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建玲 谭志红 刘 慧 贺意辉 徐飞华 高俊英 万 芳

专 题

治疗性沟通系统对脑卒中患者负性情绪及应对方式的影响分析

姚建玲 谭志红 刘 慧 贺意辉 徐飞华 高俊英 万 芳

目的 探讨治疗性沟通系统对脑卒中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 方法 对120例入选患者按入院单双顺序号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60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措施与护理沟通方式，实验组在此基础上予以治疗性沟通系统进行护理干预。2组均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进行心理评估和对比。 结果 入院时2组SCL-90及TCSQ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实验组SCL-90各因子分均低于对照组；TCSQ中积极应对评分高于对照组，消极应对评分低于对照组。 结论 治疗性沟通系统能有效缓解脑卒中患者的负性情绪，优化应对方式，提高护理效果。

脑卒中；负性情绪；应对方式；治疗性沟通系统

脑卒中又称为脑中风或脑血管意外，是脑血液循环的障碍性疾病，该疾病分为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两种，具有致残率高、复发率高、病死率高等特点，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吞咽困难、视力下降、偏瘫、失语等症状，这些影响日常生活和社会功能的症状常常会使患者出现心理障碍，引起焦虑、抑郁、紧张、恐惧等负性情绪，严重影响患者的康复和预后[1]。为探寻有效缓解脑卒中患者负性情绪、优化应对方式的心理护理途径，我院于2013年10月-2014年12月对120例脑卒中患者分别进行一般护理沟通和治疗性沟通。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13年10月-2014年12月我院神经内科收治的首发脑卒中住院患者120例。纳入标准：①符合第四次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脑血管病诊断标准[2]；②经CT或MRI诊断确诊；③年龄50～80岁，生命体征稳定，格拉斯哥昏迷评分>8分；④意识清楚，认知功能正常；⑤未曾服用抗抑郁、抗焦虑、安眠、镇静类药物；⑥自愿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①有抑郁、焦虑病史或其他精神疾病病史者；②合并严重心、肺、肝、肾衰竭或其他严重的急性躯体疾病者；③拒绝调查者。按入院单双号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60例。对照组：男34例，女26例；平均年龄(66.1±6.3)岁；小学34例，初中14例，高中8例，大专及以上4例；实验组：男32例，女28例；平均年龄(65.8±7.9)岁；小学36例，初中14例，高中7例，大专及以上3例。2组患者年龄、性别、病程、文化程度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一般性沟通，包括住院制度介绍、健康教育、护理查房、各种检查操作前的心理护理，给予饮食、用药指导和出院康复指导等。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治疗性沟通，自入院第1～2天起至出院时结束，1次/周，30～45 min/次，以15∶00-17∶30为宜，避开患者治疗检查、护理、进餐和休息时间。结合PDCA循环模式[4]执行和检验护理效果。实验组具体方法如下。

1.2.1 人员培训

对病区护理人员进行统一培训，讲解治疗性沟通的原则、操作技巧以及护理学、心理学相关知识，全体护理人员均能掌握治疗性沟通系统的操作方法，熟悉症状自评量表(SCL-90)、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的测试方法。

1.2.2 治疗性沟通的实施

治疗性沟通过程中贯穿PDCA循环模式检验护理效果，包括计划(plan)、实施(do)、反馈(check)和处理(action)4个阶段[4]。具体步骤如下。

1.2.2.1 计划阶段

包括交际性沟通和评估性沟通。交际性沟通：入院当天进行交际性沟通，收集患者一般资料、病史等情况，在沟通过程中恰当运用尊重、热情、真诚、共情、积极关注等心理咨询技术，使患者对护理人员产生信任感，提高患者的依从性，保证沟通的全面性和有效性。评估性沟通：向患者和家属介绍治疗方案、护理措施，评估患者目前的生理、心理状态和对疾病的认知；了解患者对生活和疾病的态度，鼓励其表达内心真实感受，明确引起患者不良情绪的因素和不良应对方式的主要原因，结合患者的个性和文化背景制定个性化、积极的、可行的、有针对性地心理护理方案。

1.2.2.2 实施阶段

即治疗性沟通阶段，引导患者进行身心的全面调整。根据评估性沟通的方案，及时掌握患者的情绪变化，为其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持、社会支持，引导患者理性认知、接受现实、自我调整、积极应对；指导患者合理运用心理防御机制，结合认知改变、行为矫正、合理情绪疗法等心理治疗干预技术进行心理干预。

1.2.2.3 反馈阶段

根据在交际性沟通中所掌握的资料，护理小组共同分析、讨论并认真制定心理干预的内容及评价标准，通过评估性沟通及时做好信息反馈，同时评价心理干预的有效性。如果目标未达到，及时分析原因，修改治疗性沟通方案。

1.2.2.4 处理阶段

根据反馈结果进行全面分析总结，列出心理干预的方法及存在的问题，对不足之处加以改进。护理人员针对干预目标的实施程度进行主观和客观的评价。主观评价主要通过分析访谈内容以及访谈过程中观察患者的变化进行；客观评价是通过心理问卷调查了解实施心理干预后对缓解患者负性情绪的效果。

1.3 评价方法

2组均在入院第1天和出院前1天进行以下两项评估。①SCL-90为90条题目的心理健康评定量表，包含情感、思维、意识、行为生活习惯、人际关系、饮食、睡眠等广泛的精神症状学内容，每个项目采用1～5级评分，分数越高，代表心理健康水平越差。②TCSQ，共20条题目，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个维度，采用5级评分，分数越高，代表程度越高[3]。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组患者入院后SCL-90及TCSQ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1，表3)。出院后实验组SCL-90各因子分均低于对照组(表2)，TCSQ中积极应对评分高于对照组、消极应对评分低于对照组(表3)。

因子 对照组(n=60)实验组(n=60)t值P值躯体化 31.0±5.931.5±10.2 0.2000.842强迫状态30.9±4.629.8±6.6-1.0150.313人际关系24.4±7.323.2±7.0-0.8270.410抑郁 41.5±5.640.2±8.9-0.7360.464焦虑 29.0±5.629.8±6.8 1.3840.169敌对 14.1±3.914.4±4.1-0.1030.918恐怖 17.2±4.817.0±4.7 0.1970.844偏执 14.5±4.214.2±4.8-0.5940.553精神病性24.3±5.824.2±7.1 0.0001.000

因子 对照组(n=60)实验组(n=60)t值P值躯体化 24.7±6.519.2±4.9-5.1180.000强迫状态24.1±5.316.6±3.2-9.9700.000人际关系18.2±5.211.6±2.3-9.0020.000抑郁 30.6±7.120.2±4.9-9.1700.000焦虑 24.3±6.116.6±3.8-8.5430.000敌对 11.7±3.58.6±2.0-5.6050.000恐怖 13.1±4.39.5±3.0-5.5010.000偏执 11.5±3.77.5±1.7-7.6140.000精神病性18.5±4.812.8±2.4-8.0150.000

表3 2组TCSQ维度得分比较 (分

3 讨论

治疗性沟通系统是根据现代医学护理模式，运用护理程序理论、人际沟通基础理论、护理学、心理学等相关专业知识以护理人员为主导、以患者和家属为主体的双向互动干预模式，参照护理程序的方法和步骤，根据患者在诊疗、护理中出现的需求确定沟通主题，在约定的时间和特定环境中，为解决患者客观存在的生物、心理及社会支持系统等相关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护患沟通活动[5-7]。

脑卒中患者容易出现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8]，国外研究[9]提示治疗性沟通系统可改善各类患者的负性情绪状态。本研究结果显示，入院时患者除抑郁、焦虑负性情绪外，同时存在敌对、恐怖、偏执及人际关系敏感等心理应激反应。我们尝试性将治疗性沟通系统与PDCA循环模式进行有机结合，结果显示实验组SCL-90各因子分均低于对照组，TCSQ中的积极应对评分高于对照组，消极应对评分低于对照组。这可能与护理人员指导患者合理利用社会支持有关。护理人员通过指导患者合理运用心理防御机制，结合认知改变、行为矫正、合理情绪疗法等心理治疗干预技术进行心理干预可有效缓解患者焦虑、抑郁、恐惧等负性情绪，同时也减轻躯体症状。由此可见，通过PDCA循环模式对患者的心理、身体、社会进行全面评估，制定个性化、可客观评价的沟通方案；运用治疗性沟通系统帮助患者学习积极应对和自我调节情绪，同时对沟通效果及时进行反馈和改进，可实现护患沟通的双向互动。实验组患者积极应对方式增加，负性情绪缓解效果明显。但是，本研究通过采用PDCA循环模式检验治疗性沟通系统的护理效果，缺乏实践经验，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发展。

治疗性沟通系统近年在我国护理领域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护患沟通显得日趋重要。护理人员通过治疗性沟通的护理活动，一方面提高了沟通能力，营造出和谐的护患关系；另一方面，护理人员将专科知识和护理学、心理学基础知识应用于临床护理工作中，得到了患者和家属的认可，充分体现了护理人员的职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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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fficiency analysis of therapeutical communication system on negative emotion and coping style of patients with stroke

YAOJianling1,TANZhihong2,LIUHui1,HEYihui1,XUFeihua1,GAOJunying1,WANGFang1.1TheSecondAffiliatedHospitalofGuangzhouMedicalUniversity,Guangzhou510260,China.2LiwanHospitalofGuangzhouMedicalCollege,Guangzhou510170,China.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rapeutical communication system on negative emotion of stroke survivors. Methods Totally 120 strok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each of 60.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care and routine communication,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additionally provided with nursing intervention based on therapeutical communication system. Both groups were evaluated using symptom check-list 90 table (SCL-90)and 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TCSQ). Resul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all measurements between the 2 groups at their admission.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all factors in the SCL-90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 of the positive coping style in TCSQ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negative coping style was lower than the latter. Conclusion Therapeutical communication system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negative emotion of stroke survivors, optimize their coping style and improve nursing quality.

Stroke; Negative emotion; Coping style; Therapeutical communication system

广东省科技厅课题(编号：20130319c)

510260 广州,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理科(姚建玲)，广州医学院荔湾医院护理部(谭志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体检中心(刘慧)，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护理部(贺意辉，徐飞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高俊英，万芳)

谭志红，E-mail：419137268@qq.com

10.3969/j.issn.1674-3768.2016.03.002

2015-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