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晖

张勘，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技教育处处长。复旦大学循证医学中心顾问、硕士生导师，中国社区健康联盟副主席，卫生部卫生技术应用管理专委会常委，上海市中国工程院院士咨询与学术活动中心副主任，上海继续教育工程学会医学分会主委，上海医学会科研管理专业委员会主委，上海市医学伦理学会副主委。《转化医学与科研管理》杂志总编，同时兼任《中华医学科研管理杂志》、《世界肿瘤杂志》、《上海医药》等10余本杂志副总编。曾荣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

医疗卫生是高科技智力密集型服务行业，在世界经济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的卫生发展必须要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作为国内卫生科研阵地的中坚力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通过实施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战略，在卫生科技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上海卫生科技发展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针对近期卫生科研领域方面的一些热门问题，本刊专访了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技教育处张勘处长。

医学伦理——科学研究不可逾越的底线

《上海医药》：最近一段时间，新药临床试验成了震动医药行业的焦点。自2015年7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工作的公告》以来，1622个待核查品种的责任单位可谓如坐针毡。从已发布的公告来看，多家企业、医院涉嫌临床数据造假。您觉得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作为卫生科研管理部门，上海有哪些举措？

张勘：临床医学科研是以人类疾病为研究主体，以医院为主要研究场所，探索疾病的诊断、治疗及预防措施，促进疾病向健康转化，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科学实践活动。这些活动与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息息相关，因此，临床医学科研中医学伦理问题相对其他研究领域就更为重要。

在当今的文明社会，受到各种利益的驱使，医学科研的不道德行为如科研设计造假、数据造假和违反伦理等方面报道屡见不鲜。最近国内多家医院和企业被曝出临床试验数据造假，这涉及到科研诚信问题，突破了科研诚信的底线。诚信是医学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脱离诚信，任何科研都将毫无意义。除了诚信，医学研究还会涉及多方面的伦理问题。

上海卫生科研管理一直很重视医学伦理问题。1987年由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及相关医学伦理研究工作者自愿组成了上海市医学伦理学会。作为全国最早成立的医学伦理学学术团体，学会联合上海市医学伦理专业工作者、医务工作者、社会学学者、卫生事业管理者及其他相关专业人士等，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指导下，大力普及医学伦理知识，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促进医学伦理工作的繁荣和发展。

在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支持下，2015年3月上海拥有了中国大陆地区首个医疗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地方标准——《人体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规范》（DB31/T899-2015，沪质技监标[2015]152号）。该标准的出台将对我国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同时将进一步提高伦理审查的质量和水甲，确保受试者的安全和权益，并可为机构伦理委员会制定一套符合国内实际、操作性强的涉及人体研究的伦理审查标准操作规程提供参考和指导。

科研诚信等医学伦理问题是科研工作的底线，不容跨越，也一直备受上海卫生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我们通过采取引导与加强科研诚信教育、完善科研诚信相关制度、加强科研诚信监管与督导、推进科研诚信工作联动等措施，推进《医学科研诚信和相关行为规范>的落实。目前政府己尝试建立“黑名单制度”，即有悖于医学伦理原则的个人及单位将被列入黑名单，在项目申请等方面取消申报资格。

转化医学——现代生命科学视野下的科研导向

《上海医药》：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3万项重大科技成果中，平均转化率仅为20%。其中，医药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不足8%，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之间横亘着无形的鸿沟。最近几年，“转化医学”的概念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您觉得作为行政管理部门，政府应该在推动转化医学发展方面扮演怎样的角色？

张勘：转化医学概念至今尚未固化，但强调实验室成果转化于临床的全部过程，并从中建立双向联通机制，已经达成共识。中国是医疗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推动转化医学研究能有效扭转基础研究、临床应用和公共卫生服务严重失衡的现状。转化医学不仅是“B2B”（bench to bedside），即从实验室到病床，再从病床回到实验室的双向转化模式，而且还应是“C2C”（clinical treatment to commumty care）、“E2E”（experience base to evidence base）和“M2M”（microscope to marketplace）的综合模式。

近年来欧美等发达国家以政府为主导，大力发展转化医学研究，以此引领的这场生物医学变革希望在所有涉及人类健康的行业、学科问建立密切联系，有望将过去百年来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各种生命科学研究横向联系起来，最终建立起一个整体，向下能够更加有力深入，向上能够尽快托起人类健康的甲台。

受此影响，国内转化医学研究也持续走热，一方面，在各类全国性重要的医药卫生学术论坛或研讨会上，权威专家学者的报告中“转化医学”这一词组频频出现成为会议的热点和焦点，彰显着其发展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2009年至今全国约有16家转化医学中心相继宣布成立，使这一国外生物医学变革理念付诸于国内医学实践，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建设模式。

当前国内成立的转化医学中心特点主要表现在多以高水甲的医学院校、科研院所为依托平台，以多家单位白发合作的自由形式建立，具有较为鲜明的个性特质，呈现出多样化、专业化、松散化的共性特点。作为一个创新的复合型组织机构，从它的建立到未来发展可能会面对一系列的难点问题，如：共建单位的责权利分配机制、运作资金长效投入机制、运作机制的管理创新、运作相关环节的有效协调、数量放大后样本资源的效用，等等。

转化医学研究的落脚点在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转化，这一点已达成广泛共识。开展转化医学研究关键的出发点应是“科研管理体系的创新”，由此切入，将发挥提纲挈领的作用，为转化医学机构的运作、发展提供“黏合剂”和“润滑油”，而这一职责的承担人应是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和医院的管理者，其中政府责无旁贷。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就要扮演好规划、引导、服务、监管和外交等多重角色，以保证转化医学落在实处。

科研论文——卫生科研的重要环节

《上海医药》：近日，国家卫计委联合人社部出台《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到我国将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聘工作，不再将论文等作为申报的“硬杠杠，对论文、科研不做硬性规定，可作为评审的参考条件，引导医生回归临床。您觉得在新的政策要求下，政府将如何引导基层医生提高业务能力？

张勘：科研论文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集中体现了科学研究的质量，是科学研究新理论、新观点、新技术、新方法、新发现、新成果的书面报告，是记录科学进步和发展的历史文献，是信息交流的重要手段。科研论文对于推动科学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在科研论文数量上位居世界前列，甚至超过了英国、口本、德国，似乎已是“科研大国”。另一方面，令人担忧的是，众多科研论文甲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真正的好论文、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凤毛麟角，反映出我们学术研究的功利主义。低质量甚至无用的科研成果，不仅造成大量的科研经费与资源浪费，更重要的是低质量的科研论文将误导医疗行为，误导卫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威胁公共健康和人民生命安全。

就目前而言，科技评价主要以定量指标为主，无论大医院还是小医院，几乎所有的医疗机构都将论文、科研项目、获奖情况等与医生的待遇、晋升、考核相挂钩，每年下达指标数，以此作为绩效考核依据。在如此重视论文数量、期刊影响因子、科研项目数量的“指挥棒”下，医生为了顺利通过考核、研究生为了顺利获得学位，很多人开始硬着头皮搞“科研”、写“论文”。表面上，大家更加积极要求进步，科研氛围越来越浓，而实际上往往带有晋升职称、评选优秀、获得项目资助和奖励等功利性目的。

这种看似客观、简便的评价方式，其实是一种过度量化、过于简单、忽略论文及科研成果实际价值的科技评价方式，严重背离了科技研究的宗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国科技评价机制的不健全，也催生出大量的“学术泡沫”。止是由于过于追求量化科技评价指标、评价结果与职称考核“挂钩”，使得整个学术界沉浸在急功近利的浮躁氛围中，甚至成为引发一稿多投、同一成果重复发表等学术不端现象的主要根源，直接导致医学科研多产但质量不高。

国家卫计委关于基层卫生技术人员职称评审的规定，不是说取消发表论文的要求，而是改变“唯论文是从”的做法，引导基层医务人员回归临床，在看好病的基础上再做好科研。论文虽然不再是基层医生晋升的必要指标，但仍将作为考查其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标。

医学科研历来都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循环往复过程，应按照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原则，从医学实践中凝练和挖掘科学问题，开展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多研究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疾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一味地追求所渭“高、精、尖”的课题又不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科研，只会将医学科研引入误区。科研人员还需进一步加强科研成果转化能力，使科研能真止回归临床、服务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