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增强（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山西临汾041004）



新常态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战略选择

樊增强
（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山西临汾041004）

摘要：伴随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规模和质量迅速提升。其主要原因，一是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倒逼企业加快跨国并购步伐；二是中国企业自身壮大和欧美经济萎缩有利于跨国并购；三是全球投资自由化趋势促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等。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也面临着地缘政治风险扩散、国际投资协调机制滞后、发达国家不断扩展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等因素的制约。要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规模和质量，必须加快国际投资体制改革，实现并购主体由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转变，完善海外投资风险评估体系，建立跨国企业科学、可持续的全球化运营模式，放松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政策限制等。

关键词：跨国并购；投资自由化；国际投资体制；自由贸易协定；双边投资协定

近年来，全球跨境并购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都呈现出明显的加速增长态势。伴随中国对外投资力度的加大，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也日益活跃。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既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也有利于促进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面临着自身的短板及东道国的诸多限制，因此，在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深入剖析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战略选择，对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一、全球并购交易和中国跨国并购的基本概况

（一）全球并购交易概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全球企业跨境并购都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并通过一系列的并购活动，培养出一大批跨国公司。《世界投资报告》显示，1998年全球跨境并购金额为411亿美元，比1997年增长74%。到2013年全球跨境并购金额达到3 488亿美元，比1998年增长了7.5倍左右。[1]其表现出的特征，一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跨境并购中的份额不断上升，改变了以往由发达国家垄断跨境并购的局面；二是国有跨国公司主导跨境并购，其拥有庞大的海外子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较大；三是主权财富基金规模不断扩大，其跨境并购持续增长。

有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并购总交易额达到了22 151亿美元，比2012年的全球并购交易额下降了3.2%。[2]2013年美国本土市场的并购交易额为8 931亿美元，比2012年下降了3.2%；同期，欧洲市场的并购交易额为6 313亿美元，比2012年下降了12%；而中国内地及中国香港并购市场全年交易总额达到1 857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了21.8%，创下自2001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新高。

近一年来，世界范围内企业并购活动高潮迭起，使新一轮全球企业并购浪潮迅速形成，并呈现国际化发展趋势加速，世界经济向良性方向运行态势。从全球来看，大型跨国企业间进行的良性并购，有利于加快行业整合发展，也能够促进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2014年1—4月，全球并购以30%左右的增速成为全球近7年来的最快升幅，并购规模累计达到万亿美元。[3]这一轮跨国并购中，科技、媒体和通信（TMT）等行业仍然是重量级并购发生的领域，强化优势业务是并购行为的主要目标之一，扩大自身的国际销售渠道是最为普通的并购目标。高潮迭起的企业并购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加速。

（二）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概况

近年来，中国资本输出一浪高过一浪，跨国并购也此起彼伏。如联想并购美国IBM的PC部门、安邦保险19.5亿美元（约120亿元人民币）并购美国纽约的华道夫豪华酒店、吉利收购瑞典沃尔沃、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机械巨头普茨迈斯特等。《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显示，2004—2013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交易数量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商务部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跨国并购资金514亿美元，成功交易项目397个，并购直接投资336亿美元，占中国对境外企业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数的37.2%。[4]从投资领域看，能源、电力、资源（原材料）等行业是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最为集中的领域；而民营企业的并购领域则表现为多元化。从投资地区看，中国企业对亚洲、欧洲地区的并购增多，对北美的并购交易减少。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正在实现跨越式发展。

2014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取得巨大成就，加快了中国企业从“制造商”向“投资家”的角色转变。2015年1月27日，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2014年中国地区企业并购回顾与2015年前瞻》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数量达到272起，比2013年增长36%；海外并购交易额达到569亿美元。从海外并购的地区分布看，北美地区为96起，欧洲地区83起，亚洲地区64起，大洋洲地区17起，非洲地区7起，南美洲地区5起。[5]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资本主要集聚于品牌和技术领域。中国企业并购的核心领域是技术领先型企业，特别是汽车行业和机械行业，而德国在这些领域具有巨大优势并且提供了大量机会。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企业并购了36家德国企业，中国再度成为在欧并购数量最多的国家。[6]总体来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晨哨研究部发布的《2015年一季度中资海外并购报告》显示，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为119起，交易金额为401.30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9.34%和9.05%。从交易额看，2015年一季度中资企业海外并购的前三强为科技、媒体和通信，汽车及金融业，其中TMT行业的交易占总量的43.74%。[7]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的《国际商业调查报告》最新调查显示，2013年有7%的企业考虑过并购机会，2014年这一数字达到了26%；企业对2015年的并购机会预期大大上升，比2014年增长了一倍。[8]2015年中国的国内外并购市场都有望进一步走强，并购市场延续升势。

伴随中国海外并购的蓬勃发展，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活动四面开花，充分发挥了其机制灵活、非国有色彩和互补性强等优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统计数据显示，2009—2013年，中国民营企业并购总额为510亿美元，累计增长6倍多；2005—2012年，民营企业并购总额的复合增长率为31%，而2012年是2008年的7倍多，大大高于中国企业的整体并购水平。[9]2013年民营企业在海外进行的并购活动规模达到了230亿美元，是2010年海外并购规模的3倍。2014以来，民营企业进行了188次海外并购交易活动，其规模达到210亿美元，比国有企业的海外并购规模仅少20亿美元。[10]2014年前三季度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数量是国有企业的两倍之多，交易金额同比增长超过120%。[11]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主要地域在北美、欧洲等发达地区。民营企业愈来愈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主角，在海外并购的交易数量和金额上的增长率远超国有企业，对海外目标企业的技术、知识产权、品牌等资源的并购力度不断加大。遗憾的是，虽然民营企业的并购成功率很高，但并购后经营不佳，能够盈利的企业仅占20%左右，民营企业海外并购尚处于风险期。

二、推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主要因素

（一）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倒逼中国企业加快跨国并购步伐

近年来，国内经济现行发展方式的弊端日益显现，高速增长态势难以为继，结构性减速压力增大，实体经济增速不断放缓，经济社会系统产生了转变发展方式的内在诉求。在宏观层面，中国经济急需结构转型，必然要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向技术驱动型转变；在微观层面，国内许多行业、企业都面临竞争环境不断恶化、经营成本不断上升的局面。因此，中国企业对通过并购获取国际创新资源的需求十分迫切，尤其是技术、品牌和管理等方面的创新资源。大幅提升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品牌竞争力成为中国企业的当务之急和战略重点，众多企业自然而然地将目光瞄向海外。国际市场广阔，尤其是仍受金融危机困扰的欧洲市场，其技术、品牌、销售渠道等就会成为中国企业并购的对象。发达国家的一些跨国公司逐步剥离非核心业务，而其发展阶段恰与中国产业对接，跨国并购可以将中国纳入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运行轨道，相当程度上能够有效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同时，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逐渐向能够获得有效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要素转变，跨境并购也就成为中国稳增长、调结构的一条捷径。一定程度上，化解“资本过剩”和“市场饱和”也是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必然选择。

（二）“一带一路”建设带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可以带来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高潮，而且能够开拓全球产业转移的新途径。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正掀起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二十国领导人和全球主要经济体领导人都把基础设施建设看作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和措施，发达国家和地区急需更新落后老化的基础设施，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需要完善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然而，当前全球现有的投融资体系无法满足和适应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这一问题，能够在这方面走出一条新路，将在相当程度上解决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为亚欧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注入新活力，形成新的国际基础设施建设模式，这也将掀起全球国际投资新浪潮。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如海外投资重心区域发生转移，即从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转向中亚、东欧、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重点行业转移，高铁、电力、通信、工程机械等将成为投资重点；资金融通方式发生变化，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都能为开展海外并购活动的中国企业提供多元化和全方位的融资服务，而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也为中国企业开展海外并购项目拓宽了融资渠道；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主体转换，即在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基础上，民营企业海外并购迅速跟进，形成了国企和民企并举的局面，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中国企业自身壮大和欧美经济萎缩有利于进行跨国并购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扩展，以及中国政府“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战略的推进，愈来愈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到海外市场发展，海外并购就是一种重要方式。相较于海外直接投资，其可以大大节省企业投资成本，也更容易获取人力资本与市场渠道等无形资源。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国际经济处于深度调整之中，使得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传统优势企业资金趋于紧张，货币、资本市场的大幅度波动导致企业的市场价值急剧缩水，一些企业亏损严重，濒临倒闭，有的则已经倒闭，这恰恰有利于中国企业以较低成本收购，达到获取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技术、研发能力、国际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的目的。考虑到欧洲经济恶化的态势还会持续，特别是自2010年以来，希腊一轮接一轮的债务危机愈益恶化，2015年以来更是面临着不能按期偿还欧元区贷款的债务违约风险。希腊与欧元区的债务纠纷仍在不断发酵，必将影响欧元稳定和欧盟经济复苏进程，导致欧洲经济短期难以持续回升，加之一些国家也在推进私有化进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操作空间扩大。当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也要谨慎行事，要对被并购企业的盈利预期和核心技术进行准确评估，也要对被并购企业所在国的政策和市场进行评估。

（四）全球投资自由化趋势有利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

从全球来看，世界各国的外资政策基本上是走向开放和便利化。2014年，全球范围超过80%的外资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主要涉及如何有效放宽外资准入条件，或是最大化地减少对外资的各种进入限制和制约。国际社会持续推动制定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2014年至少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重审或修订其国际投资范本。同时，给予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国际投资协定仍保持增长态势。目前，大约有228个国际投资协定对外资“并购”及“设立”给予国民待遇。

为了鼓励企业“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上发展壮大，提升竞争力，中国政府不断简化和下放企业对外投资的相关审批程序和审批权限，最大限度地给国内企业创造和提供最便利的对外投资条件。中国政府为了更好地服务与规范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如“一带一路”战略，国家税务总局也出台了相关服务性税收政策等。迄今为止，中国已经与132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与9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的决定。[12]中国已经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或优惠安排，目前正在与15个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与经济合作可行性研究，这充分表明中国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13]2014年10月6日，商务部新修订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其“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大幅提升了跨境并购效率。同时，中国引入“负面清单”管理理念，大大增强了政策的透明度。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修订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松了银行对企业并购融资贷款的相关限制性条款，这对于中国企业并购所需的融资来说是一大利好，将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提供新契机。

三、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面临的障碍

（一）地缘政治风险扩散和“中国威胁论”影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

伴随世界范围内地缘政治冲突的不断增加和扩散，由此导致的各种风险日益上升，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主要风险之一。如乌克兰、伊拉克、ISIS等问题与事件不断牵动着国际社会的神经，不仅搅动了全球能源市场与供给，也对跨境资本流动造成巨大障碍和风险。日益扩散的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风险已经超越经济风险，成为影响和制约世界经济持续复苏的重要因素，地缘政治动荡已经在不同层面上恶化了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环境，致使国际经济复苏蒙上巨大的阴影和不确定性，也造成全球资本市场风险上升，一定程度上引起投资者的警惕并影响投资信心。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海外投资地域和领域日益广泛和多元化，投资方式也从加工贸易向资源开发和并购投资发展，但世界范围内不断演化的地缘政治风险给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等投资设置了重重障碍。中东地区、北非地区等国家政权的不断更迭，已经给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造成巨大损失。近年来日益猖獗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已经对海外中国企业人员的安全带来巨大威胁；民族主义风险（如排华思潮、种族歧视等）不断上升加大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经营风险；某些国家蓄意宣传的“中国威胁论”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最大政治风险因素，等等。上述风险因素已经大大影响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的开展，如联想收购IBM的PC资产、华为公司在美收购三叶公司等并购过程和行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美国政府（国会）以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而造成的干预和扰乱。类似的政治干预行为，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印度等都存在。

（二）国际投资协调机制发展滞后限制中国企业跨国并购

国际投资作为组织国际化生产、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方式，其功能本应是促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以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但目前国际投资的协调机制发展滞后，没有真正形成全球通行的投资规则和投资标准，国际投资协定呈碎片化格局，体现为诸多不一致。因此，尽管大多数国家签订了相关的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鲜有国家对现行国际投资体制满意。

贸易、投资和金融被视作传统的国际经济领域三大核心支柱。在世界贸易领域，形成了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制；在国际金融领域，形成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制。然而问题是，到目前为止，在国际投资领域尚未形成一个全球统一的协调机构，全球性投资的“游戏规则”和相关的制度安排也没有建立起来。2008年中美正式启动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迄今为止共进行了19轮谈判，目前进入负面清单谈判阶段。但中美双方仍然存在诸多重大分歧，如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问题、公平竞争问题和权益保障问题（金融服务、税收和补偿标准等），要完成全部谈判并正式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尚需要一个漫长的博弈过程。2013年11月，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开始启动，主要包括投资保护和市场准入等内容，中欧双边贸易量大，一旦协定达成，将会极大地推动中欧间的投资合作。然而，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不仅仅是中国与欧盟要达成一致，而且欧盟成员也必须达成一致，因此，中欧谈判所涉及的国家和内容较为复杂，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相关数据表明，目前全球已经有大约3000多项的双边、区域与多边投资协定生效，形成了极其庞杂的国际投资体系。但是，庞大而又复杂的国际投资协定之间并没有形成连续性和一致性，甚至许多协定之间内容重叠与冲突，这造成了大量的国际投资争端。据联合国统计，2014年全球国际投资领域发生的争端案例达到608起，共涉及99个国家和地区。2014年申请人发起42起基于条约的投资争端案件，对发达国家新发起案例占40%，高于28%的历史平均水平。[14]同一时期WTO贸易纠纷达到了500起。争端案例的不断上升，使得相关国家和地区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会大大影响国际投资的效果，也会制约世界经济发展。有数据显示，国际投资争端裁决的平均赔偿金每件高达11亿美元。

（三）发达国家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制约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主要是针对涉及国家安全问题是否做出禁止或限制跨国并购的决定都必须经过审查程序。根据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有关规定，国家如果出现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等受到威胁的情况，可以按照法定的标准和程序对跨国并购进行相关审查。美国是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最为完善的国家，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成为美国规制跨国并购的基本法，该法案是美国总统阻止具有安全威胁的跨国并购的法律来源。2007年10月24日，由美国总统签署的《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FINSA）正式生效，目的在于进一步强化美国对关系自身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行为的审查与限制。

目前，美国国家安全的考量因素涉及十几个方面，包括国防需求、能源、重要资源、反恐等，特别在针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问题上，国家安全的许多界定较为模糊，而且对于中方在美投资、经营的任何阶段，美国行政当局都有权中止项目，因此产生的成本由投资人承担，使得中方投资者难以科学应对，大大影响了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中国的国有企业由于所有制身份常常被东道国误解并购目的，中国的大型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由于“政府”身份而将其海外并购行为扭曲为“政府行为”，不断面临东道国所谓的国家安全审查，使得并购行为变得日益复杂化和被赋予过多的政治色彩，必然使得国有企业海外并购步履艰难。美国等国也会利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对并购活动进行直接干涉，导致许多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失败，遭受巨大损失。如2005年中海油竞购美国优尼科公司，当时给出的竞标价格高出竞争对手15亿美元，但最终基于美国国会和政府的强大政治压力，而被迫选择放弃。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投资者在美国受到的国家安全审查次数排在各国之首。[15]

德国调整外资并购的主要法律是《对外贸易和支付法》（修正案），其中明确规定，如果外国投资威胁到国家安全，联邦政府就有充分的权力禁止在德国的相关投资，德国政府有权根据公共政策或公共秩序阻止或修改任何交易。英国并没有相关的对外国投资进行安全审查的法律规定，但是英国政府有足够的权力对威胁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外国投资的并购行为进行限制或者阻止。《投资加拿大法》是加拿大政府规范外国投资的专门法律，要求收购加拿大企业或者在加拿大设立新企业的投资人必须通知加拿大政府，某些特定情况下必须在投资前获得政府批准。

（四）法律风险上升加大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难度

从国际经济发展演进历程和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来看，法律风险已经成为影响跨国并购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跨国并购行为发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各国基于国家安全、经济秩序与经济效率考量，都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以规制跨国并购行为。对于中国跨国并购主体来说，不仅要熟悉本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对并购目标国的法律法规也必须深入研究。跨国并购的法律风险，贯穿于从东道国开始对外资审查到并购完成后经营的整个过程。跨国并购涉及的法律包括证券法、公司法、反垄断法等，如果并购主体对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一旦在并购过程中触及法律红线，将会遭受巨大损失。许多国家法律规定，并购公司不仅仅是继承目标公司的资产，也必须承担目标公司相应的债务责任和法律责任，其风险的隐蔽性非常大，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知识，难以有效应对。在并购活动完成后，应注意不触犯发达国家和地区为维护市场充分自由竞争和保护消费者权益而制定的反垄断法，发达国家和地区维护市场秩序、捍卫消费者利益的理念至上，立场坚定，而这恰恰是我们的弱点和缺陷，容易使得中国海外并购主体遭受法律风险。

四、推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战略选择

（一）加快国际投资体制改革

针对现存国际投资体制固有的缺陷与弊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不断呼吁，希望各国能够加快系统性改革国际投资协定的步伐，使其更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从国际投资发展的实践看，要进行国际投资协定改革，必须在国家层面、双边层面、区域层面和多边层面多元化推进，使全球国际投资协定体制更加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为专业机构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改革路线图，如合并和精简国际投资协定网络等，利用区域协定方式对国际投资协定进行整合。改革争端裁决机制，使用第三方调解等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方式，考虑设立常设国际投资法庭，以强化国际投资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中国要从经济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全球化的推动者，改变过去在国际经济标准制定过程中低调甚至被动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必须加快与世界各国各地区进行多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这将有利于中国企业清除或降低在海外并购时可能面临的东道国法律等方面的投资障碍。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积极参与多双边投资规则或协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进不仅涉及有形贸易和服务贸易，而且更多地触及多双边投资议题，这必将对中国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必须基于双向投资战略，对多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自由贸易区协定等涵盖的核心条款进行深入研究，以求尽可能掌握国际投资规则的话语权和主动权，以最大化地维护海外中资企业的利益，利于中资企业的海外并购持续发展。

（二）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实现跨国并购主体由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转变

自中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活动以来，大多数海外并购案都是由国有企业完成的。这在初期刚刚进入国际市场是必要的，因为无论是基于资金等硬实力还是基于跨国并购的软实力来看，国有企业都具有绝对优势。伴随着中国经济格局和所有制结构及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民营企业在跨国并购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其原因在于，民营企业在投资战略考量、决策速度上优于国有企业，在经营理念等方面也更加贴近并购目标的市场。同时，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意识形态偏见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消除，甚至会强化，如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出的“竞争中立”原则，就是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其目的就是限制国有企业的竞争力。而这使民营企业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上被认可度相对较高，因而涉及的政治风险较小，这有利于民营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当然，由于历史原因和认识局限，导致中国民营企业的整体实力较弱，尤其是在融资方面面临很大的困难和制约，在海外并购中采取“蛇吞象”方式的风险极大，因此需要政府大力扶持。

（三）完善政治、文化、环保等风险评估机制，提升风险应对能力

近年来，多起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案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没有过多关注和考量政治风险是一个重要因素。如2005年中海油并购美国尤尼克油气公司，最终迫于美国的对华政治氛围而不得不放弃并购，这次并购失败的原因并不在商业层面，而在政治层面（美国国会以“战略产业安全”为由，投票封杀中海油对尤尼克公司的股权并购），败于我们没有很好地进行政治风险评估。鉴于许多国家对中国的防范程度提升，现今，伴随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防范心理也在加强。特别是国际上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和破坏力。故此，中国企业要进行海外并购，必须对相关的政治、文化、环保、就业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估，重视东道国政治、法律环境与母国的差异。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并购，要特别考虑其敏感行业的政治风险；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购，要重视对当地就业、环保、文化等方面的评估，最大程度地降低并购风险和损失。

对于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来说，一是要建立系统的预警机制和评估体系，全面评估地缘政治风险。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前，必须对东道国的政治、社会、法律环境等进行系统评估，通过多元化渠道，有效识别和管理地缘政治风险。二是强化信息动态跟踪机制。由于全球地域广阔和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的复杂性，我们难以全面客观地把握地缘政治风险的本质及其走向，特别是在现代网络技术和传媒的急速放大效应背景下，大大增加了海外投资的风险。我们必须加强对东道国政治经济形势研判，对可能给海外并购企业产生的影响与风险进行动态评析。三是通过多种途径和渠道，加强与东道主的经济利益联系，便于有效分散风险。例如，加强与当地金融机构合作，利用当地金融资源，形成利益共同体与战略联盟，以降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政治风险。

（四）构建科学、平衡、可持续的全球化运营模式

基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实践发现，海外并购的中国企业大都制定了较为完整的企业经营战略和发展规划，也投入了大量精力，但是实际得到的收益远未达到预期目标。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中国企业对全球市场复杂多变的环境并没有科学清醒的判断和认识，没有做到统筹兼顾而顾此失彼，对企业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为了提升海外并购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必须构建科学、平衡、可持续的全球运营模式，并且有效执行。要制定全球适用的企业价值观和运行准则，积极承担对当地社区和居民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要授权跨国企业的海外高层运营团队建立快速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要建立标准化且具有灵活性的严密的风险控制机制；要加快培养跨国企业面向全球的高层管理团队，积极聘用和激励东道国各类人才加入企业，为母公司外派人才提供更好更多的发展机会，并尽可能地将他们纳入当地运营团队。同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也要注重采用多元化跨国并购方式，如蚕食收购、滚动收购等。

（五）放松政策限制，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

放眼世界，全球资源、金融服务等竞争日趋激烈，基于中国的现实竞争力，中国政府应当不断放松政策限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全球市场竞争提供尽可能有利的政策环境。政府部门要利用自身强大的功能和资源，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创造良好环境，提高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效和质量。

一是要大幅简化海外并购企业的各项审批手续，减少企业并购的政策障碍，提升海外并购的效率。积极引导国有商业银行和产业投资基金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提供有利的资金支持。二是要制定产业优惠政策，强化国内产业政策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三是针对不同的海外并购项目，采取差异化的策略，如果关涉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全局或者长远利益的战略性资源和资源性产品，政府应考虑主动实施并购，并且承担相应的并购风险；如果完全是市场化的企业并购行为，并未关涉国家的战略利益，政府就不应过度干预。四是要强化全球价值链导向，不仅要解决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需要关注的技术、品牌、渠道等问题，更要提升被并购企业对国内企业的反向效应和关联效应；要大力支持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形成有利于投资的便利化条件，以提高国内企业对海外并购企业的技术承接和吸收转化能力。

参考文献：

[1]侯璐璐.全球企业跨境并购的新趋势[N].经济日报，2015-05-28（13）.

[2]刘宝亮.全球并购交易持续疲软中国一枝独秀[N].中国经济导报，2014-01-21（B2）.

[3]李正信.全球企业再现并购潮[N].经济日报，2014-09-16（13）.

[4]闫岩.中国企业并购实现新跨越[N].国际商报，2014-02-11（A1）.

[5]周锐.2014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量创历史新高[EB/OL].（2015-01-27）.http：//www.chinanews.com/cj/2015/ 01-27/7008756.shtml.

[6]何诗霏.中国企业掀起海外投资潮[N].国际商报，2015-01-28（A2）.

[7]王晓.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青睐成熟市场[N].国际商报，2015-05-07（A1）.

[8]汤莉.致同调查：中国企业并购预期渐次走强[N].国际商报，2015-04-18（A7）.

[9]苏琳.走出去，民营企业仍需强筋健骨[N].经济日报，2015-07-22（12）.

[10]王霁平.民企海外并购日渐活跃[N].国际商报，2014-09-26（A3）.

[11]新华社.普华永道：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再摸高[N].国际商报，2014-10-29（A7）.

[12]李予阳，王华玉.全年对外直接投资有望超增10% [N].经济日报，2015-07-17（6）.

[13]邢厚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呈现三大趋势[EB/ OL].（2015-04-18）.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586，20150418498282474.html.

[14]联合国贸发会议.全球已达成3268个国际投资协定[EB/OL].（2015-02-21）.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 20150221/011721579993.shtml.

[15]江玮.吉莫曼：希望达成一份高质量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EB/OL].（2015-03-11）.http://finance.stockstar.com/ MT2015031100000154.shtml.

责任编辑：林英泽

The Strategic Choice for M&A of China’s M 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the New Normal

FAN Zeng-qiang
（ShanxiNormalUniversity，Linfen，Shanxi041004，China）

Abstract：W 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strategy of“Going Out”，the scale and quality of M&A of China’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has been improved rapidly.Themain causes for that are：first，the reversal pressure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 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on these enterprises；second，the development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the econom ic contraction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is beneficial for cross-border M&A；and third，the trend of global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lso promote China’s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M&A.But there are some constraints faced by China’s enterprises，such as the diffusion of geopolitical risks，the lagged behind coordinationmechanism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and the expanding“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system”of other advanced countries.To further improve the scale and quality of M&A of China’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we must accelerate reform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ystem，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main players from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to private enterprises，perfect the risk evaluation system for overseas investment，establish the scientific and sustainable global operation pattern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and relieve policy constraintson M&A of China’smultinationalenterprises.

Key words：cross-border M&A；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ystem；FTA；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

作者简介：樊增强（1969—），男，山西省永济市人，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理论。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下提高我国利用外资质量问题研究”（NCET-10-092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跨国公司投资、资产并购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及对策研究”（10YJA790043）

收稿日期：2015-12-05

中图分类号：F27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66（2016）02-0075-08