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 华



论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农村“新女性”形象的内容与传播

■ 黄 华

对中国女性的理解,一般受到三种话语形式的影响,传统—现代、西方女权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话语。此三种话语都将中国女性的历史视为一部被奴役的历史,无形间在革命的议题上形成了共谋。自清末以来,传统女性被否定,女性被如何改造一般由不同的势力决定。本文主要以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一未受五四话语影响的群体是如何被中共改造的。具体问题如下：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共改造农村女性的模本来自哪里,中共塑造的新女性有哪些特质,以及新女性形象又是如何被传播出去的。本文认为女性话语被整合进宏大话语之中,女性解放的目标被置换,所谓的“男女平等”只是消灭了男女差异,延安时期展示出来的女性男性化趋势在解放以后显得更为明显。

陕甘宁边区;延安;大生产运动;新女性

国民党补给的终止,“公家人”、军队等非生产人员数量的增长,使得陕甘宁边区面临极为严峻的经济问题。国民党的全面封锁造成的后果之一是边区的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与此同时,农户的纳税负担不断加重,1941年救国公粮的数额定为20万担小米,大约是总产量的13%,起征点大幅降低,还有其它新增税种。①正是在这一内外交困的境况之下,1942年之后边区的大生产运动逐渐声势浩大起来,在这一时期边区推出了首位典范人物吴满有,此外还有“中国的斯达汉诺夫”之称的赵占魁、申长林、杨朝臣等人,这些“劳动英雄”时常见诸于当年的《解放日报》上。

有关大生产运动中的人物典范研究,学界已有不少成果，这里仅举发表时间较近的例子。如朱至刚的《吴满有：典范生产的典型案例》，从社会结构和历史情境对吴满有现象的成因进行剖析。②周海燕在《记忆的政治》一书中专辟一章从权力、话语、记忆的三重关系出发,分析吴满有、赵占魁形象建构的话语流变,可见政治权力根据合法性建构的需要在其中实施的故意遗忘的策略。③从性别角度来看,对大生产运动中妇女的形象建构研究,尤其是个案研究,相对于男性而言偏少。黄正林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一文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等方面对乡村妇女的转变进行总体性的概述；唐海江、唐雨晴在《延安〈解放日报〉妇女形象建构的文化分析》一文中指出新塑造的女性形象是交织于民族主义和妇女主义含义之中的,并被限定在阶级话语之内的革命新女性,性别和阶级的视角对本文亦有帮助。④

从清末以来的女性主义话语系统来看,梁启超的《论女学》只是对“批风抹月,拈花惹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的传统才女文化进行批判,他宣扬的“女学”是以日本为范本,崇尚识习包括修身、教育、国语、汉文、历史、格致等在内的十三科,与男学相出入者,大致与兵政有关。倡导女学之目的在于“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⑤可见当时知识界对“新女界”“女学”的界定早已溢出传统能够驾驭的范围,一开始对女性的重新认知和启蒙就同国家话语绑定在一起。那么,第一个问题：从何处寻找新女性的概念和内容？这就涉及到观看他者与观看他者眼中的自我,新旧双重想象和视野的交汇形成独特的文学景观,这方面以胡缨对林译小说的研究为代表。⑥第二个问题,女性启蒙和解放运动并非是独立的,而是被当时的危机形势裹挟着“前进”,这就涉及到对外来女性形象的选择性塑造和模仿,以夏晓虹对晚清“英雌”秋瑾的研究为代表。对罗兰夫人“女杰”形象的塑造,符合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期许,秋瑾将之视为典范人物,并效仿之,英勇牺牲。⑦海青对晚清民国时期以秋瑾为代表的知识女性自杀行为的研究,指出在新旧分野模糊而浮动的社会环境之下,女性对自身位置、处境认知和行动的迷茫与矛盾,虽突破家庭的藩篱、挣脱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束缚,却并未走向解放,反而又极易被更宏大的国家话语收编,成为新旧转换之际的献祭品,仍然未能摆脱附属地位,使得“妇女解放”本身充满了歧义和吊诡。⑧

然而,女性主义话语并非“惠及”各处。按照白鲁恂(Lucian Pye)的说法,近代以来,中国最初与西方的接触引发了后来独特的历史,是因为它带来独一无二的通商口岸制度,这种制度大大推动了中国社会多方面的现代化,但也加深了区域间的差异。⑨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中,借助报章杂志、相对便利的交通、电报等通讯手段,新信息、新思想、新观念能够传播给广大的城市阅读群体。但在偏远的乡村,历经晚清兴学堂、废私塾之后,教育资源逐渐往城市聚集,乡村愈加贫弱,所以在新的思想观念的接受上和城市并非同步。因而,秋瑾式的新女性、五四新女性等城市中的新女性形象在偏远的农村难以找到痕迹,即便同样是自杀,农村中女性自杀的原因也并非由于接受新思想的洗礼而去追求恋爱自由、闹独立造成的。据焕然(谢觉哉)在1942年的陕甘宁边区就观察到农村中仍然存在重男轻女、买卖子女、早婚等旧习惯,妇女工作若太强调婚姻自由,就很容易被农民拒绝,使得这些“恶习”更为猖獗。尽管“五四那个颠覆封建礼教秩序的时代,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的诞生期”,如五四时期“她”字的创制和流行,至少在象征层面上女性成为一个与男性有差异的、独立的历史“主体”；但是在偏远的农村,女性仍然保持她们原初的地位和境况。

事实上,“祥林嫂”式的女性形象已经牢牢占据人们想象的中心,有力配合着“压迫—解放”的革命话语。高彦颐(Dorothy Ko)对梁启超所极力排斥的“才女文化”进行挖掘,认为明清时期的这类女性难以改写框定她们生活的儒家性别体系,但是她们却极有创造地开辟了一个给予她们意义、安慰和尊严的空间,超越了闺格的空间设置,从而营造出一种新的妇女文化。这一研究旨在批判由传统—现代框架、五四话语设定的中国传统女性“受压迫”的单一形象,提倡注意妇女处境及“父权制”的地方性和复杂性。高彦颐指出，封建的、父权的、压迫的“中国传统”是一项非历史的发明,它是三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罕见合流的结果,这三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革命和西方女权主义学说。虽然这些传统为中国的现代性和女性的位置设想出了非常不同的模式,但它们却都对旧中国隔离、扭曲和从属的女性生存状态表示了愤慨。将中国女性的历史视为一部被奴役的历史,为革命寻找合法化的说辞,在这个意义上说,三种话语达成了高度的契合。

相较于城市里受过一定教育的女性,农村女性受到新思潮的影响较小。在共产主义革命话语中,她们受到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种权力的压迫,将她们从受害者的角色中解救出来是出于革命的道义。自清末以来对传统女性的否定开始,到五四时期“她”字的创制乃至以后,“她”一直是一个空洞的所指,崇高化的理想被伪装成“她”的使命,而真正属于“她”的主体成长的内容和目标却被置换。对于本文而言,以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一未受五四话语影响的群体是如何被中共改造的。具体问题包括：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共改造农村女性的模本来自哪里,中共塑造的新女性有哪些特质,以及新女性形象又是如何被传播出去的。对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的改造研究,也是自清末以来新女性成长史的重要构成部分,体现“新女性”所指浮动的背后印刻着权力的烙印,女性启蒙和解放并非是独立的,而是附属于宏大话语之下的子命题,所谓“解放”亦显得可疑。

一、新女性的模本和内容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共建构新女性的模板来自苏联。在《解放日报》于1943年2月13日刊登育涵的《新中国的女儿诞生了——妇女劳动英雄马杏儿》的前一天,《解放日报》第四版刊出了两篇关于苏联新女性的报道。其中一篇是邵力子大使谈论苏联女性的见闻,另一篇是讲述女英雄莉雅的故事。综观两篇报道,可以归纳出苏联新女性的特点：第一,在社会分工方面并未因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苏联女性在学校时就与男同学受同样的体育训练,在职业选择上,男性胜任的工作,她们也能做得很好,比如铁路上的转运工作、集体农场里驾驶拖拉机、收割谷物等费力的工作。第二,自我牺牲精神。如女英雄莉雅主动请求到前线加入卫生队,在战场上经常背着伤员前往救治地点,最后在一次战役中负伤牺牲。第三,家庭观念和责任意识很强。苏联女性从工作的地方回家后仍然要做繁重的家务,如收拾房子、整理衣被、洗地板等,工作和家庭二者并不冲突。第四,具备国家意识。苏联女性视自己为国家的一员、社会的一员,对本职工作甚为认真负责。第五,被政治操控的生育。德苏战争后苏联征收独身税及无子女税。凡男女年满二十岁而独身者纳税,婚后无子女者纳税,数量为每年六十至一百卢布。苏联新女性的这些特质为形塑陕甘宁边区的新女性提供了参照,然而中共并未完全照搬这一模本,而是根据边区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变化。

首先,女子也能“受苦”。在边区农民的理解中,“受苦”指的是种庄稼等劳动。以“受苦”指代种庄稼,反映出劳动的艰辛和无奈,把劳动当成苦差。如农民自述：“不受苦有啥办法？要是光景过的好,谁还愿意？”“受苦,受苦,受到老,苦到老。”一青年人也认为，念了书,哪里也能去,走到什么地方都是吃好的穿好的,不要受苦。“受苦”是“下等人”不得已的选择。一般来说,男人才受苦,女人若受苦会让男人丢脸。刘女儿和曹女子要上山掏地,做丈夫的却拦阻：我们兄弟二人下来,只引两个婆姨,还叫她们上山受苦,不是给人笑话,说我们靠婆姨吃饭吗？由于生理和体力所限,女性确实很难承受种庄稼的艰辛。马杏儿也是在父亲马丕恩一个人顾不来一百六十亩庄稼的情况下才决定“受苦”,其母听了她的想法,说“你要疯了,妇女做庄稼？”当马杏儿“熬”不下去的时候,她怀疑自己“女人真的不顶事么？不！”,当她逐渐适应了劳动的繁重和强度时,旁人称赞她“这女子像梭子一样呢”。

所以,若要动员女子参与“受苦”,就必须打消“受苦”就是苦事的传统认知,认为劳动是愉快、光荣的。“过去陕北的农民把种田叫做‘受苦’,这在过去是符合他们的生活内容的,因为他们劳苦一辈子,结果都给剥削阶级掠夺了去,他们自己总是挨饿受冻。但现在,边区农民已不是为了别人的享受而劳作,而是为了自己生活的安乐而劳作,‘受苦’这个语汇和现在的生活内容已经是不调和、不贴切的,这个语汇就不能用来说明种田这件事情了。”革命以前受苦是为他人,现在受苦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而非“公家”。“受苦”亦非卑贱,受苦人和读书人是平等的,如提出“劳动英雄顶秀才”的口号。知识分子在受苦人面前也自愧不如,艾青的诗颇为应景：“我们这些‘文化人’真不抵事,关于生产一直搞不好”,“今天我来欢迎三位劳动英雄,意思就是向三位英雄请教,让我们向你们学习,把今年的生产好好搞,使咱边区生活能提高,达到‘自给自足’的目标”。

开大会奖励劳动英雄,劳动英雄上党报版面,让农民感受到“从来受苦人没这样被政府抬举过,现在时势是不同了”,以此改变农民对劳动的态度。党报在报道女子参加劳作、纺织的事迹时,侧重报道她们如何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促进家庭和谐。如党报记载延安南区的李国泰因妻子纺线获益为他置办新衣,他穿着新衣到处“炫耀”,无形中打破了女人受苦、男人脸上无光的偏见,从而吸引其他妇女纷纷加入纺织队伍。甚至鲁艺在大生产运动中将某劳动小组命名为“李国泰老婆纺毛小组”,李国泰也成为边区的“名人”。

其次,女子忙里忙外,劳动、家庭事务兼顾。妇女们的职责不是旧日里制定的“烧菜煮饭,缝衣补烂,养儿抱蛋”,还要从事生产。冯桂英制定生产计划,向马杏儿挑战,她既要抚养两个孩子,又要照料家务,但保证一定要完成今年生产任务。女党员曹万祥,是一个劳动能手。在农忙的时候,和她的丈夫一样每天大清晨到田里劳作,中午回家烧饭,再把饭送到田里,天黑了才回家。她还要照看两个小孩,一切家务琐事都压在她身上。在延安县柳林区二乡的调查中,有百分之百妇女做饭做针线,百分之五十五是奶儿子并料理家事,百分之七十四喂鸡猪,照料牲畜,百分之八十九参加地里的生产,抚育瓜菜、玉米、摘豆荚、割荞麦、抢田、收秋、送饭,个别的还要砍柴担水,百分之十一的妇女参与锄地等活,个别还有掏地刨梢的。足见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妇女不仅要看管小孩、喂养牲畜、料理家务,还要下地干活,基本上没有一刻能够闲下来,比男子还要辛苦、奔忙。甚至在延安“三八”节纪念会上,部分参会妇女还手织毛线,而一般农村妇女亦多随手做鞋补袜。党报称：劳动好,纺纱好,料理家事好的婆姨,到处受人尊敬,大家意见多相同。

再者,将公家的事看成自己的事。拿征粮来说,陈秀莲、卢宗夫妇积极缴纳，多出公粮,被党报题称为“新夫妇”。另一位新女性曹万祥面对丈夫对出公粮数目有意见时说，“人家在前线流血打仗,我们出了点公粮算什么,即使比别人稍多,还可以向乡长提意见呀！”边区推举劳动英雄,不论男女,很重要一点就是要为公家做贡献。作为边区首位劳动模范吴满有,对他的评价之一是：“在政治上吴满有是拥护革命和公私兼顾的模范,他拥护边区政府的法令和中共的号召,多出公粮并认真进行优抗工作,由于他努力增加生产,不仅改善了自己全家的生活,而且能保证政府抗战的需要,所以他是一个模范的公民。”在1943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奖励劳动英雄的命令》中,通知陇东、关中、绥德、三边专员,若已发现特殊好的劳动英雄,可由各县政府将他“历年来发展生产专业的详细情况；值得为群众学习的优良成绩和特点；为附近乡村群众中所拥护爱戴的具体事实、对各种抗战负担的态度；在拥军拥政工作上(不仅限于今年的模范行为)”等材料整理成书面报告向上呈报。其中将抗战负担、拥军拥政工作的态度和行动作为评选劳动英雄的重要标准。

当然,边区农村妇女不可能一开始就拥有这么高的政治觉悟,她们较为“务实”。对“公家”保持警惕。她们害怕成为“公家人”,担心一旦承受公家委派的差使就摆脱不了,认为为公家做事,受益者自然是公家。以1939年政府动员纺线为例,当时在农民当中流传“给公家纺了线,就变做公家人了”“以后就是咱们的差使了”“不论咱有空没空,以后就不能不纺了”,导致计划难以实施。当南区合作社的刘主任在群众中宣传纺线的好处后,李国泰老婆是第一个响应者。仅半年时间,李国泰家的经济状况好转,全家添置新衣,李国泰老婆也未成为公家人,李家的变化引起妇女们的注意和效仿。然而,妇女被动员起来纺线之后,在最初的时候很多纺线并不能使用,但合作社照中等的质量全部收下来,以此激发妇女纺线的积极性。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掌握了农村妇女们爱贪小便宜的心理,棉花过秤时秤尾昂得高,交线的秤杆则是平均的,这样妇女们不再把纺线看做“是替公家纺的”了。所以,在大生产运动中,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其后在这个过程中,对她们进行政治教化。

为避免引起农民的抵触和反感,党报在报道新女性时偏重强调女性参加劳动生产有利于家庭和睦,而非引发夫妻不和。然而,女性参加生产,必然要和家庭之外的社会空间发生联系。按照传统观念,男性“受命于朝”,女性“受命于家”,女性被限制于家庭之中。女子上冬学,在农村女性中发展党员、妇女工作者,都是在重构女性的活动空间和人际交往结构。比如,对于参加妇救会的媳妇,婆婆很不满意,认为“他娘的一个年幼幼的媳妇子,南穿北走,同别家的那些大男小女一起儿聊聊,成个什么样子,真替咱这贞洁的家门丢人哩！”一旦妇女参加劳动为人们所接受,妇女就可以借劳动之名离开家庭,有了一定的活动自由。如,从事纺织的妇女,因家中男子干农活,且不懂得棉花的好坏,如是终日处在家里的妇女们,也成群结队,翻山跑路,经常出入于合作社之门,“领花、交纱、换布”,行动自由了！还有部分女性参加妇救会,成为妇女工作者,则以“抗日工作”、男女平等为由抵抗家庭的束缚,女性拥有了反抗传统的底气。只是此种底气通常由外力支配,如政治力量、民族主义情感，等等,这样反而使得女性丧失了对自身真实处境的觉知。

同解放后中共根据劳力过剩和紧缺情况调控妇女劳力类似,比如大跃进时期全国劳动力的明显紧缺,必须发动妇女外出劳动弥补男性劳力的不足,而在解放初期面临安置大量复员军人和高小以上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时,妇女却被倡导安于家务劳动。在1940年代,中共发动妇女参加生产,表面上指向的是“男女平等”,实际上是为了解决边区日益突出的经济问题。“解放区面临着微薄的粮食产量,大片的荒地,有限的人力资源,古老的生产工具和各种自给自足之外的政府性开支。在这种特定条件下,妇女不仅是作为乡土统治者们的对立面,而且更是作为一种生产潜能被发现的,她们在亟需劳力以维持生存的乡土社会中是闲而未用的巨大劳动群。”边区荒地多,劳动力少,在发动妇女参加生产的同时,还需要大量移民。1943年全年边区要增产细粮八万石,百分之六十的任务,仍然是要依靠移、难民去完成。1943年《解放日报》推出妇女劳动英雄马杏儿,原因在于：一是马杏儿和父亲马丕恩是南下移民的身份,具有示范效应；一是马杏儿通过劳动改善生活,提升自身地位,是鼓励其她妇女参加生产的典范。

当时所谓的“男女平等”,一方面是女性同男性一样承担起生产任务,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男女性别差异,以男性气质同化女性。其背后的最终指向是开发农村闲置劳动力,使得边区摆脱经济困境,而并非是以女性的真实诉求为目的。另一方面是借此打破传统的家庭权力格局,使得女性与男性一样可以抛头露面。家庭再也不是妇女唯一活动的空间,丈夫亦不是对外事务的代理者,而是自愿或被强行纳入到一个新的权力结构之中,行使已经被限定的权限。权力跳过家庭这一中介或缓冲地带,直接对个体实施改造和发布命令。中共对新女性的塑造,是把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的个体改造成隶属于边区政权、能够被有效动员的无差异的个体,从而建构一个新的社会秩序。

二、新女性形象的宣传

面对几乎是文盲的农民群体,中共如何将革命意识形态培植进农民的认知体系,进而影响其行动,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单纯依靠文字进行宣传,显然超出农民的接受范围。按照德布雷的观点,从宗教媒介化传播的历史经验来看,任何思想内容的传播效率往往不是来自思想的成就,而是简单的形式。口语、故事、神话等形式更易为文化水平较低的个体所接受,情感的调动效果远比诉诸于理性来得更为强大。毛泽东深谙此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了“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创作者要学习、熟悉工农兵的言语,才能创作出真正大众化的作品。在对劳动英雄的宣传中,中共就采取了低处传播的策略。

第一,设置群众剧场,最典型的是召开民众大会。民众大会大体上模仿当地的民俗仪式,比如每年从正月初二或初七开始的秧歌会,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集体敬神仪式。和传统仪式相仿,集会人数一般多达几千人,民众从附近村庄聚集到集会地点,他们暂时从繁忙、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抽身而出,进入到狂欢模式之中。在当时陕甘宁边区,集会通常发生在街道和会场,街道和会场相连,是一个类似城市广场的空间景观。以安塞民众的一次盛会为例：各乡自卫军手执红缨枪从四郊列队而来,真武洞附近之婆姨娃娃亦身着新衣服,参加大会。会场大门两旁以大字书写：“加紧生产努力春耕”。正月十二时,秧歌队打着喧天的锣鼓、以大红旗为前导,劳动英雄杨朝臣、张万库及劳动女英雄王老太太、刘桂英等进入会场。此时,以数千农民组成的群众人海澎湃着一种巨大的声音：“欢迎劳动英雄！”他们手舞足蹈的呼叫着。街道是通往会场的必经之路,劳动英雄进入会场前,要先接受群众的“膜拜”,“当劳动英雄马杏儿出现在街头时,以一睹劳动英雄为快的男女群众,拥塞道途,马杏儿每至一处,即为群众所包围,并纷纷与其握手致敬”。劳动英雄在受奖之后,还要领着五千群众,在街道上边游行边呼喊口号“努力生产,加紧春耕”,夜晚还有秧歌队演出和串灯,直至夜深群众才散去,整场集会至此才落幕。

在陕甘宁边区,开会是一个普遍现象。从法国回来的陈学昭就感叹“延安的会是非常多,我想或许要算在我国是一个会最多的地方,可以与欧洲那些大都会相比拼。群众大会,欢迎会……都在热烈紧张之中开始,也在热烈,紧张与感动之中结束。”开民众大会,不单只是开会,其间还有秧歌、活报等表演。著名记者赵超构于1944年6、7月间访问延安时参加了一次号称四万人的延安民众大会,他观察到：会场内外的各种演出、锣鼓和人声交汇，“使得没有兴趣参加集会的人,也不禁要挤进去看一看,事实上,造成这种热闹的气氛,正是吸引群众的一个巧妙的方法”。民众大会具有广而告之的功能,群众通过口耳相传熟悉劳动英雄的故事。劳动英雄被置于集会空间的中心,奖品耕牛、锄、镢、毛巾等物陈列在主席台显眼的位置上,在当时物资匮乏的边区,这些物品足以引起围观群众的惊叹和羡慕。这场表演由劳动英雄、群众共同配合完成。

此种由政治设定的官方节日,全然迥异于民间节日。从时间因素来看,官方节日并非是日常时间之流的“中断”,在虚拟的非现实场景中上演剧目,对既定制度施以暂时的颠覆和反叛,催生和强化非现实感,反而意味着官方节日已经嵌入并修改了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从而完成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合法性占有。从两种仪式的目的来看,民间仪式主要是作为生存的技术而存在的,关乎生命、生计和健康,其遵循的是一种生存的逻辑；在国家层面,作为仪式的政治运动则是权力的实践或者实验,其目标是要灌输一套思想体系,推行一套行为方式,教会一套革命话语,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这样一套权力的技术是国家力量向乡土社会渗透的主要方式。在民众大会之后,群众纷纷效仿劳动英雄,响应政府号召多生产,如群众见过马杏儿后,丈夫对妻子说、父亲对女儿说，“学习马杏儿,为咱家也争点光吧。”农民被召唤为主体,“觉得自己是自我满足的,觉得自己在直接把握现实,但这都是‘想象‘的结果”,实际上他们是被规训的屈从体。

第二,上演批斗“二流子”的剧目。“二流子”是中共树立的反面形象,对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偷鸡摸狗,总之是农村的不安定因素。改造二流子,既能增加劳动力,解决经济问题,又能改进农村习俗、地方安事,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图。“可以发动儿童妇女斗争他,发动亲戚朋友斗争他,也可以加重他的劳役负担,然后再动员他”,甚至有婆姨认为“对于用力劝不回头的顽固二流子简直可以杀一些个”。在边区有些地方,根据二流子的判定标准,挨门逐户派人访问二流子,继又召集以乡为单位的生产动员大会,在大会上宣布二流子的名单,再发动群众讨论及正式通过谁为二流子。二流子的门上和身上佩带二流子的证章,只有在真正参加生产之后才可取消。

在奖励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为劳动英雄的陪衬,批斗二流子是一个表演，且是展示性很强的保留剧目。伴随着乐器的吹打声,劳动英雄进入会场,在最前面的一排位置上坐下来。接着停止吹打的秧歌队将另一批人引入会场,群众“没有欢呼,也没有拍手,他们只是低低的冷笑”,这批人就是二流子,他们垂着头,没精打采的站在劳动英雄的旁边。给奖以后,丢人的二流子师保锐和韩福杰,颈项上挂着白牌,白牌上写着他们做的坏事情,从群众面前走过。农民们的心坎里很舒服,他们很了解这些人在平常干些什么。围观群众说，“好劳动得到奖励,不劳动的二流子受到处罚,这是对的。”还有专门创作了《笑话二流子》,以“顺天由”的形式传唱,在《解放日报》上刊登时注明由“农村妇女儿童嘲笑二流子唱的”：

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看那二流子过来了,快来看他那球样子！你撒泡尿来照照各自,好好的庄稼你不懂,常年像老鼠钻地洞。爹娘养你不成材,你又抽洋烟又耍牌。捉定什吗吃什吗,人家说你是贼娃娃。睡到太阳照屁股,醒来吃上些糠糊糊。吃净了粮食吃籽籽,二流子你早晚要讨吃。有饭给你不胜喂狗,凭什吗养你这二流流。你婆姨也恨你来你儿也嫌,二流子顶个球不蛋。不要上我家串门子来,怕你把懒劲串进来。二流子你长得也像个人儿,为甚不好好的过光景儿。二流子二流子快回头,劳动起来甚也不愁。

在群体内部人为地制造“朋友”和“敌人”,让群众自觉“站队”,向劳动英雄看齐,并对处于对立一方的“敌人”施以坚决打击。让“二流子”佩带证章,意味着这一群体被刻上耻辱的印记,使之在人群中无处躲藏,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第三,通过秧歌、连环图画、活报、歌曲、年画、木刻、口号等形式宣传劳动英雄的事迹。如以马丕恩、马杏儿父女为题材,王大化、李波、路由集体编剧的《兄妹开荒》。“女叫马杏儿呀,父名马丕恩,庄户人家的好模范,到处有名声,(呀)到处有名声。本是那米脂人,移民来延安府,边府农场把地种,勤劳不怕苦,(呀)勤劳不怕苦。深耕勤锄草呀,又快又认真,别家一垧地打六斗他们打八斗零,(呀)他们打八斗零”,“开荒要加紧,女子要学马杏儿,男学马丕恩(哪)男学马丕恩”,“向劳动英雄们看齐,向劳动英雄们看齐,加紧生产不分男女”。劳动英雄的故事被改编成秧歌等为群众熟悉的艺术形式,是一个按照政治意图对劳动英雄的形象重新编码、定型的符号化过程。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创作者需要通过外形、服装、道具、精神面貌、腔调等区分不同类型的人物,便于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众能够很容易将他们辨识出来。这种类型化的、扁平人物的设定,一是考虑到群众的接受和理解能力；一是使得受众对人物的解读难以越出意识形态设定的意义空间；还有就是秧歌、活报等在街头展演的情境限制了对角色多样性的挖掘,讲求场面的热闹远远大过对艺术性的追求。这也牵涉到当时对普及和提高的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此问题进行了确认：对于工农兵,第一步不是“锦上添花”的问题,而是“雪里送炭”的问题。所以对于人民,第一步最重要最中心的任务是普及工作,而不是提高工作。这一主张成为艺术创作的“铁律”。

还有口号在边区的流行,如随处可见的街头标语、民众大会中群起激昂喊口号等。不同于深奥的理论话语,简单、浅显、口语化的信息在反复操练之后更容易为群众记忆。在不同时期中共制定不一样的口号,比如在春耕中,提倡“努力生产的庄稼汉是劳动英雄,反对不劳而食的二流子”“好儿童努力拾粪,每个儿童拾粪五十斤”“优待移民垦荒,扩大耕地面积,增加边区粮食”等。1943年纪念“三八”节的标语口号,如“纪念‘三八’节发动边区妇女参加生产！”“纪念‘三八’节妇女要多织布、多养蚕、多种菜！”“纪念‘三八’节做到家家户户丰衣足食！”“纪念‘三八’节学习妇女劳动英雄马杏儿！”“纪念‘三八’节男女一齐走上生产战线！”，等等。各种政策指令被简化为标语、口号,告知群众要做什么和如何做。有些标语口号、年画(如吴满有等劳动英雄形象被设计成年画)被群众贴在自家墙上,政治力量借助这些媒介积极改造社会和家庭空间。在民众大会中,在场群众齐声高喊口号是整个仪式中的必经环节,既表达一种情感的共鸣和宣泄,又在整齐划一中强化了政治认同。

在《解放日报》上宣传劳动英雄的事迹,仅能够在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群体中流传。召开民众大会,在街道上游行、表演秧歌和活报,抓住民众爱热闹的心理,吸引附近民众前来参与。现场民众对劳动英雄的赞美,对奖品的欣羡,对二流子的唾弃和鄙夷,种种情绪的表达推进仪式的进程。喊口号、游行等环节又让民众卷入集体狂欢,和劳动英雄一起完成一场政治仪式。劳动英雄的故事、奖品、秧歌、口号等在集会过后成为人们闲暇时的谈资,有利于信息的扩散和记忆。街头标语、口号、年画等媒介渗入到日常生活、家庭空间、社会空间之中,民众借此可以随时了解党的政策,并进行有效记忆。这种随处可见的宣传积极重塑民众的个体交往和生活空间,民众的日常渐被政治化,进入时刻被动员的高亢而又紧张的状态。

三、结语

19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妇女,极少受到西风新潮的影响,还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中共动员妇女参加大生产运动,改变了她们原有的生活形态,将之从家庭的小格局中“解放”出来。发动大生产运动的目的是要缓解边区的经济危机,更为重要的是在边区建构新的社会秩序,将以前未受重视的女性群体改造成革命群体的一员,对她们施以直接的控制。郭于华曾提出一个问题：执着于生计的农民如何被卷入国家政治生活的漩涡,又何以放弃其原已相当完备的文化意义体系而进入一套与其日常生活似乎并不相关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革命话语的结构之中。其中一个的原因就是,农民要从革命中获得“好处”,这一“好处”不仅指的是经济利益,还有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力和身份。如农民自己的话：受苦人,县长亲自发奖,场面又这么大,从古以来,也没有这一回事，现在劳动英雄实在顶秀才了！

在大生产运动中,马杏儿等妇女劳动英雄确实从劳动中获得收益,赢得政府颁发的荣誉和人们的尊敬。但是妇女参加生产,是受到政权力量统驭的一种策略性的选择,女性并未有选择职业的自由,而是接受政府的倡议和安排。在革命话语中,女性是被压迫者,她们受压迫的根源被归结为社会经济基础,并将妇女解放运动视为民族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由此真正涉及到妇女切身利益的问题并未得到重视,比如,中共为了避免农民反感,制定妇女政策时偏重强调夫妻和睦、家庭和谐,在对待离婚问题上颇为谨慎。女性话语被整合进国家话语之中,国家、民族的利益远远高于女性自身的性别权益,女性解放的目标被置换,直至女性气质被完全掩藏和驯服。

注释：

① [美]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178-180页。

② 朱至刚：《吴满有：典范生产的典型案例》,《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5期。

③ 周海燕：《记忆的政治》一书第五章“模范是如何塑造的”,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版。

④ 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唐海江、唐雨晴：《延安〈解放日报〉妇女形象建构的文化分析》,《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2期。

⑤ 梁启超：《论女学》,《饮冰室合集》(1),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7-44页。

⑥ 参见[美]胡缨：《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尤瑜宬、彭姗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⑦ 参见夏晓虹：《接受过程中的演绎——罗兰夫人在中国》,《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⑧ 参见海青：《“自杀时代”的来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⑨ [美]白鲁恂：《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二十一世纪》(香港)，1992年总第9期。

⑩ 焕南：《娶不起老婆》,《解放日报》1942年6月2日,第二版。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毓强】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传播学考察”(项目编号：13YJC860012)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