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道德及伦理教育研究——以核心价值观为视角

2016-02-16周全

知与行 2016年3期

关键词：伦理道德核心价值观教育

周　全

(绥化学院科技处，黑龙江绥化152061)

社会热点论坛

公民道德及伦理教育研究
——以核心价值观为视角

周全

(绥化学院科技处，黑龙江绥化152061)

[摘要]核心价值观视域下公民道德及伦理教育研究理路，可划分三阶段：一元化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教育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民道德建设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期。改革开放后公民道德状况的讨论评价集中在道德爬坡与滑坡论、价值观混乱说、道德冷漠说。梳理学界观点，我们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思想宝库、职业伦理专业伦理融合教育是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国外公民价值观与伦理教育备受重视，欧美等国大力实施核心价值观战略，极力推行其所谓“普世价值观”，21世纪核心价值观的互鉴交融对立将长期并存。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伦理思想是人类道德发展的必然前提、专业伦理学研究与发展有着广阔的空间、应用伦理学及其分支学科将引领国际伦理学发展新潮流。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伦理道德；教育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中华民族向以文明、守礼、忠孝、和谐闻名于世，以礼仪之邦著称。道德血液在我们泱泱大国的血脉里流淌了五千年。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景下，如何实现市场经济发展与国民道德素质的同步提升，是转型期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学界政界及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和难点。

一、我国公民伦理道德与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之梳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公民伦理道德与核心价值观教育，可概括为三个历史阶段，即：一元化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教育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民道德建设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确立、培育与践行期。

(一)核心价值观视域下公民伦理道德教育研究之理路

一元化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教育期(1949—1977)。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政权、加强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全国上下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道德领域的指导地位。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五爱”道德规范。20世纪60年代，在公民道德建设领域，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深入人心。这一时期信仰统一、人民团结、社会稳定，提倡集体主义，反对利己主义，公而忘私、大公无私渐成风尚，社会风气良好，国民思想道德意识普遍提高，形成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全民的价值共识。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经孕育出先进的核心价值观，即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价值观，人人自由平等的公正价值观，人民和谐相处、世界和而不同的和谐价值观，一切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的价值观[1]。毋庸讳言，由于受阶级论、斗争哲学“左”的影响，伦理道德教育逐步为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所遮蔽，政治伦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居于主导地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乃至个人的道德生活无不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

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公民道德建设时期(1978—2005)。新时期公民道德状况有几个重要的关节点：一是1978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人生观大讨论是道德反思的第一个信号。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传统人生价值观的颠覆，中国社会转型期人生观、价值观多元化初现端倪。二是从2008年开始的“全球伦理”与“普世价值”的讨论持续不断。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日益突出，其实质是多元道德的主体权力与责任问题，实际意味着西方伦理价值的强势渗透并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关系的学术争鸣拉开序幕，讨论的结果并未达成道德共识，道德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二元对立”问题并未解决。反映现代社会伦理结构，并与市场经济和法治目标相一致的新的道德理论与实践尚在摸索之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构建与核心价值观确立时期(2006—2014)。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首要任务。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得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广泛认同，在实践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建设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日益彰显。党的十八大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进行了全面细致的部署，标志核心价值观进入到实际操作和贯彻落实的新阶段。

(二)核心价值观视域下公民道德建设讨论评价及其教育对策

概括改革开放以来公民道德评价与教育现状，主要有道德滑坡与爬坡说、价值观混乱说、道德无政府状态说、道德冷漠说、道德代价说等。其中道德滑坡与爬坡的争论最为激烈并有代表性，牵动了国人的神经。

公民道德状况的讨论与评价。一是道德滑坡与爬坡论。持“道德滑坡论”者认为，道德滑坡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道德问题已广泛渗透和影响公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丑恶行为达到了见怪不怪的程度，支配人们的价值观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价值观定位从群体利益向个人利益发展。李德顺(2010)对我国近30年若干伦理事件的评述中，梳理出两个重要的判断具有代表性：一个涉及美德的标准，有人提出“人们都为自己就是不好的，不为自己才是高尚的”；另一个涉及所谓“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上道德美好的时期和祥态”。这两个判断实则得出了“道德滑坡论”的潜在逻辑前提和要素。持有道德爬坡论的学者认为，道德失控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现象，从长远看，这是新的、现代道德文明振兴的开始。换言之，从道德的本质和趋势上看，道德正在“爬坡”。陈瑛(2007)认为，道德并没有一个永恒的“坡”作为衡量标准。道德概念的内涵非常丰富，而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新的价值观念产生，也会有旧的价值观念衰落。我国公民道德“不是滑坡，而是春天”。二是道德冷漠与道德代价说。有学者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在现代社会更普遍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冷漠成了现代人的通病。人与人之间的关心、互助、友善本是基本的社会公德，但现在这种道德的网正被逐渐撕破。道德冷漠的极端，就是根本不把人当人看，最典型的莫如2011年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该事件背后折射的是群体冷漠，是主体道德良知的集体丧失。关于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理论界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从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两者对立的角度，提出道德代价论，即社会的进步要以一定的牺牲为必然的代价。其依据指向了马克思关于“历史进步代价”的理论[2]。三是关于“普世伦理”与“普世价值观”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际上曾掀起了一股研制“全球伦理”规则和制定“全人类普遍价值”体系的热潮[3]。易小明(2006)认为，普世伦理与民族伦理相互依存，即普世伦理民族化和民族伦理普世化。孙英春(2007)认为，全球伦理内容包含：建立文化对话机制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向全球不同的文化系统中寻找有益的思想资源，基于人类共同体的目标进行的重新构建、解释和创造。韩震(2014)认为，价值观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核心价值观反映的是不同社会制度的本质，从来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普世价值”。

学界基于问题而提出了公民道德及核心价值观教育对策。陈瑛(2007)认为，公民伦理道德建设要坚持不懈，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广大群众要积极参与，道德要靠教育、靠自律，也要靠制度作保证。坚持一元引导和包容多样相结合，在核心价值观上坚持统一、保持一元、包容多样。坚持德育教育和制度建设相结合。何怀宏(2007)认为，底线伦理是建设公民道德的可行之路。底线伦理在维度上分三个层次：自然义务、公民义务、各种行业的职责或特殊行为领域内的道德，如官员道德、教师道德等。在此意义上，底线伦理与专业伦理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是基础性工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要区分层次、突出重点。张静认为(201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被大众广泛认同后，才能有利于我国从核心价值体系入手来建构社会公民道德，真正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叶小文(2014)认为，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接地气，让道德成为市场经济的正能量，一要在推进市场经济中激活民族优秀传统的文化基因；二要在推进市场经济中确保坚守共产党人的道德高地；三要在推进市场经济中实现法治与德治并举。

(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公民伦理道德教育研究的主要观点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入手来建构公民道德，是党和政府及专家学者的共识。而儒家伦理道德的再挖掘及其现代价值的阐释，成为理论界学界研究的热点。学者们普遍认为，各级各类学校的道德教育，是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承担着国民道德教育的“灌输性”任务。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资源。有学者从全球化当代意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儒家伦理的本色和定位，如[香港]王庆节(2006)认为，儒家伦理的本色不在“规范”而在“示范”，示范伦理学才是儒家伦理在现代意义上对未来世界伦理做出可能贡献。儒家伦理强调在道德生活中树立榜样，强调以身作则。程新宇(2009)认为，儒家伦理对当代生命伦理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家伦理作为理论资源通过融进中华传统医德而影响到当代医学伦理，二是儒家伦理提供了理解生命的方式和研究生命伦理的可能进路。郭齐勇(2014)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土壤和基础。在观念和价值观上，儒家的“仁爱忠恕”、墨家的“兼爱非攻”、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慈悲为怀”，都是了不起的调节身心的安身立命之道，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其次，健全公民和谐道德人格是提高道德自觉的有效路径。韦政通(2006)认为，针对伦理道德现实，伦理道德教育要能激发人内在爱的潜能，要努力培养健全人格。唐凯麟(2014)认为，应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入手来建构公民道德。培养敏锐的道德判断能力、理性的道德选择能力；提高道德自觉，增强主体意识、责任意识；树立道德信仰，建构完满公民道德人格。倪梁康(2007)认为，社会道德意识是通过教育得来的，通过父母的传授、老师的教育、习俗的延续而获得的，是一种社会心理上的“范式”。陆有铨(2008)认为，学校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人有道德，使“受教育者”有道德，“道德”是道德教育的有效依据。季羡林(2009)认为，中华文化的精髓是“和谐”，和谐是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礼物，特别强调“三大和谐”伦理，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内心和谐；主张小学生的德育标准是“热爱祖国、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和睦伙伴”。再次，德育与伦理教育的有机结合彰显了大学教育中的伦理关怀。同职业伦理教育相结合，实施公民专业伦理教育，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公民专业伦理教育尚未普遍展开，只是个别专家学者有所讨论，在极少数的大学教育中有所体现。罗建文(2003)认为，大学德育应注重伦理关怀，伦理关怀在本质和功能上与大学德育是一致的。唐海燕(2007)认为，知耻是大学德育的伦理底线，耻感教育是培养学生的耻辱感，以行不道德之事为耻；对自己的人格尊严负责到底的底线伦理教育，是对道德主体最基本的道德规则和要求。近年一些专家学者有意识构建大学生专业伦理教育体系。庄严(2010)认为，大学生专业伦理教育是以高校学生为主体，以专业为依托，以课内伦理教学和课外职业实践相融合的内化职业素养的一种应用型人才培养方式。叶平(2011)提出“绿色大学”的概念，认为国家重点工科大学要培养亲近自然的绿色人才，开设“工程伦理学”“生态伦理学”课程，培养对地球友好的工程师。

二、国外核心价值观主导下伦理道德教育研究的动态

当前，许多国家充分认识到核心价值观在国民精神气质锻造、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国家整体形象塑造中的意义和地位，认为核心价值观有助于消除社会不良隔阂、铸就社会思想共识，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事关战略安全和核心利益。

(一)西方国家日益强化其核心价值观在全球的主导地位

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极力培育、锻造和推销自己的价值观，以求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欧美全力塑造国家精神，系统性开展公民道德、专业伦理与核心价值观教育。世界各国领导人也高度重视凝练核心价值观而不遗余力地进行传播。为了促进学校德育的落实，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推出五百余个教育法案，鼓励学校制定系统的德育评估标准，主要包括自立、自信、正直及信守行业道德等，突出责任教育的重要性。美国把在信息传播中，确保核心价值观影响他国文化，列入核心利益。奥巴马阐述美国的价值观：勤劳、诚实、勇敢、宽容、保持好奇心、对国家忠诚。普京提出俄罗斯思想，即言论自由和基本政治权利；强国意识、国家观念、社会团结。日本战后颁布《国家公务员伦理法》《学习指导纲要》，使公民道德教育法制化。尤其注重学校教育，培养学生团结、友爱、谦虚的品德。英国注重系统化教育，英教育部2007年提出学校教授传统价值观，规定学生学习英国言论自由、多元文化等。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面对社会价值观的蜕变，人际关系的淡漠，社会凝聚力的破坏，有计划地重构其所谓的“新加坡精神”[4]。成立“国家意识委员会”，灌输“我是新加坡人”意识，将国家核心价值观概括为：追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东西方国家公民道德建设的经验表明，良好的公民道德是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的重要基础。美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的经验也给我们以启示，我国要实现向现代文明的成功转型，尤其需要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积极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实现经济与道德的协调发展。

(二)寻求市场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的良性互动

一些国家认识到现代化进程中，公民道德这一“成长的烦恼”，努力寻找与经济建设相协调的机制和规律。[德]马克斯·韦伯(1986)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虽然不能完全从观念文化中找到答案，但也不能完全从单一的经济决定论中得以说明。在他看来，“神秘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伦理上的责任观念，过去始终是影响行为的最重要的构成要素”。美国学者亨廷顿(1991)对比加纳与韩国的经济数据，认为韩国重视节俭、投资、努力工作、守纪律等价值观，是其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因素，价值观是影响社会进步的核心要素之一。面对经济高度发展，但现代人有普遍感的“道德危机”，国外学者提出“底线伦理学”的概念。底线伦理学一时成为国内外研究的重大课题。底线伦理学某种意义上讲，是泛法律主义倾向的一种思路、一种表现。即将法律作用的范围无限扩大，用来作为调节、规范和整合人类政治的、社会的乃至家庭的和私人的全部生活的一般规则。

(三)基于现实伦理道德问题的中观与微观研究逐步深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伦理学处一位官员曾撰文指出，21世纪是伦理学的世纪。伦理学将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现代社会的发展，新技术革命的勃兴，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知识经济的到来，把太多的伦理道德问题提到了人类面前。20世纪70年代以来，规范伦理学是国外伦理学中的显学。功利论伦理学、义务论伦理学、德性论伦理学构成规范伦理学的三种主要形态。近年来，基于现实伦理道德问题的国外应用伦理学的研究不断升温。与着眼于基础理论建构的规范伦理学不同，应用伦理学主要分析和处理社会实践领域里的具体问题。据龚群研究，应用伦理学的研究领域有些是传统的，如经济(企业)等；有些是新兴的，如生命医学等[5]。从整体上说，应用伦理学主要分析和处理现代社会和现代科技条件下出现的伦理问题，如工业化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殖技术发展带来的生殖伦理以及克隆人问题等。当前，在政治、经济、商业(企业)、金融、生态环境、生命遗传、医学、网络信息、消费、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都有大量前人没有遇到的伦理问题需要进行分析和处理，应用伦理学的发展可谓方兴未艾。

三、国内外公民伦理道德教育研究的前瞻性

国民道德境界提高、核心价值观践行、良好职业道德习惯养成，教育是基础性工作。而教育的说服力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理论的成熟度。传统伦理教化思想历久弥新，是人类前行进步的阶梯；直面社会问题的应用伦理学及其分支学科，积极回应现实社会挑战，提供不同领域道德问题的应对方案。不忘本来，继承优秀传统文化；面向未来，探索伦理新知，是国民道德教育的逻辑起点。

(一)继承弘扬优秀传统伦理思想是人类道德发展的必然前提

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公民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专业伦理教育，其直接、既定的思想资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有大量的优秀伦理思想都是我们继承的条件，需要总结、转化和再利用。儒墨道法等传统伦理思想，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典伦理哲学，乃至近代自由平等公正等西方价值观的合理因素，亦须甄别、借鉴，为今所用。因此，从古今中外传统伦理思想中汲取精华、获得前进动力，已成为学界长盛不衰的研究课题。当代西方公民道德、专业伦理教育及其相关研究的思想派别虽较多，但都突出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康德把研究道德教育作为伦理学的重要内容加以强调。他认为道德教育能锻炼人的性格，使人摆脱激情和感性的影响，自在地按照“绝对命令”或“道德律令”来行动。他还论述了实现道德教育的途径问题。杜威主张，学校的道德教育就是维持社会生活，促进社会福利；……不论从事哪种职业都要受到一定的道德训练。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学校教育的理想是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社会进步的积极参与者。“在这个和谐里，起决定作用的、主导的成分就是道德。”学校的全部工作都应包含德育因素，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之中。道德教育既是个古老的伦理课题，也是常议常新的永恒主题，将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

(二)专业伦理教育研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西方发达国家打造核心价值观的另一重要途径，是在国民教育尤其大学教育中，开展形式多样的专业伦理教育，这在西方各国已成普遍趋势。欧美大学出于将各学科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相互融通的目的，普遍推行寓德于教的方法，力图让学生了解社会与行业需要具备什么知识、掌握何种技能的同时，明确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职业态度。很多高校都将各类专业的伦理课程设置在大学课程目录中，强调专业教师的敬业精神和人格力量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并结合专业课内容，在生产现场通过自己动手进行体验，树立职业态度，把学生是否掌握了可检测的行业技能、是否具备了相应的态度，作为衡量德育最终成果的指标。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国外设有专业伦理教育研究协会，并出台相关专业伦理规范[6]。据统计，美国20世纪70年代后期，专业伦理教育课程达1 000余种。截止到1993年，美国90%管理学院开设企业伦理课程[7]。欧洲许多国家相继把专业伦理教育列入大学课程教育和专业协会规范之中。国外专业伦理研究已呈现出与德育教育、价值观教育日益融合的趋势，并体现在公民职业生涯中。研究表明，重视专业伦理教育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工科院校的工程教育中尤为明显。美国工程和技术鉴定委员会一致要求：“凡欲通过鉴定的工程教育计划都必须包括伦理教育内容”。1989年德克萨斯农业大学的工程学和哲学教授合作开设工程伦理课，成为该校所有工科学生的必修课。麻省理工学院、杜克大学、伊利诺斯大学等也采取类似做法。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以及一些大公司出资支持大学开展伦理教育以及相关研究。1996年之后，美国工程师“工程基础”考试增加了工程伦理问题的考核[8]。

(三)应用伦理学分支学科的崛起持续成为国际伦理学研究“亮点”

应用伦理学是以规范伦理学原理为依据，着重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的伦理学研究类型。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范畴既关系到环境污染、人口过剩、贫富差距拉大等人类社会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也关系着伦理学科的自身发展。应用伦理学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本文所讨论的“专业伦理学”，两者在内涵和外延上交叉域甚多，如经济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网络伦理学、科技伦理学、教育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只不过我们探讨的专业伦理学是建立在大学学科专业基础上的。它既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也是应用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9]。我们有理由认为，专业伦理学术思想体系构建的可能性及其以此为依托的公民专业伦理教育，或可成为应用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和领域。公平正义是个既古老又现代的伦理命题，始终摆在人类社会面前。国内伦理学界、教育界似乎已经注意到，各种伦理关系中“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要求逐渐占据显著位置”。这意味着伦理学将与经济学、社会学一道，把实现社会体制中的公平正义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公平的要求、普遍正义的要求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呼声越来越高，构成了现代伦理思想的主流。西方伦理学在发展走向上，还表现出明显的科学化倾向，主张科学的理性有助于达到道德的理想目标。在科学精神的感召下，西方伦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把道德问题的解决寄托给了科学的方法。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是伦理学发展的又一趋势。有学者认为，伦理学的未来是与教育学、美学相融合。从规范走向价值的伦理学，将是体现着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个性”相统一的人性真实化的进程，也是体现着人的“有意义的生活”与“有规范的生活”相一致的人性完美化的进程。展望应用伦理学的发展前景，其广阔的学术空间将被实践进一步证明。

[参考文献]

[1]韩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着眼于先进性[N].北京日报，2013-12-30.

[2]周中之.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李德顺.道德转型的足迹——对我国近30年若干伦理事件的评述[J].江海学刊，2010，(4).

[4]王燕文.现代文明、中国境遇与当代公民道德发展[J].江海学刊，2013，(6).

[5]龚群.国外伦理学研究前沿探析[N].人民日报，2014-07-18.

[6][西班牙]费尔南多·萨瓦特尔.伦理学的邀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王鹏，郭丽.国外农业与食物伦理教育的发展与启示[J].中国食物与营养，2011，(9).

[8]周全.伦理学专业与专业伦理学：从业人员专业伦理研究述评[J].绥化学院学报，2013，(9).

[9]李建华，邹晖.从规范走向价值的伦理学：问题、定位与使命[J].哲学研究，2011，(8).

〔责任编辑：崔家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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