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勇，陆 霞

(遵义师范学院a.马克思主义学院；b.图书馆，贵州遵义563006)

中央红军不得不选择战略转移的成因分析

刘振勇a，陆 霞b

(遵义师范学院a.马克思主义学院；b.图书馆，贵州遵义563006)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负责人采取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致使红军在斗争中损失惨重。但是，他们拒绝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在敌人堡垒与阵地的后方进行斗争、迫使敌人回援进而彻底破解敌人囚笼政策的正确建议。中央红军不得不走上战略转移之路，除了兵败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直接原因之外，其它因素的存在也不容忽视或小觑。

左倾错误；教条主义；军事斗争；战略转移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上，中央红军选择退出中央苏区，普遍认为是当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保存中国革命的有生力量而做出的战略选择，而这种选择与兵败第五次反围剿导致苏区生存发展环境的严峻恶化直接相关。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经形成了共识，“由于过去在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使我们没有能够在中央苏区内粉碎‘围剿’，使我们主力红军不能不退出苏区”，简单地说，就是当时以博古、李德等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与敌人死打硬拼，短促突击，“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以及拒绝结成革命联盟形成巨大的力量共同对付凶恶的敌人等。实际上，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有多方面的原因，不容忽视。

一、正确建议一再被拒，反败为胜一再错失

1933年,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统治之下,临时中央在上海生存与发展非常艰难，经向共产国际请示同意，中共中央机关和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博古、李德先后来到中央苏区,博古、李德很快夺取了中央苏区的军事指挥和领导权力，从莫斯科学习回来的人成为决定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决策核心，毛泽东、朱德等对党和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受到了削弱。

1933年9月，蒋介石动用百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采用了以严密的工事和碉堡层层推进，通过缓慢而有效的占领方式，压缩红军的作战区域，限制红军的活动空间，迫使红军在狭小的区域范围内进行正面的主力决战。敌人试图通过持久的消耗战，破除红军的诱敌深入、游击战术和运动战术，达到耗尽苏区资源，窒息红军生机的目的。当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居然豪迈地设计了“短促突击”的军事战术，构筑堡垒，处处设防，节节固守，趁敌进攻，短促袭击，认为诱敌深入的运动战不适用于第五次反围剿。

这时的毛泽东，虽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是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和洋顾问李德，安排毛泽东从事具体的行政工作,不让他参与重大的军事决策。毛泽东在受排挤的情况下,不计个人恩怨得失,一次又一次向中央和中革军委积极建言献策。毛泽东认为，既然敌人公然摆开堡垒战、阵地战寻求与红军对决，“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1]也就是说，红军应该避其锋芒，让敌人的堡垒空设，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根据地，从而打破敌人的“围剿”。“福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曾几次面见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建议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红军主力北上，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跳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进行外线作战，充分发挥红军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特长，直接威胁敌人统治的心脏地区，迫使敌人回援统治中心，这可能使得主力红军摆脱战略被动的局面，进而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毛泽东同志建议，“将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从根本上摆脱蒋介石的封锁囚笼，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迫使敌人回援其基本地区，借以粉碎其向中央根据地的进攻。”[2]然而，“左”倾错误领导者不仅不采纳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反而说他的建议是不能容忍的“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

临时中央在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后，仍然与敌人死打硬拼，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严重恶化。毛泽东提出，在当时恶劣的情况下，红军主力向湘中进行战略转移，并寻求有利战机，打击敌人，建立湖南根据地。因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那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湖南工农运动，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再者，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在湘鄂西一带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非常遗憾，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再次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建议，使得红军再次失去第五次反围剿反败为胜的有利时机。

除了毛泽东之外，当时中央红军的一些高级指战员彭德怀、聂荣臻等人，在作战中发现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提出的堡垒战、阵地战，是以己之短对人所长，对当时的中央和中革军委负责人也提出了反转的建议，却没有被接受和重视。广昌战役中，战斗间隙，博古与李德约见彭德怀和杨尚昆，彭德怀当面指出，在敌人碉堡密布的情况下，红军进行短促突击，几乎没有一次成功，证明战略战术设计上的错误。军委对各部队的任务及执行的手段规定的过于琐细，使下级根本没有机动的余地，军委仅凭极不可靠的地图去规定部队的位置，甚至规定在什么位置摆上一门小钢炮，这种主观主义，图上作业的指挥法，造成了红军在战斗中损失惨重，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3]一军团长林彪与聂荣臻在战斗的过程中，越发觉得中革军委教条主义者军事指挥上的机械，推出的战略战术严重不适于红军，“为了从战术上寻找出路，我们军团由我和林彪署名，曾经向军委提了一项‘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军委没有接受。”[2]当时军委根本不承认战术指导和战略方针上的错误，只是一味地要求部队要坚决服从命令。

如果说，毛泽东数次向当时中央以及中革军委负责人提出战略转移的建议，是从宏观上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大胆而正确的设想，从而可能使得中央红军摆脱战略被动局面，进而粉碎敌人对红军实施的囚笼战术。而红军高级指挥员在军事斗争中，切实体会到左倾教条主义者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们在指出中革军委指挥错误的同时，更向中央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但是，无论是毛泽东的正确建议，还是红军高级指战员的提议，都未受到博古、李德的重视与采纳，致使第五次反围剿一再错失可能的反败为胜机会。

二、指挥错误致使伤亡严重，强制扩红造成军地两虚

国民党方面制订的步步为营、层层推进的堡垒战和阵地战，就是针对红军的弱点发起的拼消耗、拼力量的持久战，如若红军不能避开敌人的设计，采取跳出内线、跳到外线，破除敌人设计的困局，那就陷入了敌人设计的陷阱，中共中央和红军终将因为资源的枯竭和空间的萎缩而窒息致死。“拿我们人力财力以及军火的补充的数量，同国民党所有的去比较（即所谓同敌人消耗），这种持久战的了解是根本错误的，在这些方面，现时我们正处在绝对的劣势。这种数目字的比较，只能证明相反的结论，即持久战对于我们是没有胜利前途的。”[4]纵然“根据地人民竭尽全力，也不能保证及时供应，这也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5]

在持久的消耗作战中，人力资源和军事物资是影响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国民党控制着全国的大部分地区，能够及时地补充兵力和军事物资。但是，对中央红军来说，由于中央苏区地域有限，人口稀少，资源贫乏，这就使得中央和红军陷入难于自拔的困境。当时，苏区总人口仅300万人左右，经过经年累月地向军队输送人员，时至1933年初乐观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但是，经过上半年的几次征召，“动员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达到十万人以上，使红军大大的扩大了，”扩红总量已经占到可征召壮年男子的近1/4。这其中并不包括当时各级政权的工作人员、工厂工人、支前人员以及不能参军的地主、富农分子等，总体上计算，绝大部分青壮年男子已经被征招入伍。据毛泽东1933年底的调查，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岁至45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上杭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319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占77%。[6]大量青壮年男子参军入伍、奔赴前线，农村劳动力出现严重缺乏，留守后方的妇女儿童、老弱病残，从事农耕生产很是困难。这时，苏区中央制订的优待红军家属的规定很难落实，有红军战士回家后看到家里的窘迫状况，不禁满眼热泪，后方同志参军的热情大减。

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前线将士在作战中大量牺牲，不得不大量补充兵员，这一方面使得扩红动员越发艰难，另一方面新兵的大量加入，使得红军的素质参差不齐，影响了红军的战斗力。这时，“一般党团员对扩大红军工作是很消沉的，自己也怕当红军。”[7]每月的扩红指标都很难完成，在各地突击的扩红运动中，强迫命令屡屡发生。胜利县“硬要全体干部去当红军”，结果“干部都上山躲避逃跑甚至个别的自尽”。[8]强迫命令式地征集兵员使得战士的素质根本无法保证，许多地方居然把老弱残废拉来凑数。据红军总政治部1934年4月统计，红军战士中十六岁以下的占百分之一，四十岁以上的占到百分之四，相当部分人员在三、四十岁之间。

三、左倾之风在苏区蔓延，严重破坏了政府形象

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不仅弥漫在军事斗争生活中，影响了苏区中央以及红军的安危，而且在当时苏区的政治、经济、组织、思想上也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极大地破坏了苏区中央政府的形象，影响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赖。

在土地政策方面，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扩大了政府的对立面。左倾政策的执行者，不仅不予地主分配田地，而且不准地主买地、租地和开荒，对地主扫地出门，驱逐出境，或实行肉体上的消灭政策，甚至把稍为放点债、收点租而大部分靠出卖劳动力为一家生活来源的工人当作地主进行打击。这使地主在农村根本难于立足，促使部分地主完全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上，成为反共的顽固力量；在对待富农上，要求给富农分坏田，富农改造好的良田，要予没收，再分给坏田。除此之外，加重富农的劳役和粮款负担，甚至比照对地主的政策来改造富农，从经济上消灭富农，致使富农甚至比雇农还要贫困。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使得地主害怕，富农惊心，中农忧虑，“人人都怕上升成为富农小地主，拼命吃穿，不想扩大生产。”甚至发生了“工作人员乱打土豪，把贫农中农当做地主富农”斗争，群众怕得四散逃离。由于苏区的土地几乎是一年一动，重新分配，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受影响，土地撂荒现象大量出现。[9]

2.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经济政策》中，明确提出“对于中国资本家的企业及手工业，不实行国有，保证商业自由”，苏维埃不实行“贸易垄断”，实行贸易监督。但是却在《苏维埃宪法》中剥夺了商人、代理人和买办的政治权利；在极左的《劳动法》中，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保护工人利益，在工人无节制地要求改善生活、增加工资的情况下，私营工商业因负担过重，营生难于维系，不是选择倒闭便是选择关门逃跑；而中共湘南特委，对红军占领的县城及城市中的私营工商业，则采取了强行烧杀的“左”倾盲动政策，这不仅影响了群众日用品的购买，而且也把小资产阶级逼进了豪绅队伍行列，在革命低潮时，中间阶级演变成为反革命的中坚力量。

3.肃反运动扩大化，造成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局面。王明左倾路线的宗派主义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效仿苏联肃反的作法，提出谁不坚持“国际路线”，谁就是反革命。在各个苏区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肃“AB团”、肃社会民主党、肃改组派的高潮。一些工作不很积极的同志，常在一起闲聊的人，以及思想不很积极的人，居然都被打成了反革命。而且在案件办理中不是依照法律程序办事，而是遵照肃反运动领导人的意志行事，大行“逼、供、信”等非法手段，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正如张闻天同志所反省的：“一些地方，赤色恐怖变成了乱捉乱杀……在一些同志中间正在形成‘杀错一两个不要紧’或者‘杀得愈多愈好’的理论”。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居然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左”倾在主观动机上是好的，即便犯错也不过是方法问题，是可以原谅的；而右倾则是立场问题，必须给以严厉处罚。1931-1934年，湘鄂赣苏区因为肃反严重扩大化，致使红16军在一年时间内就由原来的7000余人锐减至2000余人，导致湘鄂赣苏区的革命严重受损，引发了后来的全面失守。[10]

4.强迫命令以及官僚主义，使得苏区政权与群众关系出现明显裂痕。在查田运动左倾错误的影响之下，由于中农甚至一些贫农的利益受到侵犯，受地主富农反革命的煽动与蛊惑，一些地区出现了群众集体逃亡的事件。万泰县窑下区郭埠乡不顾贫农团会议许多人反对，强行将一人划为富农，结果二三天内群众“就走了一大批”。[11]一时间，苏区不少地区都出现了整村整乡逃跑的现象。除此之外，“左”倾中央在推销公债的过程中，忽视群众利益，不断抬高指标，进一步撼动了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西江赤鹅区朱田乡更是发生逼迫雇农购买高额公债，导致雇农上吊自杀。这些问题绝非个别现象，苏维埃中央反省道，“坐禁闭，罚苦工，差不多是这些工作人员对付群众的唯一办法。”[12]

尽管上述左倾路线的错误政策与实践，为党内一些领导人敏锐地察觉，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自觉的抵制与纠正，党中央后来在苏区也大面积地进行了拨乱反正，极大挽回了群众对党的信任与信赖。但是，已经给群众造成的心理阴影则需要很长时间来驱逐，杯弓蛇影的心理需要和煦暖阳的久久抚慰。

四、苏区连年水旱疫情，粮食安全危机四伏

不得不说的是，这时苏区连年发生恶劣的自然灾害，早稻歉收，秋稻无收，导致粮食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严重困扰，成为红军不得不选择战略转移的因素之一。土地革命时期，江西省有81个县市，人口1000多万，中央革命根据地全盛时期拥有40多个县，人口300万左右。但是，地方志显示，1931年，江西省60余县遭受六十年不遇的大水灾，受灾面积8817平方千米；1932年，江西32县遭受水、旱、疫情灾害，受灾面积1600平方千米；1933年24县发生水灾；1934年74个县发生水、旱、疫情灾害，过灾面积12046平方千米，灾民人数达774万，损失稻谷4711万担,杂粮315万担,棉花9.11万担,胡麻18.03万担,价值总计1.83亿元。[13]也就是说，江西全省多地连年发生水灾旱灾，粮食歉收、绝收比比皆是，而1934年的水、旱、疫情灾害使得江西全省各县几乎无一幸免，早稻歉收，秋稻绝收，缺吃少穿的灾民近800万。《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江西卷也印证了地方志的记载，从1932-1934年江西多地乃至全省发生间歇性干旱，禾苗枯萎，严重歉收。尤其是1934年，全省大旱，波及70多县，赣北赣中，田地龟裂，早稻歉收，秋稻也多颗粒无收。全省受灾人口774.5万人，饿殍遍野，自杀饿毙者随处可见。[14]

在风调雨顺的年景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粮食不仅可以完全自给甚至还略有输出，但是，在连年的自然灾害面前，粮食不足，粮食短缺，使得根据地的前方后方都存在饥饿恐慌。1934年陈云曾经讲到，“去年青黄不接时，因为某些地方缺乏粮食与缺乏全盘及时的调剂，再加上奸商和富农的抬价及囤积，曾经威胁了我们。”苏区党政机关，每人每天只有八两粮食，吃两顿饭。红军战斗部队，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八到十两的粮食。[15]苏区中央在正常征收粮食之外，决定向群众借谷24-60万担，严令各地的收粮征集队完不成任务不得调回，截止8月初收集24万担的粮食任务尚没有完成，苏区中央后来又提出，“秋收后借谷60万担，收买谷子10万担，加上征收土地税，我们将要收集100万担的粮食。”在几乎江西全省各县蒙受自然灾害的前提下，粮食歉收、粮食绝收，必然使得征收粮食工作极其不易。在苏区的一些地方，粮食征收变成了硬性的强行摊派，瑞金、长胜等地出现农民交不起粮食被逼自尽的现象，于都等地竟然出现了捉拿收粮队员，“向政府请愿”的严重事件。[16]这种在大灾大难面前的强行硬性摊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群、军民长期以来形成的鱼水情谊。

总之，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政治、经济、组织、思想等方面的严重错误，尤其是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采取与敌人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死打硬拼，持久消耗，引发了一系列恶果的发生。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临时中央以及中革军委的主要负责人，仍然顽固地坚持左倾错误路线，拒不接受毛泽东同志以及红军一些高级指战员符合实际的建议与对策，致使苏区面临沦陷、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为了能够保存革命的火种，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开辟和发展新的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走上了跋山涉水、历尽艰险的战略转移之路。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2]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3]彭德怀.彭德怀自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遵义会议纪念馆.遵义会议资料汇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5]蔡长风.征途漫忆[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刘少奇.反对扩大红军突击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N].斗争，1934-01-05.

[8]李富春.把扩大红军的突击到群众中去[N].斗争，1933-12-12.

[9]李六如.回忆湘赣苏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10]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编选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三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1]陈寿昌.万泰工作的转变在哪里?[N].斗争，1933-12-19.

[12]人民委员会为万太群众逃跑问题给万太县苏主席团的指示信[N].红色中华，1934-04-10.

[13]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志·民政志[M].合肥:黄山书社出版社，1999.

[14]温克刚，陈双溪.中国气象灾害大典[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5.

[15]杨成武.杨成武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16]毛泽覃.为全部完成粮食突击计划而斗争[N].斗争，1934-03-02.

（责任编辑：娄 刚）

AnAnalysisfortheReasonsofRedArmy’ChoosingStrategicShift

LIU Zhen-yonga，LU Xiab
(a.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b.Library,Zunyi Normal College,zunyi 563006,China)

Confronted with the fifth encirclement by Kuomintang to the centralSoviet area,the head of the temporary central government and CMC(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adopted adventurism in the attack,conservatism in the defense,and flightism in the retreat, which caused Red Army to suffer huge losses in the battle.However,they refused to struggle out of the encirclement of the enemy and fought against them behind the enemy’s fortress and battle field,forcing the enemy to fight back,which destroyed their cage strategy. The central Red Army had to take the hopeless strategic shift resulted from the failure in the fifth anti-encirclement and other minor factors.

left-leaning errors;dogmatism;military struggle;strategic shift

K264.4

A

1009-3583（2016）-0006-04

2016-07-23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中心课题“遵义会议中周恩来、博古、李德地位和作用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15KRIZY05)”的阶段研究成果

刘振勇，男，山西太原人，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红色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