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海峰，顾东东

(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服务社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从问题提出到理论与方法创新——以新型城镇化研究为例

杜海峰，顾东东

(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中国正处于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时期，面临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等改革转型期的核心问题。这既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也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充分认识自身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聚焦中国问题、具备国际视野、服务现实社会；要面向实践和理论前沿，发现和提出“改革转型”时期的重大问题；通过理论创新、体系再建与中国化，形成当代中国的理论话语体系；针对中国复杂的现实国情，创新研究方法和手段，为社会发展提供支持与贡献；发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基本职能，构建特色鲜明、风格突出、气派宏大的中国学术。

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新型城镇化

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解决“真懂真信”“为什么人”等重大问题，明晰服务对象，树立问题意识与问题导向，将研究落到中国发展和社会治理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建设具有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1]。

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时期，全球化、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等改革转型期核心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经济变革广泛而深刻、实践创新宏大而独特，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与任何国家[2]。这一方面为学术发展提供了天然沃土与广阔空间，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中国学术研究不能对历史经验进行简单延续，更不能对国外现代化进行简单翻版，必须从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具备国际视野、聚焦中国问题、服务现实社会，在对国内外经典理论、方法的充分传承中，加强创新，形成新范式与新思想，在回应中国问题与中国现象的同时，建构适合中国特殊情境的理论体系、分析方法，发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界的中国学术之声。在此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还应善于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战略性、系统性地思考；需要对真实世界中的“真问题”进行科学解析，并通过认识、实践、再认识和再实践的过程，发现普遍规律、形成科学理论、指导现实实践，从而科学“解释世界”并积极“改变世界”。

一、重大问题的发现、提出及复杂性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真正依托。发现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解决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归宿，而研究贯穿于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中，当这个过程所达到的结果能够构成新的知识增量，从而能够有效地纳入到学科建构之中时，学科建设才能切实推进，而哲学社会科学正是在应对和回答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3]。重大问题的发现、凝练与提出，是呼应社会重大需求、开展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在此过程中，首先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真懂真信”“为什么人”和“落到实处”三大核心问题，即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学术问题、如何研究学术问题、中国学术服务于谁。

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要从提出真正的学术问题开始，需厘清重大问题和一般问题、真问题和假问题，之后，用真正的学术方式，有序、合理地研究解答这些问题。在真实世界中，问题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纯粹感觉经验意义上的问题，对其可以用感性具体的存在来回答；另一类则超越了感觉经验的层面，进入了思想的领域，对其只能借助于思想性、观念性的存在(即概念)来完成[4]。前一种可以称之为话题，任何人均可以凭借自身经历和经验，对其进行诉说、议论和评价；而后一种才是学术研究中真正的学术问题和研究对象，即论题，这是需要学者专家基于专业知识背景，通过学术手段进行甄别与分析的。哲学社会科学之中的研究问题(论题)，一般分为来自于学术历史之中积淀的经典问题，以及现实世界之中归纳、总结、提炼得出的前沿问题。但随着时代、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变化，问题本身不断涌现变形，逐渐呈现出复杂化、多样性的相互交织、互为影响的态势。这就要求学术研究需要善于分清主次矛盾、理清问题本质、综合系统应对。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发展和优化转型的重要时期。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的特点十分明显，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均体现出了“改革转型”时期的两重性和极端复杂性[5]。中国社会经济改革转型的上述特性，不仅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现新问题、提出新问题提供了宝贵素材，还使得中国问题成为了检验既有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解释历史经典理论问题的天然场域，而通过跨界交流，能够使研究主体与行动主体之间实现“视界融合”，为有关中国的新认知、新模式、新思路、新理论的再造与创新，提供了可能性[6]。面对社会转型期与改革发展期这一重要历史契机，针对蕴含于该时期之中的学术问题和各级党政部门和社会各界对社会科学的巨大需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充分发挥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基本职能[7]，要勇于承担其重要的社会功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学术研究、学科发展“强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赋能”。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伟大实践，也是未来中国学术研究与理论实践的长期关注点和重要增长点。过去30余年中，中国城镇化建设成就巨大，超越了发达国家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取得的成绩，但以增加城市工业、扩大城市规模、劳动力城市聚集为特点的异地、被动、土地城镇化发展模式，也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更加突出的体现为，农民工由于受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和城乡二元社会造成的文化差异等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成为了经济社会转型期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被排斥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和主流社会之外，加剧了社会不同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威胁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社会稳定。以上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充分考虑人口基数大、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相对短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具体国情；还要科学评估和调整户籍、土地、社保、财税等制度政策，保证相关利益群体及其家庭的生计可持续。

针对这些问题，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把推进人口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作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农民工市民化进而成为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核心与关键，也成为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学术与实践问题。当前，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工经济和社会地位及其观念行为的转变，而其根源在于制度；农民工个体和家庭在城市的生计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融合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也是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根本目标，户籍身份差异的消除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是农民工市民化的着力点和制度保障。

面对以上庞大而复杂的学术问题和宏伟而重要的社会工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科学设计、细化分解问题，从而进行积极回应。首先，以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农民工生计作为切入点，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和统筹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系统认识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特征、城镇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需求及其根源，为失地农民等其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提供思路和借鉴。其次，抓住历史宝贵机遇，以改善农民工生计为目标，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要路径，有序推进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推动国家制度与公共政策创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最终，以新型城镇化中的重大问题为起点和依托，形成系统完备的中国理论、方法与范式，为“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加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

二、理论体系的再建、创新与中国化

理论是对客观事物提供的逻辑解释，在哲学社会科学之中，具有合理解释客体模式、建立研究的形式和方向、指出更多可能性、明晰实证观察可能有所发展的方向、预防社会侥幸心理等功能[8]。科学学术研究是最高的理性认识，理性认识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形成概念范畴、并将概念范畴序列化、体系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理论和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9]。任何一门科学成熟的标志，均表现为将已经取得的理性认识的成果(包括概念、范畴、定律和原理)进行系统化，构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不是零碎知识的汇集，不是一些定律的简单拼凑，不是许多科学事实的机械凑合，而是有其一定内部结构的、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或者说，是反映对象本质、对象发展规律的概念系统[10]。因此，没有概念范畴体系，就没有理论体系，没有理论体系，科学就是不完整和不成熟的。

哲学社会科学的首要特征是其以人类社会实践为对象，以总结人类社会实践的经验教训、把握人类社会实践的基本规律为宗旨，其理论体系通常体现出解释和预测两大功能[11]。从这一点来看，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源于实践、形成认识、最终指导实践的科学。而伴随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文化融合等社会变革，随着实践对象、应用客体的改变，相应的理论体系会受到社会实践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其解释和预测功能将会有所削弱和失灵。如果一直实行生搬硬套、照本宣科、盲目崇拜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其为人类社会实践探索提供理论指导、工具方法、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作用将衰减消失。此外，就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来看，社会进步力量和文明标识的掌握者是那些知识、文化、理论的掌握者和传播者，即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文化和教育的工作者。因此，在社会转型和变革期，哲学社会科学学界通常需要通过对理论体系的再建和创新来保证其科学的本质。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工业化等现代化程度急速提高，世界形势变幻莫测、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对哲学社会科学构成了重大机遇与重大挑战。由于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明显的相对性特点，任何理论无论其具有何种程度的一般性，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对正确的，具有固定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这就要求相应理论必须不断发展和创新。而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创新、理论体系再构建，却存在“滞后”与“失语”现象，呈现被边缘化的趋势[12]。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要具有“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该论断具有重大意义和指导作用，明晰了理论创新与体系再构建的目标、特点和方向。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与创新，一定要面向“两个前沿”，即实践前沿和理论前沿。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实践观来看，实践前沿一般存在于客观世界中正在进行的重大问题之中，代表或预示着社会发展方向与趋势；理论前沿往往与实践前沿相重合，重大理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重大现实问题，两者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同步性和互为折射性；站在理论前沿，才能实现理论的创新，站在实践的前沿才能发现理论的本源，才能体现理论的价值[9]。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必须具备客观真理性、完备逻辑性、全面系统性、历史继承性、理论突破性五大特点，彰显历史性、时代性、阶级性和民族性，要在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有所发现和发展，助推器新时代的前进[11]。

当代中国，最前沿的实践就是在“五位一体”布局下，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创造了发展的“中国奇迹”，这是开展学术研究、实现理论创新、再建理论体系、赢得话语优势的丰厚资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对此一定要善于总结和升华，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通过理论体系创新与中国化，构建当代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赋予哲学社会科学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发出让世界听得懂、能信服的理论和话语，让国际社会了解和理解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在国际学术界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传递中国理念、唱响中国声音[13]。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是“以人为本”城镇化的核心，其伴随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城镇化产生，是非农化模式的一种。已有人口迁移理论体系多基于西方背景提出，但由于户籍等一系列制度安排限制了中国人口自由迁移，造成了地域和社会空间上的割裂，加之建国后实施了工业化先行战略，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起步时间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发展，走了一条农民非农化与工业化脱节且不同步的道路——农民的地域转移和职业、身份转换没有在市民化过程中彻底、同步、合一地进行，中国的农民工市民化具有显著的独特性和本土性，不同于国外既有的非农化模式，能够真正指导现实实践的西方理论较少[14]。而中国2020年要解决城镇化过程中三个一亿人的问题，包括一亿进城常住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因此，在研究理论、体系构建、创新实践等方面，都存在迫切的需求与广阔的空间。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界对该问题较为重视，但由于缺乏统一的、适用于中国情境的理论依据和框架体系，相关研究多探讨单一问题形成的“点”，集中在“点”问题的现状分析和原因解释，缺乏多学科、多视角、宏微观结合、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互动的综合的“线”和“面”的研究。如经济学研究认为农民工转移是劳动力流动，将交易费用概念引入对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收益分析，关注人力资本在农民工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社会学研究则认为农民工转移是一种包含了地域、职业和阶层三个方面的社会流动，关注决定个人经济行为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并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到农业转移人口研究中，强调社会资本在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过程中发挥节约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作用。

然而，面对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既需要不同学科进行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还需要通过多学科交叉的手段，将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公共管理等学科理论加以综合，将城镇化理论、农业经济学、家庭社会学和相关管理理论的理论成果纳入，进而构建出整体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创新性地为农民工及其家庭市民化研究提供更加宽广的理论基础，最终形成属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理论体系。

三、研究方法的交叉、创新与融合

研究方法包括研究的途径、工具、手段和程序，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研究能否获得成功的基本保证，每门学科在学术史上获得的重大进展往往与研究方法的突破紧密相关，而研究方法的创新对相关理论体系的创新常具有革命性意义，能够极大促进研究问题的解决优化[15]。在近代科学史中，观察法、实验法、归纳法、演绎法等传统研究方法的出现，使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催生了“分解分析”的研究方法论，即通过把统一的科学分解为大量不同的门类进行研究，促进了研究的深度和精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两大取向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两种分类的分化[16]。

传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较为重视人文主义，较常使用思辨法、观察法、文献调查法、概念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质性研究方法。但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更加复杂、更加棘手，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中的重大问题，并不会因学科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与分化，改变其综合性、整体性的原有运动形式，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及单一的学科理论，已经较难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与学术问题的回答[17]。在此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学科交叉与和相互融合成为了国际学术界的基本趋势，这一趋势在80年代之后进入发展的蓬勃期，交叉化、综合化与整体化水平不断提高，信息论、系统论、协同论、控制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等新的研究方法不断涌现，产生了诸多影响深远的方法论，促进了“分解分析”与“综合集成”的相互交融，极大地繁荣了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15-16]。

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门类齐全，研究领域广阔，但能够得到国际认可的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能够被国际学术媒体收录和转载的社会科学成果却相对较少，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还不够科学，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界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深信“斯诺命题”的现象，学科越分越细、研究人员画地为牢，以致研究方法传统固定、缺乏创新[18-19]。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强调，任何客观事物都是作用于其他事物，且相互之间存在作用的，自然研究家如果忘记了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就会妨碍其看清最简单的事物。社会作为一个天然的复杂巨系统，其复杂性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不断创新研究方法，要善于对不同方法进行交叉与融合，要善于采用复杂性研究方法，这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的根本出路[20]。而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同一性来看，事物之间存在普遍联系，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工具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之间，同样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深刻的、广泛的联系，这为研究方法的交叉和创新提供了可行性与广阔空间[17]。

学术演变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有其自身规律，但这种规律归根到底要服从社会演变之规律，它是时代与社会之变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集中反映。当今中国正在经历全方位的变革，科学、技术、信息、市场、文化、科技相互交融，社会变化、流动与重组不断加快，社会生活、社会组织形式、社会问题的综合化程度不断提高，由此带来了经济、环境、资源、安全等关系到人类生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量实践问题，给人们提出了一系列复杂课题，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处于这样一个能够而且也应当实现研究方法革新的时代[21-22]。研究方法创新不仅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还是实现理论创新、观念创新和学科创新的重要条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创新与现代化，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重视实践观和唯物论并明晰服务对象，同时要广泛吸收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可以无限分割，还要善于借鉴自然科学和其他学科先进的研究方法，以此实现对社会发展的支持与贡献[23]。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面临“有学上”“有活干”“有养老”等核心生存问题，以及“有提升”“有交融”“有权利”等核心发展问题，这些研究问题本身不仅具有极强的现实应用需求，攸关我国城乡差别消除、社会可持续发展，同时是一项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的社会系统工程。虽然目前较多研究给予了关注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但由于农民工市民化不但受到政策等制度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文化、观念以及农民工个体等非制度因素的作用，而农民工市民化反过来又会对这些制度和非制度性因素产生影响，因此这是一个动态的、非线性、有反馈的复杂过程，单一研究方法和分析策略很难满足需要，以致已有较多相关的公共治理政策建议难以操作。这就需要发展创新已有研究方法，实现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科学描述和有效测量，进而通过相应制度政策手段，对该过程和结果加以预测、干预和控制，以此优化新型城镇化相关政策的有效性。

基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策略，不仅能够为上述新型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同时能够有效促进方法创新。首先，基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定性研究，对不同类型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核心生计和发展问题、市民化成本测算及策略实施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典型地区案例分析，总结农民工市民化的可能模式，为下一步定量研究的研究假设和研究设计奠定基础。其次，综合统计分析、计算模拟等多种自然科学方法剖析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特别是突破传统哲学社会科学基于属性变量的统计分析难以全面描述和深入分析复杂社会问题的困境，基于政策分析、统计分析、计算模拟、动力学分析等多种方法和策略深入探讨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可持续生计、成本以及社会流动与分层的影响因素。最终，通过研究方法的交叉、创新与融合，探知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需求、生计和发展的基本现状、核心问题的产生原因，为公共政策和公共治理提供新的理论和方法，进而推动相关制度与政策的优化，实现服务社会的目标。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1]。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改革转型”时期，需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贡献重要力量。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心系社会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深化的新形势，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深研经济发展转变、社会公平正义、民生有效改善、治理决策水平提升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实践和学术问题。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通过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等手段，提高“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的能力，创造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构建起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进而增强学术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彰显学术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提升全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6-05-1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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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丛)

Th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for Serving Society in "Reform &Transition" Period:From Issues Proposed to Theories and Methods Innovation——Taking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as an Example

DU Haifeng，GU Dongdong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China is now in the critical period, namely "new normal" economic phase and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front, which needs to focus on the core issues of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informationization, urbanizati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greenazation. It does not only provide broad space for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but also bring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t is required to fully recognize the important position and functions of itself, focus on the Chinese reality, possess the global perspective, and serve the society. It is required to figure out and put forward major issues in the "reform transition" period by facing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frontiers. It requires us to form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theoretical discourse system through theoretical innovation, system rebuilding and chinization. We need to innovate our research methods and ways in view of China′s complicated realistic national conditions, so as to provide support and contribution for its social development. We also need to play the basic functions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helping govern its country, educate its people and serve the society, so as to construct a Chinese science with distinctive features, highlighted styles and magnificent grandeu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theory innovation；method innovation；new-type urbanization

2016-09-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A048)；陕西省社科基金面向“十三五”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2016ZDA05)

杜海峰(1972- )，男，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G304

A

1008-245X(2016)05-0025-06

10.15896/j.xjtuskxb.201605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