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燕杰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以文化自信迎接理论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化自信重要论述的学习心得

边燕杰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文化自信就是坚信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原创性、持续性，也就是对人民群众投身于改革开放实践的强大生命力的自信。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承认文化差异性和提高中国的跨文化能力，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必要内容。同时，我们将以文化自信的姿态，迎接如何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特殊性本质和文化一般性本质的两大理论挑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这两大挑战体现为，一方面要关怀中国本土知识的提炼和理论抽象，另一方面需要大力加强本土知识国际概念化的研究工作。

文化自信；文化能力；本土知识；知识编码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笔者结合所从事的社会学研究，谈谈学习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重要论述的几点学习心得。

一、从“三个自信”到文化自信

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从世界范围来看，道路的选择是各国人民的权力，是他们对自身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综合认知之后做出的重大选择。“二战”之后，民族独立、和平发展是世界的总趋势，我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走这条道路，前三十年，我们开拓探索，交了昂贵的学费，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指导下，调整了治国方略和发展策略，开创了改革开放新局面，从此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三十多年来的发展轨迹和经济成就表明，这是正确的道路选择。

经济成就增强了我们的道路自信，也将反映在制度建设上。制度是一个体系，包括基本制度、主要制度、具体制度。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是我们正确地选择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是对我国基本制度自信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是关于党的领导地位的制度。相信党的领导，净化党员干部的灵魂，纯洁党的肌体，以改革开放的精神不断完善党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领导管理方式，是增强制度自信的重要内容。

从现代社会学的制度理论上看，有效的制度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有效制度基于社会文化认知水平，也就是说，有效制度所借以发挥作用的文化信仰、社会价值观、政治意识形态具有广泛的人民性，为人民所接受，不接受的人应占社会的少数或极少数。二是，有效制度中的各种规范，包括法规、条例、规定等等，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相互兼容的，本质同一的，互相不发生矛盾或冲突。三是，有效制度是制裁有力的，具体表现在道德制心而使大多数人不发生违犯制度的行为倾向，法律裁行而使违犯制度的少数人真正、及时地绳之以法。以这三个方面为标准，我们的制度建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将增强我们的理论自信。所谓理论，就是关于研究对象的本质和内在变动逻辑的系统认识。从这一点逻辑地看，所谓理论自信，就是有信心和有能力建立、把握、调整、完善这一系统认识。有了理论和理论自信，就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及其实践经验上升到抽象层次，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和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传播开来，流传下去。

我们坚定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正像总书记强调的，“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文化自信的核心涵义是什么？笔者认为就是坚信我们的民族文化之本，文化之源，文化之流，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原创性、持续性。曾在历史上辉煌过的许多世界古老文明，进入工业化之后，有一些消失了，还有一些暗淡了，而我们中华文明，历经朝代更迭、世事沧桑之后，特别是经历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内忧外患，最终于20世纪70年代末，“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沒有完成的使命：邓小平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2]。

从文化视角看去，笔者认为，中华民族的进取、忧患、自强等文化要素，令我们有信心、有勇气汲取历史教训，担负时代使命，把握发展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了文化自信，就可以继续迎接发展道路上的任何挑战。成功地迎接挑战，靠的不是什么神仙皇帝，靠的是我们中华文化孕育的广大人民群众，是他们“摸着石头过河”，创造性地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取得了今天的辉煌成就。为此，增强文化自信，就是对人民群众踊跃投身于改革开放实践的强大生命力的自信。

二、文化差异性与跨文化能力

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各国纷纷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曾一度出现“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已经万路归一，只剩下资本主义一条道路了。这是理论错觉，是片面价值观使然，因为它否认了人类历史和社会现实的一个根本特征，即文化差异性。文化差异性表现为信仰认同、价值取向、思想意识形态的选择是民族性的、人民性的，所以应该是多元的。如今，承认文化差异性已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基于这个共识，最新的全球化理念是一体化和本土化的结合、标准化和个性化的结合、国际性和民族性的结合。同理，最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在经济、社会、环境三要素之外增加了文化要素，强调保护文化差异性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总书记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这与文化差异性的国际理念，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坚定和弘扬我国文化自信的实践机遇。这一战略将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最终达成共同繁荣的目标。实现这一战略，涉及到与沿线民族和国家的跨文化尊重和跨文化交流，这需要从文化自信出发，进一步增强我国的跨文化能力。

所谓文化，是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人类文明的总和，它是民族性的、人民性的、区域性的，往往以国家为边界。而所谓跨文化能力，就是国家和民族之间开展跨文化体的沟通、交流、合作的能力。在殖民主义盛行的旧时代，跨文化能力是以强国对弱国、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经济掠夺、军事侵略、政治压迫、文化侵略为特色的。在和平发展和全球化的新时代，跨文化能力是以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为前提的。当今，哪个国家和民族具备了较强的跨文化能力，她就可能扩大国际发展空间，赢得国际地位，谋发展，定规则，领风潮。

跨文化能力是以跨文化尊重为前提的。跨文化尊重，说起来容易，做得到并不简单。信仰具有排他性，如何真正做到相互尊重？价值观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有其深厚的民族传统积淀，怎样才能做到“和而不同”？行为规范是一套相对稳定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在不同文化体的互动中既尊重自我又尊重他人，“度”是如何把握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的相互尊重，更是既抽象又具体，存在大量需要研究的问题。丝路沿线有众多的国家和民族，尊重他们的文化，同时获得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尊重，需要相互了解，发展跨文化教育，是一个长期的事业。

积极参与和献身于这一事业，西安交大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从2015年开始，设立了“丝绸之路中国文化研究”硕士学位教育。这个学位教育的首期12名学员，来自丝路沿线的7个国家；今年，这个学位教育的第二期，招收了近40名学员，来自丝路沿线的12个国家。这个学位教育，以中国文化为核心课程，包括文化概论、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书法、中国艺术、中国民俗、中国音乐、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等，课堂授课与实地考察相结合，为丝路沿线国家培养外交人才、文化艺术人才、商贸咨询人才、跨文化的管理人才，逐步收到了预期效果。我们热烈欢迎丝路沿线国家的有志青年踊跃参加这个学位教育。在适当的条件下，我们希望增加关于丝路沿线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课程，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机构，共同发展跨文化研究的学位教育，以此方式，对“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现，做出教育工作者的应有贡献。

三、迎接理论挑战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

落实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讲话精神，除了坚持文化差异性理念、提高我国的跨文化能力之外，笔者深切地感到，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必须迎接两大理论挑战。

第一个理论挑战是如何概括和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特殊性本质和社会特殊性本质。既然是中国特色的，那么它是具有文化特殊性和社会特殊性的，也就是说，我们正在实践着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受特殊的中华文化要素和特殊的社会结构要素的制约而做出的理性的选择。那么，当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信仰、价值观、思想意识形态等文化要素是什么？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都有哪些基本要素？它们是如何制约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的？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精确的理论表述。

第二个理论挑战是如何概括和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跨文化、跨社会结构的一般性本质。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中国人民负责的，不需要刻意地对别国人民或国际社会负责。同时，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有着国际主义的胸怀，这是我们的政治价值理性。同时，我们的工具价值理性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国必将理性地维护和有效地扩大我们的国际发展空间，才能承担起影响世界走势的责任。从这个角度出发，关于我国成功经验的跨文化、跨社会结构的一般意义的理论本质的表述，应该用国际理解的概念来完成，不然，国际友人和国际利益相关人就不明白我们的经验的国际价值。一方面，我们需要研究国际流行的、或具有共议的理念，区别我们的理念与这些国际理念的异同，从比较的视角来完成关于我们道路选择和成功经验的理论表述。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总结和概括我们自己的理念，善于将这些理念通过国际概念化推向世界。这样做，将使我们争取更多的朋友，发展友好关系，获得广泛理解，减少不必要的交流困惑。

上述两方面的挑战归结起来，其实就是总书记强调的“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本土知识的理论抽象和国际概念化。作为一门经验研究学科，社会学关于社会事实所形成的知识，其原初形式都是本土知识，即：知识的内容是关于特定地域、特定时间、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在特定社会结构约束条件下发生的人类实践活动。关怀本土知识是社会学者的本职工作。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本土关怀，社会学知识就失掉了经验事实的文化含义和生活形态，就失掉了韦伯说的社会行为的“意义”。比如，一个研究者如果带着已经成型的理念，无论它是国产的还是舶来品，去基层做观察、做访谈，只是试图收集能够支持这个理念的材料，对活的、真实的情况漠不关心，对本土知识毫无兴趣，那么，通过这样所谓的“观察”和“访谈”所得到的知识，其社会学的价值是极其有限的。再比如，一个问卷调查中的全部问题或大部分问题，如果都从外国调查翻译而来，那么，收集得来的定量化数据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是可想而知的。

关于社会学本土知识，我们需要区别相对容易测量、可以实证的本土知识和相对较难测量、未知能否实证的本土知识，需要探究本土知识在特定区域的文化象征意义，需要对于文化象征意义的关键载体，即费孝通先生说的“意会”行为，给予深入的研究。意会，就是不明说而内心领会，但有态度和行为表现。费先生在论述社会学双重性格的论文中，对于“意会”做了非常精彩的分析。他认为，在我们中国文化中，从过去到现在，人和人的交往过程中的“不言而喻”“意在言外”“言外之意”等等，都属于意会的领域，是人与人关系中一个十分微妙、十分关键的部分。他说，“不夸张地说，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实际上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意会’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的，……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在这种‘意会’的人际交往领域，中国文化本来具有某种偏好和优势，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也许可以做出某种划时代的成就。反过来说，如果不突破这一点，社会学不管作为一种应用性的专业，还是一种人文修养方面的学科，都存在着严重的缺憾。”[3]

我国本土知识如何走出国界？中国经验如何实现国际表达？笔者的思考是围绕本土知识的概念化问题展开的。我们知道，概念是关于研究对象、研究事物的本质特征的表述。受社会文化的影响，相同的概念术语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具有相等、相似、相别的行为涵义和行为表现，即使全球化的今天，三种状态也是常见的。确定概念术语的文化特殊性的行为涵义和行为表现，是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管理科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首要任务，也是研究的复杂性所在。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西文化之间，就其行为涵义和行为表现而言，阶级和阶层的概念具有很高的跨文化相似性，但是人际社会关系则不具有这种相似性，所以关于中国“关系”的表述，西方研究文献不做翻译，而使用汉语拼音(guanxi)，以示区别。家、友、孝、忠等概念，都属于这种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本土知识，就是关于研究对象的文化特殊性本质及其行为涵义、行为表现的知识。

概念的文化特殊性本质是一种理论抽象，即从个体向群体的抽象，这个过程也称为个体特殊性向群体一般性的概念化。这种概念化可以发生在一个群体内部、一个文化体内部。当概念化过程发生在群体之间时，理论抽象的层次上升为跨群体的一般性本质；当这一过程发生在不同文化体之间时，理论抽象的层次又进一步上升为跨文化的一般性本质。由于文化之间的语言差异和认知差异，跨文化的概念化增加了复杂性。

在世纪之交，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出了科学知识编码化的论点，值得重视。编码化就是按照一般的理论准则将相关知识进行系统的组织，就像图书编目一样方便积累、搜索、传播，而编码化的知识是带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知识。贝尔认为，20世纪人类文明的最大进步就是科学知识的编码化，为此大量的理论知识得以在全世界范围传播，促进科技发展、经济改善、社会进步。按照知识编码化的逻辑，那些拥有编码化理论知识创造能力的民族、社会和文化体，就可能获得相对强势的国际地位[4]。

在本土知识国际概念化的问题上，知识编码化的观点给了我们一个可资参考的思路。这就是，一个民族、社会、文化体的本土知识可以是地方编码的，也可以是国内编码的，还可以是国际编码的。地方编码的本土知识强调了较小地域的文化特殊性，具有地方意义；国内编码的本土知识强调了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文化一般性、综合性，具有全国意义；而国际编码的本土知识超出了国界，强调了本土知识的跨文化的一般性和综合性本质，具有国际意义。

上述判断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不存在非议，因为科学是没有文化和结构边界的，没有国界的。人文社会科学呢？估计许多人胸无成竹，疑窦重重。笔者认为，问题是可以探讨的，争鸣是可以期待的，但是社会科学理论知识的国际编码化是大势所趋的。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实证社会科学的公共数据库，特别是跨国、跨地区的公共数据库，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界的共识和学术研究的平台。这预示着，一个研究者、一个文化体、一个国家，想在国际范围内产生影响，其理论概念和数据指标应该是国际编码的。

四、与同仁共勉

总书记要求我们“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这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任务。总结中国特色和抽象普遍意义，这是建构我国学科体系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随着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将关心中国经验，想获得中国社会的本土知识。为此，中国经验的国际表达、中国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势所必然。

学术理论知识是人类的共同思想和精神财富。在学术界，如果人云亦云，学者将丧失学术独立性而被忽略；独建体系，自说自话，有可能陷入孤立的尴尬；但是“食洋不化”与“食土不化”，对理论创新和学术发展都没有益处。这些道理，对于学者和学术群体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经济大国的国际文化地位，亦是如此。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总结和概括我国社会的本土知识，让国际编码的本土知识走向世界，与世界有效沟通和衔接，从而影响和贡献给世界，使之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知识财富。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6-05-1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html.

[2]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M].冯克利，译.香港：三联书店，2013：641.

[3] 费孝通.试谈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5-16.

[4] BELL D.The Codific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R/OL].[2002-05-20].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niel_Bell.

(责任编辑：张 丛)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Theoretical Challenges:A Reflection o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Theme on Cultural Confidence

BIAN Yanji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confidence is meant to increase our belief and confidence in the subjectivity, originality, and resili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t is also meant to confident about the force and power of Chinese people in carrying out market reforms. The rise of China in the world urges us to recognize the no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and increase our own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take a cultural confidence attitude towards two theoretical challenges, namely, successfully theorizing about both the cultural specificities and the cultural generalit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ch challenges are reflected in the building of Chinese sociology, in ways in which local knowledge not only must be learned timely but it also must be codified by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 order to be spread to the world.

cultural confidence；cultural competence；local knowledge；knowledge codification

2016-09-03

边燕杰(1955- )，男，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终身教授。

G05

A

1008-245X(2016)05-0051-04

10.15896/j.xjtuskxb.201605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