外面歇缓下来，高兴地跟野狐子说笑话，却忘了把我留在院子里了。

我最初也没有注意到院墙完全合拢了，我正在专心地种豆子。

煮熟的豆角冷了，不好吃了，我也吃饱了。我就把豆粒剥出来，一个一个地埋进土里。我当时的行为大概是模仿大人们播种，农家孩子从小就看见大人播种，自然就有了那样的行为。但我还觉得，播种是孩子的本能。在孩子们的心里，所有的东西都能生长;种下一颗糖果，就能长出满树的包着花纸的糖来;种下一个铁钉，也能长出一棵铁树的。我种下那些煮熟的豆粒，也希望它们能发芽、长叶、扯蔓，结出新的豆角来。我盯着看了半天，不见有新芽出来，也听不见它们发芽的声音。

我抬起头来时，却看到四面都是高墙，人一个都不见了，连那一群鸡也不见了。那些鸡看着呆头呆脑的，实际上心里啥都知道。它们也怕被圈在院子里，在最后一堵墙打起来之前，都跑出去了，只留下我一个。周围忽然变得非常安静，我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四面的高墙。北边的墙是黄色的，那是前年就打好的墙，土已经干了，斜斜的有一道光照着，更显出一种金黄来。东面的墙是前几天打的，也已经半干了，上半截墙上有阳光，显得亮些，下半截墙要暗一些。南面的墙照不上光，一堵墙比一堵墙暗，到西面，湿黑湿黑的。太阳被挡在西墙外面了，只有墙头上是光亮的。墙头上出现了一只猫，一只大黄猫。不知是谁家的猫，我不认识它，它也不认识我。它看着我的眼光很陌生。它在西墙头上慢慢地往南走，太阳光把它的毛照得透亮，毛稍子就像给烧着了，火苗一闪一闪的。它也许是被烧疼了，弓起腰，扭过头看着空空的院子。它大概是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就顺着墙爬下来，慢慢地向我走过来。我最初以为它是来跟我玩的，或者是来带我出去的。很快我就发现，它心里有了另外的想法，它把我当成了一只大老鼠，想要抓住我。它蹑手蹑脚地往我跟前走，快到我跟前时，它蹲下身子，像是要扑向我。它的眼睛里闪着红黄的光。我好像被它的眼光罩住了，哭也不敢哭，叫也不敢叫，就那样眼睁睁等着它扑过来。它冲着我喵呜地大叫了一声。它显得非常大，叫声也非常大，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猫，也没听过那么大的猫叫声。我害怕了，惊叫了一声。肯定是惊叫了一声，大黄猫也似乎听到了我的叫声，定定地看着我。突然，墙外面响起一阵笑声，它被啥吓着了，转过头去，四下望了望，又回头看了我一眼，不情愿地走到南墙拐角处，纵身一跃，就上了墙头。他在墙头上蹲了一会儿，心有不甘地又回头看了我一眼，才拉长了身子，伸了个长长的懒腰。墙头上有光，它身上又是一身火苗。突然，它跳下墙头，不见了。

院子里只剩下我了，还有四面的高墙。

四面的高墙越来越高，越来越黑，也越来越向我压过来。我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惧。四方形的，不断挤压过来。那应该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恐惧，它的形状、它的模样，在我心里留下很重的阴影。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想起那天的情景，四面高墙就会向我压过来，浑身就冷汗直冒。有好多次在梦里，梦见了相同的情景，四面高墙向我压过来，我哭不出来，也叫不出来，只是使劲地挣扎。挣扎醒来，身上、被子上就全湿透了。我坐在床上，身心还被恐惧紧抓着。

即使在白天，身处四面高墙之中，我也不由得会害怕。

我的一个亲戚犯了法，关押在监狱里。监狱是过去的一个大堡子改成的——真奇怪，好多地方的监狱都是过去的大堡子改建的——我去看望他。一个警察带着我走进堡子，叫我坐在一间小的会客室等着。警察进去带我的亲戚了，剩下我一个人坐在那里。那种感觉突然就出现了，我感到浑身被抽紧了。警察带着穿囚服的亲戚进来了。警察是托人打过招呼的，对着我笑着。亲戚见了我，也冲我笑着。他们走到我身边，我却站不起来了。心里、身体里面一片冰凉，但外面却发热，头上在冒汗，身上在冒汗，脑子里一片空白，手脚不听使唤。我坐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快要窒息了。警察看我不对劲，过来扶住我，问我怎么了。我还是说不出话来，喘不上气。警察没办法，把我扶出了大堡子，我才喘上气来。

还有一次，是前几年的事。县政协组织了一个警示教育活动，带着政协委员到监狱里去参观。我是县政协的常委，也参加了。我想着，这么多年过去了，应该是没啥事了，而且是几十个人一起去的。但刚走进高墙大堡子，我就感觉不舒服。手脚有些发麻，走路有些僵硬。那种感觉一闪一闪地要冒出来，我使劲地抵抗着，硬着头皮往进走。我不知道同行的其他人有没有我一样的感觉，好像是没有，他们只是表情有些严肃，动作并没有异常。他们也没有发现我的异常。走进一个囚室中，一群犯人列队站在那里，齐声高喊“领导好！”喊完了，警察喊出一个犯人，叫他说说自己犯罪的情况。那个犯人是一个高大的汉子，据说是因为偷电犯了法，给判了一年半。偷电也算犯法，还要判刑，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心里有点不舒服。我知道，农村人手头紧，没钱交电费，有些就想办法偷电。偷来的电并不能换成钱，也就是照明做饭取暖，跟偷柴草差不多。但电又不是柴草，捆一捆子放在家里慢慢用。电抓不住，只能在电表上做手脚。有的人把电表箱倒挂起来，据说那样电表跑得慢。有的冒险把电表上的线接反过来，据说电表会反着跑。还有的把电线从电表后面接过去，那样电表就不跑了。鼓捣电表很危险，有人还把命搭上了。而那个人据说经常偷电，累计偷了一千多块钱的电。我不知道一千多是咋算出来的，但折算成钱，就能量刑，他就给判了一年半。这样折算，叫人心惊。

他走出队列，看着一大群人，却说不出话来，他显得很羞愧、很紧张，头上脸上冒出汗来。他的紧张忽然就感染了我，那种感觉又出现了。我嗓子发干，眼前眩晕，耳边嗡嗡地响。一会儿，我眼前一黑，就啥也不知道了。等我醒来的时候，一群人围着我，掐我的人中，喊我的名字。我眼前慢慢地亮了，听到的声音也慢慢清晰了。带队的政协领导忙着给我喂水喝，叫几个警察把我搀扶出来。政协领导安慰我，你大概是中暑了，不要紧。你没吃早点，血糖太低了吧？领导的话语中是慰问的口气，但脸上分明是不解和疑惑。

同去的几个朋友也笑我，你又没贪污受贿的，你怕啥呢？

是呀，我怕啥呢？

现在想想，我的恐惧是从哪里来的？是童年的那次经历吗？好像是，不全是。还应该有更深的原因，对四面高墙的恐惧，应该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对囚禁的恐惧。

两岁多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些。我只知道四面高墙向我越来越紧地挤压过来，我哭不出声，透不过气。我只能等着。等的是啥，我也不知道。

蜜蜂的嗡嗡声在我心里响起来。慢慢地，嗡嗡声响到我耳边，一只金黄的蜜蜂真的出现在我眼前。它并没有像那只猫那样想抓住我，也没想着蜇我。它一点都不理睬我，自顾自地一起一落地飞着，寻找花朵。院子里有零星的野花，红的黄的紫的都有。高墙挡住了阳光，一些花朵黯淡了，一些花朵干脆收拢了。蜜蜂有些犹豫不定，头脑一晃一晃，屁股也一抬一抬的，不知该选哪朵花。它终于选定了一朵粉红的小花。小花即将收拢，只有边沿还透出些粉色。蜜蜂落上去，从粉色的花沿钻进去。蜜蜂钻进去后，小花又合住了。被关在花朵中，蜜蜂着急了，在里面大叫起来，粉红的小花也摇晃起来。摇晃了好一会儿，小花的边沿被撑开了，蜜蜂终于探出头来，头上沾满花粉，接着，身子也一圈一圈蠕出来了，也沾满花粉。它停了叫声，缓了口气，用后腿梳了梳翅膀，扭了扭屁股，嗡一下飞起来了。它大概有点害怕了，不再寻找花朵，而是径直地向墙头上飞去。墙头太高了，它一次没有飞过去，返身绕了一圈，才飞过去了。

我不能像蜜蜂一样飞。我只能等待。

在等待中，我看到西面中间的一堵墙上出现了一个小洞，一个扁扁的小洞。小洞里透进阳光来，是紫红的炫目的光。直直的一束光照在东面的墙上，就像一个月牙儿。月牙儿慢慢地大了，墙上的小洞也变大了。那是在挖门，墙打起来，再挖出个一人高的圆门洞来，省得专门做门楼。

还没等门洞挖好，母亲的声音先从小洞里钻进来。母亲喊着我的经名：穆萨，穆萨，不害怕，妈在呢，妈在呢。母亲后来说，打墙的人劳苦了几天，终于打完了墙，都高兴地歇缓下来。他们忘了我还在院子里。母亲最初也忘了，但她感觉到我还在院子里，母子连心，隔着一道墙，她也感觉到了。她喊我的名字，听不到我的声音，其他人说我可能早就出去了，到哪里耍去了。可母亲认定我还在院子里，催促着赶紧挖门洞。

门洞刚能容一个人钻进来，母亲就钻进来了。门洞在半墙上，母亲只能头朝下栽下来，好在墙根有挖洞淌下来的软土。母亲从土堆里爬起来，向我跑过来，边跑边喊，穆萨，穆萨，不害怕，妈来了，不害怕，妈来了。

母亲抱起我来，抚摸着我的头说，穆萨不害怕，妈在呢。你说话，你给妈笑一个。

我说不出话，也笑不出来。

母亲着急地说，我的娃吓住了。穆萨，害怕了，你哭一声，哭出来，就好了。

我哭不出来。

一会儿，门洞完全挖开了，野狐子跑进来，把我抱过去，一脸的毛胡子刷在我脸上，一对笑眯眯的碎眼睛也瞅着我。其他人也都进来了，逗弄我，围着我闹嚷嚷地说话。

“这个娃娃胆子大，一声都没哭。”

“这娃娃长大了不得。”

他们谁也不知道我内心的恐惧。

（题字、题图：韩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