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霖霖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历史学研究

北魏后宫选拔制度考略

苗霖霖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北魏后宫制度是以等级制度为中心建立的。北魏后宫人员选拔以太和改制为界。太和改制前，后妃的选拔以周边民族为主，女官则出自罪臣家族；太和改制后，皇后大都出自外戚家族，而嫔妃则选自汉人门阀世族，并开始出现了贵族妇女任职女侍中的现象。由此，北魏后宫人员被牢牢控制在等级序列之中。

北魏；后宫；等级；选拔

我国古代社会等级森严，后宫作为皇帝及其后妃生活的地方等级更为分明，甚至可以说后宫制度是以等级制度为中心建立的。本文试对生活于后宫的后妃、女官和宫女的选拔途径进行考察，以展现等级制度在她们生活及晋升中的具体实行状况以及汉化对北魏后宫体系的影响。

一、皇后的选拔

皇后是皇帝的正妻，也是后宫中地位最高的女性，这也使皇后的选立历来为国家所重视。太和改制前，北魏仍采用鲜卑旧有习俗“手铸金人”方式进行预测，从而选立皇后。对此，《资治通鉴》卷111《晋纪三十三》安帝隆安四年条载：

初，魏主珪纳刘头眷之女，宠冠后庭，生子嗣。及克中山，获燕主宝之幼女。将立皇后，用其国故事，铸金人以卜之，刘氏所铸不成，慕容氏成，三月，戊午，立慕容氏为皇后。

可见，在选立皇后时，首先要从嫔妃中确定皇后的候选人，然后通过她们亲自铸金人的成败进行占卜，其中能够成功铸成金人的便被立为皇后，反之，则失去被立为皇后的资格。

关于北魏采取的“手铸金人”预测的具体实施方法以及金人的具体样式，《魏书·尔朱荣列传》记载：“（尔朱）荣既有异图，遂铸金为己像，数四不成。时幽州人刘灵助善卜占，为荣所信，言天时人事必不可尔。”［1，p1648］可见，北魏“手铸金人”预测中所铸的金人是被预测者自己人像。此外，《资治通鉴·梁纪》武帝大通二年条又记载称：“（尔朱荣放弃称帝后）乃以铜为显祖诸孙各铸像，唯长乐王像成。”［2］这说明北魏预测时所铸金人的材质实际上是铜而不是黄金，史书中称为“金人”指的只是金色的人像，而并非用黄金铸造的人像。

北魏通过“手铸金人”选立皇后的具体实施方式为：皇帝首先在嫔妃中确定皇后候选人，并命她们用铜铸自己的人像，以此对册立皇后进行预测，并将她们铸造人像的成败作为吉凶的预兆，其中铸金人成功便被直接册立为皇后。

但需要注意的是，通过“手铸金人”方式预测皇后人员只用于北魏前期（即道武至献文帝时期）。这一时期国家初建，政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各项制度也尚不完备，只能沿袭鲜卑旧俗，以“手铸金人”的成败作为皇后册立的唯一标准，并不注重皇后的出身与背景，以至于出现皇后出身差异较大的情况，如道武帝的皇后慕容氏、太武帝的皇后赫连氏都是出身于周边民族政权的公主；而文成帝皇后冯氏则是由于家人犯罪而被投入宫中为宫女，后被选为嫔妃又册为皇后的。

孝文帝太和改制后，北魏各项制度逐渐完备，加之部落制度的彻底结束，使国家不仅直接掌握了官吏任免权、加强了对基层民众的控制，中央集权也在此时得以强化，这也使北魏皇帝能够以个人意志选拔皇后，此时皇后的选拔更加注重出身门第，通过“手铸金人”方式选立皇后也自此被废止［3，p67］。此外，孝文帝还仿照汉族门阀世族制度，对鲜卑贵族以及归附的汉人门阀家族进行了重新划定，这也直接造成此后北魏皇后或出自鲜卑世族家族或出自外戚家族，如宣武帝皇后于氏便出身于鲜卑门阀世族于氏家族，而孝文废皇后冯氏与孝明皇后胡氏则分别是文成文明皇后冯氏和宣武灵皇后高氏的侄女，她们都是姑母为了荣耀家族门第而选入皇宫并册立为皇后的。

此外，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加强，这也使皇帝可以自己的好恶选立皇后，其中孝文幽皇后冯氏就是孝文帝依照个人的意志，不再借助“手铸金人”预测而直接册立的。

孝文幽皇后冯氏是文明太后的侄女、孝文废皇后冯氏的异母姊，她先于废皇后冯氏进入皇后，后由于疾病出宫养病，冯太后逝世后，孝文帝将其接回皇宫并册封她为地位仅次于皇后的左昭仪，而后孝文帝乃废其妹，意欲册立其为皇后，但此时朝臣认为“此自古所慎，如臣愚意，宜更简卜”［1，p1047］。他们想要通过“手铸金人”方式进行预测。这一建议遭到了孝文帝的拒绝，冯氏顺利的被封为皇后。自此开始，北魏皇后的选拔由通过占卜预测方式，转变以皇帝的喜好为主，并注重皇后的出身。

自宣武帝开始，北魏皇后完全出自外戚家族，如宣武皇后高氏便是宣武帝生母、孝文昭皇后高氏①的侄女，而孝明帝皇后胡氏则是其生母宣武灵皇后的侄女。孝明帝死后，尔朱荣、尔朱兆先后控制了北魏的朝政，分别另立新君孝庄帝和节闵帝，他们都迫使控制下的皇帝立自己女儿为皇后［4］，高欢也迫使自己控制下的孝武帝选立自己的女儿为皇后。自此，北魏皇后的选拔已经变成权臣提升家族门第、控制皇帝的工具。这些权臣通过迫使皇帝选立自己家族成员为皇后的方式获取外戚的身份，从而将国事变为家事，为自己把持朝政、党同伐异找到了合理的借口。

二、嫔妃的选拔

在我国古代社会，嫔妃是后宫中为数众多的一个群体，她们是皇帝的妾，在后宫中的地位低于皇后，但由于她们也可以通过努力被册立为皇后，也使她们在后宫中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北魏皇帝对于嫔妃的选拔也较为重视。

孝文帝太和改制前，北魏嫔妃的选纳与皇后一样，并无民族及身份的芥蒂。这一时期的后宫嫔妃共有 49位，其中来自东胡民族者共20人，约占后妃总数的40%，东胡族系的女子也成为这一时期北魏嫔妃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她们主要来自东胡族系中的鲜卑、乌桓和蠕蠕（柔然）三个民族。其中鲜卑族者主要出自贺兰、慕容、段、乙弗和尉迟等五个部落，乌桓族者主要来自独孤部和王氏家族，而出自蠕蠕（柔然）族者主要来自郁久闾部。在这些与拓跋部联姻的部落或家族中，拓跋部与鲜卑贺兰部联姻最早、与慕容部的联姻则最频繁。

自北魏明元帝开始，后宫中还出现了匈奴、羯、羌等来自周边民族的嫔妃，自明元至孝文帝，来自这三个民族的后妃便有7人，占后妃总数的14%，成为继东胡民族外，北魏嫔妃的又一重要来源地。

此外，明元帝时期，北魏后宫中还有汉族女子被册立为嫔妃，其中明元密皇后杜氏不仅是北魏历史上第一位以“良家子”身份入选后宫的女子，也是北魏历史上第一位汉族嫔妃。明元帝子太武帝拓跋焘将北燕国主冯文通女儿（汉族）纳入后宫为左昭仪，太武帝孙文成帝拓跋浚也纳冯文通的孙女为后（即文成文明皇后冯氏）。此外，文成帝嫔耿氏、献文帝皇后李氏、孝文皇后林氏也都是以“良家子”被选入后宫的汉女。但在太和改制前，北魏后宫中汉族嫔妃只有6人，仅占这一时期后妃总数的12%，尚未成为北魏后妃选拔的主要对象。

太和改制前，后宫嫔妃来自众多民族主要是由北魏前期内外环境所决定的。当时的北魏皇帝需要通过与国内部落及外部政权的联姻稳定国内政局，并为对外战争争取盟友，以促进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将结盟部落或政权的公主（或部帅女）纳入后宫为嫔妃，可以巩固和密切双方的结盟关系，而将战败政权的公主纳入皇宫为嫔妃则可以缓和战败方的反抗情绪，有利于国家稳定。

孝文帝太和年间按照西晋门阀体制，结合北魏社会的实际，制定了北魏门阀制度，并倡导鲜卑贵族与汉族门阀世族间通婚，此后北魏嫔妃的选拔以汉人门阀家族为主要对象。这一时期的39位嫔妃中汉族便有37人，约占后妃总数的95%，其中，出自门阀世族家族者便有33人，其中外戚家族者 7人。可见，自孝文帝开始，汉族门阀家族以绝对优势成为北魏后妃的主体。

此外，自孝文帝时期开始，外戚家族女子也成为嫔妃选拔对象。冯太后先后将兄长冯熙的三个女儿送入皇宫，其中一人被封为左昭仪，两人先后被封为皇后；宣武帝亦纳舅父高偃女为夫人，后立为皇后；孝明帝则不仅纳从舅胡盛女为皇后，又将舅纳胡乐世女纳为左昭仪，还将胡氏远亲张庆女以“名家女”②身份纳为嫔。

与北魏后宫汉族门阀世族家族女子人数的增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选自鲜卑及其他民族的嫔妃人数较以往有所降低，这一时期的鲜卑族嫔妃仅2人，只占总数的5%，其中宣武顺皇后出自鲜卑八姓之于氏家族，孝明帝嫔尔朱氏则出自六镇鲜卑酋帅家族，鲜卑以外的其他胡族则退出了北魏皇室婚姻圈。

三、女官的选拔

在北魏王朝中，女官虽名义上是后宫官员，但无论在权力还是地位上，都远低于男性官员，其实际地位与一般宫女无异，只是不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已，这在女官的选拔途径上也有所体现。

北魏女官选拔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一是从宫女中选拔有特殊技能或文化有修养者。北魏前期由于家人犯罪而被投入后宫为宫女者人数众多，从这个群体中选拔女官成为这一时期女官选拔的主要途径。根据出土墓志铭文记载，女尚书冯迎男［5，p123］、大监刘华仁［5，p122］和刘阿素［5，p114］都由于家人犯罪而被投入皇宫充当宫女，但由于她们入宫时年纪较小，根本无法从事后宫繁重的体力劳动，于是便被送去学习文化知识或技能，其中成绩突出而直接被选拔为女官。

二是从宫外直接选拔有文化修养或特殊技能的女性。孝文帝太和改制以来，随着北魏刑罚的逐步放宽，由于家人犯罪而被投入皇宫为宫女的人数锐减，从宫女中选拔女官已经不适应这一时期后宫的实际状况，为了解决国家对后宫女官的直接需求，北魏开始直接从宫外选拔有学识或技能的女性担任女官。如渔阳太守阳尼妻“学识有文才，高祖敕令入侍后宫”［3，p1982］，她也成为北魏历史上第一位被皇帝直接由宫外选拔的女官。宣武帝继承了孝文帝的做法，也从宫外选拔女官，如大监杜法真“年有五十，奉身紫掖，何知遇于先朝，被顾问于今上”［5，p151］。

三是自宣武帝时期开始，北魏还选拔一些贵族女子担任女侍中，以示对个人及其家族的恩宠或褒奖，开贵族妇女任职女官之先河［6］，如持节征虏将军营州刺史妻高氏，乃宣武帝的姨母。宣武帝景明三年（503）“以椒帏任要，宜须翼辅，授内侍中，用委宫掖”［5，p153］，成为北魏历史上第一位女侍中，也是史书中第一位有明确记载的北魏女官。孝明帝以来，选拔贵族妇女任职女侍中，成为北魏后期女侍中选拔的唯一途径。如外戚于忠妻王氏由于“微解《诗》《书》，灵太后临朝，引为女侍中，赐号范阳郡君”［1，p746］。于忠不仅是宣武顺皇后兄，更在宣武帝末年的后宫政变中对灵太后和孝明帝母子保护有功，深得灵太后的宠信，这是选纳于忠之妻王氏为女侍中的前提条件。再如鲜卑贵族陆昕之的妻子元氏为献文帝女常山公主，由于她“奉姑有孝称”［1，p909］，也被灵太后选为女侍中，这也说明符合儒家道德规范、为贵族女子孝义的代表，也是女官选拔的条件之一。

同时，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女侍中一职虽正式确立于孝文帝时期，但这一时期却并未有人真正担任过此类官职。宣武帝时期，女侍中才第一次正式设立，并由外戚担任。孝明帝继位后，特别是灵太后临朝之时，大量设置这一官职。由此可见，女侍中的设立当与内廷女主政治有着必然的联系。

［注释］

① 高氏本为孝文帝后宫嫔妃，后为时为人所害，宣武帝继位后，追封她为皇后，是为孝文昭皇后。

② 张庆本非世族，只是由于其妻乃元叉姐，而元叉又娶灵太后妹为妻，从而使他成为胡氏外戚集团的一员，其女也由此以“名家女”身份与其他汉人世族女子一起被纳入孝明帝后宫。

［1］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4740.

［3］ 苗霖霖.北魏后宫制度研究［M］.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3.

［4］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54-1766.

［5］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6］ 苗霖霖.北魏后宫女官制度考略［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2-17.

（责任编辑、校对：郭 静）

The Imperial Harem Selection System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MIAO Lin-lin
（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Research，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erbin 150018， China）

The imperial harem system is based on the hierarchy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 sty. The system was changed after t he Tai Temple Reform. Before the reform， imperial concubines were selected from surrounding ethnic people， some female officers from families of condemned sin. After the reform， the queens mostlycame from maternal families， and the imperial concubines were selected from noble ethnic Han families； and some females from noble families became officers. In this way， all imperial females were controlled by a system of hierarchy.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imperial harem； hierarchy； selection

K239.21

A

1009-9115（2016）04-0092-03

10.3969/j.issn.1009-9115.2016.04.023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专项（14D031），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201522-B）

2015-11-25

苗霖霖（1982-），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东北古代史、北方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