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胜宽

(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乐山　614004)



·蜀学研究·

唐庚与苏轼的关系及其文学主张

杨胜宽

(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乐山614004)

摘要：自宋人刘克庄以来，人们都不认为唐庚是苏门人士。深入考察苏门人士的生卒年代、唐庚与苏轼的关系及交往情况，证明唐庚无疑是北宋后期苏门文学群体的重要一员。唐庚的文学理论观念，学界鲜有全面深入加以探讨者，考察发现，其与以欧阳修、苏轼兄弟为代表的北宋主流思想主张基本一致，并适当吸收了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的部分理论观点，形成其自成一家的文学理论主张。

关键词：唐庚；苏轼；交往关系；苏门人士；文学主张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今四川眉山丹棱县)人，生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卒于宋徽宗宣和二年(1070—1120)，是北宋后期的著名文学家。南宋与唐庚同为丹棱人的李璧，是最早正式提及世人把唐庚与苏轼在文学上的相似处联系在一起的评论记录者。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唐子西集》引李璧语曰：“唐子西文采风流，人谓为小东坡。”[1]1887李璧为南宋中期人，系著名史学家李焘之子，其文学上的家学渊源十分深厚，《宋史》本传称：“璧父子与弟埴皆以文学知名，蜀人比之三苏云。”[2]12109由在文学上较为内行的同乡人作出这种评论，可见并非浪语漫评，而是相当有见地之言。从李璧评语的表述看，大概自北宋末以来，文坛就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唐庚是北宋后期忠实学习继承苏轼文学风格的西蜀文人重要代表之一，故《文献通考·经籍考》同卷又转引了多家类似评论，如引刘夷叔曰：“唐子西善学东坡，量力从事，虽少，自成一家。其诗工于属对，缘此遂无古意，然其品在少游上。”引竹溪林氏曰：“唐子西学东坡者也，得其气骨而未尽变态之妙，间有直致处，然无一点尘俗，亦佳作也。”综观诸家评语，均认为唐庚致力于学习苏轼的文学风格，并且尽量结合自己的文学个性，做到了既得苏轼文学风格之要，又自成一家，不简单模仿重复，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文学创作成就。当然，在学习继承中，唐庚也有明显的局限，比如缺少古意、未尽变态之妙等等。这究竟是其学习方法的问题，还是才华学养无法与苏轼相比，其中原因倒是值得深入分析探究的。

一、唐庚与苏轼的关系辨析

唐庚除了与苏轼同为眉州乡人，主要活动时间都在北宋后期(苏轼跨中后期)之外，其受苏轼的影响是否还有别的重要因素？回答是肯定的。笔者在《苏轼与苏门人士文学概观·鸟瞰苏门》一章中，专门对苏门人士进行过考察梳理，认为唐庚是北宋后期苏轼主盟文坛时的苏门人士之一，理由是唐庚与苏轼在元祐末有直接交往，且在文学上有所请益，从《唐子西文录》自述其与苏轼的交往情况及对苏轼文学成就的诸多高度评价言论到《眉山诗集》所载其表达对苏轼的崇敬之情的赠苏轼贬惠州诗等可信资料，均可以证明唐庚曾受学于苏轼，有师事之义[3]23。笔者的这个结论，推翻了宋人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的一种认识，刘氏云：“唐子西诸文皆高，不独诗也。其出稍晚，使及坡门，当不在秦(观)、晁(补之)下。”[4]25刘氏认为唐庚由于出生年代稍晚，无缘及于苏门，故文学成就不及秦观、晁补之。至于唐庚的文学成就如何，前述宋人已有论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一个可以各抒己见的、评价尺度或喜好不同的问题；但说唐庚未及苏门，因而影响其获得更多的文学建树，则显然是未加细考的率意之语，事实并非如此。

从出生年代看，世人公认的“苏门六君子”黄庭坚生于1045年，秦观、张耒生于1054年，晁补之、陈师道生于1053年，李廌生于1059年，唐庚只比秦、晁、陈、张、李小十多岁；从去世年代看，黄庭坚卒于1105年、秦观卒于1100年、张耒卒于1114年、晁补之卒于1110年、陈师道卒于1102年、李廌卒于1109年，唐庚卒年比最晚的张耒只差六年。而唐庚的卒年距苏轼去世(1101)只有十九年，离北宋灭亡(1126)还有六年。因此说唐庚是北宋后期苏轼主盟文坛时与其他苏门人士大致同时代的文学家，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从二人关系看，宋人强幼安录记的《唐子西文录》载唐庚自述：“东坡赴定武(今河北定县)，过京师，馆于城外一园子中。余时年十八，谒之。问余：‘观甚书？’余云：‘方读《晋书》。’卒问：‘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对。始悟前辈观书用意盖如此。”[5]446这则资料中包含了很丰富的信息，值得仔细考究。首先，苏轼于元祐八年(1093)八月罢礼部尚书，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充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总管知定州军事，制下尚未赴任，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朝局突变，苏轼请求赴任前陛辞被拒，哲宗直批出书令起发赴任，向苏轼传递出非常明显的受到疏远的政治信号。宋人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下》云：“(元祐)八年癸酉，时太皇太后上仙，哲宗方亲庶政，先生将赴定，不得面辞，直批出书令起发赴任……时朝廷议论已变。”[6]87《宋史·苏轼传》亦云：“时国是将变，轼不得面辞。既行，上书言：‘陛下临御九年，除执政、台监外，未尝与群臣接。今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日侍帷幄，方当戍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7]10815其实，此时是苏轼尚未充分意识到，不允面辞，只是疏远他的开始，更加严厉的贬谪将接踵而至。唐庚谓苏轼赴任前，馆于城外一园子，此即当时背景。其次，唐庚专门前往拜谒，不是普通老乡之间的礼节性拜访，其目的在于向苏轼请教治学及创作事宜，故苏轼以“观甚书”为问，交谈的主题直奔治学之道。关于二人涉及《晋书》的对话，并非是苏轼只询问“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一个问题，这只是对话末了所问及的一个在唐庚看来最受启发的问题，故其发出“始悟前辈观书用意盖如此”的感叹。无论是唐庚专程拜谒的举动，还是彼此交谈的内容方式，乃至其称苏轼为“前辈”的恭敬，都与其他苏门人士跟苏轼的交往相类似。再次，唐庚所特别感悟的“前辈观书用意”，突出的是关于读书治学的方法问题。苏轼虽然天资聪慧，但治学严谨刻苦，甚至采用了一些在普通人看来都显得“笨拙”的办法，比如抄书法、反复阅读法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其在与苏门人士之一王庠通信中提出的“八面受敌”读书法：“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读之。书如富人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8]1822苏轼一生乐于提携后进，特别是在和与之接近的后辈学人交往时，总以勤苦治学相劝勉，希望他们学有所成，成为学养富赡的文学家。唐庚通过与苏轼的一席对话，领悟出读书治学的深刻道理，说明他与苏轼可谓心心相印，志同道合。而判断是否属于苏门人士，并不完全看是否升其堂入其室，更重要的是看彼此间是否意趣相投，是否以文学交往为核心和特征。

从双方的交往看，苏轼在元祐八年间虽曾任职于杭州、颍州、扬州，但在京的任职时间最长，占三分之二左右。唐庚开始与苏轼交往，应该是始于元祐后期，上述拜谒之举，并不一定是二人的首次交往，即使素未蒙面，其对苏轼的了解与崇敬也并非一日。唐庚大约在拜谒苏轼后的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考中进士，其后的仕途经历，《四库全书·眉山集提要》的介绍较为具体：“绍圣中进士，调利州治狱掾，迁阆中令，入为宗子博士。以张商英荐，除提举京畿常平仓。商英拜相，庚为赋《内前行》，卒以此贬，安置惠州。六年，会赦，复官承议郎，归蜀道卒。”[9]271对于其贬谪岭表的具体时间和相关情况，友人吕荣义在其死后第三年(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所作的《眉山诗集序》有云：“绍圣中以进士中第，为州县官，至大观(1107—1110)始入为博士……政和(1111—1117)初谪居海表，流离困苦，盖六年而不返。”据此看，则其谪居惠州应在大观元年及稍后，时间长达六年。而在此前的十六七年，苏轼因在元祐时知制诰所撰制辞“语涉讥讪”，被政敌群起攻击，穷追猛打，要求哲宗对其治罪严惩，斥逐远贬，故于绍圣元年(1094年)被贬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惠州。而在一群攻击苏轼的政敌中，就有当初举荐唐庚的恩人张商英。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引《东都事略》云：“(章)惇、(蔡)卞执政，谋所以释憾于元祐者，凡元祐更张弊法，悉皆追复；用张商英等为谏官，惇、卞大肆罗织，商英等立诋元祐，窜逐元祐臣僚于岭海。”[10]817这表明张商英在罗织苏轼罪名、鼓动远贬苏轼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庚得知苏轼远贬的消息，即作《闻东坡贬惠州》五言古诗一首以表关切，诗云：

元气脱形数，运动天地内。

东坡未离人，岂比元气大？

天地不能容，伸缩辄有碍。

低头不能仰，闭口焉敢欬？

东坡坦率老，局促应难耐。

何当与道俱，逍遥天地外！[11]279

这是唐庚现存诗文中唯一一篇保留下来的写赠苏轼的作品。从诗的内容看，唐庚对苏轼遭贬寄寓深切同情，并为其坎坷遭遇打抱不平。意谓元气在天地间运动，无形可状，无数可计，但游走充塞，自由无间。而东坡先生却不能见容于偌大的天地之间，难道其比元气还大？以至于不能自由伸缩，不能随意俯仰，只能闭口默声，连咳嗽都不敢！生存空间如此局促狭隘，这对于性情坦率的东坡先生来说，怎么能够忍耐下去？但愿其与道为谋，创造心灵的自由空间，摆脱一切生存困境的烦恼，逍遥于天地之外，度过这人生的劫难！唐庚并未因张商英等人力排苏轼而与之决裂，反而赠诗寄意，以达款曲，这足以证明其与苏轼的交情不薄，才敢于冒得罪恩主的政治风险。

但唐庚终因曾受张商英举荐，被视为其门客，故荣损与之俱。毕沅《续资治通鉴》载：“(政和元年八月)，尚书右仆射张商英罢。(商英)意广才疏，凡所当为，先于公座诵言，故不便者，得预为计。初，何执中与蔡京同相，凡营立皆与议。至是恶商英出己上，与居中日夜酝织其短，先使言者论其门下客唐庚，窜之惠州。”[12]476唐庚作为张商英的门客，此时成为其与何执中争权夺利斗争的牺牲品，被贬谪到苏轼当年的窜逐地，一待就是六年。唐庚对遭此打击，始终心存怨怼，其《南迁赋》《南迁》《初到惠州》《遣兴二首》《寄傲斋记》等作品，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他的这种情绪。而未收入《眉山诗集》的《谪罗浮作》诗，表达的愤懑之情最为强烈：

说与门前白鹭群，也须从此断知闻。

诸公有意除钩党，甲乙推排恐到君。[13]919

连白鹭群都可能在诸公的朋党之争中被“甲乙推排”难以幸免，当时政治斗争之残酷，倾轧排挤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苏轼和唐庚先后谪居惠州，当地人将二人寓居此地所作的诗文汇为一编，取名《寓公集》，其后任职惠州的郑康佐进行了收集整理并刊刻《眉山集》，此书成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第一手作品取材可靠文献源。这算是苏轼与唐庚因命运捉弄而有机会合著一书的珍贵历史存照。

二、唐庚的主要文学主张

对于唐庚的文学理论，通行的古代文学批评通史，乃至宋代文学断代专史，基本只字不提；而学界迄今也尚未对此进行过全面深入的专门探讨。但观强幼安《唐子西文录记》，谓在京师从唐庚游，听其论文之语，评价为“实闻所未闻”[14]442，则可见唐庚对于文学创作，不仅有自己的思想观念，而且还不乏新颖独特的见解，才会给人如此强烈的耳目一新之感。以下从三方面分析评述唐庚的文学理论主张。

首先，唐庚论文强调“气熟”“文和”，认为气是作家内在气质与情怀的自然反映，有什么样的作家气质就有什么样的文学风格。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后世论文者有认同者，有不完全认同者。唐代古文运动虽用“文以载道”作为倡导古文写作的基本理论纲领，但同时十分强调作文之本，重在养气。韩愈《答李翊书》云：“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譪如也。……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15]169-171北宋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文学家提倡“文与道俱”，且把道的内涵更多地阐释为创作主体的道德修养、学植涵养、思想情操等方面的精神、情感要素，以图改变此前的古文家创作古文偏于儒家思想说教，而缺乏作者精神情怀的蕴含、艺术境界与艺术技巧不高等弊端。苏辙则力倡为文养气说，其《上枢密韩太尉书》云：“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间，称其气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舒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文哉？其气充乎其中，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16]477苏轼在论述“才”与“气”的关系时，把后者摆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上刘侍读书》云：“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气也。何谓气？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阴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计之得失，天下之能者，举知之而不能办；能办其小，不能办其大，则气有所不足也。夫气之所加，则己大而物小，于是乎受其至大而不为之惊，纳其至繁而不为之乱，任其至难而不为之忧，享其至乐而不为之荡。是气也受之于天，得之于不可知之间，杰然有以盖天下之人，而出万物之上。……故凡所以成者，其气也，其所以败者，其才也。”[17]1386-1387苏轼把“才”与“气”对立起来未必合理，但其强调气的重要性、气在成就任何事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则是很明确的。唐庚的文学观念，显然与韩愈、苏轼、苏辙的文学理论一脉相承，主张文学创作不只是一个写作技巧的问题，而是首先应该致力于主观精神气质的陶冶养育，强调创作者的个性气质与内在精神在文中的自然表现，以实现思想、情感、内容、形式的有机统一。其《送王观复序》云：“观复比来日益就道，盖更事愈多，见善愈明，少年锐气扫灭殆尽，收敛反约，渐有归宿，宜其见于文字者如此。吾何以知其然也？人之精神何与于琴？而几动于心则声应于指，自然冥合，有不可诘者，而况于文乎？文生于气，气熟而文和，此理之决然无足怪者。”[18]375在此，唐庚更加显豁地提出“文生于气”，这虽然是本于韩愈“气盛言宜”、苏辙“文者气之所形”的观点，但在两者关系的定位上，更加突出了气的地位与作用。在韩愈“气盛”、苏辙“气充乎其中”观点的基础上，唐庚提出了“气熟而文和”的主张。“气熟”的内涵，联系其评价王观复“更事愈多，见善愈明，少年锐气扫灭殆尽，收敛反约，渐有归宿”的话，应该指作家基于人生阅历、见识丰富提高，道德判断、是非观念增强，自我不断完善、表达能力提升之后实现的新写作境界，在此境界上形成的文章，其艺术风格便是“文和”，犹如弹琴，“几动于心则声应于指，自然冥合”，这种心手相应的自然冥合，是作家内在精神气质的真实生动反映，有时甚至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这个过程的实现，如苏辙所说，不是单从文章技巧本身能够学会的，而是要养练其“气”，“气熟”达到什么程度，“文和”就相应达到什么程度。

练“气”之法不止一途，唐庚非常强调博学多闻以充之养之的重要性。其《答陈圣从书》云：“古久有言：多闻守之以约，多见守之以卓。盖闻见既广，然后收敛反约，此入道之序也。子路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子路之言，孔子之所恶也。公何疑焉？读医书不能为医者有之矣，未有不读医书而能为医者。世人徒见尝读医书而不能为医，便以医书为不足学，而一切从其臆决，此其杀人尝毒于梃刃矣。自顷学者多以纸上语为杀人刍狗，务欲超然自得于不可言传之际，闻某此说当见诟。然佛言无有一法自虚空入者。”[18]373唐庚论文，多处提及入道有序，其意指学会写作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而最基础和最重要的是读书为学，多闻多见，这是积累知识、增长见识、丰富涵养、掌握方法的基本功，如果不读医书就想治病救人，以为想当然的“臆决”就能够解决问题，那是比梃刃杀人更加危险的。所谓“多闻守之以约，多见守之以卓”，强调的是消化吸收、去粗取精的反复锤炼过程，博观而约取，见识更加卓越，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进行过程，因此，应不断充实内心世界，不断丰富思想境界，不断提高艺术表现水平，练“气”的过程也是没有止境的。

其次，唐庚论文重视“法度”“条绪”，提倡“反复改正”，反对“略不经意”。其《上蔡司空书》云：“自顷以来……场屋之间，人自为体，立意造语，无复法度。宜诏有司，取士以古文为法。所谓古文，虽不用偶俪，而散语之中暗有声调，其步骤驰骋，亦皆有节奏，非但如今日苟然而已。”[19]367《送王观复序》云：“绍圣丙子岁，予官益昌，始从吾友王观复游。方是时，其文已如击石拊石，诚非世俗之乐，独音节未和尔。其后四年，相会于南隆，复得其文读之，遂觉雍容调畅，取意论事，益有条绪，庶几乎八音克谐，无相夺伦者。”[18]375前文对科举时文立意造语不循法度提出批评，强调必须遵循古文的基本体制和写作方法，做到“散语之中暗有声调，其步骤驰骋，亦皆有节奏”。这种古文风格，显然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以来倡导文风革新后的艺术形式，与刻板的“骈四俪六”场屋时文有着显著不同。后文评价王观复文章的改进与提高，主要归功于其文章取意论事更有条绪，不仅气度雍容调畅，而且几乎达到了古人标榜的“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的艺术效果。在唐庚的这些论述中，其所重视的“法度”“条绪”，都与讲究文章的布局、结构、章法，注重声调和谐与节奏优美，追求雍容有度的艺术表现风格密切相关。

综观前述唐庚两方面的文论思想，大约自内言之，强调通过丰富阅历见识以练气提神，气熟则文和；自外言之，重视锤炼立意、布局、造语、用字。苦吟推敲、反复修改成为其创作的基本准则。故文学创作对于唐庚而言，是神圣的事，也是呕心沥血的事。其《自说》云：“诗最难事也。吾于他文不至蹇涩，惟作诗最苦。悲吟累日，仅能成篇。初读时未见可羞处，姑置之；明日取读，瑕疵百出，辄复悲吟累日，反复改正，比之前时，稍稍有加焉；复数日取出读之，病复出。凡如此数四，方敢示人，然终不能奇。李贺母责贺曰：‘是儿必欲呕出心乃已。’非过论也。今之君子，动辄千百言，略不经意，真可贵哉！”[20]378唐庚自言对文学“杜心浸癖，竇性成痴”[21]366，耽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为了坚持写作，他专门制作了缻筩，作成一篇即投入其中。其《上张观文所业书》云：“某欲焚弃笔砚之日久矣，而时时技痒，终不能自制，虽制亦不能久，今日暂止，明日复作，如间日疟，不断根本。昨既至惠州，便用赵广汉法为缻(笔者案：同“缶”，圆腹小口瓦器)筩，每一篇成，辄投之缻中，不可复取。比其还也，始破缻出之，得歌诗杂文三百余篇。”[22]384而其对动辄千百言、略不经意的创作态度与做法则极为反感，并加以嘲讽。除了自己对作品反复推敲修改外，文友之间的商榷也是唐庚所十分推崇的。其言曰：“诗在与人商榷，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闲一字放过则不可，殆近法家，难以言恕矣，故谓之诗律。东坡云：‘敢将诗律斗深严。’余亦云：律伤严，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难易二途，学者不能强所劣，往往舍难而趋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作诗自有稳当字，第思之未到耳。”[5]445指出要严格遵守诗歌的格律规范，宁严毋宽，有如法家执法，不分亲疏、不讲情面、不讲好处、专挑瑕疵。自律是如此，诗友间对诗歌用字造语的挑剔指瑕也当如此。

唐庚注重推敲斟酌、苦心经营、反复修改，其对前人诗文简妙的表达风格、措词用字的精审处非常关注，亦颇有会心。如云：“唐人有诗云：‘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及观陶元亮诗云：‘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便觉唐人费力。如《桃园记》言：‘尚不知有晋，无论汉魏。’可见造语之简妙。盖晋人工造语，而元亮其尤也。”[5]443又如：“东坡诗叙事言简而意尽。忠州有潭，潭有潜蛟，人未之信也。虎饮水其上，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东坡以十字道尽云：‘潜麟有饥蛟，掉尾取渴虎。’则知虎以饮水而召灾，言‘讥’则蛟食其肉矣。”[5]444这类评说在《唐子西文录》里甚多，强幼安当时听闻之后有“闻所未闻”的强烈感受，大约主要在这方面。

再次，唐庚论文提倡表达的独特性、通俗性。《唐子西文录》云：“六经已后，便有司马迁；三百篇已后，便有杜子美。六经不可学，亦不须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作文学司马迁，学什么？唐庚又说：“司马迁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5]443所谓“乱道”，可能指历来为批评者所不满的《史记》中那些不符合儒家思想观念的内容和言论，其实更值得注意的内涵，可能指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历史情怀和不为世俗规矩所羁绊的独特议论与表述方式。《史记》留给后人受用不尽的遗产，除了其开创了通史写作体例外，其最有价值之处，就在于完全改变了传统史书刻板“记言”“记事”的公文式书写模式，而形成其敢于发表独立见解，敢于寄寓史家思想情怀，敢于用自己的表达形式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传神写照的艺术风格。在后人眼里，《史记》既是史书的典范，又是历史散文的典范，文学家从中攫取的不仅有史料，更有其值得礼敬的独创精神与篇章结撰具鲜明风格的成功经验。作诗学杜甫，学什么？唐庚曰：“子美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其于治道深矣。”[5]444杜甫能够成为集大成的诗中圣哲，难道其成功只是因写作技巧无人匹敌？唐庚认为，杜甫作诗，功夫并不在诗本身，而是在于对“治道”的体察与关怀，时局治乱，民间疮痍，无时不为诗人所牵挂，无时不装在心中。他的诗，反映的是社会良知，诗人担荷天下苦难的仁者情怀及其半生漂泊流寓悲苦命运的浓情书写，绝不是诗歌技巧本身能够包容和表现得了的。唐庚强调作家练“气”的重要性，强调诗文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的苦心经营与反复推敲，其追求的目标，自然在于不模仿因袭、不草率成篇，要力求做到个性鲜明，戛戛独造。

文学风格的通俗性也是唐庚非常提倡的。《唐子西文录》云：“古之作者，初无意于造语，所谓因事以陈词，如杜子美《北征》一篇，直纪行役尔，忽云：‘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此类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书乃是。”[5]447考之杜甫《北征》诗，此四句前云：“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此四句后接云：“缅思桃园内，益叹身世拙。”唐庚所举四句描写杂生山果颜色多样，味道各异，但均需雨露濡之，才能结实。后接以缅思桃花园，对比之下，益叹身世之拙困，盖触目惊心，睹景生情。杜甫述行役所历，不写成流水账，而能够情景交融，见闻与感发杂糅，是其表达手法的高明处。故唐庚用以印证其所提出的“初无意于造语，所谓因事以陈词”论点。其谓文章的表现风格，应该像家书一样，平白坦易，通俗明了，不拘一格，不刻意造作。恍然思之，这似乎与其反复强调的苦心经营、再三推敲的理念和实践相矛盾；深入地看，其实并不矛盾。反复锤炼、数四修改的理想艺术境界，是如苏轼所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或如老子所言“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人们通常注意到了唐庚对司马迁、杜甫的高度推崇，但较少注意到其对陶渊明更推崇备至。除前述其对比唐人诗与陶渊明诗时所持的褒贬态度外，《寄傲斋记》云：

吾谪居惠州，扫一室于所居之南，号寄傲斋。客指而笑曰：“此非取陶渊明之语乎？子居京师时何尝念渊明？能念渊明，当不至斥逐。今既至此，然后区区掇‘寄傲’之语以名其所居而见意焉，晚矣，无及也。”吾愧谢曰：“子责我是矣，然岂知吾心哉！吾官阆中时，尝考论晋宋间人物，至《渊明传》，慨然有感于吾心，时年三十，便有归欤之兴，求田问舍，亲友皆怪之。自是以来，俯仰十年，虽未即去，然田园之乐，未尝一日不系于心，而《归去来辞》未尝一日不讽于口……吾今适四十尔……吾将以三十年之身，穷渊明之乐。圃吾名之以日涉之园，门吾名之以常关之扉，林吾名之以欣欣之林，谷吾名之以涓涓之谷，壑吾名之以窈窕之壑，丘吾名之以崎岖之丘——岂特取‘寄傲’之语名一室而已哉？惟诗不近渊明，近亦不敢作，独得其读书饮酒之趣，亦足了此一生矣。收之桑榆，犹足以补东隅之失也。”[23]333-334

这是唐庚在宋徽宗政和初遭遇“奇祸”贬谪惠州时写下的一篇斋记，其字里行间不仅充斥着作者的愤愤不平之气，而且通篇表达了对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的景仰和崇敬之情，这种感情不仅在当时身处逆境时有，而且在早年入仕之时也有感于心，常诵《归去来》之辞，常兴归欤之兴，决心毕生学习其生活态度，效法其诗文风范。其对陶渊明的崇敬程度，一点不亚于他非常敬重的乡贤苏轼。

三、余论

从上述唐庚的文学理论主张看得出来，其主要观点与以欧、苏为代表的北宋主流文学观念是基本一致的，包括重视作家精神气质的涵养充实锻炼、对文章法度与创新关系的认识以及对文学风格独特性与通俗性的倡导等。同时，我们也不难注意到，身处北宋后期的唐庚，受到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诗歌创作观念的影响也比较明显，比如在更加侧重艺术形式技巧及表现手法细节方面的关注与思考，推崇苦心经营、反复推敲的创作方法等。

唐庚对苏轼兄弟都很推崇，尤其是对苏轼，在《唐子西文录》中反复申明其意。其谈及苏辙一条：“苏黄门云：‘人生逐日胸次须出一好议论。若饱食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别于禽兽？’予归蜀，当杜门著书，不令费日，只效温公《通鉴》样，作议论商略古人。岁久成书，自足垂世也。”[5]446苏辙所说的“议论”，实际上指人应该勤于思考，不断增长见识与是非判断力，对问题有独特的见解。古人所谓满腹经纶、见识卓然者，这是一个读书人气质、器识及风度的综合体现，李璧所谓“文采风流”，大概如此。唐庚所言的未来打算，比照其身世，应该是指其晚年遇赦将归蜀时，决心像司马光著《资治通鉴》那样，用自己的眼光去关照、评判历史，寄寓不完全同于正史的历史观念与情怀。只可惜天不假年，其归蜀途中便去世了，著书垂世的理想成为最后的遗憾。

《唐子西文录》谈及苏轼的共六条，仅次于谈及杜甫的七条，可见其推重程度。其中的谈话内容比较广泛，除叙述当年亲自拜谒求教读书治学之法外，还有对苏轼诗论的引述阐发(“诗在与人商论”条)、对苏轼诗文风格的评价(“东坡作《病鹤诗》”条、“东坡诗，叙事言简而意尽”条、“谢固为绵州推官”条、“余作《南征赋》”条)等，其重点在于对苏轼诗文创作手法及文学风格的品评与称赞，如谓：“余作《南征赋》，或者称之，然仅与曹大家辈争衡耳。惟东坡《赤壁》二赋，一洗万古，欲仿佛其一语，毕世不可得也。”[5]其评价之高，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唐庚眼中，苏轼的诗文是如此望尘莫及的文学典范，故其终身虚心学习之、崇拜之，就显得自然而然了。

综合来看，唐庚在文学思想观念上与苏轼基本一致，其对苏轼的文学风格又推崇备至，再加之早年亲自登门聆教，对苏轼的生活境遇保持持续关注，这些条件同时具备，后世不承认其及于苏门，反倒显得相当奇怪和令人费解了。

至于其文学主张颇受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诗论影响的问题，其实大可不必过于奇怪。首先，其学习继承苏轼的文学思想，并不需要将所有东西悉数照收，也可以去粗取精，量力而为。刘克庄云：“坡诗略如昌黎，有汗漫者，有谨严者，有丽缛者，有简淡者。翕张开合，千变万态。盖自以其气魄力量为之，然非本色也。他人无许大气魄力量，恐不可学。”[4]25苏轼的气魄力量，是唐庚不完全具备的，学也学不了；东坡诗的汗漫、丽缛，并不是唐庚所欣赏的，他也可以不学。相反，他可以从黄庭坚等人更加讲究技巧方法的角度，学习在苏轼身上比较欠缺但受自己喜欢的部分。其次，黄庭坚所开启的江西诗派，其本源出自苏门，其思想主张与苏轼的文学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同为苏门人士的张耒《与鲁直书》即言：“士之慕苏公者，皆喜道足下。”[24]827在当时士人的眼里，苏轼、黄庭坚同属一个文人集团，都是文学创作主流的重要代表，黄庭坚的诗歌理论中主张独创脱俗、反对因袭陈词、重视丰富学养等思想，均与苏轼的文学观念相一致。故吴坰《五总志》云：“坡、谷之道一也，特立法与嗣法者不同耳。”[25]40唐庚借鉴吸收黄庭坚等江西诗派的创作理论并加以个性化，这在苏门之中实属正常的互学互鉴，这种方法，原本就是苏轼所一贯提倡和鼓励的。再次，苏轼一生倡导文学风格的个性化、多样化，他极力反对“遍地黄苇白茅”式的风格同化，希望苏门人士都走适合自身性情和兴趣实际的创作道路，共同营造百花盛开的文学繁荣局面。他循循善诱，引导人领悟道理，正如当初唐庚向其问学，他以读《晋书》发现有什么好亭子名来提示读书注重自觉领悟一样，唐庚受到的启发并非苏轼灌输或要求的，而是他自己受到启发后的认识与体会。唐庚在文学观念及理论主张上与苏轼基本一致，但有他自己的表述方式及话语系统，道理亦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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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燕朝西]

收稿日期：2016-02-26

作者简介：杨胜宽(1958—)，男，教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05(2016)04-0008-0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 Geng and Su Shi and the Former’s Literary View

YANG Sheng-kuan

(SchoolofLiteratureandJournalism,LeshanNormalUniversity,Leshan,Sichuan, 614004,China)

Abstract:Tang Geng has not been grouped into Su School since Liu Kezhuang in Song Dynasty. That Tang was doubtlessly an important figure in Su School was verified by further exploration into detailed information of Su School members and the contact between the two. Tang’s literary view was little discussed. New research unveiled the fact that his literary view was in agreement with the dominant one in North Song Dynasty held by Ou Yangxiu and Su brothers and had in part adopted the theoretical idea of Jiangxi Poetic School led by Huang Tingjian.

Key words：Tang Geng; Su Shi; contact; member of Su School; literary 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