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璐夷,储常胜

（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淮北235000）

王安忆英译作品的海外传播研究

高璐夷,储常胜

（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淮北235000）

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最知名的女作家之一，也是在海外颇有影响的女作家。文章简要介绍了王安忆作品海外译介与出版情况，从西方世界对其关注情况分析影响其作品海外传播效果的因素。在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王安忆英译作品的出版传播研究可以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机遇与存在的问题提供借鉴和反思。

王安忆；海派作家；英译作品；出版传播

王安忆不仅是中国当代最知名的女作家之一，也是在海外享有很高声誉的女作家。她的作品题材广泛，涵盖小说、散文、儿童文学等，创作类型也十分多样。王安忆的作品不拘泥于某种题材，其创作风格大体可以划分为“海派文学”、“女性文学”和“寻根文学”。王安忆“上海女人”的身份标识使她成为当代海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她对女性情欲爱恋的突破性描写使她被打上“女性主义”作家的烙印；她曾经的知青经历和对农村地区人民生活文化的入木三分地描述也使她成为“文化寻根”作家的先驱。王安忆的多元文化身份使她的作品受到西方读者的喜爱。她的多部作品被翻译出版，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媒介。但她的作品中最为人称道的当属描写上海女性人生体验的《长恨歌》，她也因为对上海的精准描述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海派女作家之一，哈佛大学教授更盛赞她是“属于上海的作家”[1]。对王安忆英译作品的出版与海外传播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审视当代海派文学、乃至中国文学跨文化传播的现实问题，从而有效思考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学的海外输出。

一、王安忆作品英译的出版情况

王安忆的作品十分受到中西方翻译家的青睐，其译介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她的文学作品国内外出版发行几乎同步，而且译介数量相当可观，并得到译者的喜爱。她的作品译介主要通过三大途径：国家机构赞助的文学出版机构《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在80年代翻译出版了《小院琐记》、《流逝》等；外国出版机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等）赞助出版了《长恨歌》，英美译者（Bonnie S. McDougall和MarthaAvery）翻译了《小鲍庄》、《锦绣谷之恋》、《流逝》；王安忆的许多短篇小说还被收录在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合集中。

王安忆的小说创作是海外出版的主体选择，其他类型的文章较少译介。对她作品的译介在当代中国可谓首屈一指，她同时也是当代在欧美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女作家。最近根据世界上较大的文献信息服务机构OCLC（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提供的对中国女作家作品在欧美世界的影响力排行榜，王安忆以12部作品的数量名列前茅，也是继张爱玲之后的第一人。

王安忆小说在海内外最具影响力的就是《长恨歌》，其在欧美图书馆的馆藏数为692家，馆藏数量超过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与莫言的《红高粱》，影响力位列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欧美世界排行榜第10位，以692的馆藏数在中国当代文学英文译作在欧美英语世界的影响力排行榜中名列第10位。王安忆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也被收录在中国作家作品收录的合集，其中《春笋：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收录王安忆、史铁生、莫言等作品）的馆藏数为513，在欧美英语世界的影响力排行榜中名列第27位[2]。

二、西方世界的解读与接受

王安忆个人代表作是发表于1995年的《长恨歌》，其一经推出就大受好评，前后增印22次，总销量达55万册以上，各种译本行销各国，囊括多种奖项。1998获选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2000获选第五届。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长恨歌》英译本，《台北时报》称她的作品为“一大经典”，美国主流媒体也大加赞赏，2008年《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给予《长恨歌》极高的专业评价。王安忆作品的成功传播得益于她作品自身中多元而深层的文化主题，西方读者从她的作品中了解了40年代以后的中国，尤其是上海的风貌与中国的女性面貌。

1.上海的城市书写

《长恨歌》在美国的出版让王安忆受到美国文化精英的关注，打破了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长期边缘化的藩篱。这在长久以来中国文学在西方边缘化的地位中是个特殊的存在。而《长恨歌》被西方读者接受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城市主题。上海这座城市一直是西方人最了解和喜爱的中国都市，在时代的大环境下，她的变化与风情展示了民族特质、文化心理，也反映出诸多社会问题。上海这座东方明珠的独特魅力使得王安忆小说的背景为西方读者所接受和喜爱，使他们产生了阅读兴趣，而作为上海女人的王安忆擅以细腻笔法明写人类跌宕起伏命运，暗写上海的兴衰浮沉。对上海的怀旧与反思是使许多海派作家倾尽全力书写的故事。《长恨歌》开篇就浓墨重彩地刻画了象征上海文化的四大事物“弄堂、石库门、闺阁、鸽子”。“弄堂与石库门”代表了上海的地域文化，海派文化中的弄堂与京派文化中的胡同充满地方风情，石库门也是老上海最具特色的民居。“闺阁”是上海女人的妩媚，“鸽子”是城市的精灵。从这些表征中，她抽象出上海的文化精神内涵，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创造出可以叙述一切东西的抽象化书面化的语言[3]。王安忆通过细致的描写将无数生活画面连缀起来，勾勒出生动鲜活的常态生活，生活悲歌在弄堂上演，似水流年衍生怀旧感伤。弄堂最后的几近消失使得西方读者融入王安忆的创作氛围，最大程度取得共鸣，满足他们对异域文化的好奇。《长恨歌》使得王安忆于2009年获得纽曼华语文学奖的提名，并于2011年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的最终候选人提名[4]。

2.东方女性的情感史诗

尽管王安忆并不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作家，但她是中国第一代大胆描写性主题的女性作家，她在诸多作品中对中国女性深受封建思想和道德束缚的悲剧命运，对女性优秀品质的刻画无疑使她被打上了女性主义的标签。著名汉学家雷金庆指出王安忆实际上是以探讨女性问题,比如浪漫、爱情、婚姻、家庭而闻名的作家[5]。在她的作品中，王安忆“颠覆了男权为主的性别权力关系”[6]。她在许多作品中都解构了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大胆谈论“性”主题。在王安忆作品的海外传播旅程中，评论家也特别关注她的女性观。王安忆的早期小说三部曲“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出版伊始就被定义为“性小说”。西尔维亚·陈认为，讲述成年男女性爱故事的《小城之恋》是其中最好的一部，体现了男女平等的思想，王安忆是一位勇气可嘉的女性作家。她指出：小说会改变西方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呆板、乏味，缺乏文学价值和终极关怀的看法[7]。《锦绣谷之恋》的译者杜博妮也在前言中盛赞作者的文学创造力，认为她对女性特质的复杂性的描写深度在中国文学史上实属罕见[8]。“三恋”描述的是女性的欲望，《长恨歌》则表达了上海新女性复杂的情爱体验。王安忆建构出有别于以往的以女性为主体的情感模式，颠覆中国自古以来男尊女卑，女性往往依附于男人的传统两性模式。《长恨歌》中王琦瑶是中西结合的女性，是新时期上海女性的代表。她生于弄堂，逝于弄堂是传统的女性，但她又时尚前卫，崇尚名利，追求独立自主，是受到西方思想熏陶的新女性。王琦瑶身上体现了上海的商业化特点，她还是作者对女性的性观念的集中阐述。她游走于多个男性之间，用自己的身体换取金钱和权力，沉沦欲海。而王安忆小说中男性多是软弱怯懦，渴望女性的温暖和庇护。《长恨歌》建构了以王琦瑶为中心的世界，书中的男性都是女主人的陪衬和悲剧命运的推动者，程先生、康明逊和老克腊平凡软弱，看似强大的李主任也只是虚有其表，柔弱的王琦瑶却以其人生体验，颠覆了男性中心规范。王琦瑶的爱情观反映出四十年来海派女作家（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到卫慧的《上海宝贝》）的爱情观念的嬗变。美国作家弗郎辛·普罗斯认为，该小说的不凡之处是作家用犀利的笔锋描写了有关女性友谊的问题。

王安忆小说在西方的流行得益于当时女性主义理论的流行。随着上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的兴起，80和90年代迎来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兴起和发展，西方世界对于女性作家愈发关注，而王安忆小说恰逢其时，其小说中迷人的中国女性，尤其是上海女性形象走进西方视野，成为评论家关注中国的一大焦点。

3.寻根文学切中时代脉搏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寻根文学”受到世界“寻根”潮流的影响，作家们以“文化寻根”为主题，注重对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的挖掘。中国作家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日本“东方主义”的启发，试图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有生命力的东西，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在传统与西方文明中间找到接受场，从而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1983年王安忆在美国参加的国际写作计划，为她提供了新的视角，使她从跨文化的角度重新思考中国的传统生活方式，从而扩展其艺术视野，她在艺术创作中建构了“他乡”中的故乡。王安忆归国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就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小鲍庄》，一经出版就大受国内外学界的好评，引起了人们对人类历史命运的反思。

《小鲍庄》是她美国之行后创作的中篇作品，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代表作之一，引起了国内批评界对作品中表现出的寻根思想及人类历史命运的大讨论。王安忆的美国之行使她重新反思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以“仁义”为核心的民族心理。而文章开篇的“赎罪”观念暗合基督教中的“原罪”意思，引起西方读者的兴趣与共鸣。1985年发表之后，1989年由Martha Avery翻译并在纽约出版。瓦莱丽·麦纳从历史背景解读小说，认为作家在书中关注集体和历史中的个人；阿梅尔·侯赛因认为《小鲍庄》是描写农村生活的半现实主义、半寓言故事[]。

王安忆的小说集《流逝》收录她的7篇小说以及一篇自传，经熊猫文学推到国外后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在于对民族心理以及内在文化的好奇，《流逝》中收录的小说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以描写文革时期一位上海普通妇女的遭遇的《流逝》为例，英籍巴勒斯坦裔作家安曼·胡笙对其大加赞赏，认为王安忆通过对女主人公琐屑生活的细微描述，云淡风轻地将个人命运融入社会政治风云之中。

中国“知青”与“文革”题材的小说受到西方读者青睐的原因在于建国以后中国对外封闭的状况使得国内人们的生活状况引起西方读者的好奇，因此有关当时中国人生活的作品是他们感知中国的渠道。但另一方面，知青题材的文章虽然新颖，却远离他们的认知与期待视野，容易造成文化障碍。所以，王安忆小说中传播效果最好的还是描写上海故事的《长恨歌》。

三、王安忆作品海外流行原因

1.对海派女作家的关注

中国文学由于地域的差异可分为不同流派，代表性的就有海派文学与京派文学。海派文学注重商业与消费主义，注重市井生活，关注“现代都市人的焦虑、精神的漂泊和自我的失落”。由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一直以来西方读者都对海派文学青眼有加。女性作家是海派文学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从张爱玲、苏青、王安忆到卫慧和棉棉等。她们以小见大，在小人物的生活中见大时代的风云变幻，而上海这座城市更能使西方读者产生文化认同。上海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文化交融的城市。作为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交流与碰撞的都市，它形成了畸形的物欲文化。上海的世俗性体现在海派文学作品中，王安忆对小说中人物的刻画既体现出当时的人们对物质、金钱和权势的羡慕与向往，也描绘了浮华都市当下的小市民生活。正是王安忆作品中的“上海”因素触动了西方人的上海情结，她作品中的十里洋场勾勒起西方人心中的旧上海形象，使他们回忆起昔日的风光无限，从而产生了对新上海的好奇。王安忆小说中的上海描写唤醒了西方读者的“上海梦”。事实上，海派女作家的作品一直是西方人关注的重点。根据OCLC的数据中，中国文学的海外输出中，卫慧、王安忆、苏青、张爱玲、丁玲、巴金的作品都被大量翻译出版。海派女作家人数众多，但研究海派女作家海外接受必须提到的三个人就是张爱玲、王安忆和卫慧。她们的作品在国内影响广泛（张爱玲、王安忆），或是颇受争议（卫慧），她们作品的海外传播效果也是最好的。OCLC数据表明，中国当代女性作家中在世界影响力第一的当属张爱玲，她以10部上榜作品和累计收藏图书馆数量4167家的傲人成绩是迄今在欧美最具有影响力的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10]。王安忆以9部作品稍逊一筹，但其《长恨歌》的馆藏数量（692家）超过了《倾城之恋》（660家），她在世界文坛的知名度不可小觑，而且还有巨大的上升空间。但调查发现，译介翻译出版最多的是卫慧的《上海宝贝》，卫慧并不是当代主流作家，但她的书在国外销量最佳，这与她小说中的上海背景有着重要联系。因此，海派女作家的作品往往把握时代脉搏，符合西方读者的审美期待，因此在海外传播中往往取得不错的成绩，产生较大影响。

2.西方女性主义对中国女性作品的关注

19世纪50年代，在纽约州卫理公会教堂召开的第一届妇女权利大会标志着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正式开始。20世纪70年至80年代，世界女权运动如火如荼，1975年定为“国际妇女年”。许多重要的女性主义思想家和女性主义理论孕育而生，世界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翻译与出版。欧美学术界开始关注中国女性作家作品，如李清照、鱼玄机的诗词，丁玲以及当代的一些女性作家作品进入她们的视野。她们想要了解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她们尤为关心女性作家的情感体验，注重两性关系，关注“性体验”。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女性作家开始注重在作品中表现人性觉醒与性别复苏，女性的性与欲成为她们作品的主题。她们告别以往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正面描写感官欢愉，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就是其中的代表，但这些作品中的描写仍是内敛含蓄的，描写的重点在性心理而非性行为。王安忆对性禁区的大胆突破之后恰恰契合当时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受到女性主义评论家的关注。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西方世界的女性主义者在审视东方女性时往往带有白人精英分子的优越感，她们依赖西方殖民主义的固有观点强调“西方中心论”，着力强调东方世界女性的弱势地位，通过建构差异，强调文明与野蛮的距离，将东方世界女性定义在弱势和从属的地位。

3.评论家与出版社的双重关注

王安忆作品的海外传播主要得益于评论家以及出版社的双重关注。中国女作家作品中，当属《长恨歌》在西方世界传播效果最好，而西方对《长恨歌》的关注始于学界。2006年《长恨歌》于法国率先出版，法国《世界报》、《图书周报》随即对其大加赞赏，2008年白瑞文和陈毓贤翻译的英文版随后出版。《长恨歌》的书评也多是学者撰写，其中包括王德威教授、杜博妮教授和梅仪慈教授等。王安忆作品的海外传播主要用于两种目的：一是学术研究，主要通过大学出版社以及研究机构组织的译介研究；一是商业盈利，主要通过由世界知名的图书出版机构译介。出版王安忆作品的出版机构主要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长恨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小城之恋》和《荒山之恋》）、康奈尔大学东亚项目部（《忧伤的年代》）、兰登书屋（《老康归来》）等。学术研究带动了中国女性作家的海外译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影响深远的当属《20世纪中国小说》，这部著作由著名华裔学者夏志清编选，面向欧美读者的当代文学作品选集。张爱玲小说的海外传播也同样归功于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高度评价。同样，王安忆小说在海外影响力的获得是与中国文学的海外影响的扩展密不可分的，以学术研究为目的大学出版社的发行历史悠久，影响深远，辐射到大众图书市场，大学出版社的译介成为西方接受的风向标，是西方读者接受的前提。大众商业出版社在选择出版对象时则首先看重已经获得西方认可的中国作家，因此获得学术界肯定的中国作家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其次，商业出版社更加关注欧美市场读者的期待视野，他们在选择推介时，往往带有较为明显的意识形态，显示出西方接受中心心态。王安忆小说中体现的海派文化特征，女性文化身份以及寻根文学特点都暗合西方读者的文化心理期盼，所以她的作品译介数量相当可观。

4.译介的因素

中国文学的海外出版不单是翻译问题，但翻译是其海外推广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译者因素是文学传播中最关键的部分，因为，研究王安忆作品的海外传播必须讨论译者因素。王安忆作品的海外传播离不开优秀的译者。《长恨歌》的翻译从2000年开始，历时8年。2008年，《长恨歌》的英译本荣获了全美翻译界最高的荣誉——“洛伊斯·罗斯翻译奖”荣誉提名，这是对两位译者（白睿文和陈毓贤）翻译的肯定与鼓励。《长恨歌》的译者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家。在译介过程中，他们在原作与读者之间传递差距，并且寻找平衡。一方面尝试再现原作的文学特质和文化心理，尊重“他者”；另一方面，努力消解异质性和可读性之间的壁垒[11]。两位译者都了解并喜爱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同时立足海外，了解西方读者的审美习惯，因此能够翻译成为西方读者喜爱的译本。在《长恨歌》的翻译过程中，为了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有出版社提议将书名译为《上海小姐》促进销售。但这种谄媚读者，迎合市场的做法被译者拒绝，译者（白睿文）采用了直译的方式，将书名译为，并添加副标题点名主题。TheSongofEverlasting Sorrow是对原作的尊重，而添加的副标题A Novel ofShanghai点出了小说真正的中心——上海这座都市。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长恨歌》点出了女主人公“宛转蛾眉马前死”，“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悲剧命运；对于西方读者，ANovelofShanghai则是唤起他们沉睡“上海梦”的一个标记。作品的译介过程中，赞助商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王德威积极促成了《长恨歌》的翻译出版。《长恨歌》翻译之后，出版社考虑到著作的读者层面有限，可能没有效益，一度拒绝出版。王德威帮助译者争取了一万美金的赞助，使得译本顺利得以面世[12]。目前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仍是边缘化的文学形式，但随着我国加大文学传播和推广的力度，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会取得越来越好的效果。

四、结语

王安忆作品的海外传播可谓中国优秀现当代文学输出经历的一大缩影，因为它是中国文学个案海外输出的成功典范，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仍处在相对边缘的地位，中西方文学间的平等对话、沟通交流的道路仍然任重道远，困难重重。在全球化与多元背景的今天，中国文学译介和传播工作需要多方协作，在赞助商、作者、译者多方面平衡协商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需要在寻求“文学共性”的基础上凸显“民族个性”，通过文化差异，实现文化认同。

[1]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J].读书，1996，(6)：37-43.

[2]储常胜.文化走出去之上海繁花繁海上[J].中国出版，2015，(10)：57-61.

[3]周薛亚.论王安忆小说叙事语言的嬗变[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1，(4)：84-87.

[4]郝莉.浅论王安忆英译作品的出版与传播[J].中国出版, 2013，(6)：58-62.

[5]Kam Louie.Book Review:Ideology,Power,Text:Self-Representation and the Peasant Other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J].The China Journal,2000,(44):163.

[6]Sabaree Mitra.Activism of Chinese Women Writers during Reform and Globalization[M].http://www.asianscholarship. org/asf/ejourn/articles/sabaree_m1.pdf）

[7]Chan Sylvia.Book Review:Love in a Small Town[J].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91,(26):209.

[8]McDougall Bonnie.Brocade Valley[M].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2.6.

[9]Aamer Hussein.Catalysts of Change[J].Third World Quarterly,1989,11(3)：217.

[10]何明星.披露中国现当代女作家作品之欧美影响力[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4-03-07.

[11]吴赟.中国当代文学译介伦理探讨[J].中国翻译，2012，(3)：98-102.

[12]吴赟.上海书写的海外叙述——《长恨歌》英译本的传播和接受[J].社会科学,2012，(9)：185-193.

（责任编辑：魏登云）

A Study of Wang An-yi’s English Translated Works’Publication&Communication

GAO Lu-yi，CHU Chang-sh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Huaibei 235000,China)

Wang An-yi is not only one of the most famous female writ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but also an influential one overseas. The paper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her English translated works’publication in western world.Through analysis of westerners’concern and focus of her works,sever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her works are explored.Under the current trend of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a communication study of her translation works provides reference and feedbacks on the best ways to spread good Chinese literary works to the world.

Wang An-yi;Shanghai literary genre writer;English translated works;publication&communication

H315.9

A

1009-3583（2016）-0079-05

2016-04-20

安徽省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海派女作家作品的译介与海外传播”（Sk201610）；文学翻译主体间心智运作与认知创作的过程研究（Sk201609）

高璐夷，女，安徽淮北人，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海外汉学研究。储常胜，男，安徽潜山人，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