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伦理：20世纪前半期忠恕思想诠释

2016-02-15蒋聚缘

枣庄学院学报 2016年4期

关键词：知识论伦理

蒋聚缘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100)

知识与伦理：20世纪前半期忠恕思想诠释

蒋聚缘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忠恕”是重要的伦理学范畴，历来被当作为仁之方。20世纪前半期，康有为、蔡元培及冯友兰等以“推己及人”诠释忠恕，表现出对社会的同情与关爱。章太炎、胡适、梁启超及蒋维乔等以西方知识论为视角，大体上认为忠恕是归纳与演绎的科学方法。20世纪前半期对科学方法的推崇是以知识论诠释忠恕的时代背景，然而知识与伦理不可偏废，忠恕合知识与伦理，可作为现代社会寻求知识与伦理达到和谐状态的借鉴。

[关键词]忠恕；知识论；伦理①

“忠”、“恕”二字，现存的甲骨文与金文都没有记载，今文《尚书》也不曾使用。然而，自从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后，“忠恕”成为儒家重要的伦理范畴。20世纪初期，随着西方文化的深入影响，以西方知识论诠释“忠恕”思想开始出现。汪震在《孔子哲学》中说：“孔子告诉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一是知识上的一贯，还是伦理上的一贯，孔子并没有明言，曾子回答的忠恕，却限定是伦理上的一贯。”[1](P39)明确提出知识与伦理的二分，虽然汪震认为忠恕只是伦理方面的看法，不是知识论范畴，但是章太炎、胡适及蒋维乔等都认为忠恕具有知识论的意义。20世纪上半期两部代表性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都对孔子“忠恕”思想加以诠释，前者注重以知识论为视角，后者以伦理学为归宿，足见“忠恕”在理解孔子思想上的重要作用。

一、伦理学范畴的忠恕

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以为忠恕可贯孔子之道，但是“忠”和“恕”是两个范畴，而且重要性似乎不如仁或者礼，又如何一以贯之，这给后人留下无限的解释空间。宋儒程颢认为：“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忠恕一以贯之。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2](P124)程子以为忠恕是兼摄体用的大本达道，自然可以一以贯之。朱子在此基础上说：“合忠恕正是仁。若使曾子便将仁解一贯，却失了体用，不得谓之一贯尔，要如此讲贯方尽。”[3](P694)朱子认为一贯之道就是仁，而以忠恕加以解释，则兼顾体用，同时朱子认为仁是至德，学者难以一步企及，曾子以尽己之忠，推己之恕加以说明，是为了给学者提供一个可以着手求仁的方法。

胡适认为《国语·周语》“中能应外，忠也”与《大戴礼记·三朝记》“中以应实，曰知恕”意义相同，以此可见忠恕二字意义相近，不易分别。胡适引用《中庸》“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认为前一句是忠恕二字并举，后两句明显是恕字的涵义，故而认为“忠恕”二字与“恕”字同意。[4](P73)胡适引用《周语》《三朝记》认为忠恕二字是一个意思，又引用《中庸》的说法，认为“忠”“恕”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但是“中能应外，忠也”、“中以应实，曰知恕”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幸好《周语》与《左传》中记载的两段话，可以佐证胡适认为忠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判断。《周语》“考中度衷，忠也。……施其所恶，弃其忠也”，《左传·隐公十一年》“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己弗能有，而以与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庞朴认为施其所无的不恕和施其所恶的不忠，实在没有什么区别，都没有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P472)胡适认可《说文》将“恕”训为“仁”，他说：“《论语》记仲弓问仁，孔子答语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句，可见恕与仁的关系。”胡适认为恕字人生哲学方面就是“推”，我与他人同属人类，自然会推己及人，这是人生哲学上的一以贯之。[4](P73)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第四章“孔子及儒家之初起”专列“直、仁、忠、恕”一节，认为“直”是人之性情的真实流露，但是不一定合乎礼，所以强调“克己复礼为仁”的外部规范，同时注重“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的内部标准，合此即“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者也”。仁是直、礼、忠、恕的综合，所以冯友兰总结说：“故‘直’尚有行不通处，而仁则无行不通处。故仁为孔子‘一贯’之道，中心之学说也。”[6](P55)康有为认为孔子没有说明“一”为何物，所以门人都不理解，曾子直捷了当以忠恕为一贯之道，只是“义似浅近”，康有为认为仁才是孔子所说的一贯，“孔子之言道，曰仁与不仁，盖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7](P52)

20世纪前半期，学者多认为孔子一贯之道即是仁，而忠恕是实现仁的方法。蔡元培说：“圣人之道德，自其德之方面言之曰仁，自其行之方面言之曰孝，自其方法方面言之曰忠恕”。[8](P16)他认为忠恕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与人，这是消极的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积极的忠恕。冯友兰也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来解释忠恕之道，认为忠恕皆是推己及人，忠是就推己及人的积极方面说，恕是就推己及人的消极方面说，忠恕皆是“能近取譬”(《论语·雍也》)，“善推其所为”(《孟子·梁惠王上》)，与蔡元培不同的是，冯友兰不认为忠恕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而是以忠为积极，恕为消极。因己之所欲，知别人之所欲，所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忠。因己之不欲，知别人之所不欲，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恕。[9](P27)将心比心，以自己的心理情感推断他人的所想所欲，本着自我的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这是人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表现出对他人的爱，这是仁的体现，冯友兰说：“实行忠恕即实行仁。孔子一贯之道为忠恕，亦即谓孔子一贯之道为仁也。为仁之方法如此简易。”[6](P55)

蔡元培与冯友兰都认为“忠恕”是自己对他人的同情心，是自己以最合乎仁道的方法在社会中处理己与人的关系。康有为在20世纪伊始就明确以己与人对立来解释“忠恕”：“天下之人物虽多，事理虽繁，而对待者只人与己。有所行者，应人接物，亦不外人与己而已。己，人也，人，亦人也，此心同，此理同，性情或异，嗜好或殊，既同为人，当不相远，故道本诸身，欲征诸己。己所欲者，与人同之，己所不欲者，则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如心而出。”[7](P238)

康有为认为世界事物虽然繁杂，然也只是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只要以我之心度他人之心，以我之欲推及他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7](P86)但是，康有为的着眼点并没有停留在单个人之间的推己及人，而是考虑如何通过忠恕来仁泽整个社会。程子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康有为认为天地万物同资始于乾元，本为一气，及变化而各正性命，但为异形，不仅人类有共同的祖先，而且人和物都有共同的本体，所以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后爱物，而忠恕正是最好的方法，康有为说：“推致天地位，万物育，其本亦不过尽己心而为忠，推己心而为恕耳。”只有尽己之心，才可能有不忍人之心，只有推己之恕，才可以行不忍人之政，“故忠恕虽约，而大道已尽，更无余法”。[7](P52)

无论是个人间的推己及人，还是立足于自己的心理情感，表现出对天地万物一体为仁的认识，努力构建整个社会的和谐，其实都是在实行仁，只不过涉及的范围不同罢了，仍然不出伦理学的范畴。

二、知识论视野的忠恕

在古代，知识与伦理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孔子主张博文约礼，仁智合一，《大学》注重格物致知与明德的关系，《中庸》言道问学与尊德性。朱子解释忠恕时说：“此段‘恕’字却好看，方溯流以遡其源。学者宁事事都了得，未了得‘一’字，却不防。莫只悬空说个‘一’字作大罩了，逐事事都未理会，却不济事。”[3](P681)朱子说的学者要事事理会，可以理解为由积累以致融汇贯通，由具体事实认识一般原理，这是归纳法的思维，也可以理解为个人在三纲五常领域的践履，这又是伦理范围的实践。康有为说：“孔子之道，推本于元，显于仁智，而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四通六闢，相反相成，无所不在，所谓一以贯之”[7](P52)，仁指伦理学方面，智指知识论方面。

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映衬下，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落后，于是有了洋务运动对西方科技的学习，维新变法对西方制度的学习，20世纪学者认识到不全面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社会难以进步，于是“民主与科学”成为时代的潮流。科学主要指西方的科学方法，即归纳法与演绎法，20世纪初期，学术界即使对科学方法认识不精确，但至少很熟悉。20世纪伊始，章太炎就用知识论的范畴来解释忠恕，《订孔》记载：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故夫闻一知十，举一隅以三隅反者，恕之事也。……周以察物，举其征符，而辩其骨理者，忠之事也。……“身观焉”，忠也，“方不障”，恕也。[10](P426)《墨辩》分知识为三种：闻、说、亲。《说》曰：“知，传授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胡适认为“闻”即是别人传授给我的知识，“说”即是由推论得来的知识，“亲”即是自己亲身经历来的知识。[4](P134)章太炎认为恕就是推论，忠就是亲身观察，是获得知识的两种方法，对这两种方法的比较，章太炎在《菿汉微言》中说：“举一隅以三隅反，此之谓恕。……顾凡事不可尽以理推，专用恕术不知亲证于事，理多失矣！救此者，其唯忠。忠者，周至之谓：检验观察，必微必密；观其殊相，以得环中。斯为忠矣。今世学者，亦有演绎、归纳二途，前者据理以量事，后者验事以成理。其术至今用之，而不悟孔子所言，何哉？”[11](P31～32)

章太炎认为专用恕术推论来的知识，可能会有错误，所以必须用“忠”，亲身观察以获取真知识。“恕”是演绎法，“忠”是归纳法，这种两种思想方法从古至今都存在，但是却没有人领略孔子忠恕的真谛。

胡适高度赞扬了章太炎的独特看法，“以忠恕为孔子的根本方法，是发前人之未发”。[4](P73)胡适也认为“恕”即是推论，而推论总以类似为根据，他引用《中庸》“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说：“这是因手里的斧柄与要砍的斧柄同类，故可由这个推到那个。闻一知十，举一反三，都是用类似的观点，作推论的根据。恕字训‘如’，即含此意。”[4](P73)胡适认为推论的前提是类似，这是非常精准的看法，避免了把随意猜测当作推论。“忠恕”是曾子对“一以贯之”的解释，胡适认为孔子认定宇宙天地万物虽然复杂，但是有系统条理综贯一切，而“忠”即是“恕”，即是基于类似的推论，所以后人以为“忠恕”是关于人生哲学的问题，把“一以贯之”解释为“推己及人”，其实是对的曾子的误解，胡适说：“我的意思，以为孔子说的‘一以贯之’，和曾子说的‘忠恕’，只是要寻出事物的条理系统，不单是推己及人的人生哲学。”[4](P74)

演绎是由一般原理推出关于特殊情况的结论，归纳是由一系列具体事实推断出一般原理，两者都需要推论，胡适强调推论以类似为前提，蒋维乔认为儒家从经验中找定前提，然后根据这个前提去推论一切，这就是经验的推演法，也就归纳的推演法。经验分为两种，一种是先天经验，一种是后天经验，包括“亲知”和“推知”。孟子主张“先天良心论”，所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先天良心的发散，是一般原理推出的结论，属于演绎的推理。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是基于后天经验，只有自己经历过——或亲知或推知，才能确定对于某物不喜欢，因为自己不喜欢，推及他人不喜欢，而不肯施给他人。所以蒋维乔认为，“一以贯之”就是从经验中得出一贯的条理去贯串宇宙万事万物，故而曾子所言的“忠恕”是对这一方法论的解释，“所谓忠者，乃周以察物，即归纳的意思；所谓恕者，乃推己及人，即推理的意思”。[12](P66～67)

章太炎认为“忠”是亲身得到的知识的途径，是归纳法，“恕”是推论获取知识的途径，是演绎法。胡适认为分知识为“亲知”、“身知”是墨家的认识论，章太炎用来解释“忠恕”，恐怕不妥，“恕”只是基于类似的推论，寻出事物的条理。蒋维乔通过对先天后天经验的区分，认为基于后天经验的推论，就是归纳的推演法，所以合“忠恕”才是西方所说的归纳推理，对章太炎的观点有所修正。虽然学者的看法有异，但是都采用西方知识论范畴来解释传统的“忠恕”思想，开辟了新的角度，打开了新的格局。

三、忠恕合知识与伦理

中国文化传统中并没有知识与伦理的明确区分，中国思想家关注的重心是人何以成己成德，知识服务于伦理，脱离伦理的知识成不了社会的主流。例如，中国古代天文学知识比较发达，但也只用来为朝廷观察天象，预测吉凶，没有形成系统的天文学科学系统。冷天吉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家主要从德性培养的角度思考知识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其主要问题集中于在修德成圣的过程中，需不需要知识以及需要何种知识”[13](P11)，所以我们认为在古代，伦理处在核心的地位，知识与伦理本质上是统一的。20世纪前期，对忠恕的解释，既有基于“推己及人”的伦理学范畴诠释，也有基于推论的认识论范畴诠释，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忠恕包括知识论、伦理学两个方面。

胡适认为忠恕是孔子的方法论，也是孔门人生哲学的根本方法。“恕字在名学上是推论，在人生哲学一方面，也只是一个‘推’字。”[4](P76)孔子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学》之絜矩之道，孟子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荀子之三恕，都是推己及人，这是人生哲学的一以贯之。

梁启超说朱子言“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专从实践伦理方面解释；章太炎言“周以察物曰忠，心能推度曰恕”，专从智识方面论述，两者都有失偏颇，忠恕一贯要从实践与智识两方面来诠释，加以汇通。[14](P137)梁启超说的实践与智识就是我们认为的伦理与知识。梁启超说“中心为忠”，即是以自己为中心，穷尽自己的心理功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发展个性，这无论是伦理方面还是知识方面都是必需的。“如心为恕”，即用自己的心推测别人，以自己真实的心理情感对待他人，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这是伦理范畴的恕，从知识论来看，根据已知的公理，推断未知的事理，是最具有系统的学问，恕是“闻一知十”演绎法，也是“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的归纳法。[7](P137)在科玄论战中，梁启超给科学的定义是“根据经验的事实分析综合出一个近真的公例，以推类同类事物”，[15](P100)其实就是归纳与演绎。

20世纪前半期，康有为、蔡元培和冯友兰以“推己及人”解释儒家忠恕思想，希望人们以自己的同情心表现对他人的关爱，构建社会的和谐安康。章太炎、胡适、蒋维乔虽然对忠恕是否属于归纳法与演绎法认识不同，“亲知”与“推知”定位有异，但都从西方知识论范畴来解释中国古代的思想，这是“忠恕”诠释史上的崭新命题，也是近代以来注重科学方法的结果。

近代以来学习西方是主流，20世纪前半期学术界更加注重学习西方思维，“民主与科学”是时代的主题，科学主要指科学方法，“在知识里面科学方法万能；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15](P153)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与玄学”论战，科学派主将丁文江甚至认为科学包办一切，“惟有科学的方法，在自然界小试其技，已经有伟大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求把他的势力范围，推广扩充，使他做人类宗教性的明灯。”[15](P164)胡适以孙悟空比喻人生观，如来佛祖比喻科学，人生观无论如何逃离不了科学，这是“科学家的跋扈”。[15](P85)玄学派也不反对科学，他们只是反对科学主义的万能观，张君劢后来回顾科玄论战说：“世界人类既因科学进步而大受益处，尤其是中国几千来不知求真，不知求自然界之知识的国民，可以拿来当做血清剂来刺激我们的脑筋，来赶到世界文化队内去”，张君劢深知科学对中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科玄论战中的第三派唯物史观派同样推崇科学，陈独秀主张在客观上对于一切超科学的人生观加以科学的解释，[15](P29)邓中夏说：“唯物史观派，他们亦根据科学，亦应用科学方法”，[16](P174)这和科学派是一致的，瞿秋白认为科学对人生观具有决定作用，“每一‘时代的人生观’为当代的科学智识所组成，新时代人生观之创始者便得凭借新科学智识，推广‘个性的人生观’使成为时代的人生观”，[16](P406)提倡科学方法应该是当时思想界的主流。

科玄论战中，科学方法指经验归纳与逻辑演绎，科学派丁文江说：“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15](P20)这是归纳法的思维，玄学派张君劢认为：“科学之方法之有二，一曰演绎的，一曰归纳的。归纳的者，先聚若干事例而求其公例也。如物理化学生物所采者，皆此方法也。至于几何学，则以自明之公理为基础，而后一切原则则推演而出，所谓演绎的也。”[15](P3)科学的方法分为归纳与演绎应是当时学术界的共识，学习西方科学方法锻炼我们的思维，是提高我们认识水平的一种方法，同时学者也会考虑到中国自古是否也具有类似的认识方法，我们历来的思考方式能否与现代科学思维相连接。“恕”可训诂为“如”，理解为推论，章太炎认为是演绎法，如果不深究演绎法的概念与规则，我们认为章太炎以演绎法比附“恕”无可厚非。胡适、蒋维乔以及梁启超等以认识论来解释忠恕，也是时代潮流使然，20世纪前半期科学方法的盛行，是忠恕成为认识方法的时代背景。

认识与伦理达成和谐的状态是社会的愿景，具备知识才能有方法履行伦理道德，注重伦理才能避免知识的胡作非为。然而，二者似乎难以平衡，中国古代重伦理甚于知识，三纲五常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孝廉、忠诚、友爱等是社会推崇的德行，近代以来我们领略了西方科技的威力，开始越发学习知识，重知识甚于伦理，我们取得了科技上的进步，但是现代社会道德滑坡的现象越来越受到重视，社会呼吁知识与伦理的统一。“忠恕”在古代一直被规定为推己及人的伦理范围，20世纪开始出现以知识论加以解释，但是非常幸运的学术界没有将二者对立起来，梁启超、胡适等都认为“忠恕”合知识与伦理，二者相互汇通，在方法论、人生哲学上都一以贯之。“忠恕”诠释上知识与伦理的兼顾，对当代知识与伦理的紧张，提供了一个二者可以和谐共存的视角。

参考文献

[1]汪震.孔子哲学[M].长沙:岳麓书社,2012.

[2]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

[5]庞朴.儒家辩证法[A].庞朴全集(第1卷)[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冯友兰选集(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康有为.论语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8]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长沙:岳麓书社,2010.

[9]冯友兰.新原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0]章太炎.订孔·章太炎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1]章太炎.菿汉三言[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