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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

2016-02-15李申陈明君

枣庄学院学报 2016年4期
关键词:断裂现代性

李申,陈明君

(1.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2.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究院,福建福州 350000)



论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

李申1,陈明君2

(1.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合肥230601;2.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究院,福建福州350000)

[摘要]安东尼·吉登斯是世界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学家。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内涵、主要特征、产生动力等进行了详细阐述。其现代性思想超越了“左”和“右”的二元选择模式,并于不偏不倚之中展现出了独特立场和深刻见解,这对于处在现代化发展特殊阶段又面临诸多问题的中国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关键词]吉登斯;现代性;断裂①

安东尼·吉登斯,1938年出生于英国的埃德蒙顿,是世界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学家。1970年以来,吉登斯长期担任剑桥皇家学院社会学研究员,并在社会学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令世界瞩目的丰富成果。围绕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各种研究和论述也日渐增多。[1]

一、国内外有关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文献述评

国外对于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研究起步较早、内容丰富,对其思想的态度也是多种多样,褒贬不一。如Brien、Martin等人对吉登斯现代性思想中的自我认同这一核心概念从自我认同的社会性与自然性、认识论与方法论等多方面进行了批判性评估。贾斯廷·罗森伯格则在对吉登斯现代性思想进行深度剖析的基础上,对其全球化思想的现代性基础提出了质疑。B.S.图尔纳指出,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在现代性的反思性中起着轴心作用的观点,夸大了社会学学术研究的作用。与上述三人不同,尼格尔·多德对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给予充分肯定,并认为吉登斯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找到了重建现代性的途径。

国内对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较之于国外研究成果显得有点单薄,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升温,最近几年甚至有了较大突破。陈学明、郎友兴、郑曦原和李方惠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著书立说,对吉登斯的思想理论展开了研究,为吉登斯的理论在国内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具体到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王宏图的《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孙志祥的《吉登斯和他的现代性思想》,漆思的《全球化与现代性转向与重写》,梁光严的《关于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讨论》,郎友兴的《现代性:来自吉登斯的观点》,以及山小琪的《吉登的现代性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等等一批研究著作纷纷出版发行。总体上来看,由于我国所处的现代化发展的特殊阶段及面临的诸多问题,使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日益引起国内尤其是大陆学者的重视,但正如文中所说,我们的研究成果还很单薄,基础也不牢固,因此希望本文也能为这项事业添点砖,加点瓦。

二、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

在吉登斯对现代性的论述中,曾经对现代性做出了多种不同的定义。其中较有代表性的阐述有三处,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吉登斯对现代性从时间和区域上进行了界定,他指出“现代性是指从大约17世纪以后在欧洲出现,随后其影响多多少少具有世界性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2]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吉登斯从制度与模式的角度,阐述了现代性日益突出的世界影响。他认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约等于工业化的世界”[3],而在与皮尔森的对谈中,吉登斯又将现代性进一步凝缩成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他说:“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4]可以看出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定义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具有历史纵深性和地理扩展性,产生于17世纪的西欧,迅速向世界各地扩展,现已演变成具有世界影响的全球现象。其次,从制度性层面入手,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行为制度模式。再次,强调工业和工业文明,认为现代性大约等于工业化的世界。

整体来看,同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家一样,吉登斯研究现代性这一问题也从现代社会为什么能够从传统社会中脱离出来,其动力是什么;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及解决路径、发展趋向三个方面来展开。同三大经典社会学家不同的是,在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上吉登斯是一个综合论者;在现代社会的产生动力上吉登斯是一个技术论者;在现代社会的风险及发展趋向上吉登斯是一个中性论者。

首先,主要特征上的综合论者。吉登斯认为,经典社会学在对现代社会进行分析时,往往采取“化约论”的方式,突出强调某一种制度模式和关键要素来阐述,比如,迪尔凯姆的社会分工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韦伯的理性化等等。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模式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因此,他提出了“多元制度”分析模式,并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军事力量四个方面对现代性的特征进行了阐述。

1.资本主义。在吉登斯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商品生产系统,以资本的私人占有与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这种关系构成了一个阶级体系的主轴。资本主义企业依赖于为竞争性的市场生产产品而存在,价格由投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决定。这与马克思强调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具有一脉相承性。

2.工业主义。主要是指物质力和机械的广泛运用所体现出的社会关系,它预先设定生产的规范化社会组织,旨在使人的行为、机器与材料的投入与产品的产出相协调。工业主义的本质就是社会分工在技术的影响下,改变人们的生产状态,进而改变人类的生活环境,使得自然的改变和人类所有创造的环境极度扩展。

3.监控。包括对信息的控制和对社会成员的监督。民族国家的建立为实施监控提供了强大的权威性基础,使现代社会有了大大超出传统社会的监督能力。并且现代性社会的监控强度和范围越来越强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的私人空间不断被压缩,甚至日常生活最私密部分也已被公共权力侵占。

4.军事力量。主要是指在工业化情形下国家对暴力工具的控制,是民族国家在市民权威方面所具有的内在霸权的间接性支撑。同监控相比,武装力量主要是针对其他国家的。在现代性的形式和发展过程中,战争和军事力量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吉登斯对战争和军队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进行过详细的讨论。[5]

其次,产生动力上的科技论者。吉登斯从时空分离、脱域和现代性反思性三个方面阐释了现代性产生的动力,这三者在本质上说,都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在传统社会,时间和空间紧密相关,离开具体的空间区域,时间就丧失了意义。比如,我们所说的早晨、上午、下午都是由太阳的位置来判定。但是,随着机械钟的发明,使得时间从空间中独立出来,并逐渐在世界范围内标准化,使全世界的人在同一的时间体系中活动。脱域是时空分离的延伸,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虚化,人们可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下进行协作,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中重新组织和融合。现代性反思性,在吉登斯看来是指多数社会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依据新的知识信息而对之作出的阶段性修正的那种敏感性。从本质上说,就是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的自我认知能力,并通过专家系统不断反作用于各种社会关系。

再次,发展趋向上的中性论者。针对现代性引发的社会问题,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交往行动理论、后工业社会理论、后现代理论思潮,还是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都做出了自己的诊断并开出了独家药方。他们不约而同地把问题的矛头指向了启蒙主义的理论,但得出的结论却大不相同。法兰克福学派是左翼激进派的代表,他们激进而彻底地否定了启蒙思想理论。在他们眼里,科学技术成了人类的公敌,要想最终解救人类,必须对科学技术展开全面批判。以贝尔、利奥塔、福柯为代表的左翼保守派,提出“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理论以取代现代性。贝尔认为现代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经济冲动力与宗教冲动力相互制衡局面被打破,宗教冲动力被科技和经济挤压,丧失了对经济冲动力的制衡,使经济冲动力成为社会唯一的主宰。福柯以知识考古学为方法,通过对语言词汇的分析,得出现代性已经终结的结论。利奥塔提出科学知识与叙事知识的概念,通过对知识进行重新解读,认为科学知识摧毁了叙事知识的根基,进而使自身陷入“非合法化状态”。因此,必须反对已经形成的中心性、整体性和统一性,用后现代对抗现代性。[6]

吉登斯面对左与右的激烈争辩,既没有完全随波逐流,也没有过于逆潮流而动。他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其现代性论述已经基本找不到形而上学的痕迹,其研究的目的就是找到一条实实在在的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道路。一方面,吉登斯顺乎时势,把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推向深入,主要表现为着重考察“国家”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转型,或者说,关注“民族国家”的出现对于现代性的深远意义;另一方面,他在批判现代性时,又激烈反对任何一种激进的路线,希望能开拓出一条比较温和的批判途径,超越所谓的“左”和“右”的二元选择模式,并于不偏不倚之中展现出了他的反抗态度和独特立场。《第三条道路》中的“乌托邦现实主义”就是他这一意图的集中展现,这也使他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政治界享有重大声誉。[7]

三、对吉登斯强调断裂性的几点看法

社会发展的非连续或断裂性特征在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论述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认为人们长期普遍接受的社会进化论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对不同类型的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视而不见,却一概假定人类历史具有某种主导的连续性,是一个累进的发展过程。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指出“人类历史并没有一幅进化论的‘外观’,而如果硬要将人类历史嵌入这样一种模式中,我们就不能准确的理解这一历史”。因此,现代性的出现并不像许多社会理论家解释的那样,是历史随着某一既定的发展线索其内部自身演变的结果,相反,它是断裂的或非连续性的。“现代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在社会形态上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秩序中的所有类型。”断裂性、非延续性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现代社会变更的速度、范围和深刻性都是以往的社会无法比拟的。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涉及到各个方面,变化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而后这股潮流迅速向周围蔓延,直到现在日益升温的全球化。相对于传统社会可以说这种变化是断裂性的,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仅因古与今的巨大差异便否认社会进化论,否认社会中存在着的普遍规律性,我想这是值得进一步磋商的。

首先,传统并没有因为现代性的出现而完全丧失作用或消失。以日本和韩国为例,它们在现代性的影响下,都实现了现代化,但他们走的却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这就是传统在起作用,正是由于不同的传统,导致了不同的发展路线。由此推知,传统与现代依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只是以某种隐蔽的形式藏身于现代之中而已。

其次,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月亮围绕地球旋转,人类按着太阳的东升西落进行作息,女子以月亮的变化为周期产生经期。自然周期的改变直接影响人类生理周期的变化。这一切都无不证明整个世界的组成部分都是在进行有规律的运转,而且人类的活动同自然界也有着“感应”。这也就是我国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因此,否认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性的结论是难以成立的,尽管它可能不符合进化论,但也决不会是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可循的。

再者,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虽然坚持制度的多元性,批判一元性,但是从宏观上看,其坚持的制度分析模式依旧是一元的,因为他始终没有跳出欧洲中心论的怪圈。他以欧洲为模版创立了“民族——国家”模型,而后试图将它推广到全球。这本身就同其自身强调的理论的多元性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按照他的逻辑推理下去,就会得到一个结论,不符合“民族-国家”模式的国家都是非现代性的,不按西方的模式发展,永远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这就会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像中国这样以自己的模式发展现代化,就得不到西方的支持,甚至会被作为一种异己力量加以挤压排斥。近几年来中国威胁论的盛行就与此不无关系。

四、从吉登斯到中国的现代性

中国的现代性是全球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全球,但中国的现代性又决不能等同于西方:第一,它不是欧洲那样先发内生型的现代化,而是后发外生型的。第二,中国自身拥有数千年连绵不断的优秀文化,有自己独特而完整的宇宙观念、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因此如何处理自身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就显得特别重要。对我国现代性的探讨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同传统社会相比我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宇宙观念的变化,中国已不再是天下之“中”,四方也不再为蛮夷,我们已经接受了同他人平等,甚至落后于他人的现实。第二,整个社会制度、社会生活方式逐渐向西方靠拢,无论是向西方学习的中华民国,向苏联学习的红色中国,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去意识形态化的当代中国都无不体现了这一点。第三,人的观念的变化。西方的人权观念渐渐深入人心,新的符合西方现代性人格标准的国人越来越多,以至于成为社会的主流。[8]

笔者无意于评价这些变化利与弊,好与坏,因为我们根本就无法知道我们为了现代化所做出的一切行为究竟是对还是错。“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最普遍的心态。但是我们决不能迷失自我。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我们面临着许多其他民族从未出现过的问题。孙立平用“断裂”来形容我国的二元结构现状,其实它本质上是现代性与国情的断裂。不停的反思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吉登斯就曾经乐观的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专家系统的游移,人类的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不断扩大,人类的反思潜力就会不断提高,因此,现代社会不会再蒙昧下去,而会变成一个“聪明人的社会”。

尽管现代性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就成为我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但就目前来看,正如文中多次提到的那样,无论是对现代性的反思,还是对现代性本身的研究在我国都是十分单薄的,因此我们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梁光严.关于吉登斯现代性问题的讨论[J].国外社会科学,1993,(2).

[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4][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5]郎友兴.现代性:来自吉登斯的观点[J].浙江社会科学,2001,(3).

[6]孙志祥.吉登斯和他的现代性思想[J].学术界,2000,(5).

[7]郎友兴.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

[8]山小琪.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4).

[责任编辑:张昌林]

[收稿日期]①2016-05-15

[作者简介]李申(1984-),男,山东枣庄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与政治社会学研究;陈明君(1992-),女,山东枣庄人,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究院院长助理,主要从事司法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77(2016)04-002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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