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 焜

(西安交通大学 国际信息哲学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49)

努力营造知识创新的良好生态环境

邬 焜

(西安交通大学 国际信息哲学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49)

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的多次讲话中都特别强调了知识创新的重要价值。知识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制度设计的层面来看，关键是要营造一个知识创新的良好生态环境。这就首先要建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劳动的观念，并且要在相应的制度设计、管理方式、劳动报酬、评价方式、考核标准上体现出来并落到实处。

知识创新；生态环境；制度设计；管理方式

2016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的讲话。该讲话向全国知识分子、各类研究机构提出了“要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的伟大历史使命，并从“夯实科技基础，在重要科技领域跻身世界领先行列”“强化战略导向，破解创新发展科技难题”“加强科技供给，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深化改革创新，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弘扬创新精神，培育符合创新发展要求的人才队伍”[1]等五个方面进行了阐释，提出了要求。另外，习总书记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和4月26日“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3]，也比较集中地谈到了相近议题的内容。

知识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制度设计的层面来看，关键是要营造一个知识创新的良好生态环境。这里涉及到一系列相关问题：知识创新环境平台的建立和发展；知识公开化、民主化的程度；创新研究的经费投入力度；合理、科学而宽松的经费管理制度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制定和实施；合理而科学的创新知识评价体系和方法的制定和实施；创新人才的恰当培育方式；知识分子的工作环境及条件保障机制的健全与完善；创新人才合理而科学的考核、评价、选拔和使用的具体方式、政策和机制的成熟性建立。

我国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是组织好教学工作，努力培养创新性人才；二是积极进行创新性的科学研究工作，获得更多更好的创新性成果。要完成好这一双重使命，迫切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培养创新人才、从事创新研究的生态环境。

在讲话中，习总书记反复强调了创新性研究的特殊性，他提出：“要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不要以出成果的名义干涉科学家的研究，不要用死板的制度约束科学家的研究活动。很多科学研究要着眼长远，不能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1]“要遵循知识分子工作特点和规律，减少对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干扰，让他们把更多精力集中于本职工作。”[3]他要求知识分子“做研究，就要甘于寂寞，或是皓首穷经，或是扎根实验室，‘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甘于‘十年磨一剑’”[3]。

这使笔者联想到近几年来我国高校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众多不尽人意的方面，导致教师和研究人员无法静下心来安心做学问。其中典型的干扰性因素包括：各种发展规划反复制订、改变频繁；各种汇报材料的撰写、各类统计和考核表格的填报、各级学科评估的应对，十分频繁，且要求填报的内容十分繁杂；各类教学、研究项目、成果报奖的申报繁多，材料内容要求过细、过繁；科研经费的管理方式机械、报销方式繁琐、限制僵硬。这一切都使大家无奈应付，难以安静做学问。从笔者个人的体验和身边同事的抱怨来看，大家能够用于静心研究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怎么能够减少折腾，保证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去坐“冷板凳”，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

教育部和各高等院校规定的人才考核和评价尺度缺乏应有的科学性和长远性。其问题有三：一是追求全面性，既要有高等级的文章和著作，又要有相应等级的课题和获奖，还要有博士学位和一定年限的出国留学或工作经历，甚至有的还考察第一学历是否出自名校；二是追求短平快效应，每年都要有相应的成果考核指标，教师晋升、学科考评也都只考察近年成效；三是注重形式和数量，忽视质量和内容，只考察文章发表的刊物等级和数量、课题批准单位的等级、课题数量和经费到款数额、授奖单位的等级和获奖数量，而不关心其文章、课题和授奖成果内容的真实创新性价值，更不去过问这些文章、课题和奖项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和方式发表或获得的。

与国外学术同行谈起中国高校的这样一种评价和考核方式时，他们都很难理解。诚然，在人才评价和考核的尺度上有一个一般的标准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这个标准刚性化、绝对化。否则，我们便有可能把某些非常规的、具有特殊创造力的人才扼杀掉，这不利于我们不拘一格的选拔人才。一般说来，按照既定指标规定的面面俱到的形式化标准衡量出来的所谓人才，基本都是常规性的。真正有独立个性、有特殊创造力的人才是很难通过这样的形式化的衡量标准框出来的。

现有的一种通行做法是：由教育部找一些专家或机构先划分出学术刊物和出版社的等级，然后再规定出获取学位、晋升职称或职务、学科评估所要求的在怎样等级的学术刊物和出版社发表成果的数量。这就导致大家不得不去钻营、寻租，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择手段地去追逐这些指标。说句实在话，文章和著作的创新性价值其实与它发表的刊物或出版社的等级根本没有什么直接对应性的关系。反而在有些情况下，创新价值比较大的文章正因为它的内容的超前性和反常性反倒很难被所谓的高等级刊物采用，而那些看来比较低等级的刊物则往往会对那些真正有创新价值的奇文优先发表。

刊物和出版社等级的人为划分，以及以此为评价标准的刚性化、绝对化方式直接导致了知识创新的生态环境的恶化。由于分成了等级，高等级的刊物和出版社便可以赢得更多的稿源和资金的支持，而低等级的刊物和出版社则会稿源匮乏、经费筹措困难。这样一种两极分化的态势一方面造成了刊物和出版社的非平衡发展和相应出版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又造成了高等级刊物和出版社高收费现象，以及明和暗的形形色色的寻租式学术腐败的发生。更为奇葩的是，在中国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产业：明码高额标价代写和代发论文和著作的产业链，这不能不是对目前践行的形式化考评知识创新研究体制的一个极大讽刺。

今年年初以来，我国各高等学校的博士点正在精心备战教育部部属的新一轮博士点考评工作，相关管理机构、人员和博士点的教授们为准备应对材料已经忙得不亦乐乎了。在这之前，为了给评估订制一个统一的标准，教育部曾组织一些专家拟定了一个“A类期刊目录”，本来已经有了一个SCI、SSCI、CSSCI……之类的核心期刊，现在又要在其上再设定一个更高层次的“A类期刊”。多亏这个“A类期刊目录”没有公布几天，便迎来了广泛的非议之声，教育部的相关组织机构不得不宣布取消，否则的话，又不知道会给相关高校管理机构、人员和教授们增加多少麻烦，平添多少干扰。须知，任何一个新的考评标准的出台都将是一个新格局的引导性建构，必然会逼迫各级人员以这个新的考评标准为中心来设计他们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其实，科研成果的考评方式易粗不易细，应当注重内容而不是简单追求形式，应当注重质量而不是直接统计数量。

短平快的评价方式引导研究人员更多对那些小打小闹的、修修补补的、仅只在旁枝末节的问题上进行比较小的创新题目进行研究，因为，这样的创新允许在短期内完成，由此又培养起了赶时髦、追风向、炒热点的浮躁之风。而那些具有根本创新意义或说是具有科学或学科整体突破性创新意义的课题则需要较长时间的艰苦攻关才可能完成，甚至，即使是这样，通过长期的努力还有可能攻关失败。在我们这样的考评体系面前，这样的根本性创新的课题在其还没有形成端倪时便已经被清理出局了。这也是我们这样的体制下，很少有真正的学术大师出现的原因。这不仅使我们想起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给我们带来的困惑和启迪。难怪有人会说：这是一个形式和数量压倒内容和质量的时代；这是一个著作等身的所谓人才辈出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真正学术大师极度匮乏的时代。这也印证了习总书记在评价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现状时所说的一段话：“总的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2]

如何建构一个简便易行、合理而科学的对创新研究绩效的考核、评价方式已成为我国知识创新实践的当务之急。其实，国外众多高等院校聘任教授的代表作方式，就应当成为我们可以借鉴的一个好方法。须知，一篇针对学科发展核心问题的具有首创意义的文章或著作，远胜于只在枝节问题上发发议论和评论的百篇作品，无论这些作品是发表在怎样等级的刊物，或是由怎样等级的出版社出版的。

要营造知识创新的良好生态环境，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关于这一方面，习总书记在讲话中也特别予以了强调。他说：“要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2]；“要完善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资源配置方式，解决简单套用行政预算和财务管理方法管理科技资源等问题，……，要着力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而不能让人的创造性活动为经费服务”[1]；“要让领衔科技专家有职有权，有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经费支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动权”[1]。

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就不要怕知识分子通过知识创新致富。目前的中国，演艺界的明星可以致富、通过各种关系能够拿到工程项目的包工头可以致富、企业家可以致富，就连政府任命的国企老总也可以年薪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唯独搞学术研究的、尤其是搞基础性知识创新研究的知识分子却不能得到应有的劳动回报。千辛万苦申请到的科研经费也不能支付课题组成员的劳务费用。这是制度设计上出了问题。习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之后，相关的科研经费管理方式已经开始有所变化，这不能不是安心从事知识创新研究的知识分子的福音。

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目前在中国谋求致富的知识分子，只有当他们兼而成为企业家的时候才会成为可能。而那些真正潜心于基础创新理论研究的学者则基本与致富无缘。现在，很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已经部分企业化、商业化，到处充满了直接谋求金钱的铜臭气息，在那里，已经失去了知识殿堂应有的圣洁和宁静。这不能不是一个莫大的悲哀和讽刺。

营造知识创新的良好生态环境并不仅仅是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知识分子自己的事情，它更有赖于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知识分子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我们所从事的知识创新的事业说到底也必须是为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得更为美满而服务。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髓就在于解放全人类，就在于要努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也在于为人民服务，谋取全体人民的富裕、美满和幸福。当下的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国力已经大幅度地增强，但是，多方面的社会矛盾也十分突出，贫富不均、两极分化严重，真正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惠及民生的合理体制还没有完善建立。诸如住房、教育、医疗、养老这四个方面的民生保障制度还不健全，更无法落到实处。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探索、研究和践行。在这一方面，习总书记在他的讲话中也对我们知识分子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他说：“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是广大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思想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所尊崇。现在，党和人民更加需要广大知识分子发扬这样的担当精神。”[3]

从根本上说，努力营造知识创新的良好生态环境并不是知识分子本身利益的简单诉求，而是整个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综合发展的需要。在这一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让我们借习总书记相关讲话的东风，响应习总书记的系列号召，在制度设计、体制保障、规则制定和实践落实等方面都能取得更多的共识，都能有一个良好而健康的发展。

[1] 习近平.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6-05-31].http://news.163.com/16/0601/05/BOF0R9EP00014AED.html.

[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6-05-1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html.

[3] 习近平. 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6-04-26].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6-04/30/c_135324643.htm.

(责任编辑：张 丛)

Striving for Building a Benig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or Knowledge Innovation

WU Ku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 China)

Th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particularly stressed the great value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in the recent talks. The knowledge innovation is the first impet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Seeing from the layer of institution design, the key is to build a benig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or knowledge innovation, which means that we should establish an idea of respecting knowledge, respecting intellectual and respecting the work done by intellectual. Furthermore, the idea should be embodied and put into practice in the aspects of institution design, management approaches, labor reward, evaluation method and assessment criterion.

knowledge innovation；ecological environment；institution design；management method

2016-09-03

邬焜(1953- )，男，西安交通大学国际信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G311

A

1008-245X(2016)05-0112-04

10.15896/j.xjtuskxb.201605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