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淑凤　葛文峰,2

(1.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淮北　235000；2.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北京　100089)



陈景韩的文学编译出版思想与实践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季淑凤1葛文峰1,2

(1.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淮北235000；2.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北京100089)

摘要：陈景韩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编辑家、出版家、翻译家。他以报刊为阵地，在编辑出版与文学翻译之间进行跨界运作，其编译出版思想与实践特点鲜明：编译选材富有时代气息，编译策略着眼读者接受，多方营销开拓传播渠道。他的编译出版活动对近现代传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既培植了大批商业化报刊编译人才，又繁荣了近现代影剧界的编剧题材，同时，也促进了其自身小说创作的革新。直至当下，陈景韩的编译出版活动仍具有重大现实启示意义。

关键词：陈景韩；文学；编译；出版；影响

陈景韩(1878—1965)，江苏松江县人(今上海松江区)，别名陈冷，系晚清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核心作家之一，常署笔名“冷”、“冷血”、“华生”、“新中国之废物”编译报刊文章。然而，陈景韩不仅是优秀的文学家，他还是“中国近现代的著名报人，更是一位以编译小说而闻名于世的翻译家”[1]。他活跃于中国近现代报刊界长达30年，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张季鸾、成舍我等早期新闻界的名家，被誉为“新闻界当之无愧的‘报刊耆宿’、‘无冕之王’”[2]。1902年，陈景韩担任《大陆报》总主笔，开启了他的编译生涯。1904年，他调任上海《时报》编辑，除编译各埠新闻之外，又主持西方小说专栏，开创日报刊登短篇翻译小说的先河。同年及1907年，他先后兼任小说翻译杂志《新新小说》与《月月小说》的编辑和特约撰稿人，前后长达5年。1909年至1917年，他出任《小说时报》主编，这是一份以译介西方小说为主的文学期刊。1911年至1917年，陈氏主编中国第一份专业女性刊物《妇女时报》。1912年至1929年，陈景韩又任《申报》总主笔长达18年之久，将《申报》的发展推向巅峰。后因国民党对《申报》的干预，他坚辞总主笔一职，从此彻底离开了报刊界。陈景韩的文学翻译是与报刊活动同时开展的，1903年，首部陈氏汉译小说《明日之战争》见诸报刊。据统计，仅在1915年之前，陈氏译作至少有77种，结集6部9册。陈景韩的翻译作品不但种类多，更因为他是一位“既重视译文社会功能、又强调其艺术性的现代翻译风尚的执着追求者”[3]，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所以，编辑出版与文学翻译是陈景韩毕生文化活动的两个重要内容，“编”“译”结合，相得益彰。编辑与翻译的跨境融合，构建了陈景韩个案研究中的最佳切入点：他的编辑出版研究绕不开文学翻译，同样，他的文学翻译研究也无法忽视其编辑出版因素的影响。在报刊出版的视野下，陈景韩编审、编译了他所负责的、包括自己译作在内的巨量报刊译文。他的编译出版思想与实践极具代表性，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颇具可资借鉴的现实启示意义。

一、陈景韩的文学编译出版思想与实践

陈景韩将编辑出版与文学翻译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特色鲜明的编译出版思想指导下，开展了广泛的实践活动。

1.选材有味有益，顺应时代局势

晚清以降，翻译小说的兴盛得益于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以教化国民、改良社会的倡导。但是，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经历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各种文化交织碰撞的局面，此次翻译高潮中的小说种类不再局限于梁氏的政治小说，而是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此时的陈景韩审时度势，以报刊新闻主笔、编辑的敏锐眼光，精心选译与晚清民国社会时局及读者通俗文学阅读需求密切相关的小说类型，加以编译。诚如文学史家阿英(钱杏邨)所言，“最热心于虚无党小说翻译的，是陈冷血，此公亦喜翻译侦探小说”[4]。陈氏缘何对虚无党与侦探小说的译介如此青睐？原因在于他将小说对于社会的功用视为小说创作与翻译的第一要义：“小说之能开通风气者，有决不可少之原质二：其一曰‘有味’，其一曰‘有益’。……故必‘有味’与‘有益’二者兼具之小说，而后始得谓之开通风气、与社会有关系之小说。”[5]陈景韩提倡的小说观中的“味”与“益”，两者必须兼而有之，不可偏废：“味”指小说文本需构思巧妙、结构缜密、语言通俗易懂，具有文学价值和可读性；“益”指小说文本之外，需具备开启民智、改良社会的醒世功能与现实意义。

陈景韩曾在武昌武备学堂学习军事政法，后加入革命党而遭到清廷的通缉逮捕。所以，他在报刊编辑中对社会政局格外关注。陈景韩是享誉舆论界的“一支笔”，“无论翻译还是写作，他都能写出当时的时代气氛”[5]。20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值满清政府封建帝制统治的高压时期，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兴起，晚清政府与革命者之间的暗杀风潮极盛。而西方以暗杀活动为内容的虚无党小说与此极为契合，可开通“复仇之风气”。外国侦探小说叙述西方法治社会、传播现代法律、崇尚科学推理，对于移除中华民族的封建愚昧顽疾，这无疑是最好的一剂良药，可开通“启蒙之风气”。陈氏选译的西方虚无党及侦探小说多来自名家之作，如法国的莫泊桑、雨果、大仲马，俄国的普希金、契科夫，日本的上野和夫，它们具备“有味”“有益”的特点，陈氏的选译可以直接映射当时的中国现实。通过译介沙皇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虚无党)奋起反抗专政、勇于暗杀权贵的故事，陈景韩赞扬了一种舍生取义、为国献身的大无畏精神。译者又通过译作宣传外国民众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抵抗外敌入侵、牺牲自我保全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结，意在唤醒沉睡的国人，开启他们内抗专制、外抵侵略的革命意识。在《虚无党》翻译小说集的“感言”中，陈景韩阐明了编译动机和感受，他大声疾呼：“我译虚无党，我欲(愿)我政府、我人民及自我皆是虚无党，如此，何至俄国政府待我政府如今日？！何至政府待我人民如今日？！何至我人民仍腐败如今日？！”[6]译者这般用心良苦，发人深省，只求国人能及时觉醒，开通风气，针砭时弊，这也与他报刊新闻的编辑宗旨与功能相吻合:“报刊之效力于社会者，在于摘奸发伏。”[7]

2.巧用编译策略，注重读者接受

报刊出版发行最为关注读者的接受，这直接关系到报刊的销量与商业效益，任何编辑、主编、主笔对此均不敢懈怠。陈景韩之所以在报刊编译方面成就卓著，是因为他以独特的编译策略，加以“增、删、改、编”，形成自己独特的编译手法，吸引了广大读者。少年时期的胡适便是陈景韩的忠实读者之一，他曾回忆道:“《时报》有时每日有两种冷血先生的编译小说，在当时的翻译界，这的确是很好的译笔。……依我看来，白话译本为最好，作很自由的翻译，在当时最为适用。”[8]事实上，这正是陈景韩提倡的小说“有味”理念的外显效果。胡适所赞美的“很好的译笔”、“很自由的翻译”是从编译文本内部的语言层面对陈氏译作的肯定，即当时颇受欢迎的陈氏报刊编译范式——“冷血体”。例如《兄弟》中的一段译文：

正在此时，忽闻店门轧轧两声！

忽然店门开了，走进来一个客人。

忽见那客人不待里海招呼，便走过账台边来。

忽又听那客人叫到：“阿兄，别来无恙！”……[9]

这种“冷血体”译文的特点是以通俗的白话为译语，简洁易懂，自然流畅。最醒目的是译文中大量的短句成段和叹号的使用。简短的句子、冷峻的笔调、近乎逐句的分段可以让读者在阅读时一目了然、快速通读。这恰是陈景韩编辑报刊新闻的一贯方法。

刊登长篇小说往往受到报刊版面容量的限制。然而，这并未阻碍陈景韩译介西方长篇小说的热情，他将原作进行大刀阔斧的删减，缩译出原著的故事梗概。类似《新蝶梦》这样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经过陈景韩的编译压缩之后，只剩两万字，很快连载完毕，既节约了版面，又方便了读者。中国读者习惯了千百年来的古典章回体小说，渐成一种阅读偏好。陈景韩在编译时，也将此考虑在内。《明日之战争》、《赛雪儿》等均为章回体翻译小说。如《赛雪儿》的第一回目为“贵妇人混过关卡，守城人私换路牌”，且在前面附有“引子”，每一回末尾有“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的典型章回体小说套语。报刊时评家的身份，使得陈景韩编译名家名作时，多在正文前的“叙言”、“译者识”中对作者和文本情节加以介绍，方便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心》载有译者撰写的《痕苔小传》，介绍了作者痕苔(安特莱夫)生平及主要作品。同时，他又在文末加入译者“按语”，体式仿拟《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是为“冷曰”，对译文进行言简意赅的点评，会晓深意，启迪读者。譬如《兄弟》的“按语”：“冷曰：‘我译此篇，我疑之。此篇所谓里海昆山者，究竟兄弟重于钱财欤？抑钱财重于兄弟欤？我疑之！’。”[9]译者以中国传统的“手足之情”、“血浓于水”的道德观念作为评判外国小说的标准，引发读者思考。陈景韩引导读者赏析外国小说，读者应该注意两点“一、洞察其国俗之隐情；二、深知其民力之程度”[10]。陈景韩的小说编译，处处着眼于读者的接受，这是报刊编译区别于其他翻译的显著特点之一。

3.多方宣传营销，拓宽传播渠道

陈景韩是经营报刊的行家里手，熟谙各种传播方法，精通报刊的营销策略。创刊之初的《月月小说》因运营不善，资金短缺，几近停刊。他接管该刊以后，以编译小说为契机，多方努力，“扩大了销售量，使《月月小说》成为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中商业化运营最为成功的典范”[11]。在明确的商品意识规约下，陈景韩的报刊编译综合运用媒体宣传，以广告、编者读者互动、促销以及刊行图书为手段，拓宽报刊编译的传播渠道。

刊登广告是近代报刊适应商业化阅读市场发展的产物，在新闻出版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陈景韩所供职的报刊均将这一做法发扬光大，每一期都刊登大量广告，吊足了读者阅读的“胃口”。鉴于“冷血”编译西方文学作品广受读者喜欢的事实，陈景韩身体力行、标新立异，以自己的名气作为广告内容，进行推销，招徕读者。《月月小说》的“本社广告”向读者推介，“本刊著名大撰译家‘冷血’君为当代(读者)所欢迎”[12]，屡次提醒读者，“本刊添聘了赫赫有名的大文豪‘冷血’”[12]。《小说时报》的广告一再强调“本报冷血、天笑为笔政，两先生之稿居(本报)十之七八”[12]。陈景韩常以“预告”的形式将下一期的翻译小说目录提前“广而告之”，以保持读者对翻译小说持久的阅读兴致，继而保证销售量。当然，也有广告之后“爽约”的案例。在《新新小说》的《巴黎之秘密：可怜儿》“译者附言”中，陈景韩申述：“前定《造人术》篇幅短、趣味少，恐不能餍读者望，故易此。”[13]可见编译者对读者阅读心理的关切程度。为此，陈景韩又在报刊中设置编译者与读者互动的环节，多次通过读者的亲自参与，激发阅读积极性。陈氏在《时报》编译、连载长篇小说《火里罪人》的过程中，以广告“悬赏”读者竞猜故事情节和人物，奖品是《侠恋记》小说一部。陈景韩将报刊营销与读者参与联系起来，既宣传了翻译小说，又激励了读者，多元立体式的“编译者-读者”互动模式达到了凝聚读者、提高销量的目的。

报刊连载译文具有快速、便捷的优点，但是其不容忽视的缺点是整部译作散见于各期报刊，不利于查找与整体阅读，这就需要译文的结集出版。清末民初的出版业日渐发达，众多的出版机构方便了图书结集发行，陈景韩深谙此道。《时报》、《小说时报》与《妇女时报》均由有正书局创办，《新新小说》由开明书店发行。这两家出版社的机械设备精良、印刷技术先进，陈景韩凭借便利条件，将他编译的报刊译作交由这两家著名的出版社结集出版，取名《侦探谈》、《侠恋记》、《虚无党》等。一方面，翻译小说集的出版开辟了报刊译文传播的新渠道，提高了译作与译者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出版机构与编译者均可从图书出版及再版中获取可观的经济利益，这也是近代报刊编译出版走向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陈景韩文学编译出版活动的影响与意义

陈景韩的报刊编译出版活动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文艺史、文学史与翻译史中均占有重要地位。从历史的角度梳理、反思他的历史贡献，我们仍能洞察其影响与意义。

1.顺应稿酬制度，培植编译新人

随着科举制度在晚清的式微、并最终废止(1905年)，如同秀才出身的陈景韩一样，大量颇通外语的文人士子开始转变观念，放弃科举入仕的初衷，转而走上以文谋生的道路。在商业报刊与自由文人的有利条件下，中国近代稿酬制度应运而生。“卖文为生”、“著译也为稻粱谋”的观念深入人心。陈景韩主政、编辑的报刊皆有大量诱人的“征文启事”，标明投稿按字计费。早在1907年，《时报》的稿酬标准便已极具诱惑力：一等稿的酬金为10元/千字，二等稿的酬金为7元/千字，三等稿的酬金为5元/千字。而且在“悬赏小说”告示中称：“本报悬赏小说,无论长篇短篇,是译是作……”[14]晚清报刊征文将创作与翻译一视同仁，不加区分，按照统一标准支付稿酬。在“以量取财”的情况下，这促使广大具备翻译能力的作家更倾向于翻译而非创作，翻译过程减少了创作的构思、措辞、谋篇等创造性工作，加上译者自由的删减、改写，译作在适应稿酬制度方面更有优势。因为“译者最根本的目的是希望挣到钱——翻译报酬”[15]。陈景韩亲身示范，带头在报刊发表编译文学作品，同时也赚得丰厚的稿费。“他(陈景韩)在《时报》担任编辑，以翻译小说为副业。”[16]当时职业化的“文字劳工”每日至少可以编译四千字以上。即使以《时报》的最低等稿酬计算，陈氏的“副业”保守收入在每月400元以上，而他最初在《时报》的编辑职位月薪不过200余元。

在稿酬制度鼓励下，陈景韩以他主持的报刊为平台，为很多青年译者提供了发表译作的机会。这些年轻人日后构建了近代中国最大的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他们最终成长为融合写作、编辑、翻译于一身的报刊才俊、编译名家。正是在陈景韩的鼓励与奖掖下，周瘦鹃、严独鹤、杨紫麟、李涵秋、徐半梅、程小青、孙了红、王蕴章、陈蝶仙等数十位译者得以在《小说时报》、《妇女时报》以及《时报》、《申报》的副刊《自由谈》、《春秋》、《滑稽会谈》、《小时报》上初试译笔，集体学习“有味”“有益”编译选材准则、效仿“冷血体”译法、贯彻娱乐与启蒙并重的报刊编译方针，走上职业化编译的人生道路，并将培植他们的园丁陈景韩奉为“鸳鸯蝴蝶派期刊鼻祖”。活跃在整个民国时期的鸳鸯蝴蝶派译者群体在主办的近200种报刊上进行大量的编译活动，蔚为壮观。他们“以编译为桥梁、出版为纽带，肩负着传播西方文化的历史重任，极具现代启蒙意义”[17]。追本溯源，这都得益于陈景韩在编译出版方面对他们的培植。

2.联姻现代影剧，扩大编译影响

陈景韩编译的文学作品不仅“洋味十足”，满足了观众猎奇心理，更因其丰富的题材、生动的故事与个性的人物塑造而具备了电影改编的条件，从而拓展了中国早期电影发展的崭新空间。在鸳鸯蝴蝶派文人积极参与电影事业的20世纪20年代，陈氏编译小说完全符合该派“以‘情节’为主，走‘通俗’叙事之路”[18]的编剧观。陈景韩改译过法国戏剧《祖国》，对当时的改良戏剧(新剧)多有关注。因此，陈景韩的编译文本与影剧结缘，借助现代化的视觉传媒，在广大市民阶层中间传播开来。

1924年，根据包天笑主译、陈景韩合(参)译的《空谷兰》、《梅花落》而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后，获得了空前的轰动效应。收到电影界邀约电影脚本的请求，陈景韩将编译小说《火里罪人》和《白云塔》进行影片改编。1925年，太平洋影片公司导演黄梦觉将《火里罪人》拍摄为同名电影；1928年，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导演朱瘦菊又根据《火里罪人》制作影片《就是我》，这“是我国早期电影史上一部编制较为完备、艺术价值很高的侦探片”[19]。《白云塔》交由太平洋影片公司拍摄(又名《新红楼》)出品，陈景韩为编剧，张石川、郑正秋为导演，当红影星胡蝶、阮玲玉为主演。这两部影片故事曲折感人、情节逻辑紧密，受到观影者的一致好评，大量影评见诸报端。同为报刊编译的张碧梧观影之后，又将电影《就是我》的故事改编为同名“影戏小说”，刊登在《电影月报》上，继续推广《火里罪人》。不仅如此，《火里罪人》还由陈景韩改编为改良京剧剧本，由京剧名家汪笑侬在春仙茶社上演，“一时间竟能引领改良京剧之先”[20]。电影《就是我》上映后，票房颇高，又被改编为新剧《火烧真洋楼》搬上舞台，一时极为卖座。

3.借鉴西方小说，促进小说创作

几乎在进行报刊编译小说的同时，1904年，陈景韩开始了小说创作。以编译小说开启小说家生涯的陈景韩，自觉学习西方文学的特点，并运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他创作的小说共计36种，结集3部6册。

传统上讲，中国小说以故事宏大、人物众多、叙事首尾呼应的长篇为典范。而短小精悍、“横截面”式的中国新体短篇小说则是在西方小说译介之下产生的。报刊连载编译的长篇小说需要连年累月，陈景韩尝试着将西方长篇名著进行分解，以较为独立的故事为中心，编译为情节与结构完整的短篇小说。例如，《聋裁判》、《卖解女儿》均节译自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这种截取方式的“片断”化正是中国新体短篇小说的最大特点，陈景韩自著的30余种短篇小说正是如此，胡适称赞“冷血先生的短篇小说如《福尔摩斯来华侦探案》，是中国人做新体短篇小说最早的一段历史”[8]。该《侦探案》是陈景韩模仿西方短篇侦探小说创作的新体短篇小说，具有以第一人称的限制叙事视角、重点叙述人物对话的典型“片断化”特征。

陈景韩的小说中留下了“编译”的痕迹，有的小说创作是以外国原著为底本，是一种夹译夹述、译写难分的“编撰+译述”的特殊小说范式。他取长补短，综合运用中外小说技法，产生中西合璧的效果，是为“撰译小说”。《白云塔》系日本押川春浪的名著《银山女王》，陈景韩编译此著时交代，“参酌中外译本，加以自构，非纯然译文，也非纯粹自著”[21]。陈氏强调了编译过程中的“参酌”，既包含了原作与早期译作，又融入了个人的“自构”创作，其译本“半译半著”。鸳鸯蝴蝶派影人、《电影月报》编辑宋痴萍评论道：“陈氏(景韩)之作《白云塔》不知是创作还是移译。……事迹非吾国社会所有，然掇拾连缀之，便谓竟有其事可也。……陈氏用笔汪洋恣肆、布局幽渺、触处生波、脍炙人口者首推《白云塔》。”[22]陈景韩大力“编译加工”的小说之所以极受追捧，是因为其中的故事线索仍为外国事迹，而语言及叙事发展布局又按照中国小说逻辑展开，其中既有域外风景，又符合中国读者的传统小说阅读期许。斡旋于中西文学之间，陈景韩通过编译活动汲取西方小说的营养，促进了小说创作的特色化发展。

结语

编译出版活动将陈景韩“报刊奇才”、“小说大家”与“翻译名家”三重文化身份系统地结合起来。综合考量之后可以发现，编译选材紧扣时代语境、编译策略聚焦读者接受与多种营销疏通传播渠道是陈景韩编译出版思想与实践的显著特征。这在培养商业化报刊编译人才、繁荣现代性的影剧题材及促进自身小说创作等方面，都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和深远影响。时至今日，陈景韩的编译出版事业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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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瑜]

收稿日期：2016-03-12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Q2015D69)；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gxyqZD201640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6JX002)。

作者简介：季淑凤(1982—)，女，讲师，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05(2016)04-0099-05

A Talented Media-man and Translator: A Study of Chen Jinghan’s Literature Edition-translation-publication and its Influence

JI Shu-feng1GE Wen-feng1,2

(1.SchoolofForeignStudies,HuaibeiNormalUniversity,Huaibei,Anhui, 235000,China;2.InternationalInstituteofChineseStudies,BeijingForeignStudies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Chen Jinghan is a well-acknowledged literature editor, publisher and translator of the press in the Late Qing and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s. Based on the press, Chen steps across edition-publication and literature translation. The features of his editing-cum-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lie in three aspects: the selection of editing-cum-translation takes on the times flavor, his tactics are catering for readers’ reception, and promoting distribution by many-sided marketing. What’s more, to the modern media and himself, Chen’s edition-translation-publication activity influences far and away: training many editor-cum-translators for the commercialized press, booming the playwriting for modern movie and drama circle, and advancing the innovation of his own novel-writing. Until now, Chen’s edition-translation-publication activity is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realistic enlightenments.

Key words：Chen Jinghan; literature; edition-cum-translation; publication; influence

·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