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简希

摘要：门阀世族是由东汉豪族地主发展起来，随着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和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社会地位的不断上升，出现了累世公卿的显赫家族。整个魏晋南北朝都受这种门阀势力的影响，西晋属于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暗弱时期。本文将从内外战争、荫客制度与九品中正制的促进、门阀的庄园经济的发展与玄学思潮兴起四个方面论证西晋太康年间门阀势力兴起之因。

关键词：门阀；九品中正；荫客制度；庄园经济

门阀，在史书中又被称为“世族”或“士族”。称世族是强调他们世袭做官，称士族是指他们掌握文化知识。门阀士族从东汉末年以来，一直到隋唐，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现实政治的运行。在史学界一般都认为门阀政治存在于东晋，但是门阀势力、门阀士族、门阀观念却早在汉末魏晋就已经出现，并开始影响着社会生活，这种影响随着士族在政治上的掌权，而逐渐深入到人们的意识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最突出的时代特征就是“乱”，当时战乱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特别是在晋武帝以后门阀势力逐渐开始转变为门阀政治，使得整个东晋时期都是门阀政治统治的时代，直到东晋末年发生的刘裕代晋自立的事件，才使得存在于百余年之久的门阀政治渐渐呈现明日黄花之势。本文将从四个方面浅析西晋太康年间门阀势力兴起的原因。

一、内外战争混乱，土地资源荒废

黄巾起义之后各地出现军阀混战局面，严重损害了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人民流离失散，整个曹魏境内的居民“不过汉时一大郡”[1]魏末元帝时，政府的著籍人口仅有440万，[2]实有人口最多也不过660万。黄河流域广大的区域内，区区几百万人口，自然农业开垦是想当困难的，因此大量的土地荒废，资源匮乏。面对土地的荒废，曹魏政府基本上采取了鼓励垦种的政策。晋武帝统一西晋后，将至高无上的权利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为保持朝野的稳定以及恢复西晋的社会经济，颁布和推行了占田制。占田制的内容分为以下几点，（一）农民的占田和课田；（二）户调式；（三）士族地主占田、荫客和荫亲属等特权。从占田制的内容上看，它试图以新形式将土地同劳动力相结合，将保护和限制地主利益相结合，以保证封建政府财政收入，并对土地和田租实行有效管理。西晋政府作此规定，并非为了授田，而仅是规定一个限额，至于官员们的土地如何取得，占够还是占不够法定的数额，国家都不管。实际上占田制按官品占田，巩固和扩大了地主的特权，对超限占田和土地买卖没有任何处置措施，为地主兼并土地留下了法律漏洞，也暴露了占田制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本质。为后来爆发西晋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西晋政府颁布的占田令虽然表面上是对官员的限制，实质上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对于官员的占田行为并没有严加制止。以及西晋后期内外混战的局势，使得许多肥沃的屯田都被荒废了，为了提高人民积极垦荒，门阀大族也趁此机会疯狂的占田抢荒，获得更多的土地，从而形成了新的土地兼并高潮。

二、九品中正制与荫客制度的促进

门阀制度形成的过程中，曹丕推行的九品中正制起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状态，可以说九品中正制是门阀势力兴起的催化剂。九品中正制度在实行初期弊端还是比较少的，可以根据“唯才是举”的原则进行选官，但是对非门阀的庶族已经开始排挤。九品中正制实施一段时间后，大量的门阀地主拥进曹魏政权机构，庶族遭到排挤。门阀地主政治势力进一步壮大，随着九品中正制越来越有利于门阀地主的演变，进而造成了门阀地主独占政权的局面。这一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3]“公门有公，卿门有卿”。[3]的现象已经能够说明九品中正制为门阀政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西晋晋武帝时的九品中正制，使世族贵戚子弟做官得到了保证，他们做官的目的不仅在于攫取经济利益，还为了获得逍遥法外权。“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4]士族犯罪，按照“八议”，[5]即按照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可以减刑或免刑，或者用金钱来赎罪。九品中正制对加速门阀政治的形成以及维护都起了重要作用，郑州大学历史学教授张旭华对西晋九品中正制的影响做了深入的探讨，他将九品中正制的影响归为两点：1.加速东汉以来世族地主向士族地主的转化，是门阀士族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2.九品中正制具有垄断性和封闭性，是巩固门阀制度的重要政治支柱。

三、门阀庄园经济的发展

西晋统一全国之后颁布门阀地主按官品的高低占田的制度，这对于官员的占田行为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但由于当时的土地问题还不是很严重，所以这个限制并没有严格的执行，占田令颁布后，门阀地主掌握了众多的佃客、部曲等劳动力，又通过“合法”与兼并等方式使土地更多了，这就为他们经营规模巨大的庄园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西晋时期出现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大庄园经济，如石崇、王戎、潘岳的庄园经济都是比较典型的。

石崇在洛阳近郊的金谷园是他最喜爱也是经营比较好的一个庄园。他在所写的文章中这样赞叹它：

有别庐在河南县金谷洞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6]

可见这是一个经营多种经济的庄园，园中有泉水，果树，竹子，还有草药，可说明经营种类繁多，还有田地十顷看出还有粮食作物在此种植。园中还饲养鸡、鸭、鹅这些禽类。

王戎也是一个拥有众多庄园的大官僚。《晋书》卷四三《王戎传》称：

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7]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

《世说新语》下卷下《俭啬篇》中这样记载：

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

以上两则材料足以说明王戎拥有多所庄园的庄园主，但是对于他的生产情况没有什么详细的记载，不过文中说宅中拥有僮牧、膏田还有水碓，应该也可以看出他所经营的也是多种经济，最起码也有种植经济和畜牧业经济。

潘岳在洛水之滨也建立了比较典型的庄园。潘岳在他的《闲居赋》中，这样描写他的庄园：

筑室种树，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渔钓，春税足以代耕。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

通过这则材料看出他的庄园里有鱼池、果园、蔬菜，还有乳酪等多种经济。

除石崇、王戎、潘岳以外，还有许多西晋的大官僚也拥有庄园。在庄园中的生产者主要是佃客，他们的名字注在主人的家籍上，这样也就说明他们是世袭的农奴，很难摆脱主人的控制，这样也就使得门阀庄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不是可以轻易打垮的。

四、冲破儒学一尊地位，玄学思潮兴起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天下大乱；继之豪强割据，斗争不已，这个残酷的社会现实，促使人们不得不对因名立教的儒学进行深沉的反思。到了魏晋时期，儒学呈现的主要特点是玄学出现，儒学家多兼通道家。儒学家企图通过道家之学去解释儒家之学，以“名教本于自然”的口号凌驾于儒之上，用道家的“无为”去取代儒家的“有为”。

“玄学”一词出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其思想核心是“道”“道”即“无”。玄学就是对《老子》《庄子》《周易》这三部书的研究和解释。它是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的结合。玄学的产生有其思想根源，两汉时期，儒家经学占统治地位，汉末儒学地位下降，不再作为统治思想的武器。于是一大部分士大夫在儒家以外找寻统治者所需要的理论，从而使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一些思想突破儒家限制，杂采各家，特别是推崇道家，创立一套新的思想体系，即玄学。

玄学的产生也有社会的原因，魏晋时期，封建统治者内部矛盾尖锐，一些士大夫和门阀贵族感到朝不保夕。他们力图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和应付事变的理论，崇尚玄虚的老庄学说正好适合他们的需要。诸多学者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佛道盛行，人们大肆谈论玄、信佛、崇道已经将儒学抛弃了，不过当时崇尚玄佛道的名流大多精通儒学。玄学和佛道只不过是变相的成为了儒学的帮衬，门阀地主垄断儒学作为维护自身地位和继续封建统治的工具。

门阀士族产生于动乱的魏晋时期，具有地域性和宗法性相结合的特点，有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特权，形成了严格阶级分配，日益严重的“士庶天隔”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不利的，但是门阀士族之所以能存在几百年，就必然有它存在合理因素。战争的频繁爆发，土地的大量荒废，使得门阀有其扩张土地范围的机会；国家的制度有利于门阀势力的兴起，也是其可以继续生存、发展的根本原因；众多庄园经济的发展，也为门阀势力的崛起提供了经济基础；门阀势力的兴起与巩固，使世家大族有更为优越的条件从事文化事业，玄学兴起，使得世家大族寻找到了精神寄托，为其巩固政治地位提出了理论依据，同时他们也促进这一时期思想的活跃，科学文化的进步。

参考文献：

[1]三国志（卷一四）[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0.

[2]通典（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8.

[3]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资治通鉴（卷九十）[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10.

[5]周公旦.周礼[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6]严可均.全晋文[M].商务印书馆，1999.

[7]李昉.太平御览（卷七六二）[M].北京：中华书局出 版，2006.

[8]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9]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10]刘精诚.中国历史大讲堂——两晋南北朝史话[M].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1]王文清，许辉.两晋史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7.

[12]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M].北京：中华书局， 1983.

[13]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14]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M].安徽：安徽教育出 版社，1983.

[15]蒙思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