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疏班密_参考网

马疏班密

2016-02-15赵宜聪

枣庄学院学报 2016年4期

关键词：班固汉书司马迁

赵宜聪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贵州贵阳　550025)

马疏班密

赵宜聪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司马迁与班固史学比较研究自汉以后便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历代对《史记》、《汉书》比较以宋代史学家所评的“马疏班密”为学界普遍认可。本文关于“史汉异同”的讨论鉴于前人研究的总结，通过汇总方式呈现出“史汉”研究的新视野，对研究方法提出及时的反思。

[关键词]《史记》；《汉书》；司马迁；班固；史学史研究①

从《史记》与《汉书》基本体例来看，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但不同于司马迁的《史记》，班固所作《汉书》具有自身突破性，且有自身创新的方面。两部史书关于汉王朝历史地位的评价，班固意见是和司马迁有明显不同的。两位史学家的历史观、记述历史、著述历史的风格也都各有特点。《史记》和《汉书》被后人看作历代王朝的正史，在二十四史中属于“前四史”，被历代史家奉为史学经典。与此对《史记》与《汉书》著述异同的探讨，也是史学史研究的经典问题。

自汉以后二十二史中对于《史记》和《汉书》基本上采取了继承态度。历代史家往往学习和模仿两书撰写体例和治史方法。这两部史书不但对历代著史的史官和史家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认识政治格局也有重要影响。古代文献中有较多统治者和学者提出要认真研读《史记》与《汉书》的记述。如《三国志·孟光传》记：“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1](P377)由中可见三国时，已有学者通读汉家三代史书，对汉代的社会制度有较深理解，所述“三史”指的是汉王朝时所作《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再如《三国志·吕蒙传》当中孙权曾自述读书的经历来勉励吕蒙，“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1](P411)正是孙权劝读“三史”才有后来吕蒙“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的说法。在《后汉书·郡国志》中涉及到对《地理志》的评述，“《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今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汇通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2](P1132)可见《后汉书》在著述时也参考了“三史”内容。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记：“贯穿经传，驰骋古今。”[3](P479)对司马迁著述历史评价颇高。宋苏辙《上书太尉书》中述：“其文疏荡，颇有奇气。”[4](P57)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说：“深于《诗》这也，千古之至文。”[5](P58)到了近代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评《史记》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6](P90)实际早在汉代，在司马迁著述《史记》之后不久，就有学者对《史记》有很高的评价。西汉杨雄在《法言·君子》中评：“《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7](P141)东汉桓谭《新论》中评：“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从残小论。”[8](P210)东汉王充《论衡·案书》中评：“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河汉也，其余，泾渭也。”[9](P86)

一、班固对司马迁史学撰述体例的继承和发展

《史记》和《汉书》在中国传统的史学撰写形式上，两者都属于纪传体史书。中国古代史书编纂体例上有纪传体和编年体两种门类。像早期史籍当中《春秋》是编年体，依据《汉书》内容作的《汉纪》也是编年体，宋代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也是编年体史书。纪传体史书通常是以人物或者制度为线索进行记述，《史记》和《汉书》采取相同的编纂模式，在两书之后的二十四史总体撰述方式皆是沿用此法。中国传统史书编纂就存在通史和断代史的区别，《史记》被看作一部通史，所记并不是所述一个朝代的历史，而所记从传说时代的五帝一直到汉武帝时这段历史，《汉书》则明确记述西汉一朝史事。

从《史记》和《汉书》的学术承继关系上看，司马迁所撰《太史公书》记述止于汉武帝时期“天汉以后，阙而不录”[10](P1902)。自司马迁后有一系列的学者试图来完成《太史公书》没有著录的部分，进行续修《太史公书》的工作。东汉班固的《汉书》最终完成了此项历史任务并流传下来，成为整个中国史学上重要的史学著作。司马迁之后学者在努力完成续修《太史公书》的工作，其中就有关于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的补录，从今本《史记》当中还能看到一些续补内容得到保存。西汉学者将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与司马迁《史记》列在一起，后代学者研读起来是可以互为参考的。一直到东汉班彪，学者都只是做了《太史公书》的续编，完成将其继续充实的工作和进行内容的补遗。西汉学者并未将重新撰写一部独立的“汉史”作为自身学术目标；也未将完整著述西汉政治史、社会史的任务放在自己学术使命上来；也没有把撰写一部“汉史”作为实现自身学术价值的目标。班固的史学实践和历史见识，使他努力完成了重修汉史的任务。

班固从父班彪著史中认识到续写《太史公书》不足以宣扬汉德，不能适应东汉统治者的需要，班固对司马迁《史记》中对汉王朝的态度是持不同观点的。近代冉昭德和陈直在作《汉书选·说明》中分析班固撰写《汉书》目的中述：“如果再依照前人的成规，续编汉史，不但不能宜扬汉德，而且也同司马迁把《汉高祖本纪》编于百王之末，侧于秦项之列。”[11](P799)《史记》是将《高祖本纪》放在比较靠后的位置，《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与《项羽本纪》是并列编排，且《高祖本纪》在《项羽本纪》之后。如果东汉时仍沿用《史记》本纪编排顺序的话，那么刘秀个人的本纪，也会放在篡汉的王莽之后，并将和赤眉、绿林农民起义领袖并列，这将违反刘秀继承西汉统治的原则。东汉初年学者在儒学正统思想占据主旨的文化背景下，这种方式也是不能被儒家学术所允许的。班固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汉书》这部断代史，正是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这是冉先生和陈先生所论断的班固创作《汉书》的原因。在班固自述的《汉书·叙传下》确实表露出了这样的本意。班固自述写作《汉书》的缘由，道出为什么要撰述的原因。班固在自述中有自我学术的表白，在评价司马迁《史记》当中字里行间有批评的态度流露其中，“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3](P671)这也是班固批驳司马迁作《史记》不足的地方。

二、《史记》和《汉书》基本的文化风格

东汉初年，《汉书》在班固的笔下基本完成，后又经班昭的补充加上马旭进一步的充实。《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作，它在史学史上有开创性意义，《汉书》沿用《史记》体例，仍用纪、传的方式但又新增列传。《汉书》的历史创造在《史记》史书体例、体裁上的创新表现在废书撰志；改世家为传；除了本纪之外，不在分成两个等级的世家和列传，都用传的方式来记述；形成纪、表、志、传四个部分所构成的体例。《史记》与《汉书》都对历代正史有重要影响，但《汉书》在体例方面，甚至在撰写风格方面对历代正史的影响更佳明显，《汉书》体例成为历代正史的传统定式。

古人有评价说：“《史记》宏放，《汉书》详整，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12](P327)该评价基本上把两书的文化特点和风格，用诗歌的文学语言表现出来，这种观点也是比较史学研究常用的做法。后世学者对两部书进行评价时，形容司马迁、班固著史方式与风格有些像李白和杜甫写诗。这样的比喻可能较为贴切得到后世学者的认可，明后学者评论李、杜诗文时曾多引杨慎的说法，“李太白之诗，列子之御风者也；杜少陵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13](P148)杨慎认为：“马班优劣，意同而语亦相近。余谓太白诗，仙翁剑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比之文，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也。”[13](P189)

《史记》多有浪漫色彩，多有史家宏大和浪漫的表现，《汉书》记录则讲究真确，讲究详细整齐。明代学者王鏊在《震泽长语·卷下》中评价“史汉”两书，“《史记·董仲舒传》不载《天人三策》，贾谊与屈原同传，不载《治安》等疏，视《汉书》疏略矣。”[12](P390)贾谊与屈原个人遭遇有相同的地方，贾谊曾自比屈原，也曾到楚地做过老师。贾谊关于武帝时期政策论的《治安策》所议怎样处理中央和地方政权诸侯国的关系，这一问题他提出来了自己的政策建议，对西汉历史的演进有预见性的分析，后来历史的发展，正如其所言，西汉历史演进的过程完全和贾谊事先预料相同。但这则重要历史政论，《史记》并未记录保存下来，后人读到它是在《汉书》里面。王鏊依此评论：“盖《史记》宏放，《汉书》详整，各有所长也。”[12](P203)类似的分析在南宋朱熹所作《朱子语类》中评：“《太史公书》疏爽，《班固书》密塞。”[14](P191)可见宋明时期虽用词不同，但是大体文化风格把握上基本相同。

历代史学家关于《史记》和《汉书》进行比较的论著很多。邱逢年《史记阐要·班马优劣》篇记“《史记》变化，《汉书》整齐；《史记》宕逸，《汉书》沈厚”[15](P204)。此评价指出两部史书记述形式的不同，文化风格的不同和两位史学家对于历史事实的记录和分析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明代学者焦竑在《焦氏笔乘·伊川评班马》中述：“程伊川云：子长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径以外；孟坚之文，情旨尽露于文字蹊径之中。读子长文，必越浮宫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称博雅，但一览之余，情词俱尽，此班、马之分也。”[16]后世评论者多引此话点评“史汉”，认为焦竑分析“史汉”最为到位。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大家陈其泰先生所作《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17](P311)一书关于对“马班”的分析，“《汉书》在著述风格上，明代杨慎曾作过这样的比喻，‘太白诗，仙翁剑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比之文，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也。’”[18](P577)陈先生与弟子赵永春所作《班固评传》引用明代学者凌约言：“班马两家，古今绝笔。譬之名将：子长之才，豪而不羁，李广之射骑也。孟坚之才，赡而有体，程不识之部伍也。”[18](P141)可见对马班评论也有古人用西汉时期的两位名将李广和程不识的故事进行比较。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列传》记：“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10](P100)述程不识记“程不识正部曲行，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10](P310)从《史记》记述可以看出李广治军以简易为主，似及太史公治史。而程不识治军讲究行伍整顿，治军之法像似班孟坚，凌约评的“马班”治史特点与司马迁所记李广和程不识治军特点相似。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书中对“马班”评述：“蕴籍百家，包括万代者，司马子长之文。斟酌经纬，上摹子长，下采刘向父子，勒成一家之言者，班固也。”[19](P361)茅氏在所写另一本著作《汉书评林序》中记：“太史公与班固之材，固各天授；然《史记》以风神胜，而《汉书》以矩矱胜。惟其以风胜，故其道逸疏宕，如餐霞，如啮雪，往往自齿频之所及，而指次心思之所不及。”[20](P79)

对于司马迁和班固两位史学家的史学品格及历史见识的高低。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评价有抬高司马迁，对班固采取批评的态度“然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20](P258)在后来编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当中任公对《史记》和《汉书》的比较上发生变化：“《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对于屈原方面，事迹模糊，空论太多。这种文章实在作的不好，这且勿论。对于贾生方面，专载他的《鹏鸟赋》、《吊屈原赋》，完全当做一个文学家看待，没有注意他的政见，未免太粗心。”[21](P264)点出司马迁治史中将西汉政治见解宝贵材料《治安策》的忽略，并认为《治安策》是彰显贾谊历史贡献的重要成就。关于班固梁任公评述：“《汉书》的《贾生列传》就比《史记》作得好，我们看那转录的《陈政事疏》，就可以看出整个的贾谊。像贾谊这样的人，在政治上眼光很大，对封建、对匈奴、对风俗，都有精深的见解。”[22](P137)可见梁启超对太史公的不足指出也较为苛刻，对《汉书》作者班固著书缜密加以褒奖。

三、马、班二史互有得失

历代关于司马迁、班固所治史书进行比较上。唐代刘知几对“马班”评价：“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22](P238)刘知几引张辅的评价，认为以字数的多少来定两书优劣。后刘知几在《史通》中对“史汉”优劣引用张辅《名士优劣论》曰：“世人论司马迁、班固之才优劣，多以班为胜，余以为失。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班固二百年事，八十万言。烦省不敌，固之不如必矣。”[23](P210)张辅是用史书字数的长短和所记事情详细与否来评价史书优劣的，这样的评价缺乏说服力。然则知己认为“然此二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23](P182)

《四库全书》收录了《班马异同》这部书，该书是宋代倪思所作共录三十五卷。宋代史学家范祖禹在《魏书·目录序》中对“马班”评述：“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以良史之才，博学善叙事，不虚美隐恶，故传之简牍，千余年而不磨灭。”[23]范祖禹对“马班”史书价值提出互有得失。

郑樵在《通志·总序》中对“史汉”继承关系上是有所贬斥的，郑樵认为班固作的很不好，“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事事剽窃。固于当时，已有定价；如此人材，将何著述！”[24](P80)可见郑樵对班氏抄书一事认为其有失德，班固抄书郑樵也举出所抄之书和人，“自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谊、刘歆，复不以为耻。”[25](P178)为何后世史书多沿袭班固撰述方式而放弃太史公的体例郑樵不能理解其详。

金代王若虚在所著《诸史辩惑》中比较“马班”记：“迁、固互有得失，文顺于迁矣，而加子桓二字复为赘也。”[25](P238)班固所作《汉书》成书晚于太史公《史记》，对《史记》中的所记史料班固可加以调整和修饰。王若虚议：“班固《汉书》删润迁史，往往胜之，然亦有反不及者。如《史记》高祖闻田横死，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非贤乎哉！’《汉书》但云：‘嗟乎！有以起布衣。’其语大简，读之贻不可晓也。”[26](P51)

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评价“马班”二人曰：“子长叙事喜驰骋，故其词芜蔓者多。谓繁于孟坚可也。然而胜孟坚者，以其驰骋也。孟坚叙事尚剪裁，故其词芜蔓者寡。谓简于子长可也。然而逊子长者，以其剪裁也。”[26](P188)

综上《史记》与《汉书》在中国正史当中可以被称为经典的史学名著，史学家的学术品格和学术价值也应各有短长，各有得失。

四、班固对司马迁的评价

班固所作《汉书》是记录西汉一朝的史事，《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就在《汉书》所记录的西汉人物之内。胡应麟曾在《少室山房笔从》中说：“司马、班氏，人自为史，其史也，史百代而有余。司马、班氏，合而为史，其史也，史代一代而不足。则史非专不可也。”[27](P52)从史书沿革上来讲司马迁继承了其父司马谈的事业成为太史公编撰《史记》，班固治史有其父班彪所做的贡献在里面，后又由其妹班昭来续写完成，创作中也是久经磨练。做史学研究要有长期的积淀，要有长期的功夫。《汉书·司马迁传》对于司马迁本人的人生事迹，学术成就皆有评论。“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班固赞赏司马迁做的学术成就，功劳非常大。“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3](P433)此是班固所批司马迁，认为其并未对自身学术进行坚守，在著述时先黄、老而后六经这个次序著史是不对的；在《游侠列传》当中所记事迹抬高了奸雄的社会地位；读书人和民间学者的品格没有得以彰显出来；作史吹嘘成功人士而羞辱贫贱的人民。这些是司马迁治史的失误之处。班固实则治史依然沿用了司马迁史学风格，后代史学研究者评价班固学术走的仍是同样的道路。

进行《史记》与《汉书》比较研究，自汉以降学者做了很多的工作和细致比较，提出大量有见解的史学评论。当下有学者依然在做“史汉”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史》、《汉》总体比较；第二，《史》、《汉》传记文之编纂体例、形式、所传人物比较；第三，《史》、《汉》传记文之写作技巧比较。通个这几种角度进行比较，其中除了总体比较，还有比较具体的比较研究。而关于《史》、《汉》编纂过程中作者的思想倾向比较中，学术界普遍认同：“《史记》通变古今，《汉书》尊显汉室；《史记》兼尊儒道，《汉书》独崇儒术；《史记》兼顾民间，《汉书》倾向上层；《史记》感情移入，《汉书》不失客观。”[27](P19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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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汉]司马迁著.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1]冉昭德，陈直主编.汉书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