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

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借鉴了苏联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其固有的局限性，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要求，导致了经济效益低下，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根据我国国情创立并实践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苏联模式进行了超越，有力推动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由于我国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太深，虽历经改革仍不能完全消除苏联模式带来的弊端，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从而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苏联模式；现代化；超越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1-0037-05

苏联建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推行了一整套理念、体制、方法和政策，被称为“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由斯大林构建，因而又称为斯大林模式。简而言之，就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等方面高度集中的体制。在政治上采取高度集权的体制，实行一党制，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国合一；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实行没有广泛民主的集中制；实行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干部等级授职制等[1]。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模式，采用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忽视价值规律，推行计划经济，用行政指令管理经济；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剥夺农民的方式发展工业。在外交上则实行对外扩张的政策。苏联模式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影响尤为深刻。毛泽东曾指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2]。

一、在建国初期，苏联模式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我国在建国前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在长年战乱的影响下，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更无法谈及现代化建设。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相对与欧美国家也是一个不发达的农业国家，封建经济和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未得到充分发展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其国情与中国相似。苏联模式有利于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进行国家建设，并在建立初期就创造了惊人的发展速度：仅用了12年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跨时代飞跃，工业总产值超越英、法、德，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实现了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实现的经济发展目标。同时苏联在教育、科学、文化方面，也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由于我国与苏联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相似的国情，而且苏联模式已在苏联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我国借鉴了苏联模式，并在建国初期的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首先，促进了建国初期工农业的快速增长。我党吸取了苏共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并在“一五”计划期间，全面移植了苏联模式，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3]，从而迅速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立起工业化的物质基础。“一五”期间，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为7.3：1。基本建设总投资额为427.4亿元，其中工业部门占58%，为248.5亿元，工业基本建设资金的88.8%用于制造生产资料的重工业建设[4]204。国家兴建了大批大型重点工业企业，包括第一汽车制造厂、丰满水电站、鞍钢大型轧钢厂和无缝钢管厂等重大项目[5]。这些工厂投产后，工业生产能力大幅提高，1952年现代工业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26.7%，到了1955年上升至42.5%。机器制造业有了较大发展，形成40个制造系统，制造出1900多种重要产品，满足了国家建设一半需要。当时我国已经能生产出电机、火车机车、大型机床、地质钻探机械、现代采煤机械等大型机械设备；从1953至1955年，发电量平均每年增长19%，电力增长速度位居世界第一[4]218。交通运输业发展迅速，武汉长江大桥开始动工，康藏铁路、兰新铁路建成通车，到1957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比“一五”计划之前的1952年增长25%，平均年增长4.5%。1950年至1978年，社会生产总值增长了近20倍，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

其次，借助苏联模式，国家权力高度集中，有利于我国打破国际封锁，打退反革命势力的反扑，从而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建国初期，国民党逃往台湾后却将大批特务留在大陆，妄图东山再起。所有这些活动严重干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甚至威胁到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借助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权，我党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到1953年，共清剿土匪特务武装及投降自新260余万人[4]46，结束了匪患成灾的历史。1950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953年秋结束，一批反革命分子受到镇压。在经济战线上，国民党统治时的恶性通货膨胀仍在持续，不法商人趁机投机交易扰乱经济秩序，尤其在工商业中心的上海，不法金融投机最为猖獗。为给新中国建设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我国开展了打击不法投机资本，稳定经济秩序的斗争。1949年6月，经中央批准，上海市军管委员会查封了证券大楼，逮捕200余投机商，引起社会较大震动，全国粮油市场价格随之回落。1949年11月，中财委在全国范围内调运粮食、煤炭、棉花等紧俏物品，在各地物价暴涨之时，在主要城市里大量抛售这些物品，使物价下跌，同时运用加强税收，控制贷款等方法，使投机商不得不贱卖通过借高利贷囤积的物品，从而稳定了物价，打击了不法商人。我国在建国初期，正是通过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发动举国之力，迅速开展大规模的剿匪斗争、镇压反革命运动、打击不法投机资本，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开创了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

再次，借助苏联模式，我国得到了苏联的极大认同，从而融入了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获得了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量援助，由此加速了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我国的“一五”计划得到了苏联共产党的直接帮助，苏方派来援助中国的专家就有3000余人，我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多达7000余人，实习生5000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苏联提供贷款，并且在选择厂址、供应技术设备、进行技术设计、建筑安装及人员培训、试用投产等各方面都给予了具体而详细的指点和帮助[4]219，为我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外，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也给中国援助了许多项目。

二、 苏联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要求

苏联模式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形成、发展都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在苏联建国初期，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及国内的反革命叛乱此起彼伏，苏联必须用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来应对紧急备战。当时这种模式也同样适合具有相同处境的中国。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苏联模式就暴露出无法引领现代化持续发展的缺点。

首先，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忽视价值规律，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经济效益低下。

我国生产力水平不高，发展很不平衡，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无法适应千差万别的生产力水平，而公有制又缺乏有效的实现形式，这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不能紧密结合[6]，同时中央集权模式导致政府以行政手段管理所有经济生产状况，即企业靠指令性指标得到生产任务，进货渠道及销售均有相应保障，职工的付出与报酬没有必然联系，因而企业也不必为了应对市场而进行成本控制与技术革新。在这种情况下，职工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好企业坏企业一个样，这种企业经营机制必然导致效率危机，使生产者缺乏积极性，企业也缺乏自我发展的内部动力。实行单一计划经济，排斥市场和价值规律的经济体制，既不能使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又将经济政治化，出现企业不以追求利益为目标，反而时时处处注重“计划”这种人为化主观因素的现象，形成经济措施与经济规律相背离的局面，最终导致经济失去活力，变得僵化甚至陷于停滞。

其次，片面发展重工业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超高速工业化欲速则不达，导致资源极大浪费。

苏联模式在苏联出现了斯达汉诺夫运动及各种劳动竞赛[7]，在中国则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及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并提出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4]482，随之“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各领域的开展起来，并达到高潮。工业大跃进主要表现为不断提高钢产量的指标。冶金部的一份党组报告提出，1962年的钢铁生产水平可达八九千万吨，并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同时各地大办工业，仅以甘肃为例，1958年1至3月办厂1000多个，到了五六月间，厂矿猛增至22万，甚至有的县就有上万个厂，有的乡有上千个厂，平均每个乡有厂矿110个，每个农业合作社有12个。1958年又开展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甚至连家庭用的铁制品都拿去冶炼钢铁。大办工业浪费了巨大的资源，而经济效益全无。农业大跃进主要表现为农作物产量指标的严重浮夸，各地区虚报产量，竞相发放高产“卫星”。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农社宣称水稻亩产高达13万多斤。教育大跃进表现为下放高校审批权，办了大量名不副实的工农大学，高校盲目扩招，严重影响教学质量。此外文化界、理论界、科技界、卫生界、体育界等都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其结果是浮夸盛行，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严重挫伤了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随即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一大”即规模大，平均一个公社4797户；“二公”是指生产公有化程度高，将生产资料、生产工具收归公社公有。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制度，以及“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特别是在物质较匮乏时期实行吃饭不要钱，按需分配的供给制，造成了物质的极大浪费。“大跃进”的急于求成，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盲目求纯，都是因严重脱离当时生产力发展实际造成的，其结果并未促进生产力发展，反而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阻碍了现代化的发展。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根据我国国情创立并实践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苏联模式进行了超越，有力推动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一）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模式对苏联单一所有制经济的超越

在所有制结构上，苏联模式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而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模式。我国已不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姓资姓社的标准，而是充分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因此将“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使我国在经济建设中能够放下包袱，摆脱桎梏，超越苏联模式，使我们能够在改革开放初期资金极度短缺时充分利用外资，集中一切可以利用的资金，为现代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可以联合起来共同经营，有利于发挥出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作用[8]。经济成分的多样性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更具活力，现代化建设更有后劲。

（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超越

商品生产与国家的现代化能够持续发展，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经济要保持持续快速发展；2.现代化成果能够在社会各阶层间进行合理分配。”[9]而苏联模式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忽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无法发挥调节作用，单纯依靠行政指令粗放地管理经济，严重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苏联的官僚成为计划经济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垄断生产资料的分配及生活资料的使用[9]，这导致现代化的文明成果多被官僚阶层享用，无法惠及广大人民。由于现代化的成果不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不足以成为企业生产和研发的动力，反而严重阻碍了企业生产及创新的积极性，也阻碍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在我国，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提出了“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的手段”[10]。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破除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标志的思想束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而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的，即由发展实践催生，并在发展实践中不断完善[11]。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让发达国家都为之震惊，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具活力，市场激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从而促进了现代化的发展。

（三）我国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对苏联单纯按劳分配制度的超越

苏联模式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分配方式单一。按劳分配与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相结合，导致了经济模式的僵化，从而影响了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我国在分配制度上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同时辅以多种分配方式，并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这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在生产力并不是十分发达的情况下，利益驱动有助于加快发展，资本、管理和技术等要素参与分配会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12]。在实行按要素分配中，也要注重兼顾效率与公平，借助各种调节手段，鼓励先进，增加效率，同时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而导致两极分化。

（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及经济多元化对苏联模式的封闭及一元化的超越

苏联经济模式的单一性、一元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多样性、多元化相矛盾；苏联经济模式的内向性和封闭性与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开放环境相矛盾；苏联模式的备战性与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的主题相矛盾[13]。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形式，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多元化环境。邓小平曾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4]。在当今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形势下，我国毅然抛弃了苏联模式的闭关锁国政策[15]，实行改革开放，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两个资源及两个市场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开放与合作，进而能够充分利用国内外充足的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及人力资源进行现代化建设。我国在外交上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而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开放、友好、合作、稳定的国际环境。

（五）我党在党的建设方面对苏联模式的超越

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及制度建设等方面对苏共进行了超越，提升了领导能力，进而提高了我国现代化建设水平。

苏联共产党由于长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因此更专注于对国家具体事务的管理上，而疏于党的自身建设。由于苏共领导人在思想认识上基本都存在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急于求成的特点，因此在苏共思想建设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理论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的状况。如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赫鲁晓夫“20年建成共产主义”口号，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等。当理论与现实出现较大偏差，理论长期无法指导实践时，就会加重怀疑否定情绪，甚至使党员失去信仰，继而丧失人民群众的拥护。而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辉煌成绩不但表明了我党思想理论指导的正确性，更因此获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与肯定。在组织建设上，苏共的个人集权制破坏了党内民主，领导职务终身制使领导干部不思进取，干部等级授职制使干部唯上、唯权，长此以往苏共内部曲意逢迎、讨好上级成风，无人敢讲不好听的真话、实话，领导只关注个人升迁而不顾人民利益，德才兼备的干部难以晋升及发挥作用。而中国共产党一向注重组织建设，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加强党内民主，不断改进干部管理及选拔任用制度：实行退休制度，干部选拔任用中坚持民主推荐程序，加大领导干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力度，这些探索与改革均有利于选拔出德才兼备的干部，从而保持党的先进性。在作风问题上，苏共从斯大林时期就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各级领导干部拥有高薪：其中官僚的最高工资待遇与熟练工人工资差别由20年代的几倍扩展到80年代的一百多倍，他们还拥有诸如特供商店、狩猎、别墅等特权，严重脱离了群众。而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群众路线，尤其近年来，全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坚决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对群众路线的坚持使我党保持了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成为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在反腐倡廉方面，苏共的特权阶层滋生了各种腐败，最终导致了亡党亡国的可悲下场。而中国共产党决不允许党内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殊公民存在，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决打击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一些党内高级官员纷纷落马，让全世界看到了我党的反腐力度。在制度建设方面，苏共以行政指令代替各项制度，形成了无序的“瞎指挥”，而中国共产党坚持依法治国，完善各项制度，竭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四、我国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对苏联模式继续超越

苏联模式的制度构建仅仅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原则出发，完全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些原则所适用的条件。制度化构建不能与所处的时代脱节，不能不受当时的物质和文化条件制约，而是必须与具体国情相适应，同时还要考虑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苏联模式的失败就在于未能考虑到当时的物质文化条件限制，超越了所处的时代。我国在建国初期由于对现代化建设经验不足，照抄照搬了苏联模式，在短期内借助苏联模式高度集中的特质，迅速发动群众，举全国之力奠定了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在之后的岁月里，也逐渐暴露出苏联模式的各种弊端，导致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并阻碍了现代化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在对国情的正确理解与分析后，持续进行适应国情的改革，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超越了苏联模式，由此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与现代化的发展。由于我国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太深，虽历经改革仍不能完全消除苏联模式带来的弊端，这需要我们牢牢把握国情，进一步深化改革，剔除苏联模式中不适应中国国情的部分，继续推进依法治国，从而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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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1949， we used Soviet model for reference and had made th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in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the Soviet model became more and more unsuitable for the needs of our modernization， which led to the low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caused huge waste of resources. Following the Third Plenum of the 11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our party established and practiced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 we surpassed the Soviet model， which greatly promoted our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Because of the deep influence produced by Soviet model， we have not completely eliminated the drawbacks of Soviet model， and need to further deepen reform and wipe off those parts in Soviet model which are unsuitable for our national condi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favorable systematic guarantee of our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Keyword： Soviet model； modernization； surpass

责任编辑：王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