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关注钱仁凤案，我坚持了三年，与同事接力陆续推出近十次报道，直到她最终得以走出监狱大门。

对律师杨柱来说，却坚持了五年。从钱仁凤在他面前喊冤的那一刻起，这个大块头的男人就开始免费为其上下奔走。五年时间里，他变得偏执、易怒——为了某一个程序而力争，毫不顾忌地指责懈怠的司法人员……他常常在深更半夜拨打我的电话，电话那一端清晰地传递着他的无奈、愤懑和期冀。

吴通清，曾在湘西南大山深处的山村小学教过几年书，2000 年进入新闻行业，曾在湖南卫视短暂待过。2001 年作为《潇湘晨报》第一批员工，见证了报纸创立、发展及嬗变的历程，先后从事都市新闻、深度报道的采写。如今离职，准备重新规划自己。

而对钱仁凤来说，却等待了十三年。当初的花季少女，出狱后已是中年。

一个才进城的农家小女孩，在被办案人员潜意识地认定为投毒犯后，在强大的法律武器面前，很快崩溃。

直到她在监牢里漫长时日反刍般地思量，并随着年岁的增长，她才逐渐理清自己的遭遇，在接受现实的同时，也坚定了她洗雪自身冤屈的理念。

因为她多次申冤，说好的减刑被取消了。但她无悔。

她曾经绝望过，直到入狱八年后，在监狱方举办的一场法律知识普及活动中，遇到了杨柱。

确定免费为其申冤后，杨柱开始奔忙，并试图联系媒体披露此案。但机会一直没有到来。直到他接手的第二年，终于迎来了媒体的介入。

偶然中介入

2012年12月，在新旧年交替之际，我因求证一条关于少女被拐卖的线索，来到昆明，结识了当时还在云南《生活新报》的刘海川。现如今，刘海川已到《无界新闻》，《生活新报》亦已停办。

在讨论题材时，刘海川提到，他的一个律师朋友手里有一个十年前的冤狱案。“十年前”“冤狱”——说真的，这两个字眼都很沉重。

在抱着先去了解一下的心态，我们四家媒体的同行们一起七弯八拐地找到了律师杨柱。在其并没有装修的住所里，我们每人都复印了一大摞关于此案的卷宗，初步翻阅了一下，头都大了，几乎毫无头绪。

杨柱在旁边介绍案情，语气急愤。但我心里实在没底。

在探监不成的情况下，杨柱决定带我们先赶到案发地采访。临行前，另两家媒体决定暂时放弃，只有我和刘海川前往。

钱仁凤的家在离昆明300多公里外的巧家县。途中，我们乘坐的小面包车被人追尾，处理事故耽误了三个多小时。在从巧家县城前往钱仁凤家的途中，天已经完全黑了，坡上有碎石落下，噼噼啪啪地砸在车身上，司机强行加速通过。有惊无险。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钱仁凤的父母、叔伯及堂兄弟姐妹，一屋子的人都还在等我们一起吃饭。钱家住着破旧的土坯房，因厕所及猪圈都在里面，空气中混杂着人畜粪臭味。昏暗的灯光下，钱仁凤的父母憔悴得让人心疼。钱仁凤的妈妈那时还健在，只是没能等到她回家的那一天，于2015年4月撒手离去。

当晚，我很少吃菜，只是大口地喝酒。

村子位于一个陡峭的山坡上，海拔1600米，属滇北“穷山恶水”之地，却取了一个美好的名字——钱粮社。在那里，我疏理了钱仁凤的成长足迹，求证了案子卷宗里的有关细节。我似乎看到，十年前，那个懵懂的小女孩，挥别父母，与村里的姐妹一起出门，在金沙江的路口分别，有人到县城，有人去昭通，有人往昆明……而她很快就被卷入命运的黑洞。

在巧家县城的采访并不顺利。十年了，当年出事的托儿所已因此事倒闭，开办者朱梅的命运亦由此改变——先是辗转外地打工，后又返回巧家嫁人。她不愿面对记者，只是在电话里回答了一些问题。办案民警有的升迁，有的调动，更何况这是当年的一个“铁案”，相关部门亦只是含糊应付。不过，经实地求证后，之前仅停留于材料里的人和事，已经逐渐清晰地重新呈现在眼前。

回到昆明后，我又辗转见到了两个当年的知情人，相关信息互为印证。

之后，我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写好了这篇调查稿。第二天稍加修改后，即发给后方。

随后，我与刘海川及《成都商报》的刘木木一起前往昭通大山包采写另一个题材，返回昆明后，又飞往滇南普洱。

紧赶慢赶，在2013年元旦到来之前我返回了长沙。

从质疑入手

然而，钱仁凤的稿子都提交半个月了，编辑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编辑还是有隐忧：要推翻十多年前的案子，有多少胜算？一旦推翻，该有多少人受此牵连？作为国内首发媒体之一，稿件的安全系数有多大？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比较合适？……

我带上厚厚的复印材料及采访记录，结合稿子与编辑进行了详细疏理，介绍事件及稿件文理，终于获得编辑认可，值班老总签发，第二天见报。稿子题为《巧家投毒案疑云》，还原事发经过，从可以认定的事实入手，提出质疑。

《潇湘晨报》与云南《生活新报》亦成为国内最先公开披露此案的媒体，为含冤入狱已有十年的钱仁凤带来一线曙光。

之后，其他媒体持续跟进，此案获得更大范围的关注，我亦做了几篇追踪报道，直到云南省高检介入复查，最终为云南省高院改判无罪并当庭释放。

时间会有答案

因工作岗位变动，我没能再次前往现场见证钱仁凤重获自由，但还是经同事谭君接棒，为这组报道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杨柱总是在电话里代表钱仁凤再三表示感谢，说如果没有我及海川的推动，这个事情不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其实，媒体只做了份内的事情：记录事实，还原真相。

我倒是觉得，如果没有他五年来锲而不舍地申诉、调查取证及联动媒体，结果如何倒真不好说。我不想在他身上用“死磕”“一战成名”这样的字眼，但他的正义感和血性却已深深植入我的脑海。

他总是对其中的一个环节愤懑不已：“为什么没有追查真正的凶手？为什么没有启动追责？”

我总是安慰他：先抓住“证据不足”这个要点吧，人放出来了，就是最大的胜利。之后，社会舆论自然会关注“真凶”的问题。

如今，包括新华社在内，众多媒体已经开始发问。只是，还没有相关单位“接球”，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就像来自陕西农村的庞麦郎在《我的滑板鞋》中唱道“时间会给我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