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士富,李 宁

(西安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洞悉时代精神，奏出人民心声
——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

霍士富,李 宁

(西安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研究对象，从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视角透析在我国未来的文艺界，作为一个作家艺术家必须做好那些工作。经过分析表明：如何敏锐地捕捉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时代精神”，进而通过文学的想象力，用富有哲理和深刻内涵的内容将其表现出来，是一个文艺工作者首要做好的工作；在此基础上还要做好，如何以“人民”为创作主体，聆听他们的“心声和心愿”，并用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最终产出能真正“洞悉时代精神，奏出人民心声”，鸣响“时代前进的号角”的优秀作品，迎来一个文艺“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能引领一个时代风气”的文艺盛世。

文艺;共同体意识;时代精神

习总书记于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1](以下简称“文艺讲话”)中，先对历史上中外文学的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然后承接“延安文艺讲话”对我国当代文学规范的确立、文学制度的建构及未来文学的走向，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其中，特别对文艺在当下历史时期的任务明确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然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正是基于“文艺讲话”在当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及其未来发展的作用，对其中的一些重大命题进行深入细致研究，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文学艺术作品”如何才能鸣响“时代前进的号角”？代表“时代的风貌”？“引领时代的风气”？这对我们从事“文艺”工作者而言，无疑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为了做好文艺工作，我们首先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和文化观。其次，要以人民为创作主体。因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结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第三，以敏锐的“时代意识”——把握“时代”脉搏，洞悉“人民”需求；倾听时代“声音”，创作出真正反映人民心声的文艺作品。本文将围绕作为“文艺”工作者，如何才能洞悉时代精神，奏出人民心声展开讨论。

一、敏锐的“时代意识”

所谓“文学”就是将无以用言语表达的感情或某种体验进行言语化的一种创造性活动。“文学的本质”就是，将我们内心的感情通过言语——具有外部性质的手段，让他人得以理解、且产生共感。即用这种言语表现出来的“声音”即使不是文学本身也是文学原型。也就是说，在一部优秀作品的深层必将潜伏着非作者之“声音”的、人们无法听到的一种“声音”。[2]而这种“声音”就是时代的“声音”。那么，作为一个作家如何才能敏锐地感觉到、并创造出这种“声音”呢？

敏锐的“时代意识”。作为一个作家怎样才能听出时代的“声音”，并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最终成为“引领时代新风气”的先觉者？这对一个“文艺”工作者而言，无疑是一个光荣而艰巨任务。关于这一问题，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指出：

如果一个作家想真正地表现他自身所处的时代之本质，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进行创作，那么，他的创作主题就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时代的主题选择了他[3]。

正因为他始终坚守这一创作理念，二战后他一直作为“日本战后文学”的旗手活跃在日本、乃至世界文坛，最终于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比如，大江在其代表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中，作者以1960年全日本发生的“日美安全保障修订条约”斗争事件为契机，通过想象力“将1860年(安政七年/万延元年)的日美友好条约与1960年的日美安全保障修订条约联系在一起，旨在使明治维新(日本近代化)后的、1967的百年祭奠相对化。即小说中通过主人公鹰四的暴动，充分表现了日本近代化模仿美国所获得的主权(主体)只有一个，那就是暴力性。”[4]在此，所谓“时代意识”既有当下(1960)发生的现实“事件”，又有历史上曾经发生的过去“事件”，由此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100年间的“时代意识”，凝聚在瞬间得以表现，进而启蒙日本国民反省：明治维新以后的近代化究竟给日本带来了什么？当下应该如何对待日本关系？这就是出自“忧国忧民情怀”发出的时代“声音”。

当下作为我国的作家、艺术家，应该如何去思考“时代意识”？习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的“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为我们指明了思考的方向。即如果说“共同体意识”是针对近代化以来，人类过分强调“主体”独立，造成现代人内心孤独、疏远等问题提出的指导方针，那么“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则是针对人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问题提出的对策。即现代思想和现代文明的特质就是强调自我主体的独立，可以说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就是表现现代人之欲望的化时代主张。在主观与客观的图式下，现代人最大限度地追求主体独立、及其能动性。这一可能性结构导致人对自然和外部环境的支配地位日趋膨胀，人类自身的生存基础——生态环境渐趋崩溃。于是，人们再度意识到脱离了无意识基盘的“自我”主体的独立性，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从而开始关注潜在着自我意识主体之存在根基的——共同体、无意识和固有环境。可见，习总书记提出的“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

共同体意识。在古希腊悲剧中，英雄人物(戏剧性的行动人物=主角)于民众(合唱团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在共同体的前提下成立的。即与戏剧性的行动者英雄相比，扮演合唱团成员的民众不采取任何行动，但是，他们发出的声音却代表人民的声音、神的声音和大地的声音。即合唱团的声音在深层心理上不仅体现着共同体的无意识，而且在戏剧性的生活层面与神相通。这时，英雄看似脱离了民众，以独立的个体行动，但是他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只有以民众为基体，才能凸显出来。因此，英雄与民众的对话，既是与他自身的无意识对话，也是与民众共同体的无意识对话，同时也是通过这种形式与神进行对话。即一个英雄人物的存在价值，脱离这些对话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充分得以体现。或者说“真正的英雄就是将人类存在的多重性，通过个体得以体现的化身，是通过扩大化的个体存在。可是近代化以来，人们过于强调主体意识独立的自我，逐渐被自足化、固定化，从而切断了自我与民众的联系，失去了自我存在的根基。”[5]在现实生活中就会表现为，作为个体的人出现内心分裂，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等疏离感。具体表现为自我丧失、孤独、绝望、悲观、缺乏归属感等一系列的不安、混乱状态。卢梭认为现代人产生这种疏离感的根源在于利己主义下的、经济利益关系；而马克思为率先抨击这种现象的先驱。他认为；解决这种疏离感的对策就是，国家根据共同体的意志制定法律，而作为公民愿意服从这一法律。这样，作为个人就可以通过理性地遵守法律之行为，参加到集团中去，进而克服这种疏离感。这就是习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倡导的“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意义。

固有环境。习总书记在有关重要讲话中，不仅对关照现代人的深层心理提出过“共同体意识”问题，而且对现代人生存的固有环境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认为这一建设生态环境的理念，正是针对现代都市的“均质空间”特性提出的。日本建筑学家原広司指出：

现代都市的中心由均质空间所支配，而周围环境是以从属于中心的形式存在。(中略)在均质空间支配的都市，建筑性的考察完全被排除在外。因为在都市空间中，所有空间都是按照理想空间形式存在的、与自然绝缘的环境下构筑的等质空间，只要考虑到如何用人工方式调节气候即可。在这种定式思维下，都市的景观完全不是问题，也没必要考虑与人际关系对应的建筑设施，只要专心于无限地增大空间就行。(中略)货币尺度超越民族，超越文化，最终是大家共同拥有同一尺度，进而走向国际化。在这一前提下，一切构想都以便于管理为主，最后扩张到都市形态，结果就是管理变成最大的环境，均质空间无处不在[6]。

可见，现代都市空间的特质是坐标原点取在如何地方都一样，没有中心。这种“无中心化”的存在看似是一种理想的形态，但对我们的现实存在而言却并非如此。因为“脱中心化”就会导致知性的因素发挥较强作用，造成空间的均质化。不过，“脱中心化”还有另一种情形，那就是以某种方式回归共生，或者走向再现共生的方向。在现实生活中，构筑集团共同体的乌托邦现象，就属于后一种情形。与“均质空间”相对空间叫“异空间”，又称为“再生空间”。此空间的特点有二：一是异质性。比如在各种场所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地方，诸如大的岩石、高耸入云的大树；或者是茂密的森林等。二是异向性，即不同方向体现不同价值。比如，以人的身体为原点，前面代表前进的方向，是一个光明的空间，开放的空间；而后面则代表被封闭的空间，黑暗的空间。还有，“上方”具有神、天和天国的印象；而“下面”象征着恶魔、地狱和黄泉等。因此，所谓“再生空间”就是由意识空间和无意识空间；光明空间和黑暗空间；开放空间和封闭空间；轻松自如的空间和不安、恐怖的空间等价值对立的空间组成。而正是这种“异空间”才给人类的生存带来生机和活力。针对现实环境的均质空间问题，习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由此，将固有环境的建设和改善提上历史日程。那么，作为文学艺术作品又该如何成为引领这一时代精神的先觉者呢？

二、文以载道，触人灵魂

习总书记指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这就意味着真正代表一个时代的优秀作品，必须文以载道——表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人文精神；能触人灵魂——给人启迪，能在灵魂深处引起人民共鸣。

以人民为创作“主体”。毛泽东同志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曾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习总书记的“文艺讲话”承接“延安文艺讲话”中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进一步明确指出：作为一个作家、艺术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创作导向，“反映好人民心声”，“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由此，再度“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家，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推向历史的前台。不仅如此，习总书记还以柳青创作《创业史》为例，说他为了深入农民生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干脆定居在皇甫村，蹲点14年。正因为他对人民生活有深入了解，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从这一理论导向和具体事例表明，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很有必要深入到农村去，真正了解和体察农民的所思、所想，以及农村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创作出一批深入反映农民题材的文艺作品。还有，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有多少农民工进城，修筑公路，修建大楼，经历和体验了改革开放大潮中一个新时代的酸甜苦辣，像这样的文学题材也值得文艺工作加以书写。在我国当代文学中，路遥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每一部作品都是表现改革开放大潮中，生活在农村最底层的一代人内心世界的杰作。其中，他为了创作《平凡的世界》，亲自下煤窑体验矿工生活，最终出色地完成了一部真正反映改革开放时代农村巨变的巨著。如今，路遥走了，但他所选择的文学道路无疑是正确的，获得了作为一个作家的最大幸福。习总书记说：“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我认为路遥的作家之路，就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这一创作宗旨。在今后的文艺工作中，有多少作家能够深入农民工的队伍，洞悉他(她)们的甘苦，写出触及他们灵魂的优秀作品，乃是一个拭目以待的重要课题。

不拘一格，追求创新。习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中略)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又从另个层面上为我们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首先就创作观念和手段而言，要“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谈到《寄给令人怀念年代的信》中时指出：“二十世纪即将结束，在这个充满悲剧事故的世界，如何塑造一个主体敢于承担责任、并为之而竭力奋斗的人物，是我们同时代创作的根本主题。我的主人公无论对第一次事故还是第二次事故，都是积极承担责任的主体，并为之奋斗至死。可以说，他的死是为了表现自己的主张而为。”[7]在此，主人公敢于用自己的生命承担社会责任的所为，无疑具有积极向上的价值导向和深刻的现实意义，从而实现了“文艺是给人价值导向、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伟大事业。其次，关于文学艺术是“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活动来看，我们可以在表现形式上不拘一格，高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创作方针，但在创作内容上必须围绕为实现“中国梦”而大展宏图。正如习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为依归。”在此，“中国梦”并非是虚构的意识经验，而是潜伏在亿万中国人民内心的无意识诉求，正如神话是一种集体性的梦想一样。因为“神话的基本构思是以某种形式，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用这种思维去理解神话，就会发现不可思议的、七零八落的事物变得互相关联起来。”[8]即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在今后的创作活动中，为了形象而生动地表现“中国梦”，可以采用“神话”的形式，融入音乐和色彩、历史和现实等各种要素，丰富和刷新我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样式。

鼓人奋进，给人希望。习总书记说：“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灵魂。”这就意味着严肃的文学艺术暗示着一种人生观。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作家艺术家总是在“有意或无意中努力影响读者，使之接受作家个人的人生态度，怀着一种诚恳和责任感充当宣传家的道德义务。”[9]比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就是传导他的人生态度的典范。小说中写道：孤独的老渔夫桑提亚哥在墨西哥湾流的大海中，连续84天没有钓到一条鱼，在第85天他再次出海，终于钓到一条有一万五千磅重的马林鱼。在此，茫茫的大海成了老人与自然展开搏斗的战场，他必须和自己的敌人通过殊死搏斗而获得自我的价值。可在他归来时马林鱼被大鲨鱼吃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对此，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指出：

从老人与马林鱼、大鲨鱼的格斗的情景中不难想象：当时海明威自己与其自身内部的敌人进行斗争的情景。即首先是知性，其次是肉体组织的衰竭，最后是抵抗力、记忆力、气力的不断衰弱，这些病魔在不断地侵蚀他。(中略)通过一系列的冒险，老人不仅超越了自己，而且战胜了平凡的应该死去的、一个男性在肉体上和心理上的极限。小说的情节虽然令人悲伤，但它并不给人传染悲观的情绪。相反，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人即使直面最坏的考验和逆境，也可通过自己的行动转败为胜，进而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希望之所在[10]。

从这一见解中不难看出，《老人与海》不仅表现了海明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且使我们从中获得：一个人如何在逆境和绝望中，通过自己的勇气和行动得以自救，最终走向希望。这就是文学艺术所应该发挥的正能量。习总书记在“文艺讲话”中说：如果文艺作品“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情怀关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逐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我认为《老人与海》正是这一创作思想的实践典范，它用近乎完美的表现形式和富有深刻哲理的内容，从本质上实现了文学艺术的美。

文学艺术与市场经济及文学批评。在市场经济高度繁荣的情势下，文学艺术作品及文化产业经常处于尴尬境遇。因为，文学或文化理念很难转化为经济效益，相反，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文学本身往往会丧失自身的追求。与此同时，艺术家在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图时，极易受到同时代批评风气和批判标准的影响。针对经济繁荣于文学艺术冷落的矛盾问题，习总书记在《文艺讲话》中都提出了明确要求。首先对文艺作品与市场经济之关系问题，他认为：一部优秀作品要经得起“市场检验”，但“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不能“被市场牵着走。” 他还针对我国文艺界的“浮躁”问题具体指出：“凡是传世之作、千古百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福楼拜说，写‘包法利夫人’有一页就写了5天”。这一指示和具体实例表明：要想解决好文学艺术与市场经济之关系，作为作家艺术家必须沉下心来耐得住寂寞，“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其次，对从事“文艺评论”者也明确指示，他说：“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这就从多个层面上对文艺批评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家，一是不能充当“歌德派”，要有批评家的风骨，敢于发出尖锐的批评之声；二是对作家的作品进行解读时，既要揣摩作家的创作意图，又要超越作家的“意图”，将已完成的作品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品加以分析。因为已完成的作品可能远远超越了作家的创作意图，或者说，作家的意图并不能代表对其作品的准确评论，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平庸的评论而已。第三，真正的有价值的评论家是能够对作品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见解，引领作家走向新的创作高度的先导者。从以上分析不难想象，在我国未来的文艺界，如果真正能做到作家潜心创作，评论家用心批评，摒弃一切不正之风，必将诞生一个崭新的文艺天地。

三、结语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如“春风化雨”，无声无息地滋润着我国当代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本文首先从敏锐的“时代意识”，分析了作为一个作家如何担起时代赋予自己的主题，并从历史的深度，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真实表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时代精神”。为此，针对现代人因过分地强调主体的独立，造成人与自然、乃至他者关系出现的疏离现象——自我丧失、孤独、绝望和不安等一系列混乱状态，对习总书记提出的“共同体意识”进行了分析。经分析得出：习总书记在“文艺讲话”中提出的“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不仅是在国际视野下关照人类未来的生存问题，而且是从科技高度具有引领世界未来走向的深远意义。不仅如此，习总书记还针对现代都市的“均质空间”，提出了“异空间”建设问题，并明确指出要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普惠民生”。可见，这些见解都是旨在解决现代人心灵深处潜在的、自我存在的根基丧失的心理问题。作为一个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在具有洞悉“时代精神”的基础上，还应做到“文以栽道，触人灵魂”。即文学艺术要以人民为创作“主体”，倾听他们的“心声和心愿”，触及他们的灵魂，进而引起他们共鸣。要想做到这点，像柳青创作《创业史》那样，深入农村生活，用身体去体验人民的内心世界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同时，作为文学艺术作品要不拘一格地追求创新，用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表现出富有哲理和深刻内涵的内容。最终产出能真正“洞悉时代精神，奏出人民心声”，鸣响“时代前进的号角”的优秀作品，迎来一个文艺“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能引领一个时代风气”的文艺盛世。

[1]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15.[2] 中村光夫.文学とは何か[M]．日本：朝日ジャーナル，1976：70．

[3] 大江健三郎.日本の「私」からの手紙[M]．日本：岩波書店，1996：190

[4] 村上克尚.傍らに寄り添う動物——大江健三郎『万延元年のフットボール』論[J]．日本近代文学，2015：112．

[5] 中村雄二郎.共通感覚論[M]．日本：岩波書店，2007：278．[6] 原広司.都市空間論[M]．日本：日本読売新聞，1980.

[7] 大江健三郎.新しい文学のために[M]．日本：岩波書店，1994：2．

[8] 吉田祯吾訳.エドマンド·リーチ レヴィ=ストロース[M]．日本：筑摩書房，2000：156．

[9] 雷·韦勒克 奥·沃伦.文学理论[M]． 刘象愚，刑培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27．

[10] 寺尾隆吉訳.マリオ·バルガス·ジョサン 嘘から出たまこと[M]．日本：現代企画室，2010：238．

(责任编辑：司国安)

Represent Time Spirit, Express People′s Wishes—Centered on Xi Jinping′s "Speech at the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Work"

HUO Shifu,LI N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Speech at the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Work" is moistening the booming of China′s contemporary literary career in silence like "life-giving spring breeze and rain". Taking "the speech" as object of study, the paper makes a through analysis on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literary and art worker. Firstly, how should an author capture "the time spirit" of a society and a country keenly, and display it through literary imagination. Secondly, how can literary works take "people" as the dynamic role of the subject in artistic creation, listen to their "voices and wishes" by presenting them in art′s form, and finally produce works of excellence that can really "represent time spirit and express people′s wishes", blowing the horn of time progress.

literature; sense of community; time spirit

2016-08-09

霍士富(1961- )，男，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I021

A

1008-245X(2016)05-0089-05

10.15896/j.xjtuskxb.201605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