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弓

太 和十七年（493年）八月，北魏孝文帝带领百万大军南下，准备跟南齐火并。当时正值雨季，又闷又热，百万大军苦不堪言。好不容易到了洛阳，大军稍作休整，又是一个雨天，孝文帝宣布“复驱军南进”。

随行的代北鲜卑贵族看到这百万大军，从出兵时的军容浩荡到现在一个个哭爹喊娘，心想这要是到了前线，又是一场淝水之战。于是齐刷刷跪到孝文帝马前，请求皇帝这大军不能再前进了。

孝文帝顺水推舟，表示出师有名，不如就把大魏的首都從平城迁到洛阳来，也算没有白折腾。鲜卑贵族虽不愿内迁，但更畏惧南伐，故只得相从。

其实不想走

迁都洛阳是北朝的一件大事。关于此，孝文帝亲政后就一直在秘密筹划，到南征时恰好水到渠成，顺势推行。今人研究孝文帝迁都，都是着眼于迁都之后的汉化政策，而很少了解迁都之前，孝文帝在平城经历了什么。

太和十四年（490年）孝文帝亲政，到493年始迁都，这三年的时间，他都做了些什么呢？

主要是搞基建。孝文帝亲政后在平城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营建工作。太和十五年，孝文帝下诏“经始明堂，改营太庙”，又依据古制建造新的太极殿等宫殿，以此来“尊严皇威，崇重帝德”。之后又大肆扩展道路，兴建城门。

从当时来看，孝文帝是打算要把平城打造成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在皇帝的支持下，短短几年时间，多项大工程纷纷上马，到孝文帝迁都之前，平城已经相当有规模了。而当时的洛阳仍是一派断垣残壁、杂草丛生的景象。

此外，孝文帝还想在冯太后的永固陵旁边为自己营造陵寝。要是早知道自己不会住进去，何必多此一举。

但不管怎么说，孝文帝最终还是迁都了。关于孝文帝迁都的理由，历来说法不一。到底是为了加强与汉族世家的合作，还是减少鲜卑贵族的阻力呢？

孝文帝迁都前夕，为了获得支持，曾经密召拓跋澄，向他推心置腹地道明迁都的原因：“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原来迁都是因为平城有强大的保守势力在此，不能文治，所以要想文治，学习中华文化，就必须离开鲜卑贵族云集的平城。

迁都前的努力

在迁都之前，孝文帝也曾经想在平城推行“文治”措施，为此他与鲜卑贵族交手两次。第一次就是定庙号和改革官制。

新王朝建立后，开国皇帝都会追尊自己的父祖为皇帝，一般来说，往上追个三五代就差不多了。但是北魏不一样，立国后一下子追尊了28位皇帝，都是拓跋鲜卑发展历史上的部落领袖。

这些人里面很多跟孝文帝都不同姓，如“丘穆棱”“步六孤”。同姓里面也有很多没什么关系的，比如东阳王拓跋丕跟孝文帝得往上追溯十几代才有共同的祖宗，从血缘上来讲，他跟孝文帝已经出了五服。

这种特殊的宗室现象，实际还是部落制的残余。所谓的宗室成员跟皇帝明明已经是路人关系，但是因为不知道多少代前跟皇帝是一个祖宗，所以被算作是宗室的情况比比皆是。这样带来的后果就是分国家权力蛋糕的人太多，皇帝分到的那块蛋糕太小。而显然孝文帝不想吃小蛋糕，为此他决定重新议定“祖宗”。

“太祖”是皇帝庙号中最显赫最尊贵的一种，以前他是属于孝文帝十四世祖拓跋郁律的，现在孝文帝将其授予北魏的建立者道武帝拓跋珪（孝文帝六世祖），并且从今以后只有道武帝的子孙才能算作宗室，不属于此列的王公贵族全部降低等级。这样宗室的范围就大大缩小了，用这种手段来团结一批人（道武帝系），打击一批人（非道武帝系），收益最大的当然就是孝文帝了。

虽然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已经改革过一次官制，不过那时候是给官吏发俸禄，还有规定地方官的任职期限。而孝文帝的改革，则要完全去掉部落制残留。手法很简单，叫做“职司有分”，就是以后什么官职管什么事，不是你官职分内的事，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一边待着去吧。

太和十五年，新太庙建成之后，要举行隆重的祭祀大典。按照孝文帝拟定的新官制，这种事情应当由神部（相当于后来的礼部）负责。但是太尉拓跋丕（前东阳王）表示这种大事以前只允许国之大姓和宗室，即那28位皇帝的后代参加，神部尚书不宜参加，而自己曾是“皇室宗属”，应当参加。对此，孝文帝的回答是，神部尚书可以参加祭祀，因为是职责所在。换言之，你也可以参加，但只因为你是太尉，与你曾是宗室一点关系也没有。

孝文帝的“重定庙号”和“改革官制”狠狠打击了鲜卑贵族所拥有的旧俗特权。尽管孝文帝通过这两项措施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但是那些利益受到侵害的鲜卑贵族私下里都在仇视这场改革。

不过到目前为止，孝文帝还能压得住阵脚。然而太和十六年的一次挫败，彻底浇灭了孝文帝在平城改革的信心，并促使他决定一定要迁都。

最后的尝试

北魏有自己独特的祭天传统，与儒家式的典礼大相径庭。根据《魏书·礼志》中的记载，这一祭天仪式很有趣，通常在四月的西郊举行（儒家式祭天在正月的南郊举行）。

首先筑造一个大台子，然后将代表拓跋部落联盟时期七个核心部落的木头人，安置在台上，皇帝身着鲜卑族的服装（戎服），和国之大姓、宗室一同登上祭台，之后女巫开始跳大神、击鼓，然后从贵族（国之大姓、宗室）子弟中选七个人拿着酒。在皇帝和百官向那七个木头人祭拜的时候，那选中的七个贵族子弟就负责洒酒。颇有部落遗风。

太和十二年，孝文帝在南郊造“圜丘”，第二年便开始在南郊，着汉族冠冕、衮服，举行祭天仪式，同时西郊的祭天也没停，也就是说当时孝文帝每年要祭两次天。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太和十六年三月，自觉已经做好准备的孝文帝正式下诏“省西郊郊天杂事”，正式废了这个仪式了。

但是，就在这一年四月，南齐的使者出访北魏，亲眼看到孝文帝在西郊，依旧身着戎服、骑着马，举行祭天仪式。显然孝文帝废除西郊祭天的举措并没有成功，失败了。

西郊祭天改革失败，带来的后果，对孝文帝来讲，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西郊祭天须从“国之大姓”中选七人主持祭仪，散居全国各地的部落首领们也都会来参加，可以说这是一场部落的狂欢。那到底是体现朝廷的权威，还是部落的权威？

旧贵族通过西郊祭天的反扑，表明自己依旧能够干预朝政。这样一来庙号改革和官职改革的意义何在？

当孝文帝在西郊身穿戎服，纵马狂奔的时候，他想的或许就是后来跟拓跋澄说的那句“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吧。孝文帝想要实现自己的的理想，就必须离开这个被鲜卑旧人包围的平城。

太和十六年四月以后，平城的营建工作就暂停了，雄心勃勃的孝文帝也再没有出台重大的改革措施。而在他心中已开始酝酿一场更大规模的行动——迁都。

太和十八年三月，孝文帝在新都洛阳颁布诏令，宣布“罢西郊祭天”，此后再也没有举行过这一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